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为本，用科学发展观看待人口问题(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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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停止计划生育不会造成人口膨胀--“超生挑战中国16亿人口上限”是个大笑话！
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两大基本支柱，一是物质再生产，二是人口再生产。要实现胡主席的“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人口必须稳定。要维持人口稳定(不增加也不减少)，妇女平均得生育2.1个孩子(就是人口学上的世代更替水平) 。
最近在人民网上看到“超生挑战中国16亿人口上限”http://www1.people.com.cn/GB/jingji/1037/2768941.html。该文引用一个没有任何代表意义的十年前的个例：内蒙农民王容为了生一个儿子连生十胎。只要仔细想想：每次生儿子的概率都是1/2，另1/2生女孩的再生第二胎，第二胎中又只有1/2是女孩(总人口中概率就是1/2 x 1/2=1/4)，就是说要是都生两个孩子的话，两个都是儿子的概率1/4，都是女孩的概率1/4，一男一女的概率2/4(1/4头胎是女孩第二胎是男孩，1/4头胎是男孩第二是女孩)，如此类推。生三胎没有儿子的概率是1/8，生十胎才有儿子的概率只是0.000976563，一万对夫妇才9.7对这种情况，但不孕夫妇却有1000到1500对！采用这种个例实在显得弱智。该文整个就是酸葡萄心理，既鄙视了农民的超生，说他们没有养育能力；更加抨击了名人多子，难道他们也没有养育能力？对培养下一代没有付出的丁克家庭反而应该受到鼓励了，真是滑稽。
最保守的估计中国不孕家庭占10-15%，加上单身人口，至少有15%的不育。就算20000(男女各半)育龄人口，扣除15%的不育人口，剩下8500对夫妇，都允许生两个孩子，然后没有儿子的可以继续生下去，直到10胎为止。那么都生育两个孩子后还有1/4夫妇没有儿子；这1/4人再生三胎，1/8第三胎生儿子；1/8没儿子再生四胎，1/16生儿子；1/16没有儿子再生五胎，1/32生儿子；1/32没儿子的再生六胎，1/64生儿子；1/64没儿子的再生七胎，1/128生儿子；1/128没儿子的再生八胎，1/256生儿子；1/256没儿子的再生九胎，1/512生儿子；1/512没儿子的再生十胎。那么8500对夫妇中有7442对夫妇只生二胎，总孩子数14884；生3胎夫妇531对，孩子1594个；生4胎夫妇265对，孩子1063个；生5胎夫妇133对，孩子664个；生10胎夫妇66.4对，孩子398个；生7胎夫妇33.2对，孩子232个；生8胎夫妇16.6对，孩子133个；生9胎夫妇8.3对，孩子75个；生10胎夫妇4.2对，孩子42个。三胎及以上夫妇共1058对，孩子数4200。加上生两胎的7442对夫妇的14883个孩子，共19083个孩子，除以10000个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只有1.9，要是允许没儿子的继续生下去，到15胎后都有儿子了，总和生育率也只有1.91，还达不到世代更替水平的2.1！要是只允许生两个，实际生育率能到达1.5就不错了。
要是都允许生3胎的话，同样计算，等都有儿子时，总和生育率也还只有2.66，高于2.1的更替水平，需要有所控制。但关键是现在农村生育愿望只有1.8，城市生育愿望不到1.6(上海只有1.1)，就算经过广泛宣传，生育愿望也难以大幅上升，那么放松计划生育政策允许生三胎，总和生育率也达不到2.1。经济结构和人口结构决定了生育愿望，现在停止计划生育是不会造成人口膨胀的。千万不要忽视计划生育长期宣传和经济发展所培养的丁克文化。
从某种角度看，正是超生缓解了今后老年化压力，超生的新生人口将是今后宝贵的劳动力，嘲笑者可能还要靠被嘲笑者养老，今后国家可能不得不退回超生罚款，并进行国家赔偿。
十一、人口减少的恶果--老年化比人口爆炸还要危险
中国1960年代妇女总和生育率很高(1971年数据显示是5.8)，人口压力当然大，食物短缺是个大问题，在经济仍然没有出现曙光的前提下，适当降低生育率是无奈但正确的做法。中国七十年代实行的比较宽松的计划生育政策，当时提倡的是“四五家庭”，即一个家庭生育两、三个小孩。该政策使中国妇女生育率从5.8下降到1979年的2.7。
但后面中国经济明显起步后，就应该放松计划生育，但政府还处于“一日被蛇咬，三年怕草绳”的心态，反而采取更加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中国生育率在80年代后期就已经低于2.1的世代更替水平。低于2.1意味现在的人口增加只是低惯性增长，然后就是人口急剧减少。低惯性增长(尤其是以现在1.3的生育率)和人口减少的后果非常严重。
1.3的生育率是民族急性自杀，1.8生育率是慢性自杀。1.3与1.8差别大的很，就象亩产千斤和亩产万斤一样。1.3的生育率对社会的影响比过去6.0的生育率还要大，过去两百多年中国以6.0的生育率使人口从数千万增加到12亿，虽然人口压力大，人与资源的矛盾大，但毕竟有足够的年轻人口，社会还是在前进的。1.3的生育率能使中国人口两百多年内下降到数千万，并且由于人口持续老化，社会将难以发展。胡锦涛在人口问题讲话已经提到人口安全了，提到要“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但没有接近2.1的生育率是不可能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的,要是现在是1.8的生育率，由“多生罚”向“少生奖”的政策转变就可以了，但既然现在只有1.3左右的生育率，计划生育工作除了由“多生罚”向“少生奖”的政策转变外，还得采取适当鼓励措施。
由于计划生育和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中国人口结果从成年型进入老年型的时间预计仅需18年左右，法国完成这一过程花费了115年，瑞典用了85年，美国用了60年，英国用了45年，时间最短的日本也用了25年。
李建新博士在《论生育政策与中国人口老龄化》一文(http://www.cpirc.org.cn/yjwx/yjwx_detail.asp?id=2461)已经指出：自5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发达国家的老年人口比例不断提高，西方人口学家越来越关注人口老化对社会经济所产生的影响。从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上看，西方学者普遍认为，人口老龄化会使劳动力年龄人口比例相对下降，劳动力资源相对缩减，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社会生产和开发，会带来严重的经济后果。其次，人口老化之后是劳动力人口老化，因为持续的低生育率会使青少年人口比例低，新增劳动年龄人口减少，这样势必造成劳动力年龄人口老化。在科技就是生产力的时代，老龄劳动力人口在接受新的知识和科学技术方面比青年劳动力要处于劣势，对新产业和就业岗位的适应能力也要弱一些。因此，随着人口老龄化、劳动力人口老龄化，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发展必然会受到影响。当然老龄化的影响不仅仅只表现在经济发展方面，还将表现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如社会养老负担加重、老年医疗费用增加、社会价值观变化等等。
十二、驳李小平“两百年将中国人口减少到三亿”的谬论--科技进步能解决老年化问题吗？
有人说：中国人口太多了，减少人口有何不好？中国人口密度比较大，但人均资源比日本甚至一些欧洲国家要好。要是中国人口成比例地降低到七、八亿(只有地震等自然灾害能够这样，但所造成的社会破坏也是国家难以承受的)，当然也不错。但现在不可能屠杀人口(你不能将人口按比例蒸发或者如刀切蛋糕般在保持年龄结构不变的情况将人口降下来，你要是屠杀人口的话，社会混乱，物质毁坏，瘟疫流行，几十年都难以恢复)，只是通过降低生育率来减少人口(减少未来宝贵的劳动人口)，反而增加老年人比例。生育率低于1.8，尤其是现在的1.3，意味着今后有活力的人口过度减少，而整个社会压力却增加(没有活力的老年人口增加)。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小平说中国人口应该以200年的时间从现在的数目回落到3亿左右，但令人费解的是这个所谓的专家这位学者竟然忘记了这样一个重要的事实：如果人口在持续减少，则说明人口生育率始终低于更替水平，也就是说在这200年里如果没有外来移民的话中国的人口结构就是在不停的老化，当最终中国人口降到3亿时生育年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可能将会下降到一个无足轻重的数字，人口结构已经是不可持续发展了，即使这些人再如何努力中国的人口也会继续下降，汉族可能仅仅因为长期人口控制的惯性就接近灭亡。远离2.1的生育率，人口增长和下降都是加速度的，当中国人口在两百年内降到3亿时，离几千万也不远了(历史上上千万人口的民族灭绝的不少)。似乎很多人对中国的人口控制已经进入了一个误区，那就是希望通过减少人口来使生活水平赶上西方，这实际上是很不切实际的,客观上中国的人口已经很多了,应该从这个客观事实出发研究提高生活水平的方法，而不是相反的要去采用一种纯理想主义的缺乏先例的做法来改变这个客观事实。日本的人口密度远远高于美国而生活水平也可以达到美国人的50%-66%,中国按照适合人类生存的国土资源计算人均生存空间和资源远比日本多，现在的困难不过是因为分布不够科学合理与城市化水平滞后，却要舍本逐末的通过减少自己的人口来追求生活质量，非常的短视。李小平本人没有生育小孩，是个丁克，可能因此千方百计为自己的生理缺陷话或者自私心理找出高尚的理由。打着高尚的幌子，干的断子绝孙的勾当。
