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泽宗院士:近代科学与传统文化无太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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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交者: bluesea 于 2005-1-05, 00:11:44:

 到目前为止,对近代科学为何产生在西方而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问题,学术界已经有了无数次的讨论与无数场的争辩。本刊与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科技的影响”论坛,可以看作是这场争论的延伸。回顾以往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探讨,你会发现答案中大多是将原因归到文化的层面上,这些文化原因大体可归结为一句话:西方有灿烂的古希腊文明,而我们没有。而更深一层挖掘是:中国不仅没有古希腊文明,而且还有阻碍近代科学萌芽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官僚制度,封建压迫,方块字,儒家文化,缺乏逻辑思





维,不重视实验,没有欧几里得的《几何学》,没有《逻辑学》……

  对此,我们采访了本刊编委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前所长席泽宗,在这众多的回答中,席泽宗认为,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的主要原因应该是社会原因,即当时的社会政治条件。近代科学在欧洲兴起与希腊文化无太大关系

  《科技中国》:许多人在讨论“李约瑟难题”(近代科学为何诞生在欧洲而没有产生于中国)时,认为欧洲人继承了古希腊文化,因而产生了近代科学。您认为是这样的吗?

  席宗泽:欧洲人吸收希腊文化是从12世纪开始的,他首先被经院哲学家们所接受,以至马丁·路德在进行宗教改革时,也埋怨在教会的学校里不讲《圣经》而讲亚里斯多德的著作。与此相反,近代自然科学则是在反对古希腊科学的激烈斗争中诞生的。

  在科学史中,以1543年为近代自然科学的开始。这一年出版了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和维萨留斯的《人体结构》两部著作。这两部著作的问世标志了以希腊托勒密和盖伦为代表的古希腊天文学和医学传统受到质疑与抨击。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出现以后,在欧洲受到了很大的阻力,就连马丁·路德也反对。法国思想家博旦曾经说过:“没有一个具备普通知识(希腊知识)的人或学过一点物理学(亚里斯多德的物理学)的人,会想象如此笨重庞大的地球竟能以太阳为中心上下运动。”为了证实和宣传哥白尼学说,为了推翻亚里斯多德的物理学,伽利略写了两部名著:《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和《关于两门新科学(力学和弹性学)的对话》。这两本书都是以三个人的对话形式来否定亚里斯多德的物理学和天文学。由此可见,近代自然科学是在不断摆脱古希腊科学的束缚中诞生的。

  《几何原本》对近代科学的影响很难评估

  《科技中国》:如果希腊前期的自然科学与近代的观察、实验、推理为基础的系统科学不属同一范畴,也不可能直接产生近代科学。但是希腊后期却产生了欧几里得《几何原本》这样逻辑性很强的科学著作,杨振宁先生也认为近代科学诞生的标志——牛顿的巨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深受《几何原本》推理方法的影响。您怎样评价这种说法?

  席泽宗: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是什么样子,很难说清楚。现在用的希腊文本是1808年在梵蒂冈图书馆发现的公元10世纪的一个手抄本,无法肯定它是1400多年前的原物,人们猜测,这个手抄本就是当时的人为教欧几里得几何而编的一个手稿。除了这个版本之外,其余阿拉伯文、拉丁文译本都是根据公元4世纪末赛翁的一个增订本,而这本书是没有图的。一部讲几何学的书没有图,很难想象是什么样子的。

  其实,作为近代数学标志的微积分,也并不是从欧几里得几何学发展出来的。牛顿、莱布尼茨和他们的先辈们为了适应当时运动学、弹道学、光学和天文学的需要,大胆的不顾欧几里得关于严密性的要求,而发明了微积分。在微积分建立以后,反对微积分者正是那些受到欧几里得几何学束缚的人。关于这一点,在斯科特的《数学史》中有详细地记载。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虽然是按《几何原本》的模式写的,但那只是形式,牛顿自己曾经说过,读了《几何原本》对他没有多大帮助。

  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与中国传统文化无太大关系

  《科技中国》:逻辑学可以使人们的思维得以系统和精密,并成为近代科学产生的必要条件。而一般认为,在中国古代没有对于推演法的重要认识,即中国传统文化里无推演式的思维方法。对此很想听听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席泽宗:在杨振宁先生的几次演讲中,杨先生都反复地提到了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与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有关。我不是很同意杨先生把原因归结到人们的思维和知识层面上来。

  逻辑和语法一样,是从人们的思维活动中抽象出来的。正如许多人没有学过语法也会说话一样,中国古代没有写出逻辑学著作,不等于中国人不会逻辑思维。再者,逻辑的严密性并不能保证结论的正确性,托马斯·阿奎那运用亚利斯多的逻辑学,对上帝的存在做出了五大证明,难道上帝真的存在吗?与此相反,作为近代科学开始的一系列新发现,却不是用逻辑推演出来的。如果说,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还用了传统的方法,即逻辑的论证,维萨留斯则完全使用观察和实验的方法,得出和旧观念相反的结果。哈维对血液循环的发现,伽利略对木星卫星的发现,都与三段论法毫无关系。伽利略认为,在物理学中,基本原理必须来自观察和实验,逻辑和数学只是实验数据的工具和手段,而不是对先验目标的追求。这正是近代科学方法的精髓。再看看希腊人是怎么说的?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第七卷中说:“一个真正的天文学家不必去思考昼夜长短、日月运动以及其他天体的任何事物。在建立真理时,考虑这样多的事业是愚蠢的。天文学和几何学一样,如果我们要采取正确的方法研究问题,那就要把星空抛在一边。”接着,他又引用他的老师苏格拉底的话说:“声学的老师们想比较他们仅仅能听到的声音的和谐,这种试验也和天文学观测一样,是白费力气的。”

