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tony123 于 2006-5-23, 13:43:36:
加强科学道德建设是科学基金的重要使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副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沈文庆专访
发表时间:2006-5-23
沈文庆：实验核物理学家，1999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6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副主任、上海市科协主席。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和合作者一起在73MeV以下的C12＋Bi209发射粒子研究中，证实低能核反应中有大质量转移反应引起的α粒子发射。研究证实轻系统存在深部非弹性散射，并证实了有非完全深部非弹性散射的新反应机制。在负责兰州国家重离子加速器实验区建设与组织一批实验方面做出重要贡献。80年代在德国重离子研究中心用软件修正方法获得当时国际上最佳的质量与电荷分布，测到4个新核素。测量了准裂变的物理特性和质量弛豫时间并分析了对合成超重核的影响。90年代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和学生一起，提出了适用于低能和中能的核反应截面参数化公式；发展了用 BUU方程计算反应截面的新方法，指出了轻丰中子核的中子分布弥散度增加的原因。研究得出了轻反应系统核态方程和介质中核子－核子作用截面。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成立二十周年了。二十年来，伴随着中国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科学基金事业有了长足的进步；国家财政对自然科学基金的投入不断增长，从 1986年的8000万元起步已增长到2006年的34亿元，较大地改善了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环境，项目资助强度稳步提高。二十年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准确把握支持基础研究、坚持自由探索、发挥导向作用的战略定位，坚持不断营造有利于创新的良好环境，在维护科学道德、激浊扬清、荡涤不良学风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05年9月，美国《科学》杂志报道：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公布了3位因不端科学行为而受到处罚的科学家的姓名。这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首次在自己的网站上公布受处罚者的姓名和所在单位。在过去两年中，约有60名受基金资助的科研人员被指控有不端科学行为。就如何解决基金申请中有违学术道德等问题，我采访了自然基金委副主任沈文庆院士。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于1998年设立的监督委员会，是自然科学基金委专门负责受理学术不端行为的投诉和举报的机构。2005年4月，监督委员会特别出台了《对科学基金资助工作中不端行为的处理办法》(试行)。您认为监督委员会成立8 年来所做的工作其成效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沈文庆：监督委员会在自然科学基金委党组直接领导下独立开展监督工作，向自然科学基金委全体委员会议报告工作。监督委员会的工作旨在维护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评审原则，维护科学基金制的公正性、科学性和科技工作者的权益，弘扬科学道德，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和科学基金事业健康发展的环境和氛围。
监督委员会的成员由科学家和科学基金管理人员组成。监督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制定和完善自然科学基金监督规章制度；受理有关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投诉和举报，会同或委托有关部门调查核实，按有关规定处理；对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评审、管理以及实施等进行监督检查，提出意见和建议；对自然科学基金管理规章制度的制定与修改提出意见和建议；开展旨在加强科学道德建设的宣传、教育及其他相关活动。监督委员会是在自然基金委党组直接领导下独立开展工作的，而不是基金委的一个职能部门，以避免其他行政部门对监督的干预。监督委员会现任主任是德高望重的科学家张存浩先生。
监督委员会成立八年了，八年来，科学基金的监督机制在逐步完善。在一个国家科研资助机构里设立监督委员会，这种情况并不多见。监督委员会一成立，就出台了一个处理学术不端行为的章程，去年4月，我们又出台了《对科学基金资助工作中不端行为的处理办法》(试行)。八年来，我们监督委员会一直在接受投诉和异议，认真地开展调查，发现问题，根据情节轻重，进行处理。这项工作得到国内外一定程度的认同。自然科学基金坚持支持基础研究，形成和发展了“项目”与“人才”两大资助板块。对项目的投诉，我们会接受，并且进行处理。对于人——尤其是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我们在没有批准之前，会首先进行公示，接受异议。对所有的投诉，我们都会认真调查，进行处理。这在运作上来说，是相对合理的。我们对违规行为的处理并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动真格，每年都会处理一些违背科学道德、行为不端的案例。
