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7月18日，我们陆军士官学校第55期的学生毕业了。1922年7月2日出生的我，刚满19岁，就成了一个比部下士兵还要年轻的军官。这是因为在陆军士官学校的历届学生之中，我们第55期学生由于受到战争时局变化的影响而在最短的修业时间之内就毕业的缘故。
由于1937年开始的侵华战争的扩大和伤亡大大超过了日本军队所预想的程度，所以陆军现役军官严重缺乏。于是在陆军士官学校第53期学生于1937年春天入学以后，陆军当局又在1937年的秋天扩大招生，并大幅增加了1938年春天入学的第54期学生的招生名额，本来应该于1939年春天入学的第55期学生也提前在 1938年12月入学，因此入学考试也提前到1938年的9月。我当时作为参加陆军士官学校入学考试的众多中学生中的一员，其实只不过是一个中学四年级的学生，也就是说，在五年制中学的第四学年的第一学期完了之后，我就参加了陆军士官学校的入学考试，并在四年级第二学期的期中进入了陆军士官学校。
进入陆军士官学校以后，我们第55期学生接受了速成教育。从1938年12月到1939年11月，我们仅仅用了一年时间，就学完了通常情况下需要学习两年的全部预科课程，其中许多的学科和科目都被删减掉了。预科课程完成以后的部队实习按照学制应该是半年，而我们第55期学生的部队实习缩短到了四个半月。伍长和军曹的勤务学习也分别用一个月的时间就草草地完成了。自1940年4月1日开始的本科教育也被大大缩短，原来两年的学制被缩短为一年零三个月。就这样，我们第55期学生到1941年7月就提前毕业了。这样缩短学制的速成教育恐怕跟“关特演”(即“关东军特种演习”，是日军为了配合德国进攻苏联而准备发动对苏战争的军事动员)有关。无论如何，预科、实习、本科的全部课程只用了不足两年零八个月的时间就加快速度地完成并从陆军士官学校毕业了的我们第55 期学生，大概是该校历史上以最短时间接受军官教育并成为现役军官的一个年级了。
由于是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完成的速成教育，我们这些学生作为未来的军官原本应该具备的知识显然是欠缺的。实际上，当我们后来到了战场上的时候，在陆军士官学校所接受的那些军事教育其实有很多都是毫无用处的。举个例子来说，在被删减掉的学科里面首先就有国际战争法。在明治大正时代，由于学习了国际战争法规，所以不管是日俄战争，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于被日军所俘虏的俄国人和德国人的待遇多少还能在某种程度上给予注意。而我们这些陆军士官学校的学生却根本没有学习过国际战争法规的相关知识。
接下来的问题是，陆军士官学校的所有战斗教育和战术训练都贯穿着以苏联军队为假想敌的原则思想。因此在实际上，对于将要在中国与之作战的中国军队，对于与八路军的游击战作战的方法，我们一次也没有学习过。同样，对于将要在太平洋战场面对的美国军队的作战方法，我们也是一点儿都不了解。
1941年7月18日，天皇参加了我们陆军士官学校的毕业典礼。同日，我被晋升为曹长，同时被任命为见习士官。因此，在我腰间也挂上了长剑(即日军军官使用的军刀)，取代了原来挂着的牛滂剑(短剑，即下士官和士兵使用的刺刀)。在我完成预科的学习成为士官候补生以后，就到了驻扎于东京青山地区的近卫步兵第四联队(简称“近步四”)担任队副的勤务工作。当然，作为队副的实习期限也被缩短了。时至今日，作为队副的实习情况在我的大脑里，也只剩下了近卫步兵第四联队的将校团的前辈们说我“真是可爱”的、零零散散的记忆片断了。
