ZT: 中国战线从军记: 3 讨伐战与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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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交者: Nixrreg 于 2007-09-05, 12:53:27:

  从前往中国赴任到与八路军作战,我没有得到过任何关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农民现存状态的知识。从一开始,我对于在陆军士官学校所教给我的那些军国主义的东西,即发动对中国的战争就是“要严惩不屈从于天皇神威的中国”等陈词滥调,一直都是原封不动地接受和相信的。因此,对于侵华战争“是让中国民众得以沐浴天皇之仁厚恩慈”的说教也是深信不疑的。可是,当我到达中国战场后,立刻体验到的却是日军随便烧毁村庄、任意屠杀农民的严酷现实。我开始慢慢地感觉到,这一严酷现实跟那些日军所宣扬的什么“民众爱护”、“天皇仁慈”之类的美丽谎言不仅风马牛不相及,而且简直是太可笑了。在跟那些被称赞为“勇猛的指挥官”的上级军官近距离地直接接触以后,这样的疑问就更多了。
  我到小队驻地赴任以后,跟联队长、大队长的直接会面,只是在扫荡作战的过程中。那时我对两位长官的印象各有不同。联队长山本募大佐,后来在缅甸战场上作为步兵团长以“作战勇猛”、“刚毅果敢”而驰名,得到了日本陆军上层的很高评价。在中国战场的某一村庄,他曾经以怀疑村民串通八路军为由,亲自大声下令:“烧光。”谁都明白,那个意思就是把一切能烧掉的都一把火烧掉。当我听说此事时,感到非常震惊。因为是联队长直接下令,所以士兵们更加像发了疯似的点燃了一间又一间农民的房屋。留在村子里的一个老婆婆紧紧抓住日军士兵的脚,请求他停止放火。那个日军士兵一脚把老婆婆踢倒在地,继续放火烧农民的房屋。看到那样的情形,我不由得产生了“这样做是正确的吗”的疑问。
  第一大队长山田秀男少佐当大队长已经两年了,早已成为扫荡作战的老手,而且每每取得“辉煌的战果”,得到了方面军和师团的表扬。1942年,他转任日本陆军最早的伞兵部队——挺进第一联队的队长。但是当时我想,挺着那么大的肚皮,他能乘着降落伞从天而降吗?在大队长直接指挥下进行扫荡作战的时候,如果到设置在途中某一个村庄的大队部去,准能看见在树枝上吊着双手被绑在身后的农民,以及日军士兵正在为追查八路军的所在和去向而拷打审问那个农民的情景。有时候,那个一看就是老百姓的老人被吊在那里,裤子向下滑落,露出了下半身。大队长一边大声地让那个农民把裤子穿好,一边指挥部下拷问。那时,我第一次听到了侵华日军所创造出来的中国语言。由大队长亲自下令指挥拷问,是我当时感到非常疑惑和不可理解的事情之一。
  原来当过第三中队长的有大队部的植田正尔中尉、第一机关枪中队队长福田纪典中尉等年长一些的老军官,他们经常在酒席上谈论如何以各种手段拷问被捕者的事,而且很多是针对女性的性虐待的拷问,好像是特意讲给我这个什么也不懂的年轻人听似的。可是,他们说的那些事情实际上我并没有亲眼看见过。
  一天或几天的扫荡作战结束后,我们回到驻地景和镇。那时,日军士兵们的手里肯定会提着从非“治安区”抢来的“战利品”,其中大部分是食品和副食品。当然,在景和镇及其周围的地方是禁止抢劫的。
  景和镇的街区并不是很大,但就像我在前面所说过的那样,商业还是比较繁荣的。特别工作队经常给中队军官聚集的中队部送来各种物品,比方说200个水饺、50个梨什么的。显然,那些都是特别工作队从居民那里强行征收的实物税的一部分。
  我们的兵营位于镇子的西南角,兵营的四周环绕着土墙,土墙上盖有炮楼,院子中央是集中点名和操练剑术的场地,炮楼的正下方是哨兵岗位,这里是兵营的唯一的出入口。我们中队的本部龟缩在这个院子里,随便外出是不许可的。因此,出动参加扫荡作战对于士兵们来说,是一个难得的外出机会。因为,士兵们得到长官的默许:一旦走出“治安区”以外,就可以肆无忌惮地抢劫。主要是寻找和抢劫各种食物。
