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离心力 于 2006-7-15, 00:48:25:
在西方，如果你是Doctor或者Professor，对你友好的人一般不会称你Mr；在中国几乎一切场合，如果你是领导、教授，对你不怀恶意的人一般不会称你先生。而北大则不然，她有她特定的文化传统，最受尊敬的人才被称作先生，也只有最受尊重的人才佩称作先生，朱先生自然要被称作先生，季羡林教授也要被称作季先生，黄琳教授也被称作黄先生。
黄琳先生是数学、力学、自动控制领域的国际知名学者，极点配置定理就是黄琳先生建立的，那时，他还不到30岁，同样在30岁之前，他还建立了著名的二次性最优控制迭代法。后来，他还在控制与系统理论、稳定性理论方面取得了众多有国际影响的成就。在中国，院士成堆，但与黄琳同数量级的学者是屈指可数的，如，胡——鹫变分原理的建立者胡海昌、中国氢弹的主设计者于敏等。黄琳先生是我的老师，我心目中的黄先生是这样的：除学问孚众之外，他为人正直高傲，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在科研之外，黄琳先生有两件事给我印象挺深的，一件是1990年应邀到麻省理工学院讲学一年，讲学结束后，校方希望他留在MIT作终生教授，黄琳先生十分礼貌的回了一句硬中带软而又软中含硬的话：“我仅仅是北大的教授”；另一件是在我“落难”之后的1993年，一次，路上邂逅，黄先生上前一把握住我的手，关切的一连串问完了有关我的健康指标，并与他记忆中的我89——91年间的健康指标一一对比。接着，问我对今后的工作和生活的安排，我说，中国的教育制度日趋堕落，我想办学。他听了之后，，非常干脆地说，你把学办起来，我就去你那里当教授。说实话，黄琳先生是不大给人面子的，而我只是他教的一个小小的研究生啊！
记得2003年的一天，我听朱先生说黄先生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了。当时，我心中很不是滋味，口中不自觉地嘟囔道：“要是我，就不当，让人们看看院士评选的荒唐！黄先生的骨气……也……”
说起黄琳先生接受院士头衔，我别扭了好一阵子，后经换位思考，我才理解黄琳先生的苦衷。
黄琳先生没有在1980年（包括这年）以前成为学部委员（院士），是中国学部委员（院士）制度和学部委员（院士）评审者的耻辱，是党和政府的瑕疵，是民族的悲哀。朱先生没有在之前授予学部委员，那则是更大的荒唐！科学研究就好比军队打仗一样，也有将帅之分，如果说黄琳先生是科学领域的关羽的话，，那么，朱先生则是科学领域的诸葛亮。当然，对于这个问题，科学的业内人士亦知之甚少，业外就不必说了。希尔伯特没证明过几个像样的定理，但是，又有谁能说他在数学上的贡献小于高斯呢？
迄今为止，中科院共评选和补选学部委员（院士）十一批。第一批是在1955年，共评选学部委员172人；第二批在1957年，补选学部委员18人；第三批评选是在1980年，共评出学部委员283人；第四批是在1991年，共评选出院士210人；第五批是在1993年，增补院士59人；第六批是1995 年，增补59人；第七批是1997年，增补58人；第八批是1999年，增补55人；第十批是2001年，增补56人；第十一批是2005年，增补51 人。
平心而论，1955年和1957年两批学部委员评选没有黄琳先生是正常的，因为，那时他还年轻，成果级别不够，而到1980年这一批也没有他，这时荒唐的。从平行关系来看，他和1980年入选的胡海昌是同数量级的学者，从纵向关系来看，1980年的283位新学部委员中，至少有80%的当量水平远不及黄琳。更为荒唐的是这之后的1991年至2001年的五次评选和增补还没有黄琳，这五次评选上来的学部委员（院士）至少有95%的当量水平不及黄琳。看吧！这就是中国的学部委员（院士）制度和它的评选工作！天理何在？