社会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到时候因为老年化压力，中国不得不从其他国家引进人口，中华民族在中华大地成为少数民族。战后引进的230万土耳其人已经让德国社会伤透了脑筋，但是不引进又怎么办呢？
所以英国保守党的议员赫尔默会说欧洲人(现在总和生育率1.47)是在减少自己的人口为别人腾出生存空间啊。据说按照现在的增长势头40年后欧洲人口的三分之一，也是最年轻最有活力的三分之一将是穆斯林，这实际上等於说欧洲本土的文化特征将面临灭绝，传统意义上的欧洲将不复存在。
日本在50年代人口突破一亿时举国上下为日益增长的人口给粮食生产带来的压力而惶惶不安，并曾一度计划将人口收缩到8000万左右(幸亏没有付诸行动)；而现在日本人口1.27亿，整个国家却陷入了另外一种恐慌，厚生省去年公布的一项研究报告指出，按当前的出生率计算，日本人口2006年将达到最高峰，为1.278亿，到2050年将下降到1.05亿，到下世纪初将减少一半。
我国现在的生育率只有1.3左右，还有人竟然连这种低惯性人口增长都要阻止，等今后人口从14.7亿下滑到现在的13亿时候，我们想哭都哭不出来了。
需不需要移民，需要多少新增劳动力不是由绝对规模和人口密度来决定的，而是由老年人口比例来决定的。如果日本要维持现有的劳动力队伍，那么这个人口1.27亿的国家这50年内需要引进3500万外国人。日本就面临需不需要移民的艰难选择。到中国今后面临这样的选择时候，也可能正是李小平这样的人首先赞成从非洲或者阿拉伯国家引进移民来缓解老年化压力，因为李小平等人反正没有小孩，用不着为子孙后代着想。
李小平说过：“劝君莫愁老龄化，劝君多思自动化，手持遥控来种地，如今不富是神话” 。李小平等人是在假设生活水平不变的前提下，或者是老年人活质量不变的情况下，预计科技将弥补老年化问题。科技的发展使生活质量多样化成为可能，比如说以前吃占了收入很大部份，但现在吃只占很少部份。科技的提高，地球可以容纳更多的人口，但有什么样的生产力水平，就有什么样的消费水平和消费心理，人类几千年历来如此。到时候有两、三个孩子的家庭还得努力工作来达到当时主流消费水平，还是没有多少余钱，不然的话，没人愿意干活了，社会就不会发展了。可以想想：以前一对父母同样能培养6个小孩，还能赡养老人；要是以当时那种生活质量，现在培养二十个都没问题，但事实上现在人培养两个小孩都成问题。所以，不能指望今后老年人(我们这一代)一直维持现在的生活水平，而年轻人过上新生活。这涉及到心理期望值和社会公平的问题。要是真象李小平说的那样，俄罗斯就用不着担心老年化了(现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还比中国高几倍)，法国、德国、日本不用担心老年化了(中国几十年后也难以达到他们现在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但现在这些国家最大的问题就是老年化。 因此，就象减肥一样，也得符合生理规律，否则再胖的人也得饿死！何况根本就不胖。
十三、看人口不能光看数量，更要看结构--日本的衰退原因之一就是人口老化
稳定的人口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必要保证。没有合理的人口结构就不可能持续发展，日本衰退的原因之一就是人口老化。日本妇女的平均生育数已从1970年代中期的2.0个，降到1992年的1.5个，现在更是下降到1．29。日本20年前生气蓬勃，平均年龄只有30岁(中国现在一样)；现在中间年龄42岁，企业中有一半以上是老年人了；到２０２５年，日本人口的中间年龄将超过５０岁，从现在起不到四分之一世纪以后，近３０％的日本人将在６５岁以上，每９个日本人中就有差不多一个人将超过８０岁。有人将“日”薄西山归因于经济政策的失误，事实上更大程度归因于人口老年化，缺乏有创新力的企业队伍。根据日本第一生命经济研究所得研究显示，当老年人口比率上升1%，总生产力就会减少0.11%，到2050年日本占全世界经济总量的比率将由目前的8%下滑至4%。
打个比喻，一个工厂要长期存在和持续发展，就必须老中青三结合。师傅教徒弟时，要费心费时，甚至影响师傅的工作效率。要是只考虑当年的生产的话，就根本没有必要招收新徒弟。但要考虑企业的长期发展，必须不断吸收新的力量。否则人才结构会断代，那时候再招收徒弟就晚了(一方面有经验的师傅退休了，另一方面新手需要多年的训练才能真正成材)。
整个社会也一样，现在要是减少人口的话，一方面可以省一笔费用(养育和教育小孩的费用)，另一方面母亲减少养育小孩的误工时间，用这个时间工作可以增加社会财富。过去的领导正希望这样。但问题是，等经济发展以后再谈人口就晚了，新加坡日本等国(没有强制实行过计划生育政策)领导每年作揖打供要年轻人多生小孩,都没有成功。经济结构本身就不可逆转的减少年轻人的生育愿望，而我们计划生育政策的大量的负面宣传也将长期影响人的生育愿望。
长期的低生育率，已经给欧洲带来许多问题。一是城镇逐渐萎缩。由于人口的减少，许多城镇和乡村正在萎缩，一些甚至消失。二是公共设施维护不足。人口的减少，意味着纳税人数的下降，各级政府税收明显减少。欧洲许多城市已经无法依靠政府的力量维护道路、电话线、下水管道等公共基础设施。三是出现大量空房。欧洲生育率的下降，造成一些城市的房子无人居住。四是竞争力削弱。欧洲人口老化问题将会日益突出。人口老化，年轻人不足，经济将会呈现乏力。而欧洲(总和生育率1.47)的主要贸易伙伴美国，则因其较高的生育率(发达国家中唯一有比较正常生育率的是美国，1999年美国的生育率还保持在2.08)而使经济充满活力和潜力。
当中国仍然习惯贬称印度为阿三时候，国际社会的眼光已经开始聚焦印度了。印度经济改革比中国晚十年，但现在已经保持8%的经济增长率。并且尤其是印度的经济比中国更有可持续发展潜力：合理的人口结构，企业全球经济竞争力比中国企业强。中国现在中间年龄31岁(与日本二、三十年前一样)，今后45岁左右(与现在日本一样)；印度现在中间年龄24岁，今后在30岁左右，中印谁更有发展潜力？
十四、老有所养，谁来养？--“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深层哲理古人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中国历史上一直维持在几千万人口，“无后”所以"为大"者意义在此。孔门的孝的意蕴是丰富的。过去因为只有儿子才承担养老的义务，“后”通常指儿子；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后”当然包括男女。父母各给子女23条染色体，其中男性的Y染色体是来自父亲，姓氏的依据。但人类线粒体都来自于母亲，也就是说由母亲传给她的女儿，女儿再传给女儿，所有传给儿子的线粒体都及身而没，不能再向下传递。线粒体是最大的细胞器，被称为“细胞的发电机”，为细胞提供能量，控制人的寿命，它能自行分裂，含有自己的DNA。线粒体在遗传上具有相对独立性，也就是说，下一代的线粒体DNA一般仅来自母体。因此从遗传学角度看，作母亲的比作父亲的更合算，因为父亲只留给了23条染色体这个遗传物质，而母亲除了同样传下23条染色体外，还传下了私货：线粒体DNA。
从全社会角度看，将我们这一代人视为一个群体，下一代视为一个群体，难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不正确吗？下一代年轻人即使有些缺点，对老年人有些“不孝顺”(比如说通过立法限制老年人的利益)，但没有他们的话，老年人一点养老保障也没有。古代所崇尚的忠、孝、仁、义、礼、智、信，在文革遭到大力批判，不也是现在梦寐以求的目标吗。对几千年形成的一些信仰不能因为短时的迷茫便全加以抛弃。现在计划生育再不停止，以后社会问题将很大。还不计算独生子女因为“众星捧月”效应培养出来的孤傲、狂妄、自私性格给社会带来的损失。谁来养活庞大的老年人口？有人说现在存钱，今后自己养活，但存的钱不过是废纸一张，今后谁来将这些废纸换成财富？有人说以后有退休金，但退休金也需要年轻劳动人口提供。表面上看，未来一对独生子女夫妇要养活七口人（假设抛弃双方祖父母，只养活双方父母和自己以及独子的话），事实上远不止七口人！因为还有一些没有小孩的老人也得由社会供养，还是得通过增加税收到全部年轻人身上，间接还是年轻劳动人口养。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养活”的代价将会越来越高(包括医疗水平在内的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从国家角度看，老年人口比例不能太大。我们这个群体今后需要下一代养活，一旦下一代人口太少，我们这一群体所持的社会股票就会贬值，甚至成为废纸。比如说，本来100个年轻人养活20个老年人应该没有问题，但今后是20个年轻人养活100个老年人，就算这100个老年人存了一大笔钱，但需要这些年轻人才能转化成消费用品，还是要靠这20个年轻人的劳动。这100个老年人能存可供今后消费的东西其实是很少的，比如说现在化了上千元买个电视，几十年后价值不到十元。就算买大米等日用品，几十年也变质了，也不值钱了。并且有些东西是无法存的(如医疗服务)。总之是需要这些年轻人来养。