  就像我在前面所说过的那样,我们中队驻扎在景和镇的 1941年下半年期间,几乎每三四天就要出动扫荡作战一次。很多时候都是像我下面所说的那种情况。日军每天都会从日军豢养的密探、特别工作队和“治安”维持会那里得到关于八路军的情报。在对这些情报的可靠程度进行分析研究之后,中队长会选择他认为合适的攻击对象,并决定是否需要出动作战。一旦中队长作出了出动作战的决定,首先,负责人事的准尉要做成编制表,确定出战的人员。我们第三中队大体上每次出动40人至60人左右,中队长以下编成两三个小队,我担任第一小队队长。小队的兵力有20人至30人左右,编成配备轻机枪的两三个分队以及六○炮分队。
  我们出发的时间一般总是在半夜,以便借助漆黑夜色的掩护接近作为攻击目标的村庄。这样以偷袭八路军为目的的作战在很多情况下都因为作战机密被暴露而连八路军的面也见不着。也许就连景和镇内都有为八路军探听消息、通风报信的人。而且,日军如果是夜间行动,四面八方的狗都会吠影吠声地叫个不停,把我们的秘密行踪全都给暴露了。
  而八路军也在自己控制下的地区禁止养狗,并组成了杀狗队巡回于各个村庄之间捕杀村民养的狗。因为狗不仅要吃掉很多食物,而且它们的叫声也同样会暴露八路军的行踪。可是,根据我的经验,在日军控制区与八路军控制区之间的游击区,一直都能听到远处传来的犬吠声。因此,恐怕还是日军无法隐蔽自己行踪的情况更多一些吧。
  尽管如此,我们不能不承认还是八路军的情报工作更为出色。因为八路军得到了民众的拥护。解放区就不用说了,连游击区的乡镇村落,八路军也都组织了自卫团,进一步让各个地区、各个单位都组织了救国会。在村庄、房屋的墙壁上用很大的字刷写着抗日的标语口号。其中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用日语书写的针对日军的宣传标语,比如像,“敌人就是日本军阀”、“中日两国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打倒日本军阀”啦,“不许焚烧中国人民的房屋”啦,这样的标语很多。特别是“不许烧房屋”的面向日军士兵的标语和传单非常多,说明房屋被烧毁以后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和痛苦是多么的深重。这样的事实和在听到联队长所下达的 “烧光”的命令时,自己内心所受到的巨大冲击,也因此而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
  另外,我们接到了一旦发现村民中有剪短发的女性就立刻逮捕并引渡给宪兵队的命令,据说是因为剪短发的女性肯定是妇女抗日救国会的成员。日军在拷问被捕的农民时,也经常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有没有妇救会的人?”但是我自己连一个剪短发的女性也没有看见过。
  接下来,我想谈一谈有关在战场征发战争物资的问题。我已经说过,在陆军士官学校的学习阶段,我们从来没有受到过有关战时国际法方面的教育。后来在联队本部集中受训的时候,我曾经看见过一本秘密的题为《战时服务提要》的小册子。这个小册子是南京大屠杀之后的1938年7月由陆军教育总监部编写,分发给初级军官使用的。在小册子里很简单地讲述了征发物资与抢劫掠夺的区别。征发物资既有由高级指挥官(师团长以上的高级军官)或师团经理部长下令实施的情况,也有各部队直接自主进行的情况。而各部队自主进行的物资征发,应该在高级指挥官指定的地区实施,在军官的指挥下,由专门组成的征发队进行。征发物资之后,应该给予赔偿,或者为日后进行赔偿而给予证明文件。除此之外,就不能算是征发物资,而是抢劫掠夺。如果中队以下的单位出动征发物资,或者下士官,或者士兵们随便进行的物资征发,当然也是抢劫掠夺。但我在第三中队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的小册子,也从来没有看见过为日后进行赔偿而发放的证明文件的实物。因此,日军所谓的“征发”实际上都是抢劫。而抢劫作为日军的日常行为,是得到上级纵容和默认的。
   1941年秋天,我在景和镇的时候,第三中队频繁地进行扫荡作战,出动作战的次数相当多。在这一阶段,我们中队的战死者只有石井军曹一个人。当时,石井军曹骑着自行车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刚走到一个村子前的时候,就被一发狙击的子弹击中。随后,野村曹长麻利地指挥部下在露天的野地里堆起小山一样的柴堆,给石井军曹举行了火葬。初次遇到中队里有战死者的现实,让我感觉到了战争的严酷气氛。
