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先生提出的。从那时候起，布衣之士就认同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观念。但在此之前，统治者是不认同的。在统治者心目中，草民就是草民，有什么资格妄议朝庭大事？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头抢地耳。”在大人先生眼里，对“匹夫”透着那么多的轻蔑与鄙视。自从顾炎武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后，多少给“匹夫”们长了些志气，有些扬眉吐气的感觉。

　　可是对“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反复阅读，反复体味，就有些愤愤不平。“匹夫”者，百姓也，草民也，面对天下兴亡和国家大事，“匹夫”仅仅是有责而已？看来顾炎武先生还不太彻底，还没有把话说透。否则，他怎么不说“天下兴亡，匹夫有权”和“天下兴亡，匹夫有利”？如果说“匹夫”有责的话，按照现今的“问责制”，凡是出了漏子，岂不是也要问百姓之“责”了？这算什么规矩？

　　其实，比顾炎武更早的曹刿就看得比较明白。在《曹刿论战》中说：“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遂入见。”依曹刿和他的同时代人的见解，天下兴亡本是食肉者有责，百姓是无责的。但因为“肉食者鄙，未能远谋”，所以曹刿要挺身而出了。著名的“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的论断就出自曹刿之口。以曹刿和乡人之见，天下大事本应该“食肉者谋之”，百姓只要安居乐业就行了，可是由于食肉者没把事情办好，草民不得已才需要出面代而“谋之”。显得有些“越位”，但庄公未以为“僭越”，反而“与之乘，战于长勺”，多少表现得有些“雅量”。

　　有时候我想，不是说责权利高度统一才合理吗？有责就要有权，就要有利。如果既没有权又没有利，“责”又从何而来？人们吟咏赞叹了这么久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让一些“匹夫”犯傻，自动把很多的责、沉重的责、实际上承担不起的责全都揽到了自己身上，“匹夫”们还以此为光荣、以此为自豪，而权和利却被达官贵人、指点江山的智者精英们霸占光了。我觉得“匹夫”们有些悲哀。或者说，有些傻帽。

　　天下大事，自古以来就是“食肉者谋之”。某些“食肉者”把天下的事搞得一团糟，一些本来八竿子打不着的“匹夫”却跑过来揽下了责任，而且不惜杀身以成仁，虽然精神可贵，却混淆了责任和是非，让混入“食肉者”队伍中的败类趁机溜了号。我就想，很沉痛地想，为什么总是有人鼓吹让“匹夫”来承担责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金光闪闪的八个字总是那么阳光而令人振奋吗？会不会有人想要躲在它的光环之下逃之夭夭而有意为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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