因为社会承担了很大部分供养老年人的责任，个人少了后顾之忧，给人一种“不要靠年轻人养”的假象，现在有人不愿生育小孩了。要是大多数人都这样的话，其实是种自私的表现，一方面不想承担抚育小孩的责任(而那些养育小孩的母亲因为花费很大精力和时间在养育小孩身上，反而不能得到足够的工龄和社会安全税的点数)，一方面又想将现在的财富长期保值甚至升值(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他们其实是在剥削别人的下一代。从个人角度看这种投机取巧的做法可以实现，但从社会角度出发却是危险的。要是现在放松计划生育，所增加的新生人口今后不光是养活他们自己的父母，也是养活其父母的同龄人。因此放松计划生育所造成的暂时社会压力也应该由全社会分担，而不是单由父母承受，现在不付出，怎么指望将来退休金保值/升值。就算你没有小孩，但你为整个社会付出了税，其中额外增加的部分用于抚育、培养小孩，等于与作父母的一起共同承担了抚养小孩的义务，当然可以光明正大地以父辈的身份享受养老金。合理数量的高素质的下一代才有能力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提高全社会生活水平，也就是将我们现在的投资升值，我们老年有比较高的生活水平和医疗水平。但要是整个社会付出的太少的话，今后问题可大了。
既然养老已经社会化了，与自己所生育的小孩脱钩，养育小孩也必须适当社会化，否则社会非常不合理，没人愿意养育小孩了。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的税收倾斜政策给那些多子女家庭适当优惠是合理的，但还不够，还不足以弥补他们养育小孩的付出。单身人口多交了很多税，多孩子家庭免税，中小学免费。你以为多孩子家庭赚便宜了？他们付出的更多。美国政府是明智的，并且也有能力这样做。中国现在九年义务教育都还是在城市，农村的义务教育是父母的义务教育不象城市那样是国家的义务教育。美国是富人多交税，提高全民素质；中国目前是穷人牺牲发展权、忍受不合理的价格差，并交税提高城市的教育水平，并且北京等城市不但享受较高的教育条件，反而分数线远比农业省份要低，然后城市人再说农民素质低。
现在的抚养比是历史上最低的，几对夫妇养一对老人，一对夫妇又子抚养一、两个孩子，这是现在经济腾飞的原因之一，但却是透支今后可持续发展能力。
从众心理害死人！2000年洛阳“12.25”特大火灾，夺走了309人的生命。事实上其中很多人本来是有希望逃生的，但在打手机告诉亲人时还没有恐惧感，还没有逃生的准备，因为他们认为这么多人都在里面，火灾肯定会被很快控制住的。结果后面情况难以控制时，一片拥挤，影响了逃生。要是在一开始就准备逃生，在那段时间内很多人是可以逃出来的。现在计生生育也一样，很多人都认为反正大家都是独生子女，无所谓。但到问题来临时候，谁也逃不了。
贪图享受是人的天性。生儿育女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提。过去的的政府和媒体给人一种假象：少生/不生孩子是光荣的，是不影响今后的养老的。既然有这样的好事，又不要承受养育小孩的负担，又能有养老保障，为什么还要生孩子呢？在六十年代初的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初期，政府鼓励集体化，在统一食堂里吃饭比自己家里还要好(将几年的存粮几个月都吃完，生活当然好)，有这么好事情，都一窝蜂加入集体化。结果呢，出现大的饥荒。谓之“自然灾害”，不是人灾又是什么？人无远虑，必有近犹！说是老有所养，但在年轻人口越来越少的情况下，谁来养呢？
网友反馈：我是一名地方社会保障局的工作人员，我认为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崩溃是不可避免的。原因有以下几点：一，社会保障的制度不完善。现今我国的离退休人员的退休工资来源大体分了以下几块：1，国家财政补助，2，各地的财政补助，3，在职人员的养老保险金收入（将收缴的在职人员的养老保险金用于退休人员的工资发放）。先说第一块国家的财政补助，国家的财政补助是有限的，补助的多少取决于国家的经济实力。当国家的经济放缓到一定程度时，国家的财政补助必然会出现问题。现在明白了国家为什么要使经济增长保持在7%以上了吧。第二块各地的财政补助，基于我国的经济不平衡，各地的财政补助由地方政府自行决定，这造成了以下危害，一方面，各地政府尽量的降低征缴比例，使地方企业少缴养老保险，那么这部分钱就变成了企业的利润，政客的政绩。另一方面，在职职工的养老帐户无法累计，空帐户运作。第三块在职人员的养老保险金收入现在也出现了问题，在职人员的养老保险金收入增涨速度低于退休人员养老金的发放速度（社会老龄化的结果）。所以国家千方百计的在扩面，提高在职人员的养老保险金收入增涨速度。这无异于拆东墙补西墙，挖肉补疮。大家想想为什么？以上三方面任何一方面的问题不解决，都将出现退休人员工资无法发放的问题，这将引发社会的动荡。二，以后一对夫妻至少要养活7个人（双方的父母4人，自己2人，孩子1人），以现在的物价水平来说，这根本不可能。现在的房价和人均收入比为27：1，也就是说现在的20岁的年轻人要想靠自己的力量买房要花27年的时间，当然这比较理想化，但是花10年时间贷款买房的人到处都有。试想工作十年才有自己的房子，哪还有钱去养活其他人呢？那里还有钱缴养老保险呢？不缴养老保险，退休人员的退休金从何而来呢？这里年轻的朋友都有体会。在这里可以想象10年后，现在在外漂泊的人到那时仍然无家可归。这是很惨的。不说了，希望大家关注社保行业的发展。
十五、寿命延长会成比例延长工作时间吗？
寿命是有所延长，但有极限，中国现在平均寿命已经接近发达国家了。专家预计500年内人类平均寿命不会达到100岁。寿命延长工作时间也会稍有延长，但不会成比例地延长。目前平均寿命的延长很大程度归因于战争的结束，生活水平(从很低等水平)适度提高。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老年疾病发生率在不断增加(很多是所谓的富贵病)，虽然寿命仍然会有所延长，但延长寿命所需要的社会成本会非常昂贵(比如医疗成本)，远非延长工作时间所能弥补(现在有些工厂就已经被老年人医药费拖得要死不活了)，尤其是今后智力经济时代，老年人对接受新知识的能力本身就较差。比如平均寿命只有60岁，只在生病时候需要抚养；平均寿命80岁，至少有十几年需要抚养。因此寿命延长，工作年龄并没有相应延长，养老负担更重。这就是老年化的实质！根据日本第一生命经济研究所得研究显示，当老年人口比率上升1%，总生产力就会减少0.11%,到2050年日本占全世界经济总量的比率将由目前的8%下滑至4%。
十六、中国在可见将来能建立起西方目前的养老制度吗？
老有所养对社会稳定非常重要，对个人更为重要。很多人指望能通过建立西方国家现在这样的养老制度来解决养老问题。西方的养老制度不过是变相的“养儿防老”，是“养儿防老”的社会化：大家来养小孩，今后一起享受养老金。西方国家通过纳税用于小孩的养育：全面12年国家义务教育，贫穷家庭还可以得到食品等补助。单身人口和无子女家庭得缴纳很高的税，多子女的家庭不但能拿回所有的税，还能得到额外的优惠。要是同时有两、三个小孩在读读公立大学的话，第二、三个小孩免交很多费用。
西方国家都是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4000美元甚至超过1万美元才进入老年化的，中国现在进入老年化时候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到1千美元，社会养老制度还在探索阶段，束手无策中就进入老年社会。中国是未富先老，在目前的中国有能力培养小孩也社会化吗？既然现在的小孩没有享受相应的社会福利(尤其是农村连义务教育都不能享受)，等他们成年后(等我们老后)，凭什么要他们支持社会福利制度？现在很多超生的人口交了罚款和社会抚养费，凭什么还要他们今后支持社会养老制度？不要以为交了养老保险金就一定能够拿回来，要是人口结构合理，是没问题，但下一代人口过少，保险公司就得破产。中国现在的1.3的生育率意味年轻人始终比老年人少，无法建立起合理的社会福利制度，
现在并不是所有人都拿养老金，是因为有多个子女供养；没有子女的也因为社会有大量年轻劳力，能使他们以前的存款兑现。今后老年人过多，年轻人数倍减少，这个时候以前在银行存的钱就是费纸了，必然通货膨胀，一通货膨胀，以前100元将降低到不值1元。
有人因为老年职工工资较高，认为老年人贡献大。事实上完全是错觉。老年职工工资高，只是说明厂里效益好，人才结构合理，年轻人能容忍同工不同酬。一旦年轻人比例过少，威胁企业生存，年轻人可能另起炉灶，老年职工可就什么也没有了(现在很多企业已经不招收45岁以上的职工了)。
年轻人本来就要赚钱多，老人本来就赚不到钱。现在年轻人最需要钱，出力也多，赚钱却比老人少。这个世界有一个自我调节的机制，几千年就是这样的，只不过现代人把这搞反了。因为现在各国开始建立福利制度时候年轻劳力有余(六七十年代都还是人口爆炸)，纺棰形的人口结构(中间劳动人口多，需要享受福利的老人少)能保证这种福利制度，但随着老年化进展，生育率持续维持在低水平，人口结构呈倒三角形(老年人口增加，劳动力减少)，西方国家的福利制度开始出现问题了。
发达国家当初建立养老金制度时候出生率都很高，劳动人口多，老年人比例少，养老没问题。就是现在，问题也才露出芽来，因为欧洲和日本虽然目前出生率都低，但只是这一、二十年才低于2.1的世代更替水平的(低出生率后的小孩还没有成为主体劳动力)，现在的劳动人口(还是以前高出生率时候生的)仍然足以维持养老金制度，但现在的劳动人口到老时候却不能拿回养老金，因为下一代人不够。所以现在的劳动人口不愿意缴纳养老金，日本就这样。
