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中国战线从军记: 4 太平洋战争爆发


所有跟贴·加跟贴·新语丝读书论坛

送交者: Nixrreg 于 2007-09-05, 13:20:30:

回答: ZT: 中国战线从军记: 3 讨伐战与民众 由 Nixrreg 于 2007-09-05, 12:53:27:

   1941年12月上旬,为了对1941年征集的新兵进行入伍教育,我被指定为第三中队的教官。因此,同由中队指定为新兵入伍教育的助教、助手的同僚们一起被召集到位于河间的联队本部,接受作为新兵教育要员的集中培训。在河间县城东南的兵营进行集中培训几天之后的12月8日早晨,负责培训的联队新任副官町田一男大尉集合全体受训人员,告诉我们:日本对美英宣战了。然而,如此重要的情报对于我们这些身处中国战场的军人来说,却似乎有一种远在天边、事不关己的感觉。眼下的侵华战争距离当初的目标已经越来越远了,已经完全成为陷入了泥沼的长期战争,不知何年何月才能结束。连作为新任军官的我,也知道日军根本就没有得到民心,得民心的是八路军,所以仅就情报战而言,日军就已经处于劣势,从这一点看,日军想通过加紧扫荡作战以尽快结束侵华战争是很困难的。原来日军把苏联视为第一假想敌,因此一直准备对苏开战。现在却又突然对美英宣战,到底想干什么?这是我的坦率的想法。不管怎么说,对美英开战跟我们远在中国大陆的陆军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只有我们第二十七师团的中国驻屯第二步兵联队兵不血刃地占领了天津的美英租界,也算是跟美英作战的一部分吧。

  从那以后,我一连多日感觉头昏脑胀,浑身酸痛。于是到联队本部的医务室找到经验丰富的长屋军医大尉,让他给我诊断一下,结果体温高达近四十度,长屋军医大尉一看就诊断出是副伤寒,让我立刻住院治疗。当时,在我们这个战区患肠伤寒和腹伤寒的士兵非常多。不管在什么地方,细菌性的传染病大多是从水和食物传染的,而且大多数人的病症严重,高烧不退,特别是肠伤寒的死亡率非常高。而我得的恰恰是肠伤寒,且不断恶化。虽说是住进了医院,但在河间县的这一间并非野战医院,只不过有一些像包扎所那样简单的医疗设备,充其量比联队本部的医务室稍微像点样,平时从野战医院派来几个医生出诊看病罢了。入院以后的我,在持续高烧的情况下,昏昏沉沉地睡了将近一周。后来我清醒过来以后,军医告诉我说:“如此危重的病情居然好转了,到底是年轻啊。”据卫生兵说,给我点滴和注射的药量之多,已经是创纪录的了。多次被扎了针的我的两臂和大腿也变得肌肉僵硬、肿胀起来。

  包扎所使用的房屋其实就是一所普通的中国式住宅,所谓病房不过是在房间里放一张床,就成了军官用病房。当我的病进入恢复期以后,病房里又住进来一个军官,他得的病是猩红热。身体虚弱、毫无抵抗力的我马上就被他传染了。我一直发着高烧,全身发出了皮疹,病情再一次加重。因为这完全是医院方面的责任,所以军医也全力以赴地给我治疗,重新点滴和注射,终于帮助我捡回了这条小命。结果,我躺在病床上迎来了1942年的新年。

  此后,我经历了长时间的疗养生活。接踵而至的两场大病,使我的身体彻底地衰弱下去了。一进入恢复期,我就要求早一点出院。可是军医一口就回绝了我的要求。结果,我一直在这间大煞风景的河间县包扎所里过着毫无情趣的病房生活,直到1942年2月初为止。

   1942年的2月中旬,我终于得以出院,并回到了驻扎在景和镇的第三中队。当然,新兵教官的工作早已交给别人进行了。我们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征召的 1941年新兵已经在当年的12月就进入了作为补充队的近卫步兵第四联队,然后从宇品乘船到釜山,于1942年1月1日到达了沧县。第一大队的新兵在大队本部所在地的献县接受集中教育。这些新兵后来成为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的主力,但是当他们入伍、来到大队报到的时候,我还没有跟他们见过面呢。

  在我住院期间,华北的形势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冀东地区的“治安”状况急剧恶化,中国驻屯步兵第一联队的一支小部队被八路军全部歼灭了。驻扎在沧县的步兵团司令部移驻唐山以加强冀东地区的兵力。我们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的联队本部也从河间向沧县转移,所警备的地区随之扩展到津浦线以东的盐山县、石德线以南的武强县。尽管联队的兵力有所减少,但是,我们承担的警备区域却反而更广泛了。