总体来看，我们处理的不端行为的案例在申请的项目中的比例并不是很高。我们今年受理的项目申请有六万多件，有投诉的应该在一百到两百之间，监督委员会在查实过程中，不但要与相关单位进行核实，还要与其本人交谈，听取本人的解释说明。在基本事实得到多方认定后，监督委员会才会做出最后的处理决定。真正受到自然科学基金委监督委员会处理的，都是违规行为被落实了的案例，我们坚持以事实说话。
我们接受了许多科学家的意见，三年来，在每年评审会召开的时候，我们监督委员会都会进驻评审会，严格履行监督职责，共同维护学术道德。
2005年8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公布了3位因不端科学行为而受到处罚的科学家的姓名，并给予了他们一定程度的处罚，今年初，基金委监督委员会又以简报的形式，隐去当事人的姓名及单位名称公布一部分违规事件，这些处罚有轻有重，在您看来，最终需要的效果达到了吗？
在我们接受的投诉中，大部分是属于信息造假，例如擅自拔高自己，或者在研究组里加两个莫须有的人名，造成了竞争的不公平性。还有一类是有些人申请书中的科学目标、要做的内容是从别人的申请中抄袭过来的。这方面的投诉比较容易被查实。而产生的学术上的争论，我们不予受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处理很慎重：对于非常严重的违规，我们在网上以实名的形式进行了公布；而对于其他大部分，我们还是本着教育本人的目的为主，隐去了其姓名及单位。我们接受的关于成果方面的投诉是比较少的，往往只是一稿多投或者抄袭。其中有些也是很难判断的。我们的标准是，要求其主要成果、主要思想应该是本人自己完成的。当然，引用还是应该遵循必要的规范。
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自然科学基金委应该主动出击，主动调查，维护科学道德。经过再三思考，我们还是认为不能主动出击。我们只能通过大张旗鼓的宣传，依靠我们的制度，我们的管理办法，受理投诉和异议以及公示，以这些措施保证我们在受理、评审和资助科学基金项目时的公平和公正。
今年初，我们公布的案例都没有具体的人名、单位。因为我们感觉到他们所犯的错误还没有达到必须将所有信息公布出来的程度。基金委没有权利对违规的人员进行行政处理。我们接受的投诉中，恶劣的违规行为并不多。一旦发现问题，我们决不姑息。但在处理过程中，还是以教育为主，视情节轻重依据《处理办法》给予不同程度的处理。通过对不端行为的处理，在科技界产生一定的反响，起到了警示教育作用。另外，经过调查核实，监督委员会还澄清了一些不实的投诉和举报，维护了科技工作者的权益。
我们在接受投诉的过程中，还通过各种反馈不断完善我们的规章制度。举例来说，我们的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设有公示和异议期，这就是接受了很多科学家的建议而在运作过程为完善制度而形成的。
监督委员会主任、中科院院士张存浩曾经说过：“科学不端行为”是全世界面临的课题。在自然科学基金委这样一个专门与科研人员打交道的部门，这样的事情肯定不会少，面对这样的情况，您个人是如何看待的？
沈文庆：我也是一个学者，前期做科学研究工作，现在做的是科学研究的管理工作。我认为当前在我国科学研究领域中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端行为，跟科研人员是否树立了正确的荣辱观有关系；跟科研领域的一些固有的思维导向有关系；跟体制和规章制度也有关系。
先说荣辱观。现在科学研究领域里出现了好多典型案例，有的案例甚至是很极端的。我们都明白，国家要发展，就必须加大对科学技术研究的投入，面对着一系列投入，金钱也好，荣誉也罢，甚至是更多的诱惑，没有科学道德建设是不行的。我们需要怎样的科研人员？2005年诺贝尔医学奖得主巴里·马歇尔也许是一个比较好的例子。巴里·马歇尔与他的合作者发现了幽门螺杆菌及其导致胃炎、胃溃疡与十二指肠溃疡等疾病的机理，但因与当时医学界的教条不符合，没有受到重视。他为了证明自己是正确的，居然以身试药。我接触过他，感觉到这个人很单纯，毫无心机，我们需要的，也许就是单纯献身科研的人。还有居里夫人，她鼓舞了全世界好几代人。她杰出的贡献、对名利的毫不在意，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所以说，一个一心搞科学研究的人，就应该建立起正确的荣辱观，以全身心投入科学研究为荣，以搞旁门左道为耻，这是最基本的。
科研领域中的一些固有的思维导向也应该被扭转。前几年，SCI成了中国科学界最时髦的词语之一，中国科学工作者们的职称评定、奖金、评奖、经费申请乃至院士评选，都无不与SCI挂钩。SCI原本只是一种强大的文献检索工具。它不同于按主题或分类途径检索文献的常规做法，而是设置了独特的“引文索引”，即将一篇文献作为检索词，通过收录其所引用的参考文献和跟踪其发表后被引用的情况来掌握该研究课题的来龙去脉，从而迅速发现与其相关的研究文献。被异化了的SCI已经与它最初被应用的目标背道而驰，许多科研人员正在沦为制造论文的机器，他们都在追求多发文章，本来一篇文章就能说明问题，偏要拆成两三篇。要改变这种情况需要时间和过程，只能从一点一滴做起。在组织评审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的时候，我们也在试图改变这种导向，有一些效果，但是还不大，还需要有识之士的进一步努力。