因为养老金的缺口，法国已经将退休年龄从65岁延迟到70岁。在2000年，法国男性的平均寿命是75.2岁，70岁退休意味着相当部分人到死也拿不到退休金，以前交纳的养老金等于白交；要是在70岁以前失去工作，就没有任何收入了。将退休年龄延长，并不一定意味着老年人仍然健康，更主要是社会养老金的承受能力降低，养老金有缺口，政府不得不延长退休年龄，是一种拒付养老金的表现之一。美国就因为养老金有缺口，以前是65岁退休，前些年延长到66岁，今年又再延长到66.5岁。日本养老金制度接近破产，连首相在内的政要都拒交养老金(因为反正等老了拿不回来)，前不久日本首相访问朝鲜被媒体认为是转移媒体对他在养老金丑闻的指责。
事实上美国目前的人口结构谈不上是真正的老年化，因为美国到现在都还有2.08的生育率，几乎等于保持人口稳定的世代更替水平的2.1(就是平均每个妇女生育2.1个孩子，考虑不孕和单身人口存在，有生育能力的已婚夫妇生育3个孩子) 。美国现在的老年化是相当于过去的高生育率来说的。
日本(1.29)、欧洲(平均1.47，法国1.8左右，英国1.6，西班牙和意大利不到1.2)、加拿大(1.5)、新加坡(1.26)等国才是真正的老年化(香港妇女总和生育率应该是最低的了，只有1.0，幸亏有大陆移民)。发达国家都绞尽脑汁鼓励生育，新加坡准备拿出8亿元鼓励生育，俄罗斯是五年生三娃政府奖住房，德国政治家呼吁男人多过性生活提高生育率。三、四百万人口的新加坡(人均GDP3万美元，中国只有1千美元)能够拿出8亿元鼓励生育(不见得效果好)，到时候中国有能力这样做吗？
要是你是个三十来岁的人问将来哪里适合养老和小孩生活，答案是美国。因为美国是发达国家唯一有正常生育率的国家。将来还有能力提供养老金，现在的小孩到成年时不会有太大养老压力。
有什么样的人口结构才能建立什么样的福利制度，发达国家自己也得调整养老制度。尤其是中国未富先老，要仿照西方现在的福利制度是不可能的，至多只能部份靠社会养老，还是得回复到上千年的传统模式，还得在媒体提倡孝道，到时候选拔公务员可能得采纳中国古代的“举孝廉”的思想，可能会为孝道立法公务员录用以孝为先。
中国现在五十多岁就可以退休，并不表示中国五十多岁的人就已经不能工作了。只是说明当初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存在过矛盾，这种矛盾的滞后现象表现在现在就业压力大(随着经济的发展，就业压力将逐渐减少，现在已经开始出现民工荒了)，而国家有大量年轻劳动人口，国家只承担了城市人口中几千万老年人的养老，而又有七、八亿劳动人口为后盾(通过纳税)。可以说现在中国城市退休人员是历史上相对待遇最好的，今后不可能有这么好的待遇了(相对年轻人)，城市老年人日子很舒服，而他们的子女可能还没有老年人收入高了，在有些家庭出现白发人养黑发人了，有人因此得出养小孩没有用的结论。等我们这一代人到了老年，政府将承担所有四亿多老年人的养老金，而此时年轻人口又数倍减少，养老金缺口肯定比现在的法国和日本要大，最近中国已经开始延长退休年龄了，几十年后八十岁能拿退休金就不错了，工作时间肯定不会到八十岁，中间这段时间谁来养？在目前这种生育率和生育愿望的前提下，存钱不如存人！
今后中国社会保障面临巨大的压力，可能影响社会稳定。西汉贾谊在论积贮疏中就提出一旦社会保障出现问题，“有勇力者聚徒而衡击，……政治未毕通也”。西汉时期“有勇力者”才有能力“衡击”，现在不一样了，弱势群体一样能对社会稳定造成破坏作用：石家庄残疾人连炸数楼；马加爵连杀四人……。今后老年弱势群体要是不能得到适当的安置，对社会稳定的破坏力不容小看。
贪图享受是人的天性。生儿育女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提。现在的政府和媒体给人一种假象：少生/不生孩子是光荣的，是不影响今后的养老的。既然有这样的好事，又不要承受养育小孩的负担，又能有养老保障，为什么还要生孩子呢？普通老百姓喜欢用现在的社会生活来预测今后几十年的问题，但最多只能预测准今后数年的变化。政府决策部门就应该用战略眼光看待人口问题，要从历史角度来看待成就。现在的掌声固然不错，但也可能是虚假的，历史的掌声才是真正的掌声！
学习西方制度的一些好的方面可以省下很多弯路(不学确实是愚蠢的)，但一味照搬西方制度，那是思想上的懒惰！
十七、为什么现在人口仍然增长？-人口结构决定了现在的就业压力和今后的老年化压力
既然现在生育率已经降低到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为什么人口仍然在增长？人口增长取决于几个因素：1、年龄结构；2、出生率；3、死亡率；4、迁移。1949年人均寿命极短，大约在35岁左右。但是，1949年以后，人口平均寿命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这是为什么中国妇女生育率并没有提高的情况下，人口比前几十年增加更显著的原因。现在平均寿命增加明显减缓，已经接近发达国家的平均寿命了(中国平均寿命71.4岁)，平均寿命500年内都达不到100岁。更重要的是现在的年龄结构中适龄生育人的基数太大(当初5.8的生育率的结果)，就算一对夫妇一个孩子，增加人口也比死亡人口多。考虑上述两个因素，因此生育率即使只有1，出生率暂时仍然比死亡率要高。但只要低于2.1，人口增长就会很快停止。就算以1.8的生育率专家预计中国人口永远不会超过14.8亿。现在计划生育已经三十多年了，生育率低于2.1也已经近二十年了，寿命延长已经缓慢了，因此出生率很快就会等于或者小于死亡率(上海、北京、大连等城市已经这样了)。现在的增长应该叫做“回光返照”。 很多人口专家认为中国人口出生率甚至比很多发达国家都高，误以为老年化问题不严重，但事实上单纯出生率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妇女总和生育率才密切影响老年化。打个简单的比喻，简单地将现在人口视为两代人： 年轻辈和父母辈，我们新增加孩子是除以现有总人口得出出生率。假设A、B两个国家现有人口都为200人，出生孩子都为100人，那么出生率是相等的。A的现有200人的人口结构是：父母辈100人，年轻辈100人，母亲的总和生育率为2.0(每个母亲生两个孩子)，由于孩子辈也有100人，意味年轻辈妇女总和生育率也为2.0,没有大的老年化问题；B的这200人的人口结构是：父母辈50人，年轻辈150人，母亲总和生育率6，孩子100人，意味现在年轻妇女总和生育率只有1.33。A就相当与美国的人口结构，B相当于中国的人口结构。同样的出生率，就业压力和老年化程度不一样。对A来说，人口结构比较合理，现在的就业问题不严重，今后老年化问题不严重；对B来说，现在就业问题严重，今后老年化问题严重。可见，从可持续发展角度，出生率没有意义，生育率才有意义。这个比喻是假设男女比例一致(事实上应该是106:100左右)，也没有考虑不孕和单身人口，要是考虑这些因素，对A来说，每个结婚有生育能力家庭得生育三个孩子才能到达2.0，对B来说每个结婚有生育能力家庭得生育1.7个左右孩子才能到达1.3。
有人说印度也鼓励计划生育(但没有强制实行)。70年代初中国和印度的生育率都是5.8左右，都有必要降低生育率。印度是慢慢降低，现在都还有2.8的生育率，还比2.1的世代更替水平高，还有降低的空间；中国在1979年就只有2.75，90年代初就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其时就应该放开计划生育)，现在已经是民族自杀的1.3的生育率了。就目前的情况下，中国应该立即停止计划生育并适当鼓励生育以提高生育愿望；而印度却还有必要适度降低生育率。中国现在人口为什么增加，是因为现在的孩子相对我们的父母辈(六、七十年代每位母亲生育5、6个孩子)有增加，但相对我们来说是减少的(一对夫妇只生育1.3个孩子)。我们的父母是我们养，所以他们很舒服(全社会平均有5、6个孩子养一对老年人)，但我们老了，只有1.3孩子来养我们夫妇俩。由于我们父母都还没有去世，他们人口比我们少很多，就算我们每对夫妇只生半个孩子，人口总数也会增加一段时间。但等我们父母辈到了七、八十岁开始去世时候，人口将会一下子负增长，并且一发不可收拾！现在的低惯性增长是急剧减少的先兆。
正是因为人口降低有延迟效应，所以更应该未雨绸缪，更应该放松计划生育，防止今后的老年化。不久的将来计划生育的负面后果将一下子非常明显。但正因为目前适龄生育人的基数大，就意味着今后老年人口多，我们考虑计划生育政策时才更应该考虑今后的老年化压力，不能光从总人口考虑，就算要减少总人口，生育率也应该接近2.1。 十八、中国现在养小孩为何这么贵？-计划生育以三倍的成本为将来培养一个劳动力
1982年9月1日，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中央正式将计划生育确定为基本国策。20年来，全国累计少出生人口近3亿，平均每个家庭少生了0.74个孩子，有人以现在养育小孩的花费来推测计划生育节省的社会成本，认为为家庭和社会节省抚养费6万亿元，节省物质技术装备费5.9万亿元。目前，我国4口人及以下的小家庭占家庭总户数的比例已从1982年的53.7％升至77％，农村尚未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从2亿人减少到3400万人，占农村人口的比例从30％下降到3％左右。
这样看来，好象中国现在的经济成长都归因于人口的减少，改革开放政策反而一点功劳也没有！这是非常滑稽的结论！
按照中国人民大学老年研究所所长邬沧萍教授的说法(中新社北京03年9月28日电)，中国计划生育减少三亿人口，每年少支出一百亿元。
作为一个年国民生产总值上万亿的国家，竟然为了每年节省区区一百亿而减少将来劳动人口！就象一个年收入上十万的家庭为了省1000元钱而不愿生小孩。
将经济的落后归于人口就象尼姑打屁怪和尚一样(看看印度近年的经济发展就知道了)。
