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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4-16 23:27

“市井深深”网站中一篇有关梅刚毅老师的文章！

浏览“市井深深”，发现一篇有关梅刚毅老师的文章，很是惊喜。作为文革中入学的学生，对梅老师的了解少之又少，我曾把自己对他的粗浅认识写了一篇小文登录在校友网的“话说当年”中，但真实的梅老师在以下这篇文章中才得以显现。惊喜之余，没经过主人同意，就把文章转载了，很抱歉。但相信认识梅老师的校友们都会很有兴趣的。

刚毅傲梅——一个无可非议的名字

　　一位上穿白衬衫，下着白长裤，脚踏白皮鞋的先生，几乎每天都经过保安南街我家门口。那天，他停了下来，透过晶白的眼镜片，一双眼往我家大门望进去，恰好和我打个照面，我急忙踏下台阶，朝他迎去。
　　“ 我快要走了！”他说。
　　“ 去哪儿？”我急问道。
　　“ 美国。”
　　“去美国？” 我思索着：这年头，这个国家在中国并不“美”啊。
　　“ 我希望你来学校接替我的工作，重点是领导乐队，我已向学校领导推蔫过你了，你是否能来？”
　　突来的消息及问题，令我惆怅。先生要去那个遥远的国度，福祸浑然不知；而我刚获军区平反证书，文革痛楚使我耿耿于怀，对文艺教育界更忌讳莫深，我曾经拒绝市委调去市歌舞团的指令毫不犹疑，而今天对我尊重的先生所提出的问题却无法正面回答。茫然之中，我只是问了他何时起程需要什么帮忙的话，遗撼的是我始终没有给他一个明确的答复。家门口这个令我终生难忘的场面，没想到竟是和先生的最后一面。时间是1980年初夏。
　　这位先生不是别人，他的名字是其一生的写照，就是大家熟悉的七中鼎鼎有名的音乐老师----梅刚毅先生。

传奇式的人物----“东山烂仔”

　　梅刚毅伉俪住在山河东街一座西式红砖旧屋的二楼上。他那矮实的身材颇为健壮，肤色略深，自称年少时是一位短跑健将。黑坳坳的头发往后梳得十分整齐，浓眉下的眼晴透过金丝镜而显得炯炯有神，显露出他那普通音乐家俱有的文彬气质。白衫、白裤、白鞋再加上手中银白色的指挥捧是他特爱的“一身白”。平常脸上总是微微带笑，言谈中稍带夸张的手势以及富以色彩的表情，然而不失其君子风度，总令人敬重。
　　谁又知道，这位牧师家庭出身的先生曾告诉过我：当年他年少时是赫赫有名爱闹事打架的“东山烂仔”。战争动乱的年代铸造了他一生刚毅的性格，倔强好胜的意志。正如七中教师李志潜回忆他时说过：梅刚毅是一个死都逞强，不肯认输的那种人。然而他从“烂仔”之中闯出来后，就凭着这种倔强的性格，步入了神妙无穷的音乐世界，开始苦练钢琴、小提琴，攻读乐理，学习声乐，在这个领域中开辟了自己的新天地，踏入了为人师表之道。“坏孩子学音乐也会变好”，其中道理，恰是他年青时的传奇写照。

启蒙良师
　　七中小楼下不太大的音乐室是我难忘的音乐之域。课室右角里摆着一部黑色的三脚钢琴，另一
角落摆着贝多芬的石膏像，那部唱针式留声机也是当年不可多得的教学器材。在这里，一首可爱的歌注入了我的脑细胞：
　　“昨夜我进了梦乡，一辆小马车飞驰在我身旁，我骑上马车快快地飞呀……”。
　　这是梅老师在1960年给新制一年级学生准备的一份美丽的音乐早攴，他用音乐的感染力向刚入中学的我们展拓出一幅美好的生活憧景。我们听他讲贝多芬、莫扎特，柴可夫斯基、聂耳和冼星海，听乐曲典故，唱他谱曲的“实验学校”校歌，就像春苗般饱吸着雨水。特别是他的颇俱吸引力的指挥风彩令我十分敬慕，让我急不及待地加入了银乐队。自始，就在这小小的音乐室中，我和一班新人在一起，在梅老师的教诲下，从识简谱到五线谱，从低音吹到高音，从生硬变到熟练，从零的开始，走上了我们的音乐之旅。
　　不少同学至今都记得我们在文化公园表演的大合唱“美丽的花儿向太阳”，那是他精心处理表现天真可爱青少年形像的歌曲，不但演出成功，更深远的是在同学中刻下了永久难忘的印象。在他的引导下，年青的我们在音乐爱好历史中，各自写下了像歌谱那样的各时值不尽相同，但却永不可磨灭的音符。
　　那时，在乐队中我水平还不高，他却挑中了我，要我练歌剧“刘胡兰”独奏曲，又敦督我要开放思想，向高难度攀登，并取“印度客人之歌”等曲谱，执意要我练独奏曲。在他的循循教导下，使我在七中乐队五年多的学习中，一路快步走来。高中时，他又向学校推蔫我担任乐队队长，更加鞭策我要不断提高。直至1965 年，广州军乐队根据他的推蔫挑选我入队，事前我绝然不知此举来自梅老师。那是我人生的转折点，四十多年来，道路坎坷，但我始终没有放下我的小号，更没忘记梅老师的爱心栽培。

