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圆明园青蛙 于 2006-6-17, 08:47:27:
思想和言论的自由应该是科学自主创新的必要条件
－读邹老《我国科学在自主创新方面为何举步维艰》一文的感想
圆明园青蛙
（邹老是本人真心尊崇的少数老前辈之一，本人不认为自己有足够的学识水平来评论邹老的文章。但读了邹老《我国科学在自主创新方面为何举步维艰》一文之后，实在是认为邹老关于“我国科学在自主创新方面为何举步维艰”的议论还是没有把问题说到根子上。本人当然能够体会到由于邹老所处环境的原因，有些话邹老可能想到了但却不便直说。现将本人的感想简述（为了不给［新语丝］添麻烦，点到为止）如下，供网友们思考和批评。）
一，关于科学自主创新的必要条件
科学的持续生命力在于不断地提出科学新问题。从科学的本性来看，最重要的科学自主创新应该是新问题，新概念，新方法论的提出。而新问题，新概念，新方法论的提出，首先是源于科学家们的个人科学兴趣。对于科学新问题，新概念，新方法论的探索，对于科学问题，概念，方法论的重要性的讨论，以及对于科学问题解决方向和科学发现成果的讨论，都需要一个允许科学家们自由自在地思考和议论的环境。因此，思想和言论的自由应该是科学自主创新的必要条件。对于科学家们的思想言论自由的干涉甚至限制，不但不会促进科学自主创新，反而会导致科学的停滞甚至倒退。纵观世界科学史，那些出现大量科学新发现的年代和环境，无不是思想言论自由相对宽松的年代和环境。而对科学家们的思想言论自由的干涉甚至限制而造成的恶果，回顾一下当年苏联李森科和我国马寅初这两个典型实例即可。
二，关于“我国科学在自主创新方面为何举步维艰”
邹老《我国科学在自主创新方面为何举步维艰》一文的主要结论是，“导致这种现状当然有诸多原因，其中最为关键的是我国现行科学管理体制不利于重大创新性突破的出现。我认为，在管理体制上阻碍我国科学取得重大创新性突破的原因，主要在于混同科学与技术，以领导技术的方法领导科学。”“我国科学管理在体制改革上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不能像过去那样，以管理技术的方式来管理科学。在强调计划的同时还应该鼓励自由探索。”
本人认为，科学研究，从科学的本性来看，应该是以科学家们个人为主体的自主性行为。一个科学家的科学研究自主性行为，不应该受制于任何人的“管理”和“领导”。这里的关键便是保证科学家们的思想和言论的自由。大规模科学研究项目的实施中，研究项目的进程的确需要一定程度的规划和监督，但这种规划和监督也应该由相关科学家们自己来实施，而不应该由任何政府以政府行为来“管理”和“领导”，无论这种“管理”和“领导”是以什么方式方法来进行的。本人也认为，尽管目的不同，技术开发在实质上和科学研究有很多相似之处，同样应该是主要以工程师们个人为主体的自主性行为，在一个自由宽松的环境中进行，而不应该由任何政府以政府行为来“管理”和“领导”。
本人认为，“我国科学在自主创新方面为何举步维艰”的根本原因在于，在我国当前的社会环境下面，科学家们的科学研究大多都不是在思想和言论的自由有根本保证之下的，首先源于个人兴趣的自主性行为，大多都已经偏离了科学研究的本性而成为首要目的是为政治服务的一种政治性行为。在这样的情形下，少数成功的科学自主创新仅仅是偶然而已，没有出现大量的真正成功的科学自主创新则是必然。（顺便提一句，在对教师任务有明文规定的我国许多大学，大学教师的首要任务也未被规定为教授学生科学知识。）
解放初期，大量的留学生从欧美回到新中国。其中当然不乏为我国科学事业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老前辈们。但经历了反右和文革之后，从这些归国留学生整体来看，和当年留在国外的他们的同学们相比，学术水平和成果的差距是巨大的。改革开放之后，我国有大量的留学生到世界各先进国家学习。二十几年来，不少当年的留学生现在已经成为世界顶级科学家，已经作出了并且还在继续作出许多世界级科学自主创新成果。试想，这些已经成为世界顶级科学家的留学生们，在获取博士学位之后立即回国，在我国的社会环境下工作至今的话，能够有今天的成就和贡献能有几人？
三，关于中国科学的前途
如果把时间的度量尺度定为百年，那么以我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底蕴，本人也和邹老一样地“深信中国的前途是光明的，中国科学的前途也是光明的”。但如果把时间的度量尺度定为十年，那么本人悲观地认为中国科学的真正光明的那一天离我们还实在是很遥远。至于悲观的理由，如果本人关于科学自主创新的必要条件的上述议论基本不错的话，那么仅举一个实例来说明就足够了。［新语丝］，这个深受海内外众多中国（以及华人）科学家注目，爱护的，基本不深入涉及政治，仅由方舟子先生个人及其协作者运作管理的小小网站（以及方舟子先生本人），居然让一个管理着十几亿人口的大国政府害怕到要采用现代技术手段来实施网络封锁。仅此一例，难道还不足以让人们看清问题的本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