目前的培养小孩的成本过高有如下原因： 1、中国教育投入过低：中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只占国内生产总值2-3%。远低于联合国所要求的6%，农村中小学工资都发不出去。比非洲贫穷国家都低。 2、在教育的产业化下，独生子女政策造成的教育供求关系改变：中国1970年代面临粮食短缺的问题，养活有问题，当时适当限制人口当然合理的。但现在养育小孩的最大成本并不在于粮食，而在于其他方面(比如教育)。“父愿子成龙”，每对父母都将独生子女当成“精英”来培养，教育供求关系决定了教育的不合理收费。档次很低的民办高等院校的职工也能拿五、六千的月薪。并且中国教育的浪费情况非常严重，生师比很低，是最大的大锅饭。但却因为“独柴难烧、独子难教”，化了高额费用后往往难以得到预期的教育效果。要是都有三个小孩的话，父母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供求关系就会理顺，以现在同样的成本可以培养三个小孩。
3、贫富差别太大意味有消费能力的人没有消费愿望，有消费愿望的没有消费能力，经济就会萎缩：财富在流动中才能增值，美国华尔街就专门给一些机构提供经费研究市场效率。贫富差别太大意味着有消费能力的人花费一小部份财富消费就饱和，大量财富不能进入市场，而有消费愿望的人却没有消费能力，结果市场萎缩，市场萎缩意味生产萎缩。一个简单比喻：A生产矿石，B生产粮食，C生产彩电，D负责管理，要是利益均衡，每人都努力工作，大家都有冰箱、粮食、彩电；要是C的彩电价格太高(或者是D获利太大)，B的粮食价格太低，C只要化少量钱就可以购买B的粮食，还有大量钱存起来，B无力购买彩电，结果C的彩电生产减少，意味对A的矿石需求减少，A的收入也就减少。最后是都不能得到足够的产品(从长远看，C的财富也不能增值)。因此要保证社会发展，必须通过税收和价格政策实行财富再分配，减轻贫富差别，才能增加内需，才能提高生产水平。 4、市场价格是跟着财富走的，贫富差别太大，有些物价必然上抬，连中等收入家庭都有“穷”的感觉。比如建一套100平方米的房子只要不到20万的成本，房产商以20万卖出是有利可图的。但既然财富都集中到少数富人手中，这些人愿意花费100万去买成本价60万的房子。房产商当然愿意建高档住房了。这样必然影响普通住房的价格。现在一些中等收入的阶层都有养不起两个孩子的感觉。
5、目前中国房价持续攀升，与社会普遍的经济预期有关，因为中国毕竟还是上升国家，今后的房价还有上涨空间，房产商抓住这一大众心理，推高房价、极力迷惑民众进入房地产市场，一方面以此用最快速度获得暴利，另一方面又进一步吹大房地产泡沫。到那时，即使是洪水滔天，对他们亦不会有多少影响，因为钱早已落袋平安。
6、房价过高的另一原因是财富分布的不均匀，大户看中今后的房价上涨空间，修建大量房子，即使空着也不卖，因为他们知道房子的涨值比银行利息和股票增值要高，他们要一直等着高价位，并且即使今后几年真可能出现房产泡沫，也只影响中层房产商，对有能力炒长线的大户是没影响的(反而更有利)，投资房产可能成了某些人洗钱的一种手段。要是财富均匀分布的话，房产商考虑的是短期收回成本，房价不可能很高，住房就单纯是为了满足人们现在的需要了，人们也可以达到安居乐业。 7、医疗的不合理收费：事实上正规医院的医生的劳动力工资不算高，现在医疗费用高主要是药品这个黑洞。成本很低的药品可以以数百倍的价格卖出，为了调动医生的积极性，制药厂家/药材公司提供给医生高回扣，任何一个中等医院的药剂科主任都富得流油。因此要降低医疗费用，必须严格监管药品的销售渠道，适当提高医生的正常工资水平。 8、医疗费用过高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不合理的投诉：医疗事故的赔偿必须有法可依，在媒体的鼓动下，一切责任都往医院推，赔偿数额成了天文数字，这使得医院风险增加。事实上既然医院要生存，必然将这些费用转嫁给其他患者，整个医疗费用必然提高。美国的医疗费用高的原因之一就是不合理的赔偿。美国总统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 9、教育固然重要，但教育必须优化，各层次各专业必须合理配置，以适应今后经济发展需要，否则本身就是浪费。比如说花费巨大培养一大批不适合今后发展专业的博士，还不如用这些资源用来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国家必须从宏观上调整现有教育结构，力争做到才尽其用。社会对教育胡吹乱捧，教育万能论牢牢的占据着主流媒体，把有限的教育资源，卖出了天价！高压教育态势不仅摧残了孩子的身体、摧残了孩子的心灵，还把整个社会的人生价值观念扭曲到歧路上，中国已经开始为此埋单，在不久的将来，所遭受的损失将越来越大。
10、中国人的攀比心理不容忽视，天价月饼就是一个例子。人情占了很多人收入的相当部分，这其中的水平就更多了。中国人过度注重对子女的培养与教育，并且喜欢攀比，很多一般的家庭也不顾经济实力为孩子买钢琴、送孩子去各种培训班，额外抬高教育成本。这种情况在海外华人身上也表现突出：不象普通美国家庭那样要三个孩子，而是只要一、两个孩子，然后当“精英”培养，但往往不能培养成精英。
基尼系数越小，收入分配越平均；基尼系数越大，收入分配越不平均。社会学界公认的一个中等收入差距的国家，其基尼系数应该在0.3到0.4之间。80年代初期我们的基尼系数还不到0.3。但现在社会学家认为我们现在的实际基尼系数应在0.45到0.5之间(在别的国家早就引起暴乱了)。中国社科院最近完成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城市与农村之间的收入差距位居世界第一。1997年以来，农民收入已连续7年低速增长，不及城镇居民收入增量的五分之一。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经济的差别扩大引发了对农民的歧视的增长，八十年代卖茶叶蛋也能歧视造导弹的，长期被内地看不起的广东话现在成了时髦语言)，由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1.8比1左右，上升到现在的4倍甚至6倍！一个贫富差别显著的社会意味经济增长已经到达临界点。中国要持续发展，必须逐渐消除贫富差别，对所以人都有利，不光是农民。(中国新闻社：中国改革走到临界点http://www.chinanewsweek.com.cn/2002-12-29/1/894.html)。
月收入一百元与一千元差别很大，月收入一万元与十万元差别不大，因此发达国家基尼系数稍高不会引起社会动乱，但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就更加要注重分配的公平性，基尼系数必须降低到在0.3到0.4之间。中国贫富差别必须引起重视，否则会引起社会动荡的。中国富人的钱从哪里来的，存到哪里去了，必须有人管。美国的税收政策比较完善，钱来钱往政府清清楚楚，富人得交非常高的税，存银行的钱税务部门清清楚楚，得交利息税。通过税收来平衡收入。中国现在连存款实名制都没有！
中国人均年国民生产总值才1000美元(8270元人民币)，加上30%左右的国防、道路等公共花费，人均月收入只有不到500元人民币。美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三万美元，中小学老师年工资相当于这个数字的1.3倍，总统工资相当于这个数字的7倍，教授年工资相当这个数字的三、四倍，医生(都是博士毕业)平均年工资相当于这个数目的五倍。那么以美国的贫富差别程度，中国正教授月工资只能在2000到2700元之间(讲师和中学老师工资只能在1000左右)，有博士学位的医生月工资只能在3400元左右(普通县级医院本科毕业的医生工资只能在一千多元)，省部级官员工资只能在二到四千元。当然随着全球化的进程，为了与国际社会争夺高科技人员，应该适当提高特殊高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工资。美国公立大学每年学费只有4000美元左右(人力成本为主)，照美国标准只能在一千多元人民币一年(600元一学期)。当然对理工科，因为有些试剂和设备价格与美国一样，但因为这些毕竟只占一小部分花费，每学期学费1000元到顶了。
解放后人均寿命由35岁升高到73岁，可以说毛泽东时期的农村医疗制度起了很大作用的。但自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的医疗质量明显下降，现在中国农村有一半农民看不起病了，这无疑说明我们的医疗制度和分配体制存在问题，卫生部长、税务局长、财政部长等应该寝食不安才是。非典过后政府重新认识到建立农村医疗制度的必要性。
中国要大力发展医学本科教育，而不能象美国这样的精英教育。美国的医疗费用过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种精英教育导致的教育成本的浪费。
亿万富翁不要因为一夜暴富就心安理得，短时能够将公共资产转为私有只能说明我们的制度有缺陷。我反对仇富心理，但仇富心理有其社会根源。弱势群体的大量存在始终是对社会的威胁，他们虽然不能获得财富(虽然他们努力劳动了)，但他们破坏财富的能力却是惊人的。 经济学者认为，在美国这样的社会，养3个孩子的花销只相当于养一个孩子花费的1.6倍，可3个孩子长大后为社会创造的财富却是1个孩子的3倍。美国社会福利制度比较完善，培养三个孩子的花费就已经只是培养一个小孩的1.6倍了，中国还有制度上的缺陷，把化在计划生育的精力和物力用来完善体制，中国能以现在培养一个的成本培养三个小孩。因此，中国计划生育是以三倍的成本只为将来培育了一个劳动力，严重的浪费！还不计算独生子女因为“众星捧月”效应培养出来的孤傲、狂妄、自私性格给社会带来的损失。