朱先生何许人也？不能说，因为他老人家是不会让说的，自小平的“改革开放”见端倪之后，朱先生就开始减少学术职务和职称，用他的谑语说叫做：“国家兴亡，匹夫无责”，从那时起，他开始淡出尘世了。教授的职称是他不愿第二次对不起周围的人而被迫接受的，而博导之类的头衔他则坚决不授。为了出世，他连学术成果都拒绝出，但出于对人民的挚爱，又不能不奉献成果，于是，他就采取了一个办法，那就是指导一些学部委员（院士）和学生，让他们去出成果。黄琳先生敬佩的人极少，朱先生就是黄琳先生敬佩的人物之一。朱先生的思想之深和学问之精博是中华民族中绝无仅有的，在中国的自然科学、哲学、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等领域是否了解朱先生几乎可以作为一个人的研究水平是否是院士级或超院士级的标志。在科学界，朱先生尊重丁石孙、王竹溪、周培源、李政道、林家翘、路甬祥、黄琳还有钱学森等位院士；在哲学等领域，朱先生尊重贺麟、朱光潜、李约瑟、季羡林等先生。而这些学者对朱先生更是爱戴有加。可就是这样一位学界领袖，他所享受的工资和住房在北大教职工中处于中下等水平。而朱先生本人对此似乎没有这方面的感知神经，自此，我终于相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还残存着为数宛若凤毛麟角的 “忧道不忧贫”的君子，确实还有人奉行：“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
我生在一个革命者家庭，爸爸解放前给抗日联军将领冯仲云当通信员，解放后，作技术干部，妈妈不识字，但他们都长于教育孩子，我爸爸说，教育孩子是跟冯主席学的。我的父母和大姐、大哥对我的启蒙教育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一位叫孟淑兰的下乡知青在我的少年时代曾给过我许多鼓励；恢复高考后，我用人民给的助学金读大学，这期间，对我影响最大的是王焱生和李法鑫两位老师；在我读硕、博期间，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清华的丁先生和北大的朱先生。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朱先生冒着坐牢的危险保护我；我在秦城期间，我的三位硕士导师丁文镜、佟德富和陈滨教授，冒着被打入另册的危险，为我据理力争。我们的党委书记带着全系和更大范围的人们的嘱托，冲破重重难关，去秦城看望我。在我回北大后，我们系给我发全额工资不算，还给我发奖金，系工会还给我发困难补助。教工和研究生还分别派代表慰问我。这是怎样的超常规啊！这是怎样的情啊！
如果说我真的在学术上有那么点建树，这完全应该归功于父母和人民的养育，老师和一切关爱我的人们的教导和呵护。我的一生就是要报答这份情意！尽管我知道我永远也报答不了这份情。
罗素先生曾坦诚地说，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对人类处于痛苦而不能遏止的同情心，这三种单纯而又无比强烈的激情支配着我的一生。对此，我似乎也有同感：对人民幸福的渴望、对真善美的追求、对异性高雅的希冀心，这三种单纯而又无比强烈的激情支配着我的一切。我的内心世界纯洁、高傲，而且充满柔情，其实，这是最典型的脆弱的心理世界。为了不使这个世界遭受玷污和毁灭，我就用超常的，甚至是疯狂的努力，去粉碎对我心理世界的一切可能的威胁。
在三十多年的奋斗中，我终于为我们的民族在学术上争了一点点光。在哲学方面，我们可以为世界提供一个用以解决问题能够实现相对最优化的观的体系和方法论体系；在美学方面，我们可以为世界提供一个对美和审美规律逼近度相对最好的逻辑体系；在心理学方面，我们为人类提供了一个对最基本的心理规律进行逼近的逻辑体系，这个体系是西方一切心理学体系不能企及的；在管理学方面，我们能够为世界提供一个以心的管理为核心的、既可以管理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而又能管理智力资本的管理学体系，这个管理学体系的科学性，是迄今为止的一切西方管理学所不能比拟的；在数学方面，尤其是在分析数学方面，我们能够建立更牢固的数学基础，为数学以一种全新的面貌发展提供先导。