但是，在从陆军士官学校毕业之前的一个月，我接到命令，让我转而隶属于驻扎在中国华北的第二十七师团所属中国驻屯军第三联队(简称为“支驻步三”) [ 注：原文为“支那驻屯军第三联队”，翻译时将原文中所有的“支那”均改为“中国”。 ] 的命令。这个第二十七师团的前身，就是自义和团事件以后，日本根据《辛丑条约》获得了在中国华北的驻军权，日本陆军用来侵略中国的“中国驻屯军”，也是那支发动卢沟桥事变、扩大侵华战争的部队。1937年，该部队被改编成为师团以后，其所属的各联队以所谓“重视传统”为名，仍然在部队番号上附加了“中国驻屯”的原有名称。
陆军士官学校的毕业生们在毕业典礼结束后，就分别前往各自所属部队的驻地，分别之际互相说着“咱们下次见面将是在靖国神社” [ 注：靖国神社，日本祭祀对外侵略战争的战死者的场所。日军官兵战死后，将在靖国神社供奉其灵位。 ] 之类的话。但是被派往中国的毕业生们并没有立即赴任，而是分别到各自部队的后备补充队待命。其原因大概也是为了进行“关特演”而导致了运输的大混乱吧。我所属的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的补充队就是驻扎在青山的近卫步兵第四联队，所以一回到自己家里，我就马上去位于神宫球场对面的近卫步兵第四联队报了到。
从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的那半年的队副生活，除了部队勤务的实习之外，还有让我们这些将校团的后继者去熟悉和适应各自联队的意味。但是在1938年、 1939年，陆军的很多联队都在中国战场作战，根本没有接受士官候补生的条件。因此对于在中国内地和满洲 [ 注：即中国的东北地区，当时是日本扶植的伪满洲国。以下同。 ] 的部队，配属了比实际需要更多的士官候补生。本科毕业前，对我们进行了面向战地的再分配。而我虽然由于这次再分配，从近卫步兵第四联队转而隶属于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但仍然在补充队待命，所以还是每天从近卫步兵第四联队的营房大门进进出出。
不过，这时近卫步兵第四联队很快地就被转而隶属于近卫混成旅团。而近卫混成旅团为了参加侵犯南宁的作战，正在向中国的出动之中。留守青山兵营的也只有该旅团的补充队。我们每天在补充队等待出发的命令，无所作为、百无聊赖地过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我当队副时所熟悉的那些现役军官一个个几乎都跟随部队投入了侵华战争，而我们还是像客人一样待在补充队里，没有任何事可做。
在此期间，我用自己的钱置办了作为军官的全套行头，比如军刀、手枪、望远镜、军服、军靴、图囊、背囊等等。虽然发给我们每人60日元的服装津贴，但那点儿钱根本就不够用，还是需要家里给我补助。因为父亲告诉我望远镜应该尽量买质量最好的，所以我就买了德国制造的蔡斯公司出品的高级货。军刀则是把住在奈良的田原本 [ 注：日本奈良县的一个地方。 ] 的母亲的伯父所转让、由备前长船 [ 注：日本著名的刀剑制造家。 ] 制作的日本刀作为军刀采办而来的。其他很多东西都是在位于九段的偕行社买的。由于新任军官和被征召的军官们的大量采购，所以偕行社的生意好得不得了。
另外，我还利用这段时间到九段的照相馆去拍了纪念照，跟刚刚开始放暑假的小学(中野本乡小学)和中学(府立第六中学)的朋友们聚会。除此之外的日子里，我跟同样无所事事、百无聊赖的同学伊藤俊和总是找各种借口一起外出喝酒，尽情地看法国电影。就这样渡过了这段日子。