随着国力的增强和国家科技投入的加大，在上个世纪末出台的科研体制应该做一些相应的改革。很多科学研究管理办法和奖励办法出台在“搞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的时期，那个时候，社会对知识不看重，对科学研究不看重。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的科研人员，相对来说，大环境是比较好的，科研经费也相对宽裕，在这种情况下，最不好的现象之一是出现了一些基本不从事科研的“科研老板”。“科研老板”就是我们制度有漏洞的产物。所以我们应该加紧完善一系列规章制度，使科学研究进一步规范起来。
我们知道，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有着严格的评审机制，这种评审机制以“依靠专家”为第一位，那么基金委在评审过程中如何防止评审人的不端行为呢？
国家对基础研究的投入每年都在加大，自然科学基金委所作的工作就是将国家所给予的资金按照科学发展的趋势和国家战略需求，公平、公正、公开地分配到研究者的手中，资助他们完成研究工作。这是一项很庞大的工作。自然基金委本身只有近200名工作人员，就是这200名工作人员，也不都是各个专业都涵盖了的。所以，我们坚持“依靠专家、发扬民主、择优支持、公正合理”的评审原则，建立了科学民主、平等竞争、鼓励创新的运行机制。参加评审的专家都是由基金委的各个科学部来挑选的。同行评议专家分布在全国各地的高等院校、研究院所。学科评审组由学术造诣高、学术判别能力强、办事公正、作风正派、热心科学基金工作、有一定声望的科学家组成。评审组专家实行任期制，每届任期两年，连任不得超过两届（4年），每届更新约50%。1986～2005年已组建了十届学科评审组。我们所有的评审都依靠专家。是否立项和经费的数额都由专家决定，而基金委的工作人员是不能干预评审的。
几年来，我们一直在考虑建立专家诚信档案。目前为止，我们尝试了两年对专家的诚信评议。在学部召开评审会议，分组讨论的时候互相进行诚信投票。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担心专家反感，产生抵触情绪，而事实上，我们担心的事情基本上都没有发生。事实也证明，我们的专家在评审工作中也尽量做到了公平、公正。今后，我们打算将这一项举措长期推行下去，使我们最看重的“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一直被坚持。
除此之外，为保证项目评审的公正性，基金委在评审中还执行了严格的回避制度：自然科学基金委专职和兼聘人员不得申请或参加申请项目；参加评审的专家和工作人员回避直系亲属及可能影响公正性的申请项目的评审；自然科学基金委兼聘人员、同行评议专家和专家评审组成员回避本人所在单位和本人参加的申请项目的评议和评审；专家评审组成员和自然科学基金委兼职专家当年是申请项目负责人时，不得出席与该项目有关的评审会议；申请者可提出不超过三位不宜评议其申请项目的同行评议专家（须注明所属单位）并说明理由，供遴选同行评议专家时参考。与申请人同一单位的专家不纳入评审专家之列，如有师生关系，也尽量回避。
我们相信，制度的不断完善和严格贯彻执行，虽说不能杜绝学术不端行为的发生，但可以从源头上防范和遏制这些行为，从而引导科学基金流向最需要的地方。
在今后，自然科学基金委将在哪些方面进行改革，以减少和遏制违背科学道德的事件和学术不端行为的发生？
我们首先要做的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是按照“尊重科学、发扬民主、提倡竞争、促进合作、激励创新、引领未来”的工作方针的要求，在今年发布一个弘扬科学道德的建议。这个建议我们一直在进行讨论。近年来，科学道德问题成为科学研究领域的一个焦点话题。有关言论大量出现在报刊媒体上；科学道德问题成为全国政协、全国人大会议上科技界委员和代表讨论或建言献策的焦点内容之一；科学道德成为一些学会或期刊工作会议的主题之一；科技界关于科学道德建设的实践开始步入实质性阶段。这些情况一方面反映了科技界的道德勇气和自律意识，反映了科学家的道德良知与社会责任；另一方面，越来越强烈的反应程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道德状况有待改善。我们希望这个建议能够有力促进科技界的科学道德建设。
其次，我们将为完善自然科学基金委的规章制度进行一次大范围的调研。我们将着重考虑如何与依托单位进行合作，进行对科学基金项目的管理。
采访的最后，沈文庆院士说道：事实上，科学道德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它渗透于科学教育、科学研究、成果发表、成果评价、经费管理等过程之中。导致不良科学道德与学风问题的主观原因是对名利的不当追求，既与体制相关，又有科研人员自身的因素。
一方面，个别科研人员心态浮躁，在科技竞争、申报项目、成果评奖等活动中走“捷径”，漠视科学道德，是科学不端行为的重要诱因。另一方面，科技界对成果与人才的过度量化、急功近利等管理方式，重数量，轻质量，也导致了学术价值和科学评价标准的失衡。另外，一些科研管理机构为调动科研积极性，片面追求显示度，不恰当地制定将项目、论文等与物质待遇直接、密切挂钩的分配制度，也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他对于现在有的学者、科研人员四处兼职，不专心于本职，有着知识分子特有的见解，更反对接受不属于自己的高额的待遇。他说：“我是一个学者，我更看重的是学者的声誉！”
肺腑之言，愿为所有科研人员所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