  从这些方面看来,中国没有推演法并不构成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的原因。

  《周易》与孔孟对中国科技的影响是不同的

  《科技中国》:在中国科技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的传统文化,如《周易》、孔孟之道,究竟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席泽宗:李约瑟认为,影响中国古代科学发展的三大哲学思想体系是阴阳理论、五行理论和《周易》,前两者对科学的发展是有益无害的,而《周易》的那种精致化了的符号体系几乎从一开始就是一种灾难性的障碍,它诱使那些对自然界感兴趣的人停留在根本不成其为解释的解释上。没有一种是以任何形式为《周易》的观点进行辩护的,或是要减轻它对中国科学思维所造成的恶劣影响的。李约瑟对《周易》的评价我基本是赞同的。从天文学的发展研究来看,《周易》对中国古代科学是没有任何的促进作用。对那些盲目夸大《周易》作用的观点,如有些学者把现在发现的遗传密码、量子力学等等都用《周易》来解释,我更是不能赞同。

  我认为,《周易》的影响没有孔子的思想影响大。《周易》是一本哲学著作,一般人很难读懂,而孔子的思想是潜移默化地影响到我们社会的方方面面,直到今天。孔子的思想对中国科技的影响是没有坏处的。以《论语》中的孔子言行为据,孔子的言行对科学的发展不但无害,而且是有益的,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已有不少。十三世纪以前,中国科学技术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是多种原因造成的,孔子思想中的这些有益成分也是其中之一。

    

  现实的需要和提供的条件是科学发展的主要原因

  《科技中国》: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既然与中国传统文化没有太大的关系,那又是什么导致了中国最终没有产生近代科学?

  席泽宗:我认为主要是社会原因,即当时的社会政治条件。按照明末发展的趋势,中国传统科学已经复苏,并有可能转变为近代科学。明末这一时期的科学相当注重数学化或定量化的描述,而这些又是近代实验科学萌芽的标志。如:李时珍《本草纲目》、朱载 《律学新说》,潘季驯《河防一览》,程大位《算法统宗》,徐光启《农政全书》,宋应星《天工开物》,徐霞客《徐霞客游记》,吴有性《瘟疫论》等等都是具有世界水平的著作。在短短的67年中(1578—1644)出现了这么多的优秀科学专著,其频率之高和学科范围之广,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

  但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和英国走了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1644年是个转折点。这年,英国打败了封建王朝,为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其后虽有反复,但1688年“光荣革命”成功以后,在君主立宪制度下,英国就在资本主义道路上前进。而中国由于清军入关,残酷的战争中断了科学发展的进程。落后的奴隶制游牧民族入关建立了清王朝。到了康熙时期,全国已基本上统一,经济也得到很大的发展,而且有懂科学的传教士在身旁帮忙,国内、国外的环境都不错,这时是一个机遇,是中国有可能在科学上于欧洲近似于“同步起跑”的时机。然而由于康熙一系列错误的科学政策,把我们本可以与欧洲“同步起跑”的机会失去了。如:康熙在用人上,对汉人采取防范措施,致使一些科学家得不到重用;在培养人才和集体研究问题上,在有众多传教士的条件下,没有兴办外语学校,没有组织中国学者翻译外国科技书籍;在制造仪器和观测时,只是把所制成的仪器视为皇家礼器,只供皇帝本人使用,而没有用来进行观测;对于中国传统科学的弱点——系统性、理论性不强,康熙未予以重视,他只关心一些普通常识问题,对从欧洲传进来的一些理论问题,不管是托勒密体系、第谷体系还是哥白尼体系,都未重视去研究。康熙时期的科学政策是我们同欧洲科技发展拉大差距的起点,在之后的统治政策中也阻碍了中国科技的发展。如乾隆后的“复古”运动就崇尚一切都可以从古书中找到原因,包括科技。

  中国科技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发展也说明了一些问题。在建国初期,由于种种的社会原因,使我们的科技工作者没有条件全身心地投入到科学研究中。以后的“文革”时期,更谈不上社会为科技的发展提供了怎样的条件。而当时欧美科技工作者的研究条件就比国内好得多,在他们研究钻研时不会受到任何外界打扰。这种社会条件的差异,也是现在在诺贝尔奖获得者中,有中国人,但都是外籍华人的一个原因。

  从这些看来,我还是偏重把社会原因作为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以至至今中国科技仍然落后于欧美的主要原因。

  在采访结束后,席先生一再的对记者强调说:近代科学产生在欧洲并得到迅速的发展是由当时当地的条件决定的,不必到1400多年以前的希腊去找原因。自16世纪以来,中国科学开始落后,也要从当时当地去找原因,不必一直追着孔子、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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