就这样在补充队度过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我几乎不记得在此期间自己做过什么正经事了。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却在发生着急剧的变化。1941年7月末，日军侵占了法属印度支那(越南)，美国冻结了日本的在美资产，并对日本实施了石油禁运，日美关系日趋紧张。正在这个时候，终于下达了让我前往中国的命令。1941年8月22 日，没有任何人来为我送行，我孤身一人从东京出发了，因为命令要求我必须秘密行动。到了广岛以后，我于1941年8月24日搭乘上开往中国的医疗船，跟众多赴北中国方面军服役的同学们一起从宇品港出航。去战地慰问的高田青子舞蹈团也同船前往，还在船上为我们表演了舞蹈。
渡过玄海滩对我来说是第三次了(在中学时代往返于朝鲜，曾两次乘船渡过关釜海峡 [ 注：位于日本的下关和韩国的釜山之间的海峡。 ] )。四天后，我们的船到了太沽岸边，在混浊的海水里抛了锚。我们换乘小型机动船溯白河而上，在塘沽上岸。在这里踏出了走上中国战场的第一步，那是1941 年的8月28日。
前往第二十七师团赴任的见习士官有二十多人，我们一同乘坐前来迎接的卡车前往天津，当天就到达了位于天津的第二十七师团司令部。当天晚上，师团长富永信政中将设宴招待了我们这些新来的见习士官。在宴会上，我坐在师团长正对面的指定座位。负责分配席位的参谋对我说，之所以如此安排，是因为我的成绩在师团名列前茅的缘故。而直到那时为止，带领我们二十几名同学、并负有代表和申告之责的是从近卫步兵第一师团转而隶属于中国驻屯步兵第一联队的安满谦一。不知为什么，当时我总觉得安满做了什么事。但现在只记得，在宴会上听到富永师团长问候安满说：“你身体还好吧？”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因为安满的父亲(也许是祖父)安满钦一中将是陆军士官学校第6期的学生。而我一言不发，只顾一个人闷着头享受高级美味的西洋大餐。
此后的一周之内，我们住在天津的偕行社，接受师团司令部对新任见习士官进行的集中教育。教育的内容有关于师团现状、华北战况的说明等，其实也没有什么重要的实际内容。与其说是教育，倒不如说是为了让我们在赶赴前线之前，好好地适应一下天津市内的空气的味道吧。我不记得当年的集中教育曾经就华北的局势、八路军的动向等重要问题对我们作过详细的说明。其实，我们几乎每天晚上都跟着在天津执勤或者来天津出差的联队的前辈们一起去娱乐街区花天酒地、尽情玩乐。在那里，给我留下了自出生以来从未体验过的很多经验。
1941年9月5日，我跟随着从河北省河间县的联队本部来天津接我们的联队旗手池田壮八少尉(是陆军士官学校第54期的学生)从天津出发。我们乘火车走津浦线到达沧县。在沧县，有前来迎接我们的一个分队的卫兵和一辆卡车在等着我们。池田少尉告诉我，这一带的冀中地区“治安”状况非常不好 [ 注：日军所谓治安状况不好，就是中国人民的抗日活动频繁、高涨，以下不再一一说明。同时为保持原文原貌，姑且沿用“治安”一词。 ] ，就在几天前，日军的两辆从沧县去河间的卡车在中途遭到了袭击。果然，我们在去河间的中途看到了路旁被烧毁的两辆卡车的残骸，此情此景使我一下子紧张起来。傍晚，我们到达了联队本部的所在地——河间县。
河间县位于津浦线与京汉线之间的冀中平原上，是一座有着古老城墙的县城。听说在马可·波罗的游记里都有关于这座县城的古老街道的记述，所以河间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一个古老而萧条的县城和一片冷清而衰落的街区。
我们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的联队长是山本募大佐。我代表一起前来的五名同学向联队长报到。一起来的同学有三山健助、加养荣男、石田久之、浅田政明四人，因为他们四人都是从近卫步兵第三联队转过来的，所以我在以前跟他们都没有见过面。后来他们四人之中的三山和石田战死了，浅田转勤到了空军，只有加养活到了战后。