说来也好笑，西方敌对势力一得到如上信息，兴奋得像捞到稻草一般，霎时间清一色的“中国最NB的人物丁小平教授”的“讨论”帖贴遍一切有影响的网站。他们把各高校学生会、研究生会在不同时期写的讲演海报与有精神疾病的患者所写的东西拼凑到一处，对我进行谩骂诽谤。在他们看来，只要把他人的东西加以拼凑，并诬赖到丁小平头上，以此作为丁小平吹牛的铁证，就足以雪丁小平2004年2月“道出美国在华雇用网络特务”之事的一剑之耻了。可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我的回答竟是：“除患者说的‘在丁小平身上寄托着人类走出童年的希望’之外，都没有夸张。”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他们拼凑的东西远不止如上这些，还有我在红楼梦学、中国现当代史、文化学、经济学、影视理论和影视实践等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以及层层加码的八百门课的开设能力。美国人做梦也想不到，这一切会是事实。这个阴谋失败后，他们又转而“谁和你谈学问的真假，我们怀疑你的教授和博导职称”，于是，瞬息我又“成为”了职称造假分子。
假如我不是教授，难道这是美国人的光荣吗？我看不然，这恰恰是整个人类的耻辱！曾几何时，不是有那么多的人把建立生物进化论的达尔文诬作猴子吗？难道这是那些人乃至整个人类的光荣吗？恰恰相反，几十亿人口的人类连这样一点点正义都维护不了，光荣吗？当然，我知道以美国中情局为典型代表的那一小部分美国人的心灵极其扭曲，我也同样知道有限那么几个认贼作父的汉奸极其下流，这群中外的败类连灵魂都可以出卖，还会在乎耻辱与否吗？
我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没什么大本事，也从未承认过自己聪明，但确实做了一点实事。从横向上看，对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哲学和艺术乃至工程技术都涉猎过；从纵向上看，对历史、现实乃至未来也略知一二。从宏观看，知道各个学科在说什么；从微观看，想讲几句还有几个人喜欢听。
我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没什么大本事，也从未承认过自己聪明，但确实做了一点实事。对西方的哲学、社科类的东西，我们可以对马克思主义体系之内的东西做一点继承和发展的工作；对马克思主义体系之外的哲学、社会科学可以言之成理地品评指点。对西方数学、自然科学的东西，我们可以指出标准分析中的逻辑断链，也可以指出罗宾逊的非标准分析中的错误；我们还可以说一下理论物理的缺陷,也可以谈谈药理学和病理学中的严重错误及其改进。
当然，上面这些话还可以当作醉话和疯话。因为，多数人都不是知识面宽而研究程度深的人（也可能又会有人来个以子之矛陷子之盾：既然你把朱先生说得那么神，朱先生也评价不了你吗？恰恰相反，我在朱先生那里得到了很多鼓励），对于某一方面精的人，即使可以评价某一方面，还会因为其他方面评价不了而怀疑呢。既然我们已说让外行权且当作疯话，那么，人们就应该在有能力成为内行之前，不论它。现在，我们谈一个行内与行外都易懂的问题，我们解答一下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吧，同时，也澄清一下杨振宁院士因无知妄说而对中华文化造成的不良影响。
所谓李约瑟难题，粗略概言之就是：为什么“按理”近代自然科学应该率先在中国诞生，而事实上却不是这样？国际著名的中国科学史学家李约瑟博士在完成了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后的1964年，又在《自然》杂志上撰文探讨这个问题，但未成功。于是，1989年，著名的《自然》杂志又向整个世界征答，虽然应征者无数，但是，无一篇文章能得出正确结论。面对无奈的现实，《自然》杂志也只好作罢。去年，杨振宁院士在清华大学解答李约瑟难题，他的结论是：《易经》乃至《易经》影响下的中华文化决定了近代自然科学没有在中国发生。
我对李约瑟难题的解答是这样的：1、李约瑟难题是个伪问题，不是“按理应该率先在中国发生”，而是那时就不该在中国发生。在西方发生也是歪打正着、种豆得瓜、因祸得福。
2、李约瑟和后来的解答者都忽视了哲学的指导意义，他们应该清楚：任何事物，它之所以以一个特定的方式发生、发展，是由于它的自身的内在结构和动力以及外界约束相互作用的结果。
3、李约瑟和后来的解答者都有一个错误观念，以为科学发生的根本动力在于科学的生产力意义。其实，科学是人的趋利避害这一根本本能所派生的二级本能——认知本能的外化结果，它兼有认知自身和实现趋利避害的双重意义，科学还有一个趋利避害活动反馈酬赏本能的外化形式——审美。不了解这些，就不能得知近代自然科学发生的动力。