  因为有下士官被打死,所以在战斗报告里写上了比实际上大得多的战果。中队长跟野村曹长商量以后,决定写上缴获步枪七八支。结果,一次实际上几乎没有任何战果的战斗,在战报里却变成了“敌方遗弃尸体二十多具,缴获步枪八支”的吹嘘和夸大。至于作为缴获步枪的实物,我们中队为应付这样的情况,早已做好了相当数量的储备。
  就这样,我在每天从早到晚都是由驻扎和扫荡所构成的战地生活中度过了1941年,所接触到的中国民众也仅仅是景和镇的居民而已。景和镇的居民们不得不“好好地对待”日军,并努力跟特别工作队“搞好关系”。我在闲暇之际,也曾远眺过铁匠铺、豆腐房里人们干活的样子,但这只是在日军所控制下的“治安区”的街区才能做到。而在日军扫荡所到之处的“非治安区”就完全不一样了,民众全都逃走了,留在家里的只有老人,特别是年轻女性更是难得一见。“治安区”与“非治安区”的情况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照。
  就这样,到达华北以后已经过去了四个月,我逐渐习惯了经常在“非治安区”与八路军作战的日军警备部队的生活。可是,难道这就是至今为止军国主义教育所教给我的、我也深信不疑的“圣战”的样子吗?教育与现实之间所相差的距离也太大了。
  在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发生了日军发动侵华战争的“九一八事变”,而中学三年级的时候又恰好是日本侵华战争的全面爆发。不管是在小学,还是在中学,我所接受的都是军国主义教育。这一教育只是简单地告诉我,侵华战争是“正义的日军”惩罚“罪恶的中国军”的战争。从中学四年级毕业以后进入陆军士官学校,军国主义教育也稍微有了那么一点理论的色彩。说什么日本军队的使命就是要让天皇的“威光”广被全世界,也就是所谓“八肱一宇”,现在进行的战争就是作为那个 “神圣使命”而迈出的第一步,就是为了把中国民众从欧美列强的欺压之下解放出来的“圣战”。但是,“圣战”的现实却让人感到非常的奇怪。我不得不认为,就像日军所干的那些烧毁村庄、逮捕村民严刑拷打的事实,无论如何也不能跟什么“爱护民众”、“解放民众”的言词联系到一起。
  我这样的感想跟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相比,恐怕多少还是有一些不一样。我进入陆军士官学校的预科时,同学中人数占据压倒优势的是山口县、鹿儿岛县出生的那些比我年长一些、而且矢志不移(一定要考上陆军士官学校)的一期浪人、二期浪人(即高中毕业后没有考上大学,在家里闲待了一年、二年的人),与他们身上表现出来的那股子坚韧刚健同时并存的,无疑是他们对天皇的信仰和忠诚。因此,他们的感情与陆军士官学校所教育的那种为了天皇视自己生命为鸿毛的价值观念,在一刹那之间就达成了高度的默契。他们把山本中佐所写的《大义》视为必读书,百看不厌,奉若神明。他们中的很多人确实是真心实意地在毕业纪念文集上写下了“下一次再会于靖国神社”的豪言壮语。《大义》这本书是1938年在侵华战争中战死的山本五郎中佐的遗著,他倾心于叶隐 [ 注:叶隐,日本历史上著名的武士,为创立武士的道德规范、行为准则作出过很大的贡献。 ] 的武士道,鼓吹只有为天皇献身才是武士的最高美德,并视为规范日本军人的生死观、价值观的准则。
  然而我当时在陆军士官学校的时候,却好像很难与那种军国主义的情调心心相印、莫逆于心。因为我是一个出生于东京,经历了在大都会的中小学生活,阅读了父亲书库所藏的《世界文学全集》《明治大正文学全集》《现代日本文学全集》等名著的文学少年。所以,在我的内心深处,还有被人道主义、人类博爱之类的思想感情所吸引的一面,跟同学们的那种浸透身心、如出一辙的军国主义情调总是不能水乳交融。
  也许正是因为自己心里所怀有的这种人文感情,成为我对于日军对待中国民众的做法抱有疑问的原因。但是,我心里同时也怀有自己作为帝国的军人、天皇的军官,如果抱有那种对于日军的疑问就应该感到羞耻的想法,并且长期无法从这一想法中摆脱出来。处于这种左右为难、无所适从的立场,使我经常感到苦恼和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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