我们这些新报到的见习士官在联队本部再一次接受了集中教育。这一集中教育仍然是形式上的，只不过是联队副官山田武等联队部的军官给我们讲话而已，一到晚上还是照旧跟联队的军官们聚在一起喝酒。当然，这个河间县城里没有像天津市里那样的高级饭店和餐厅，总共只有一家兼作慰安所的餐厅。
在河间县的联队本部逗留的一周之内，我才第一次知道，在华北地区与日军作战的主要对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八路军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第八军分区司令员常德全等后来十分熟悉的名字，也是在这时才头一次听说。河间一带在1938年的武汉作战期间完全在八路军的控制之下，武汉作战结束后，第二十七师团返回天津，我们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进驻了大城、任丘、河间等地，这一带才于1939年初被日军所侵占。所以这一地区的“治安”状况完全不能说是已经恢复，道路和电线被破坏，驻地和卡车遭袭击的事件层出不穷、屡见不鲜。这些事件的频繁发生使我强烈地感到，自己已经来到了“治安肃正”作战的第一线。
在第一线以游击队为对手进行的“治安肃正”作战的方法，与在陆军士官学校所教给我们的战法战术完全不一样。不仅作战的形式不一样，连军队的状态也完全不一样。在国内，整个联队只有一所军营，下士官以下的士兵全都在军营内住宿，从起床到熄灯的每一天所进行的紧张而严格的生活和训练都是按照条令规定好的。但是在占领区，军队都是高度分散配置，一个中队分别驻扎在五六个地方。最小规模的驻军充其量只是以一名下士官为长官的一个小分队，大约十人左右。所以日常生活也好，军容风纪也好，跟国内的情况相比当然就完全不一样了。
驻扎景和镇
在联队本部的为期一周的集中教育一结束，我们五个见习士官就各自前往所属的中队报到。我被分配到第三中队。中队长是山崎龙一郎中尉，驻地位于河间与沧县之间的景和镇。1941年9月11日，我搭乘去沧县的联络车前往景和镇的中队本部报到。景和镇就位于一周之前我们去河间县的联队本部报到时所经过的一个地方。当时，第三中队的中队本部在景和镇，三个分队分别驻扎在杜生镇、王会头、沙河桥三个地方，因此留在景和镇的官兵还有六七十人。
中队长山崎龙一郎中尉是高知县出生的性情温和的预备役军官，武汉作战以来历次作战的参加者。他举出去年(1940年)的武汉作战以后被分配到第三中队的陆军士官学校第53期出身的小川少尉，在肃宁附近的讨伐作战时因为独自一人冲锋而战死的例子，一边笑着对我说：“陆军士官学校所教的作战方法跟这里的作战可是完全不一样的哟。就算是队长一人率先冲锋，也是不会有什么人跟着他一起冲上去的。”
几天后，山崎龙一郎中尉所说的那种实战教育终于来到了。通常，山崎中队长每天早晨都要主持“治安”维持会，并根据特别工作队 [ 注：特别工作队就是当地的地主武装组成的汉奸队。 ] 的情况报告，研究每天的行动。大概是1941年9月20日前后的某一天，有一份情报说，在景和镇西北方向的村子里有大约二百来人的八路军。山崎中队长说，对于藤原君第一次参加的作战来说，对方的军力大小倒是恰到好处，可以干它一家伙。于是，山崎中队长下令中队全体出动。我被任命为第一小队的队长。中队长特意指定有丰富战斗经验的下士官野村鹿臧曹长做我的副手。山崎龙一郎中尉交给野村曹长的任务就是，当我要跳起来率先冲锋时，及时地拉住我。
中队集合后即向情报里所说的那个村庄急速前进。虽然在名义上我们是一个中队，可实际上的兵力只有五十人左右。我作为第一小队的队长率领二十来人打头阵。虽说是打头阵，但实际上在我们队伍的前面还有由当地中国人组成的特别工作队的二三十人，他们排列成躲避子弹的分散队形向前行进。