银乐队的支柱

　　七中银乐队之所以名威市中学生管乐团之首，首要的是以梅老师作为有力的支柱，他致力的领导是乐队保持及发展的关键。
　　1960年12月一个周末之夜，在欢迎新队员的晚会上，我聆听梅老师热情洋溢地说：“我们乐队有着悠久的历史，洗星海就曾经在培正银乐队担任过指挥，我们要发扬光大乐队的优良传统。你们今天被挑选成为乐队队员是极大的荣誉，要用乐器作为宣传工具，努力为学校争光！”他着力从精神上向乐队队员灌输光荣感与责任感，使之成为今后坚持不懈的思想基础。他又说：“我们的乐器是在临解放前从香港运入、由美国制造的“CONN牌”优质乐器。你们一定要加以珍惜，一代传一代，保证使用一百年！”。尽管“使用一百年”的美好愿望或许夸张些，但历史证明了他这番话深深地在队员中扎了根。即使在动乱的文革中，队员们都细心地保护着这批乐器。在复课回收乐器时，竟然一支不缺，这在全市各中学里绝无仅有。
　　他对乐队的组织十分重视，运用以老带新的方式，抓紧各年级新队员的替补，使乐队不受毕业生离校的影响而保持生气蓬勃。专业上他灌入了特殊的训练方式，就是苦练基本功的基础上快速转入合奏乐曲，利用周围队友的进步来推波助澜，不断以互比高低的方式提高个人演奏水平。他经常挑灯夜战为乐队编写配器，用严格而又善诱的方法指导我们从基本练习、合奏、重奏直至独奏，沤心沥血地培养出一批乐队骨干，使七中乐队的水平名列全市前茅。我们每一点的进步与成绩都是与他的精心培育分不开的。
　　文革之后，他依然以辅导乐队为己任，埋头辛勤地耕耘着。他深知如果没有指挥导师作支柱，学生乐队就难以保持与发展。直至他出国，也没忘记为七中乐队寻找他信任的接班老师。

国庆仪仗队总指挥

　　国庆仪仗队是七中银乐队每年的重心工作。自从1959年国庆十周年在烈士陵园的“小天安门”前担任全市中学生管乐团总指挥以来，梅老师历年都担负这个重任。
　　为了国庆工作，每年暑假集训工作就如火如涂地进行。在酷热而没有风扇的排练室里，他汗流夹背地指挥乐队，处理乐曲的节奏、强弱要领，对国歌等重要乐曲更是要求精益求精。通常讲到声带都沙哑了，他还硬挺坚持着，执意地训导我们。乐队除了演奏之外，还有军事化操练，过去不少乐队队员在现场烈日之下，拿着乐器笔挺地昏倒的现象时有发生。为了适应在国庆节当天前后长达六、七个钟头的工作，梅老师除了要求我们之外自己亦以身作则，严格刻苦地跑步操练。在他的带动下，我们七中银乐队的军事操练比赛曾获市文化局国庆仪仗队领导的嘉许。
　　1964年国庆节，仪仗队要分开会场和游行两组。梅老师自告奋勇地担任了最辛劳的游行乐团总指挥。他举着沉沉的锦旗指挥捧，带着乐团早上五点进场，守侯至十点开幕，游行由越秀山至中山路、太平路、长堤、沙面、再由永汉路折回越秀南……，雄壮的乐曲响彻羊城上空。眼镜模糊了，脚跟磨损了，礼服被汗水湿透了，礼帽沸腾了！他那刚毅的意志感染着大家，使乐团全体队员战胜了疲劳，精神抖擞地坚持着把乐曲一直奏回至大本营。
　　七中银乐队就在1964年10月1日这一天，以梅老师手持着鲜艳的锦旗为中心，摄下了傲为全盛时期的珍贵照片。