  同样是在住院期间,太平洋战局也有了很大的进展。我出院之后,就在中队的队部看到了开战以来的报纸,看到了偷袭夏威夷、侵占香港、进攻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等诸多报道,攻占新加坡也指日可待。日军在中国战场虽然陷入了困境,但在南方战线 [ 注:即东南亚战场。 ] 却有很大的发展。

  驻扎在华北期间,我们第三中队的队部里有一台收音机,一连几天的报纸也会一起收到。为了便于阅读,在中队的队部有报纸的合订本,因此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有机会了解到有关战争形势的众多信息。


驻扎刘窝的分队长

  随着第二十七师团调整兵力部署,从我们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的第三中队派出了一个分队,驻扎于沙河桥与河间县之间的刘窝,1942年2月下旬,我被任命为这个有二十多人的小分队的队长。这是山崎中队长考虑到我大病初愈而对我的照顾,因为跟随中队在一起,就要接连不断地出动扫荡作战,但作为分队长,多少可以让我过上一段悠闲自在的日子。此时,趁冀中地区的日军兵力收缩之际,八路军的行动也变得积极起来,第一大队也展开了频繁的扫荡作战。

  刘窝是位于沙河桥与河间县之间的一个交通要冲,从河间、沧县去往大城的公路在此分岔。在这里有治安维持会和华北傀儡政权的警备队,他们的会长和队长每天早晨都到我这里来,报告“治安”状况,特别是有关八路军的情报。与在兵器和装备上都具有压倒性优势的日军相反,八路军非常重视做政治思想工作。特别是针对日军普通士兵的宣传口号,像“我们的敌人是日本军阀”、“中日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打倒策划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军阀、财阀”之类的宣传标语非常多,我们所到之处的村庄都在墙壁上书写着这样的口号。而我所亲身经历的有关八路军所进行的、直接针对日军的活动,都是在担任驻刘窝的分队长时所了解到的。

  为了防备八路军破坏通讯线路和交通线,需要有人整晚不睡地值班,每隔一小时就要与相邻的分队互通电话,检查通讯线路是否畅通。因为八路军经常利用日军的电话线,使用日语对日军进行宣传。八路军用携带式电话接通日军的电话线,然后使用日语向正在值班的日军士兵进行反战和平宣传。每当那种情况出现时,我作为队长总是不许值班士兵接话,一边大叫“卖国贼”,一边命令值班士兵切断电话。因为,实际上使用流畅的日语对士兵们进行宣传的那些人都是日本反战同盟会 [ 注:抗战期间,在中国的反对战争的日本人所组成的反战组织。 ] 的成员。

  在景和镇,中国农民也常常把装着大枣、称为“慰问袋”的袋子送给我们,袋子里总是放有介绍日本国内农业歉收情况的宣传单。此外,有时袋子里还有从日本国内寄来的信,在家族成员所写的今年稻米生产不好的字句旁边,还有用不一样的笔迹所写的日本农民苦于农作物歉收,希望士兵们尽早停止战争回国等字句。这或许是邮电局的内部职工所为,或者是在邮寄的途中邮件被夺走,添加上述内容后再送达日军士兵手中的。不管怎么说,都证明了确实是有日本人在帮助八路军这一事实,也就是说八路军在积极进行针对日军的反战工作。反过来,日军也因此而了解到,抓获日军俘虏对于八路军来说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

  我们分队在刘窝的一角修筑了一座碉堡,分队全体人员正好可以龟缩在里面。有一天,本村的维持会长带着一个年轻的姑娘来到碉堡,对我说:“队长,这个姑娘给您做太太怎么样?”虽然这种出乎意料的事令我十分生气,但是我很清楚地知道,这种事情在日军军官中是屡见不鲜的。我听说,以前在战地服役的军官中确实有不少人在军营内养小老婆,为此而招致了士兵们很大的不满。

  在这里,有一件让我感到苦恼的事。就是我的部下里有一个服役已经三年却仍然还是个一等兵的老兵。他负责炊事班,经常随随便便就外出与维持会和警备队的人交往,跟他们一起大吃大喝。正当我为整肃风纪在考虑应该做些什么的时候,老兵却因为性病恶化而住进了河间的医院。

  我担任驻刘窝的分队长还不到一个月,就在1942年的3月下旬又回到了中队所在地。从3月到4月,我作为小队长参加了大队在刘官庄、东南村、田家庄等地进行的扫荡作战。所有这些战斗都因为八路军进行了灵活机动的游击战而没有取得任何重大战果。这就是我在冀中地区的最后的作战经验。

