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永烈的文章看起来比较公道，让科学家承担政治责任是没有道理的。科学家只能负科学责任。
钱在1993年仍然认为他的数十万斤计算正确，没有发现疏漏。
实际上决定作物产量极限的不仅仅是能量，物质是更为现实的瓶颈或短板。
例如水、氮磷钾，这些短板用水利、化肥补足。
上述瓶颈解决之后，碳就是主要问题。
CO2在空气中含量很少，不过万分之几，属稀缺资源。
有数据表明，提高CO2浓度一倍，某些作物可增产一倍。但是施“碳肥”难以在开放空间大面积推广。
提高空气流量应该无效，因为从叶片气孔到光和细胞的通路里没有鼓风机，其扩散速度不会因外面风大而加快。
所以要成十倍的增加产量现有植物的结构可能不行，需要创造新的物种，其结构足以输送十倍的空气，当然同时还要输送十倍的水和氮磷钾。这个物种显然在自然环境无法生存，需要生长在“工厂”里。
那时“农业”、“亩产”这些概念也就基本无效了。
大跃进时代的想法可能是对的：养小球藻。
大米白面太奢侈了。
提起小球藻，想起大跃进的一件往事：
教我们化学和生物的李老师负责小球藻养殖试验。
肥料是尿液。于是李老师把小便池的出水口堵死，数日间积攒了满满一池尿。
正待收获时一位不明真相的学生做好事把排尿口疏通了，尿液损失殆尽，而且不幸被李老师当场拿获。
李老师训斥那孩子：“同学们辛辛苦苦撒的尿，都被你放走了！”
围观的学生当场憋住，回教室哈哈大笑说：“其实，撒尿不辛苦，不撒尿才辛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