一个家庭不能养育三个孩子，意味我们社会制度有问题。现在的社会税收制度、价格体制、银行体制实际上是鼓励赢家通吃的。难道不怕弱势群体在赢家通吃的汤锅里放一把耗子药？
十九、在人们印象中，中国人特别重生育，事实刚好相反-海外华人的今日就是中国的明日在人们印象中，中国人特别重生育，特别能繁殖，事实刚好相反。其实，生育在全人类看来都是一件神圣的事，不独中国人特殊。事实上中国妇女生育率比欧洲妇女要低。在18世纪，中国每对夫妇平均生育6个孩子，而欧洲妇女则达到8至9个，中国人要比欧洲人少生2到3个孩子。
新加坡华人的生育率不到1.3，比马来人的2.4低了一半，虽然目前华人比例高达70%以上，但照这种趋势下去，华人成为少数民族只是迟早的事情。1957年马来西亚独立时，华人人口比例约为40%，到2001年已降至25.7%，50年后马来西亚华人将只占总人口的7%，将从政治版图中消失。香港生育率只有1.0(是除了上海以外世界最低的生育率)，美国和加拿大华人生育率几乎为所有族裔最低。从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加拿大来看，华人的生育率是偏低的，几乎是所在国家最低的，大半生两个，小半生一个，很少人生三个，加上不孕和单身，平均生育率不到1.3。要没有中国人目前每年的大量外移，“海外华人”将成为一个历史名词。
中华文化圈(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生育率都非常低，可能与我们的文化不愿意多生粗养有关。
华人过度注重对子女的培养与教育，以应对未来挑战，不愿因“多生粗养”而承受过多经济压力。越来越多的各年龄段的华人，特别是年轻华人保持单身。再加上多数华人居住在城市，消费水平非常高，孩子生多了麻烦也多。这些都是华人生育率偏低的原因。
就象种粮食一样，在土地无限时候广种博收，也能获得足够的食物(七十年代以前的中国)；在土地有限的时候，在贫脊土地增加肥料当然能够增加产量，这时候减少种植株数使肥料都用到有限的几株作物，产量反而更高(比如说1970年代的计划生育)；但当土地肥力适当，再增加肥料是不能成比例地增加产量的，有时反而影响作物的健康(独生子女性格、心理的缺陷)，产量更低，因此这时还是应该增加种植株数(多生几个孩子)。
以墨西哥为主的拉美移民持续和大规模地拥入美国，尤其是拉美裔育龄妇女的高生育率，美国的拉美裔移民人口不断攀升：2000年，拉美裔移民占美国总人口的12%；从2000年到2002年，拉美裔移民人数又增加了近10%；到2050年，拉美裔美国人将占美国总人口的25%。美国政要千方百计讨好拉美移民，像2000年6月，美国总统克林顿表示，“我非常希望我是美国历史上最后一位不会说西班牙语的总统。”2001年5月，布什总统在庆祝墨西哥的5月5日游行节。今年美国大选，布什最引人注目的举措就是在今年年初要求国会起草新移民法，给予在美国的非法移民以临时的合法身份。
美国华人总体素质不错，英语也比拉美移民好，但政客根本不理睬华人，因为选票有限。因此，如其鼓励华人参政(拉美人不想参政，政客走上门来)，不如鼓励华人多生育孩子(至少达到美国平均水平，也就是每个有生育能力的家庭生育三个孩子)。有足够数量的人口，才能形成真正的华人文化圈和政治圈，华裔孩子也才有动力学中文，否则到第三代华人后代基本就缺乏民族认同感了，但他们的种族特色又决定了他们很难融于主流政治。
我曾在北美的多维新闻网以及天下论坛等几个论坛呼吁海外华人多生育孩子，遭到一些激烈反对和谩骂(主要是女性)，但也有很多人同意我的观点(有几天我的邮箱都满了)，准备再多要一、两个孩子，说我的文章改变了很多海外华人的生育观念。在这里我再次呼吁海外华人生育三个或者以上(至少两个)孩子，为了家庭，为了民族，为了你所在国家(发达国家生育率都低)，你有义务这么做(发达国家生育率都低)。澳大利亚有人认为华人不愿意生小孩是自私的，不愿承担养育下一代的社会义务，但又要享受社会养老福利，是在钻澳大利亚法律空子。有人将华人的投机心理与华人喜欢逛赌场联系在一起，并说只要有投机性质的东西往往能在中国流行，象以前的大跃进(指望大干快干几年人就可以实现共产主义)，现在的传销。与美国选举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各赌场都有中文广告，因为华人赌博的比例高。有心理学家认为可能是中国落后了一百多年，民族心理还没有恢复自信，由于海外华人与祖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国内的任何思潮很容易影响海外华人(就连所谓的右派和民运都还喜欢用文革语言)，纵使生活在海外，也无法恢复民族自信心。国内长期对生育的负面宣传，无疑也是海外华人生育率低的原因之一。
北美有些网友真好笑！我呼吁中国放开计划生育时候，他们说中国资源有限；我呼吁海外华人多生孩子时，他们说人要为动物腾出空间，看来归根结底是他们自私心理作怪。另一些网友说：人不是蝗虫,不能无节制的生。但生三个孩子又不会增加人口，北美和澳大利亚资源多得很，缺的就是人口，发达国家(包括人口密度比中国高、人均可利用资源比中国少的日本、韩国)都在鼓励生育。这些海外人不过是想找出高尚的理由来掩盖自己的自私而已。有人说现在的福利制度是上帝下的鱼饵，自私的民族/家族灭绝，无私的民族/家族繁衍下去。
养儿防老是人类几千年的共识，西方的养老保险不过是变相的“养儿防老”，是“养儿防老”的社会化：大家来养小孩，今后一起享受养老金。发达国家当初建立养老金制度时候生育率都很高，劳动人口多，老年人比例少，养老没问题。就是现在，问题也才露出芽来，因为欧洲和日本虽然目前出生率都低，但只是这一、二十年才低于2.1的世代更替水平的(低出生率后的小孩还没有成为主体劳动力)，现在的劳动人口(还是以前高出生率时候生的)仍然足以维持养老金制度，但现在的劳动人口到老时候却不能拿回养老金，因为下一代人不够。所以现在的劳动人口不愿意缴纳养老金，日本就这样。
因为养老金的缺口，法国已经将退休年龄从65岁延迟到70岁。在2000年，法国男性的平均寿命是75.2岁，70岁退休意味着相当部分人到死也拿不到退休金，以前交纳的养老金等于白交；要是在70岁以前失去工作，就没有任何收入了。将退休年龄延长，并不一定意味着老年人仍然健康，更主要是社会养老金的承受能力降低，养老金有缺口，政府不得不延长退休年龄，是一种拒付养老金的表现之一。美国就因为养老金有缺口，以前是65岁退休，前些年延长到66岁，今年又再延长到66.5岁。日本养老金制度接近破产，连首相在内的政要都拒交养老金(因为反正等老了拿不回来)，前不久日本首相访问朝鲜被媒体认为是转移媒体对他在养老金丑闻的指责。
事实上美国目前的人口结构谈不上是真正的老年化，因为美国到现在都还有2.08的生育率，几乎等于保持人口稳定的世代更替水平的2.1(就是平均每个妇女生育2.1个孩子，考虑不孕和单身人口存在，有生育能力的已婚夫妇生育3个孩子)。美国现在的老年化是相当于过去的高生育率来说的。
发达国家的养老金制度不过几十年。因此不要以现在的目光看待将来，等你需要养老金时候，现在的养老制度可能已经变了。
小雅养花、钓鱼、养宠物，大雅养小孩。
生命是最宝贵的，意义无穷的，生命的意义不在于学钢琴、游泳、学芭蕾，也不在于游览了几个名胜古迹。按照现在的生活标准的话，我们先祖五千年来根本没有生活意义，还要小孩干什么？我的一个韩国女同事说她小时候不幸福，每天得学钢琴、跳舞等，累的要死。想想我小时候玩弹弓枪比她学钢琴快乐多了。以现在的生活条件，活着就是90%的人生价值，怎么活只是10%的人生价值。现在有人将这10%夸张成人生的全部价值，城市人认为农村的生活简直不是人过的，吃上肥肉的人认为吃蔬菜的人的日子不是人过的。
住house的不一定比住apartment的快乐(美国调查发现住apartment更快乐，我以前隔壁是个老教授一辈子住公寓)，开二手Honda车的不一定比开宝马下贱。芝加哥、纽约市区上百万只能买一层楼，在其他地方二十多万可以买一栋大房子了(生活质量更高)。美国年薪二十万的人与普通人唯一差别就是打打高尔夫球(打高尔夫球真的比打网球、羽毛球要高贵吗？打桥牌的真的比打升级、麻将的人要高雅吗？)，但他们化在工作上的时间绝对要多得多，享受生活的时间很少，他们这些人真的比三、五万年薪的人幸福吗？
海外华人有个心理障碍就是虚构一个“主流社会”的标准，然后作为人生的奋斗目标。事实上绝大多数普通美国人不也就是工薪阶层，生儿育女，辛辛苦苦买房，供子女读书，再享受日常生活的平凡乐趣？习惯用叉子难道就算进入主流社会？喜欢用筷子又有什么不好？事实上美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三万美元，相当部份育龄妇女在家带孩子，家庭税前收入中位数只有四万美元左右，就是说有一半家庭税前收入比这个数目要少。美国不育症夫妇占30%(经过实验室手段，也只有少部份能生育一个)，但美国妇女总和生育率还有2.08(唯一有正常生育率的发达国家)，说明一般能生育的家庭平均有三个小孩。
生儿育女是人类几千年的主流思想，脱离这个主流思想的民族都已经灭绝了。思想可以多样化，但不能脱离生儿育女的思想(现在不育文化、无性夫妻等很时髦、同性恋也闹着要结婚了)；科技可以不断发展，但不能摧毁月球，俄罗斯科学家认为月球是人类多种灾难的根源，多次建议摧毁月球，摧毁月球后人类舒服了，但妇女没有月经了(妇女的月经节律起源于月球的引力节律)，人类丧失生殖能力了。
性别歧视固然不对，但无视男女生理和心理的差别难道不是另外一种歧视吗？性别倒换难道是对女性的尊重吗？能够为了不歧视，就让羽毛球运动员去参加篮球比赛？现在是男人没事业，女人没家庭(连孩子都不要)。家庭是个整体，妻子多化点时间在孩子身上事实上从长远看比丈夫对家庭贡献更多，孩子能终生记住母亲的细微的关怀(甚至告诉他们的后代)，但很容易忘记父亲给的零化钱。爱是永远保值甚至升值的，但物质却往往贬值。在职业场所拼搏的女性真的比多化了时间在家里的妇女要高人一等吗？