因为情报很可靠，所以我们一接近作为目标的村子，就看见了几十名身穿土黄色军服的八路军士兵，零零散散地冲出了村庄。本来应该行进在我们前面的特别工作队不知什么时候突然连影子也看不见了。我立刻向跟在我身后的小队发出“散开”的命令，紧接着又大声地发出命令：“目标，村子前面的敌人，射击！”就像迄今为止我们一直练习的那样。野村曹长马上拉住我，嘴里说着：“可别冲出去啊！”我拿出望远镜观察情况，非常清楚地看到散开在村子前面的八路军士兵。这个时候，我方的步枪、轻机枪已经开始射击，一时间枪声大作，子弹纷飞，但却一点儿也没有命中目标的感觉。因此，我跟野村曹长商量，“是不是使用六○炮射击”，随后即命令位于小队后部的六○炮分队：“距离300米，射击！”
由于距离的测定很准确，因此六○炮一开始发射，就命中了村庄前面的对方的散兵壕，八路军士兵纷纷跳出战壕以躲避炮弹的轰击。见此情形，我一边大声命令：“冲啊！”一边挺起身子冲了出去。野村曹长也来不及制止我了。我的部下都跟随我冲了上去。我们好不容易冲到村子跟前，才发现面向村外的房屋的墙上都开着枪眼，八路军士兵已经无影无踪，只是在战壕的边上躺着几具战死者的尸体。这就是我的第一次作战。
另外，我在这里想介绍一下景和镇的特别工作队的情况。特别工作队是独立的武装部队，也可以说是高姓队长的私人武装。高队长是当地的地主家庭出身，他的父亲被八路军镇压了，因此对八路军怀有强烈的个人仇恨，跟八路军打起仗来也非常凶猛。这个特别工作队平时全权负责景和镇的行政和治安，据说还干着任意征收苛捐杂税那种横征暴敛的恶劣勾当。尽管如此，特别工作队对于日军来说，却是非常得力的合作部队。
当上中队副以后不久，我晋升为少尉军官，当时我正好年满19岁零3个月。在那些比我年长的部下看来，我还是一个孩子气十足的年轻军官。就是在那个时候，我留下了那张穿着崭新军装、长着一张孩子脸的新军官的照片。
在景和镇上，只有一家兼作“妓屋”的餐厅。“妓屋”就是慰安所，“妓”是日军官兵对慰安妇的轻蔑称谓，并且根据慰安妇的不同出身，分别称之为“日本妓”、“朝鲜妓”、“中国妓”。这家餐厅实际上还有点心店和照相馆。因为照相馆并不仅仅是为日本军人开设的，所以后来我才想到照相馆一定还有暗地里为卖鸦片作掩护的功能。
这家不管什么业务都经营的餐厅的老板是朝鲜人，女性招待员也都是朝鲜人。虽然说起来这家餐厅是依赖于日本驻军而生存的，但是中队并没有对这家餐厅进行什么特别的管理。作为一个御用商人，餐厅老板与特别工作队也有着相当深厚的关系。在联队本部所在地的饭店、餐厅都是由联队副官进行管理的。但是在中队以下的单位，这种由那些与日军部队保持着不即不离的暧昧关系的御用商人所经营的业务繁多的商店就非常多了。
不管怎么说，在景和镇上以日军官兵为对象，不管什么业务都经营的餐厅或商店只此一家。因此，一到了星期天，外出的士兵们排列整齐，并经过服装检查之后，首先去的就是这家餐厅。所以这家餐厅在假日总是混乱纷杂、拥挤不堪的。在对士兵进行服装检查的时候，值周的下士官给每个士兵发放一个被士兵们称之为“最佳突击”的橡胶制品。因为我一开始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还被中队办公室的下士官们取笑过。军官外出当然是自由的，但下士官以下的士兵外出就跟国内一样要受到极为严格的限制。因为第二十七师团是现役部队，所以军纪相对而言比“独混部队”的松懈散漫稍微好一点。所谓“独混部队”就是承担某一地区警备任务的独立混成旅团的简称，这是1938年侵华战争进一步扩大以后逐步编成的后方警备部队。以征召的预备役军人为主体，编制装备比现役师团差，军纪方面的问题就更多了。
