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方舟子老师致意并呼吁施一公教授公开答疑

今天读了方舟子老师揭发施一公教授的举报信，作为一个对中国尚存一丝丝希望的海外华人，觉得不写几句话向方老师表示敬意，同时向施一公教授发一个呼吁，有失朋友们授予我“热衷于祖国事务”荣誉称号之美好期望。

凭本人对（欧美）海外华人的了解，其实绝大多数已经决定落地生根，对中国已经彻底放弃希望因而也失去了兴趣。例如，多伦多地区有八万多学龄华人子弟，只有不到十间中文学校，学生人数不到一千名，而且很少有学生会上到初中的程度。欧美其它城市的数据差不多。这说明一件事，现实的海外华人全面抛弃了中国文化。不管你高兴还是悲哀，你得承认他们的选择是基于现实的正确决策。如果你想改变这种现状，宣扬现在中国有多好基本上没有任何效果，改进中国的现状使之加入文明圈才是上策，或许几十年以后会看到转机。

方老师对中国没有放弃希望，他更是不断努力帮助改善中国的现状。比起那些喜欢将中国的问题藏到地毯下的人，比起那些将中国之丑（如中医，撒谎，造假，铲除异见）当作中国之美的人，比起那些热衷于给中国涂脂抹粉的人，方老师的努力有助于真正解决问题，实质性地提高中国的文明程度。

特别令我敬佩的是，方老师对中国人是从内心上平等看待，不像很多招摇过市“关心祖国”的海外华人，那些人一谈到中国人，往往一副高等华人派头。“中国人不配有西式民主”就是他们现在时时挂在嘴上的一条口头禅，也是他们往往被中国当局列为“爱国华人”而备受款待的原因。一些老前辈告诉我，除这样的口头禅以外，这些“爱国华人”还特别能够与时俱进。例如，他们在30年前说“中国人不配每顿吃白米饭”（理由：全世界的米会被他们吃光），在20年前他们说“中国人不配每天吃肉”（理由：全世界的猪牛都不够），在10年前他们说“中国人不配拥有私家车”（理由：有公路就没农地）。不难看出，每一次这种断言都与当时的中国当局之旨意相当配合。

凭施一公先生在美国接受的教育和经历，对于民主是不是具有普适性这种基本问题他不可能不知道正确答案。作为普林斯顿教授，他不可能不知道民主不仅是一种文化更是一种科学，是一种与牛顿定律或达尔文进化论一样的人类共同财富。但他为什么还要那样“明知故犯”呢？不外乎这两个理由：（1）内心里对中国人瞧不起，典型的高级“爱国华人”心态。（2）为自己在中国享受他在美国享受不到的各种特权找借口。其实呢，现时的中国，你回去当官找美好感觉也好，还是参与瓜分经费发财也好，一点都不稀奇，但吃饱喝足甚至多吃多占之余还要蒙哄老百姓声称你是“赤诚报国”就太缺德了一点。联想起那篇“我被信仰追问”奇文，我不禁要说，你要是这样子回去“报国”的话，中国人民拜托你还是呆在美国好了。

有友人问我，中国目前有没有知识分子？我告诉他，有，但不多，方舟子就是其中的一个。他有知识，有独立判断力，他秉持公正，他敢于担当，他是永远的批评者，也是永远听取批评的人。方老师既不因身为海外华人而歧视国内人民，更多年如一日地坚定地在中国的土地上克服各种艰难，或身体力行或公开演示其信仰的原则。发达国家的每一个社区，都有方舟子这种人，他们保证了社区的公平、秩序和整个社区的长久利益，是社区进步的动力，是社区纠错机制的最重要部份。所谓先进的公民社会，就是老百姓或多或少都有一点方舟子精神。

因此，关心中国的人要问一下这个问题：中国现在缺少多少方舟子？中国如何才能增加方舟子？没有千千万万方舟子的中国，不论年度ＧＤＰ有多少，用文明的这根标尺度量时，只能是一个落后的国度。

施一公教授，你要是真心关心中国的进步，你要是也把21世纪的中国人当正常人而不是无可救药的野人看待的话，请把自己当作一个文明地方有自尊的知识分子，站出来回答公开的批评，而不是以“高等华人”的架势玩“私下解决”这种古老的中式游戏。你知道，在你学习工作过近二十年的美国，不管是诺贝尔奖得主还是总统，涉及到公众事务，回答公开的质疑是一种起码的义务。你如果做出公开回答，这种表率性的动作对中国的贡献，比你确定一万个蛋白质结构要大得多。我陕西老家的小学老师都知道，中国其实不缺你那样的先进人才，更不缺你那样的先进基因，缺的是一个让你出落到今天的先进制度，你可以选择不对先进制度在中国产生作贡献，但也拜托你不要对进一步强化落后制度作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