中国人不愿意生孩子，除了与其他国家一样是因为经济结构和物价过高外，还因为华人本身的投机心理，并且华人过度注重对子女的培养与教育(国内很多经济条件很一般的家庭都要给小孩买钢琴、送各种培训班，其实是一种浪费)，上海的生育愿望只有1.1了。从我呼吁海外华人多生孩子所遇到的谩骂和阻力看，今后中国政府很难劝说民众多生育孩子，而政府又无力用物质鼓励生育。政府不可不察呀！
二十、谁能(谁敢)断言中国人口上限？-中国的人口过多是个流传很广的谎言
1、中国能养活多少人？近两百年来，世界人口数量的增长呈愈近愈速的态势。世界人口在1830年突破10亿大关，世界人口从第一个10亿增加到第二个10亿，用了100年的时间（1830年～1930年）。之后，只用了30年时间（1930年～1960年），世界人口就跃到30亿。接着经过15年时间（1960年～1975年），世界人口达到40亿。又经过12年时间（1975年～1987年），世界人口突破50亿。1999年，世界人口达到60亿。
中国人口也在近两百年快速增长(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人口数据)：1714年0.24亿；1753年1亿；1776年2.08亿；1781年3.9亿；1901年4.2亿；1911年3.4亿；1949年5.5亿；1960年6.5亿；1970年8.3亿；1980年近10亿；1989年11亿；1995年12亿；2003年底12.9亿；2004年突破13亿。
人越来越多，但地球只有一个，很多人忧虑重重地研究地球对人口承载的能力。
美国人口学家科恩（Joel E.Cohen）于1996年出版了专著《地球能养活多少人》，书中对人类在近400年来对地球承载力的研究进行了总结。迄今，估计数已问世65个之多。这些估计数的差别大得惊人，从最低的不足10亿到最高的超过1万亿。
相比之下，我们学者对中国的人口容量的估算相对比较保守，早在解放前，中国有的学者提出中国人口总数4亿为最佳；1948年甚至有人提出2亿最宜。第一次明确提出并论证"中国究竟应该有多少人"这个人口数量发展目标的是孙本文先生。他在1957年发表的《8亿人口是我国最适宜的人口数量》，成为中国适度人口研究的开山之作。其后很多学者都研究过这个热门问题，田雪原、陈玉光、宋健、宋子成、孙以萍、王浣尘、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胡鞍钢、曹明奎、毛志锋等都提出了各自的推测数据。除了胡鞍钢真正严肃考虑过人口结构本身问题外，其他学者基本都是从地球资源(如粮食和淡水)角度进行推测的。最为荒谬的应该要算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李小平的观点了，他认为中国人口应该以200年时间回落到3亿左右，我在新华社《国际先驱导报》118期(2004年10月15日发行)已经驳斥了这种谬论。对中国的人口发展影响最大的要算宋健了，因为他的人口控制论是中国八十年代开始实行的严厉计划生育的理论依据。1981年宋健等得出中国适度人口应不超过7亿的结论，并把7亿作为中国人口发展的最终目标和最佳方案。
现在所谓的16亿人口上限是计生委综合多位学者的观点得出的结论：中国的最大人口容量约为15亿人或16亿人左右，而超过18亿人到20亿人，可能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遭到灾难性的打击(陈卫/孟向京《中国人口容量与适度人口问题研究》http://www.usc.cuhk.edu.hk/wk_wzdetails.asp?id=1853)。最近新华社《瞭望》周刊重申了中国政府的这一观点，很多媒体转载这一报道时用了“中国只能养活18亿人”这一骇人听闻的标题。
最早担忧人口过多的其实既不是马尔萨斯，也不是马寅初，更不是李小平，而是两千多年前的韩非子(当时中国人口两千万左右)。他曾指出：人有五子，子又有五子；则大父（即爷辈）未死，而有二十五孙。结果是“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要是当时也实行计划生育的话，中华民族早就灭绝了(当时世界上很多民族都灭绝了)。
其实大多数人口学家只看局部历史，根据几十年或者上百年的的人口数据总结出一个规律，然后再无限地预测未来。1968年当全球人口达到35亿时，美国人口生态学家Paul.R.Ehrlich出版了其轰动一时的《人口爆炸》，认为世界人口当时已经超过了地球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正威胁着整个人类的生存。然而几十年过去了，世界人口却已经跨过60亿大关，人类生活水平反而提高了。
事实上只要仔细回顾历史，就可以发现人口呈长S形变化，数千年的低水平平稳期，两百多年的急剧上升期，然后是适当下降后的高水平平稳期。上世纪九十年代是人口发生根本转变的时期，世界人口从1975年的40亿增加1987年的50亿化了12年，但从50亿增加到1999年的60亿也还化了12年，现在五年又过去了，但人口还只有６４亿，增加的人口中约９５％来自发展中国家，看来从60亿增加到70亿要化15年左右了。中国人口1960年6.5亿；1970年8.3亿；1980年近10亿；1989年11亿；1995年12亿；2003年底12.9亿；2004年突破13亿，近十几年来人口增长明显减缓。考虑到二战后人均寿命才显著延长，三、四十年代出生的人都还没有去世，现在人口增长减速意味着现在的增长只是低惯性增长，等二战后的高出生率时期出生的那批人到老年后，人口增长将更加缓慢甚至停止，因此还不知是何年马月人类才能达到90亿人口(可能永远都达不到了)。现在不少发达国家已经到达人口顶峰(有些国家开始下降)，非洲和阿拉伯国家还处于增长阶段，中国本来应该与印度一样还在紧近顶峰的增长期，但中国的计划生育使中国人口过早地到达了由增长向减少的过渡阶段。人口一直是问题，以前和将来是人口不够的问题，只有这中间两百多年是人口过多的问题(我专题讨论了这个问题)。
2、中国的人口过多不过是一个流传很广的谎言我国人口今年达到13亿，平均人口密度已达135人/平方公里，为世界人口密度的3.7倍。但事实上除了澳大利亚、加拿大、俄罗斯、美国人等国家外，人口密度比中国高的国家比比皆是，如日本：336，德国：232，英国：245，荷兰：477，比利时：336，意大利：196，印度：319，韩国：491，越南：264人/平方公里，并且这些国家经济比中国好的还占多数。蒙古国(1.73)与内蒙古(20)、海南(216)与台湾(592)、朝鲜(182)与韩国(491)就是几个很好的比较，人口密度高的后者反而比人口密度低的前者更加发达。德国、英国、日本都与中国一样人口分布不均匀。
我们总是说中国以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0％的人口，我国人均耕地面积只有0.101公顷，不足世界人均耕地面积的一半，只是印度一半。但事实是：地球上的耕地分布很不均匀，大量耕地集中在南北美和澳洲等人口相对少的地区。日本(0.03公顷)、越南(0.068公顷)和韩国(0.04公顷)都比中国要少，欧洲很多国家也不过与中国相当。孟加拉的人均耕地面积是台湾的两倍，台湾没有发生过饥荒，而孟加拉是世界上饥荒最频繁的地区。
中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只有2-3%，远低于联合国所要求的6%。导致劳动者素质低下，中国每个农业劳动者与每公顷农业用地所创造的农业附加值分别为193美元与184美元，韩国则为5302美元与6961美元，日本分别为16712美元与12445美元，连泰国都分别达到了554美元与488美元；中国每消耗1千克能源所生产的国内生产总值为0.7美元，韩国为1.8美元，日本为6.1美元，泰国为2.1美元。中国投入40美元挣7美元，而印度投入24美元挣6美元。可见中国主要的问题不是耕地和资源的短缺，而是教育不够。
可见经济水平并不完全由人均资源决定的，人口数量多少并不决定一个国家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因此有人说中国的人口过多不过是一个流传很广的谎言。改革开放的经验也说明中国在现有的资源下还有巨大的经济潜力。
3、中国真的只能承载16亿人口吗？中国真的只能养活18亿人吗？两百年前，要是没有印第安人的玉米、土豆、红薯，全球人口不可能增加到现在的60亿，中国人口仍然还象以前四千多年一样只有几千万。新中国成立之际，美国艾奇逊艾奇逊暗示，中国政府解决不了自己的粮食问题，中国将永远是天下大乱，只有靠美国的面粉才有出路。1949年之后中国的经历没有实现悲观主义者的预言。是什么使中国人民避免陷入所谓的“马尔萨斯陷阱”呢？人口爆炸导致知识爆炸和传播的加速。过去两个世纪在世界范围发生的“知识爆炸”，科学技术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发展，新科学、新技术传播到世界每一个角落，为1949年以后的中国农业进步提供了很好的知识基础。
关于计划生育，马寅初和钱学森在人们心目中是两个相反人物。人们往往不加思考地走极端，认为人口越减少越好。我们看看这两个学者到底对在哪里错在哪里？
中国五十年代妇女平均生育率在6.0(远高于2.1的世代更替水平)，马寅初当时提出生育两、三个孩子的理论当然合理；但现在妇女生育率只有1.3(危害性比6.0还大)，马寅初的生育两、三个孩子的理论仍然合理。