驻扎在景和镇的第三中队作为分散驻扎的小分队，可以说平时的军纪还较为正规。起床、点名、吃饭、熄灯等作息时间的规定还能被遵照执行，而且像国内的军营那样用喇叭作号令。作为每天的必修科目，还热心地练习击剑、刺杀，实弹射击也频繁地进行着。因为我们是战地部队的缘故，所以比起国内的部队，可以自由地使用真枪实弹。但是没有像国内那样设备完整的射击场地，只是在城镇以外的农田上设立靶子进行实弹射击。对于当地农民的生命安全来说，日军这种举动是非常危险的，但是日军却旁若无人地照打不误。我第一次参加中队进行的实弹射击时，看到日军士兵一出了兵营马上就在街区以外的农田开枪射击，感到非常吃惊。为日军随随便便就实弹射击，完全不考虑可能会给一般中国人造成生命危险的行为而感到吃惊。像这样对中国民众的生命毫不在乎的情形反复多次，我也就逐渐司空见惯、麻木不仁了。
我到中队上任之后三个月，也就是1941年的年末时分，我们第三中队在情况还不十分清楚的情况下就出兵参加讨伐(扫荡)作战去了。所谓扫荡作战，就是根据有关发现了八路军的情报，为进攻八路军而发动的作战行动。扫荡作战的规模不是固定的，有时是我们一个中队单独进行，但联队规模或大队规模的也有过好几次。这样的扫荡作战大体上每两次之中就会有一次跟八路军交手打个遭遇战。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我不止一次地经历了作为小队长的战斗体验。在多数情况下，跟八路军作战的战区都在河间县城的东北方或东南方，也就是说，吕正操司令员所指挥的八路军冀中军区的第八、第十军分区是我们的主要对手，偶尔我们也会跟八路军的回民支队交手。所谓作战的战斗形式主要是，日军遭遇八路军后即散开卧倒射击，八路军往往主动撤退，日军再奔跑追击，这样的战斗占据了我们作战行动的大部分。只要不是有计划的预先埋伏或出其不意的突然袭击，那些由射击和追击所构成的战斗对我们来说，还不能说是最可怕的。
如果从华北地区的整体状况来看，日军在1941年下半年进行的“治安肃正”作战多少有一些可以自我夸耀的战果，八路军暂时陷入了艰苦作战的困难境地。即便是中国方面的历史资料对这一点也是承认的。尤其是在冀中平原地区，日军使用自行车的机动作战一时奏效，特别是驻地与我们中队相邻的第四中队(村田队长)所组建的自行车小队，更是被日军吹嘘为“银轮部队”。我们第三中队也尝试着组建了自行车小队。我自己没有机会骑自行车，也不会骑自行车。但是如果被他人知道我什么都不会骑也是很难为情的，所以我的小队用征发来的中国战马组建了一支十几人的骑兵队。
八路军对付日军自行车队的办法是在村庄周围挖掘壕沟，而村与村之间则用坑道相连接，并有意造成壕沟和坑道的高低不平以妨碍自行车的自由行动。而居住在日军侵占的所谓“治安区”和八路军控制的解放区之间的村民们也有自己的对策：八路军来了就挖壕沟，日军来了再把壕沟填上。
有的时候，山崎中队长在挖掘了新壕沟的村庄集合村民，让作为代表的男性村民坐在壕沟里，再叫翻译告诉村民们，要以挖掘壕沟的罪名枪毙那个男性村民。村里的老弱妇孺都非常清楚地知道日军是杀人不眨眼的，因此一齐哭着要求日军不要杀人。所以，挖壕沟也好，填壕沟也好，对村民们来说都是为战争环境所迫。
我们第三中队所驻扎的景和镇是一个比较富裕的乡镇，“治安”尚且能够维持，工商业也比较繁荣。我虽然是个外行，但也经常背起照相机，把居民们的日常生活的状态拍摄下来。不过，这些安静升平的现象都是表面的，我不知道如果没有了日军将会是什么样子。八路军的地下工作早已秘密地渗透到了日军占领区的各个角落。即使是从沧县到景和镇、再到河间的干线公路，也经常受到八路军的袭击，电话线、道路被破坏的事件层出不穷。因此，这里实际上应该就是日军侵占的“治安区”与日军控制不了的非“治安区”之间的“游击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