   1942年的5月初,我被任命为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本部的副官助理。于是我告别了第三中队,去已经转移到沧县的联队本部报到。因为当时作为联队旗手的特别志愿军官木下五郎少尉即将调职,所以我成为他的后任担任联队旗手。联队又任命我为教官,负责对联队的下士官候补人员在前往日军驻华北方面军的保定教导学校之前进行预备教育。就这样,我随着联队本部来到渤海边上的盐山县和庆云县。这一片在空气中弥漫着浓厚的海盐气味的荒凉土地与富饶肥沃的冀中平原是完全不一样的。八路军的活动也不是很活跃。

  由于原任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联队长的山本大佐住院,所以小野修大佐接替他担任了联队长的职务。小野大佐是陆军省恩赏课课长出身的人,过于重视个人的业绩,因此联队上下对他的评价都不是很好。

   1942年的6月上旬,我被正式任命为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的旗手。因为军旗并不随同联队出发扫荡,只是放置在联队本部,所以联队旗手的职责实际上就相当于是联队副官的助手,实际工作有处理机密文件、记述《阵中日记》和《战斗详报》等。那时,大病初愈后我的身体正在逐渐恢复,而且又离开了激烈的行军打仗,每天从事的大多是案头文书工作,所以身体开始发胖。从当时跟父亲一起拍下来的照片看,我那白皙的皮肤、胖乎乎的脸也完全不像是一个身在战争前线的作战部队的军官。

  在我从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时候,作为经理军官的父亲担任陆军航空本部第十课(建筑课)的课长,由于当时日本国内正在大张旗鼓地兴建飞机场,所以人们都说我父亲是当时能够在国家预算中使用最多资金的课长级官员。我出发到达中国的华北以后,父亲转而担任第四十一师团的经理部长,也来到了中国华北的山西省。在1942年春季北中国方面军策划的冀中大扫荡中,第四十一师团作为主力部队离开山西省参加了冀中大扫荡的作战。作战结束后,第四十一师团在河北省德县 [ 注:“德县”为旧县名,属山东省。今已划归陵县。 ] 置了师团司令部。1942年的6月上旬,父亲以师团经理部长的身份走访相邻地区的沧县,分别已久的我们父子两人终于见面了。父亲看到我发胖的身体感到吃惊,我就告诉他,一旦回到前线我就会瘦下来的。当我与父亲见面的时候,不知道是联队本部的什么人给我们父子两人拍了张照片。

  还是这个1942年的6月中旬左右,我们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的本部为进行扫荡作战移驻到了河间县。驻扎在河北任丘的第十一中队的中队副是我的同学石田久之,他在率部与驻地附近村庄的八路军作战时,一个人举起军刀冲锋,因而腹部中弹。受了重伤的石田被送到河间,长屋军医为他进行了手术,取出腹部的子弹。虽然在我们部队有以下这样的评语:哪怕是腹部中弹,只要让长屋军医治疗就能得到最好的帮助。但由于延误了治疗时间,最终还是引发了石田的腹膜炎,在经历了不堪忍受的痛苦之后,石田还是死去了。当时,我只能说一些鼓励的话,并眼看着不能回答、只是呻吟的石田魂归故里。这是我第一次眼看着一个活生生的人在自己的面前死去。长屋军医是妇科专家,武汉作战以来亲手进行并完成了许多开腹手术,在联队官兵中深受信赖。但开始给石田进行治疗时已经为时过晚,长屋军医也束手无策,最终只好放弃了治疗。

  同在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服役的我们五个人之中,有四个人是近卫步兵第三联队出身,只有我一个人来自近卫步兵第四联队,所以我跟他们四个人直到抵达天津之前都还互不相识。在我们五个人之中,浅田很快就转到了航空通讯科,三山成为户山学校的学生后暂时回国,石田死后联队里只剩下了加养和我两个人。不久,三山归队。我们三个人:加养、三山和我,后来都作为中队长参加了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三山在茶陵战死,我也转而服役于其他部队,所以只有加养一直在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留了下来,他最后作为联队副官迎来了日本的战败投降。另外附带提一句,加养在战后加入了日本陆上自卫队。60年代,陆上自卫队在千岁招待一些研究者和评论家,我也作为一个被邀请者参观了陆上自卫队的观摩演习,与作为演习指挥官的加养再一次见面。

  在我们陆军士官学校第55期学生刚刚出任少尉的时候,也正好是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时候,所以下级指挥官在战斗中的死亡率非常高。我们入学时的全体预科同学有2400人,参军后分成陆军与航空部队两大部分,在战争期间一共战死973人,死亡率高达四成以上。




所有跟贴:


加跟贴

笔名: 密码: 注册笔名请按这里

标题:

内容: (BBCode使用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