钱学森的“亩产万斤”的理论被世人嘲笑至今。但至少从理论上并没有错，只是提早了一点，而现在却刚好开始实现。食物来自植物的光合作用，氮、磷、钾等元素是循环使用(地球有过量的这些元素)，并没有溢出地球，太阳提供取之不尽的能源。要是土地上光长草，当然不能养活这么多人口。但人类从游牧社会到原始农业，再到现代农业(肥料、种子的更新)，不就是使太阳的光合作用更加有效吗？并且成就显著。游牧社会时期，需要数百里才能承载上万人口；农业社会只要数十里就行；工业社会需要土地更少。科技的发展使有限的地方能有更多人生活，中国目前只是城市化还不够罢了。建国初期，广州市番禺区成功地实行了单造改双造，挣稿（双季间作）改翻耕（双季连作）的耕作制度改革，使单产从原来的240多斤(明清时期产量更低)提高到400斤左右水平，实现了第一次飞跃(http://www.pyagri.gov.cn/Agriculture/dynysdy.htm)。现在袁隆平超级杂交稻亩产1600斤，近年将到达2000斤。春玉米亩产2000斤，黄瓜嫁南瓜亩产两万斤(可以作饲料转化为肉类)。看看当时需要多少劳力和土地才能养活同样的人，现在及今后将有许多人能从土地上解脱出来从事工业生产。要没有三十年前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塑料地膜和塑料大棚的推广，现在大量农民还得束缚在土地上而不能进城工作。
可见两位学者观点都没有错，错的是人们的理解。
《瞭望东方周刊》“到底谁能断言中国耕地的警戒极限？”一文已经指出：仅仅因为塑料地膜和大棚的推广，就已经给中国农业带来了革命性的影响。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塑料地膜、塑料大棚迅速普及，目前中国塑料大棚及地膜覆盖面积超过2亿亩。严冬季节，冰封雪飘，但在南北大地的塑料大棚内，绿油油的农作物显出一派生机。 在中国西部，大量的高寒阴湿地区，每年能生长农作物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在漫长的冬季里，西北及西藏、内蒙古等许多地方的土地上，连草都不能生存。但大棚推广开来之后，一切都变了。塑料大棚使海拔5000米左右的青海、西藏等地，有史以来没有生长过农作物的许多地方，不但长出了农作物，还高产稳产。如黄瓜亩产4000公斤，辣椒亩产1800公斤。所有的土地上，只要建上大棚，一年四季可以不停地产出农产品。青海、宁夏、甘肃等省(自治区)，依靠塑料大棚，如今不但不用调入蔬菜，反而成为蔬菜调出地，成为蔬菜出口的重要基地。
美国《远东经济评论》称中国农民撼动世界市场。在中国的大片沿海地区，传统的粮食种植地正在逐渐让位给果园和蔬菜大棚。飞机降落上海机场之前从舷窗眺望，乘客往往误认为脚下就是辽阔的大海，实际上那是绵延数里的塑料蔬菜大棚。新鲜水灵的中国椰菜正在取代美国加州的产品，出现在东京人的午餐饭盒里。上世纪80年代，全球最大的苹果生产国是美国，而目前中国的苹果产量已经是美国当年的4倍。中国只占全球7%的耕地，但在保证粮食自给的情况下，中国的瓜菜产量现在已经占到全球的一半，是印度的6倍，美国的12倍，说明决定性资源是人力资源而不是耕地。
所谓战争就是资料之争，以前人口少，抢人口为奴隶；后面抢土地。今后所谓资源之争，主要是能源和水资源之争。只要这两种资源不缺乏，就意味着科技还有巨大的潜力。从理论上看，太阳每天提供地球大量能源，地球怎么可能缺能源？地球上水面积比陆地面积还多，怎么会缺水？要是能源解决了，其他问题也好办，比如说将高山变为平地，西藏水入新疆将变为可能(以前考虑大西线调水还有地质上的顾忌，要是能源便宜的话，可供选择的方案可多了)，西藏水调去塔里木沙漠后就不会很快流到大海中，只会在塔里木就地蒸发，形成水气。这些水气会在塔里林盆地边缘的天山山脉和昆仑山脉形成降雨，降雨再次流入盆地，再次蒸发，如此周而复始，由于持续有西藏水的引入，总水量就会一直增加，直到当地总水量极大非富，水价变会得非常低。西北将成为中国重要的经济中心，中华文明传统宝地陕西、河南、山西等将重现昔日辉煌。
有人抱怨青藏高原太高，但要知道正是青藏高原使中华民族能够避免来自西部的威胁，直到两百年前中国的生活水平还高于其他民族。中国是个陆地国家(日本做梦都想成为陆地国家呢)，新疆绝对是中国最大的腹地，说新疆都是沙漠，西藏太高，要是都是有用的资源，我还巴不得再高些呢。近代因为海运的重要，将海洋看得过重，好象台湾都比新疆重要了，真的有那么重要吗？要能利用海洋资源，太平洋资源取之不尽呢，担心什么。
太阳能几乎是取之不尽，可惜是不可储存，氢刚好是载体，将不可储存的能源转化为安全的可储存的能源。现在各主要大国科学家(包括几乎所有的汽车和飞机制造厂)都在研究将氢用于能源，能源将非常便宜，直接从水中获取。氢的科技突破被认为将是可以消除战争的科技突破。今年在北京召开了国际氢能源学术会议，人民日报还专门介绍了一些科普知识(氢能是确保我国长期发展的最可依赖能源http://www1.people.com.cn/GB/guandian/1035/2294772.html，再论氢能的可依赖性http://www1.people.com.cn/GB/guandian/1036/2519064.html)。现在美国有能力降低氢电池的成本，但汽车制造厂都是以石油为燃料的生产线，要是石油价格不涨得太多，没有必要改造生产线为利用氢电池。这也是石油输出国组织不敢过度提高石油价格的原因。这种氢能源的重大突破可望在近三十年内(并且随时都有可能)实现，到时能源将变为相当便宜。美国科学家预计用西部多余的水电就可以廉价地从水中提出几乎用之不尽的氢能源。就象我们现在笑古代不会用煤碳、石油一样，后人也笑我们现在是端着金饭碗讨米。
我们看看化学肥料的发明就可以预知今后氢能源的前景：俗话说：“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但是，在20世纪之前，农作物所需要的氮肥，来源却是十分有限的。当时农业上所使用的氮肥主要来自有机物的副产品，比如：人和畜的粪便等。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地球人口的不断增加，天然氮化合物的数量已越来越无法满足农作物生长的需要。1898年，英国物理学家克鲁克斯指出解决的办法是必须找到新的氮肥。而在地球周围的空气中，氮气占了相当大的一部分，约为79%，可以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德国所瓜分的殖民地很少，粮食必须自给自足，德国的化学家提出向空气要氮肥的设想，但很多化学家包括李比希都认为不可能将空气中的游离氮转化为可利用氮肥的。然而毕竟方向是对的，1911年，巴登苯胺纯碱公司正式开始在路易港郊外奥帕乌建造世界上第一座合成氨工厂。1913年9月9日，巴登米胺纯碱公司建成的第一个合成氨工作开始投入生产，实现了合成氨工业化的生产。氨的合成开创了人类科学史的重要篇章。当前，世界上90%以上的氮肥是由合成氨加工成的。大大促进了粮食增产(http://www.kw.mssti.net.cn/kjyb/hg012.htm)。
现在沿海发展比较快的原因之一就是海运相对便宜，但要是能源非常便宜，高速公路的重要性将会增加，并且空运就会成为主要运输工具，内地与沿海的差距就会缩小。 看来已经穷尽的资源，实际还具有无限的潜能。若大的一个地球，我们也还只是在皮毛上循环地用了一点陆地资源，更加广阔的海洋几乎还是处女地。就可预计的技术条件，地球养活数百亿人口没有问题，但关键是人类可能永远达不到100亿人口了。 氦3是氦的同位素，可以和氘发生核聚变反应，聚变过程放射性小，而且反应过程易于控制，既环保又安全。但是地球上氦3的储量总共不超过几百公斤。月球却有大约5亿吨氦3，如果供人类作为替代能源使用，足以使用上千年。每年人类只需发射2到3艘载重10吨的宇宙飞船，即可从月球上运回大量氦3，供全人类作为替代能源使用１年，而它的运输费用只相当于目前核能发电的几十分之一。如果人类目前就开始着手实施从月球开采氦3的计划，大约30年到40年后，人类将实现月球氦３的实地开采并将其运回地面。不过照目前氢能源的发展势头看，人类今后没有必要从月球开采氦3。
人类与野兽斗争了数百万年，我们摆脱了猛兽的威胁不过几十年。猛兽一样不能光合作用，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腾出空间给它们呢？我并不反对适当保护野生动物，但首先还得以人为中心。野生动物的灭绝，丧失了人类可利用的基因库，但只生一个孩子仅让父亲与母亲各自一半23条染色体找到了表达机会，而另一半却丧失了表达机会，对人类自身丰富多彩的基因资源来说不亚于珍稀物种的灭绝。
就算一直停留在目前科技水平，中国真的只能养活18亿人口，那也不用担心，因为中国放开计划生育，连15亿人口都勉强，然后就减少，怎么也达不到18亿。仅仅因为玉米、土豆、红薯，全球人口容量就增加了几十倍。科技是在近两百年才加速发展的，难道科技水平已经到了极限？随着种子、肥料、农业机械和其他科技的进步，人口容量将不断增加。静止地看，某一段时期可能真的有人口上限，但关键是以目前的生育愿望和人口增长速度，人口增长永远也达不到那个承载力极限。从全球来看，1960年代人口30亿时，平均生活水平比1930年人口20亿时要高；1975年人口40亿时，平均生活水平比1960年要高；1987年人口50亿时生活水平又比1975年要高；1999年世界人口达到60亿，平均生活水平又比1987年要高。从中国看，1980年人口总数10亿时候，生活水平比1970年人口8.3亿时候要高；1989年人口达11亿时，生活水平比1980年要高；现在人口13亿，生活水平(包括住房条件)又比1989年要高。 既然生活质量在不断提高，说明科技的进步、经济的成长远远比人口增长快。由于科技的进步，人口问题往往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谁有资格断定中国人口上限？谁敢断定中国人口上限？
“人类的恐惧通常是一场虚惊”，对人口过多的恐惧是“心本无声声自流”，庸人自扰。过份乐观会付出昂贵的代价，但过于悲观，其代价会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