音乐花会
　　1962年，营养不良的我们却精神十足地参加“羊城音乐花会”。梅老师日间上课，晚上指挥我们排练，师生合作置辛劳而不顾。我们演奏“羊城春色”、 “旱天雷”、“白桦树进行曲”以及经典的“巴格达酋长序曲”，在南方戏院、文化公园等地上演多场。社会各界为之叫好的新闻刊登在羊城晚报上，更誉之音乐界大有后继之人云云。
　　伴陪羊城花浪起舞，梅老师以他充沛的精力，顽强的意志，精心的策划，举办了十届之多“七中音乐花会”，连继二个多月的周末在校演出，掀起了七中音乐文艺节日般的空前热浪，在七中历史上首开先河。
　　“七中音乐花会”凝聚了他对音乐教育事业的心血，培育了一班音乐秀苗。当年的七中音乐花会除了有乐队大合奏之外，有沈以康，许卓华的男高音；郑振祥的高胡独奏：“春到田间”；张本立的萨克管独奏；有张华显、温烈光等七人男声小组唱：“游击队之鹰”；有杜继昌老师的男声独唱：“蓝色头巾在她身上发亮，有双眼晴闪闪……”；邹明耀老师的长笛独奏；有邓卫华洋琴独奏：“旱天雷”；由李尔康钢琴伴奏、陈洪滔演奏的小提琴独奏：“新疆之春”；有叶若涛的手风琴： “多瑙河之波”；邓小芳、李同蒽等女声独唱……。这些台上的演出，都由梅老师业余个别辅导、排练以及热情的鼓励。在他倾心尽力的策划安排下，促使一批爱好音乐的新秀上台尽显青春活力，把音乐花会的气氛带到全校园去，促进了学业的进步。当年，没有一间学校有如此宠大的文艺活动，在全市中学里无不屈指称雄。

梦魇的日子

　　当声嘶力竭的叫骂代替了优雅的音乐旋律时，亿万人殊不知已被绑上文革浩劫的病狂车，随之而来的是揪斗，剃头，抄家，皮带抽打，残暴迫害乃至刀光剑影，甚至枪响街头。
　　一群丧心病狂的兵卒在东山教堂燃起浓浓大火，肆无忌惮地大烧圣经书籍时，被挂黑牌的梅刚毅被推近火旁，被强迫着去捅火。只要退后一步，背上就挨一皮带抽打，头发被烧焦，皮肤甚至被烤伤。梅老师拿着捅火棒，汗流满脸，怒视而沉默着。
　　那天，在牛棚中被揪斗的老师们没有给饭吃多时了。忽然，有个家伙拿着饭桶面目挣拧地嚷着：“来呀！谁先来吃呀？”
　　一片沉闷，已饥饿不堪的老师们不知又会发生什么事，没有人敢动声色，沉默继续着……。
　　梅刚毅第一个站了起来，毅然走向前装了一碗饭。
　　突然，这家伙冲前猛然把地上的黑色煤渣一勺子盖在梅刚毅的饭碗里，随之爆发出咒骂与咛笑……穷凶极恶人性何在？！在那人性道德灰烧的年代，梅老师就是以他刚强的性格，够胆站起来横眉怒对这班狗仗人势的小丑。受尽了政治打击，精神折磨，身体摧残，他心里从没有屈服过，只有俨然一个“忍”字。
　　文革风暴过后的一个晴郎天，我去梅老师家探望，得知他在文革中那段梦魇日子里的遭遇，倾听他一字一句的控诉，目睹了他身上的伤痕，注视着他眼眶里滚着而不落下的泪珠，从他身上体现出其坚强的意志和刚毅的性格。与其同感，我的眼眶也湿润了……。

最后的微笑
　　梅老师出国之后两年，我也离开祖国赴美了，北美之大，却无从寻得他的消息。多年之后，一张由同学从加州带到纽约的照片，才让我再次见到他。这是梅刚毅和许金月、余肇荣等老师在三藩市聚会所摄。他依旧戴着金丝眼镜，一脸微笑地站立在当中。据闻，他积极参加三藩市华人音乐的指导活动，他还亲自上台表演，并获得歌咏演唱奖项呢！看着这张照片，得知他在幽雅的环境中，享受着加州的温暖阳光，我轻轻地叹了口气，心里舒坦了。
　　当正设法与他联络时却传来了噩耗，我独怆然而涕下！仔细看看这张照片，才知它成了我最后的珍贵留影。悲痛之余，我发现他家留下的电话号码最后七个字的广州话谐音竟然是：“碌碌吾易，生生生”。啊！一生在音符中忙碌不易的梅老师，您在我们心中永生！
　　“刚毅傲梅”，您的名字是无可非议的！

2007年11月修改于纽约史丹顿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