4、近代自然科学决不是一产生就是今天这个样子的，它像其它一切事物一样，也经历了初级阶段。第谷和开普勒建立的天体力学是近代科学的开端，伽利略做了承先启后的工作，牛顿继而收获了伽利略耕作的成果——建立了牛顿力学。近代科学处于第谷、开普勒乃至伽利略的天体力学阶段时，它自身的生产力意义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因此，它的主要意义在于认知。有了这些可靠的认知结果，人们就可以利用这一锐利的思想武器去动摇历时千年的、反动透顶的宗教神学统治。正如爱因斯坦所说：“哥白尼对于西方摆脱教权统治和学术统治枷锁的精神解放所作的贡献几乎比谁都要大”，哥白尼、布鲁诺和伽利略事件不就是最好的佐证吗？恰是这种政治需要构成了近代自然科学发生、发展的动力。这就叫做因祸得福，宗教神学统治本来是祸，西方人却因此得到了福——近代自然科学。
5、中国历史上没有宗教神学统治这种“祸”，因此，也就得不来相应的“福”——近代自然科学。也正因为如此，近代自然科学在中国发生缺乏动力条件，因此，它就不会发生。如果误以为近代自然科学产生之初就有发展生产力的功能，那么，李约瑟误解（李约瑟难题）的产生就顺理成章了。
6、绝不是说近代科学技术产生的动力非反宗教神学莫属，而是说，要研究其它原因已是李约瑟难题之外的问题了。此处所言，仅为梗概，详细论述，即将寄往《自然》杂志。
如上解答，仅为雕虫小技。且不说一个人在其它领域有否建树，假如，有位学者，他仅对科学史有研究，能解开世界上谁也解不开的“李约瑟难题”，并且近三十年来从未间断过大学教学工作。那么，他在中国也好，在美国也罢，他够不够教授和博导呢？如果他当不上教授和博导，是他个人的耻辱？还是他所在国家乃至人类的耻辱呢？！
在今天的中国，麻木的人们占绝大多数，坏人不少，汉奸亦有之，可好人也不少。北大的好人就不少，我的单位的刘鸿儒、孙效良和管维立三位教授就是博得我敬爱的同事。刘鸿儒同志系五十年代末莫斯科大学金融副博士，中国金融教育的开拓者，博导，曾任人行副行长（当时，泽民同志还是一般干部）、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兼国务院证券委副主任和第一任证监会主席，中华企业咨询公司（国务院企业咨询中心）董事长（主任）；孙效良同志是著名经济学家，体改理论家，曾任机械工业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当时泽民同志任外事司副司长。贾庆林同志就是在这一时期，由孙效良同志培养选拔的），国家体改委委员兼生产体制司司长，社科院工经所研究员，对外经贸大学教授，中华企业咨询公司（国务院企业咨询中心）副董事长（副主任）、继任董事长；管维立同志六十年代中国科技大学毕业，留美MBA，曾任北京工业大学教授、管理系主任，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企业司司长，美国宾大诺顿商学院董事，通用电气公司金融公司副总裁，中华企业咨询公司（国务院企业咨询中心）总经理（副主任）。我离开中银总裁职务后，任中华企业咨询公司（国务院企业咨询中心）副董事长（副主任）。我之所以到这里工作，是因为这三位学者型的领导德高望重，他们对不正确的东西是拒不执行的，从不管下指示的人有多高的职务。况且，我早在1988年即已晋升讲师，我在晋升教授等职称时，我完全可以拒授。但这丢的绝不是我的脸，这就是我理解黄琳先生接授院士的原因。
我们绝不是为坏人和汉奸活着，相反，我们是为着民族的幸福而奋斗，坏人和汉奸无时无刻不在为人类制造着耻辱，而好人，尤其像刘鸿儒同志这样的好领导，像北大经济社会与文化研究中心里的同志，他们无时无刻不在为我们的祖国减少耻辱、增加光彩。更让人难以忘怀的是，各界人士早在这之前就称我教授，开始，我还解释，后来，也懒怠解释了，再后来，就不必解释了。就我个人来说，教授、博导之类的东西对我已不再有什么意义，因为，我的待遇早已与我的职称无任何关系，我的学术研究高度已不是什么职称可以表现的了。又何况，我早就对这些身外之物没有兴趣了。
回过头来想，还是朱先生高明，人家就不涉及这些头衔问题。正是：躲进小楼去忧道，管他冬夏与春秋。我的性格决定了，我就是要与中外邪恶势力干它几十年，不胜利绝不出世。
（根据丁小平教授谈话录音整理，仅供内部交流，非经本人同意，不得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