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老中一号 于 2005-12-30, 19:18:06:
胡存希（音）认为自己深知“大病”带来的财政风险──“大病”这个词指癌症、中风和其他危及生命的疾病。
胡存希曾编过一本介绍家庭理财的中文手册，这本广为传播的小册子鼓励读者购买医疗保险。他自己就从美国国际集团(American International Group Inc.)的一家旗下子公司购买了保险。胡存希在国有媒体《上海金融报》(Shanghai Financial News)担任编辑，因而享有中国政府的医疗保障。不过他认为购买商业保险是对政府医疗保险的必要补充。
胡存希的妻子曹美华（音）是高中教师，五年前妻子得了“大病”，后来胡存希也病倒了。如今不到50岁的夫妻二人都在上海的医院里和晚期癌症作斗争。
中国医院系统的高额收费很快便超过了他们单位参保的最高限额。胡存希在美国国际集团购买的保险并未承保这类不幸。为了治病，他们花光了所有的积蓄和胡存希父母的退休金。他们现在一贫如洗。
胡存希对政府医疗保险的缺陷非常愤怒，“我们过去是白领，而现在却成了穷人。”
在中国13亿人口中，超过三分之二的人根本没有任何形式的医疗保险，而且许多人无力支付医疗费用。不过在中国现收现付式的医疗体制下，即便是参保人通常也要仔细想想自己能否负担大病的治疗费用。医疗保险引发的问题已经成为中国日益庞大的城市中产阶级面临的一场危机，这也削弱了人们对共产党的支持。
其实在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政府还控制和管理著所有的医院和医生，医疗保健制度几乎覆盖了所有人群。在城市，政府为公务员、工人及其家属提供保险；而农村的人民公社则保障农民的医疗。不过80年代初中国开始了面向市场的改革，于是人民公社解散、亏损的工厂关闭，整个医疗保健系统也就此开始解体。上千万的工人丢了工作，也没有了医疗保险。
十年前，中国政府开始探索医疗保险制度的新模式。1998年，政府开始在全国建立“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该制度要求所有用人单位必须为职工的日常医疗和“大病”负担一定的保险费。职工个人平均缴费比例为本人工资的2%，用人单位的缴费比例为7.5%，这样就解决了这项计划的资金问题。不过该制度并未包括家属在内，孩子们只能依赖学校参保的有限险种。政府强制国有企业执行此项政策，而大多数蓬勃发展的私营企业根本就不予执行。
这项制度有许多遗漏。2003年末，基本医疗保险覆盖了1.09亿城镇职工，只占全国约6亿城镇人口的不足20%。农村地区的参保人口更是少之又少。研究表明，四分之三的私营企业职工没有参保。
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本身就有局限性。它一般可报销70%至80%的医疗费用，而其余医疗费则需要病人自掏腰包。如果钱不够，重病的病人就会被迫出院或者选择便宜的治疗方法。基本药物可以报销，但像有效的抗癌药物这类昂贵的新药则不在报销之列。
中国卫生部(Ministry of Health)发言人毛群安说，“确实存在这个问题，人们应该考虑购买商业保险。”
上海癌症康复俱乐部(Shanghai Cancer Recovery Club)65岁的志愿者陈爱莲（音）在17年前被诊断患有乳腺癌。她说，“如果现在生病，我肯定活不下来。”她那时需要动手术，于是她所在的国营缝纫机厂就给医院写了个条子，保证支付医药费。手术费用共计500美元，不过不用她花一分钱。
而如今，无论患者是否参保，医院都要求预先付钱。参保的患者必须先支付一切费用──从轮床到急诊手术，然后才能申请报销。如果没钱就不能得到治疗。
2003年，何国富（音）在中风后6小时来到了上海一家医院的急诊室。医生告诉他的妻子孙元珍（音），为了降低脑压需要动手术，但是手术费需要7,000美元而且必须先付钱。医生还提醒她说手术的成功率只有50%。
何国富在一家国有建筑公司工作，妻子是一位退休的统计师，他们的生活还算宽裕，而且他们都有医疗保险。不过他们一下子拿不出那么多钱，而何国富的单位又拒绝垫付，虽然医疗保险至少会负担一部分费用。
孙元珍犹豫了。那是个星期五的晚上，她决定周末再好好想想。50%的手术成功率使她犹豫不决。周一，她决定借钱动手术，可是医生说已经错过了时机。
她到现在仍然后悔当初未早做决定。她的丈夫现在卧床不起，吃饭需要人来喂，而孙元珍则要为筹措十几岁儿子的学费而奔波。她后悔没有立即筹钱作手术，她说，“一切都乱作一团，我当时不知道该怎么办。”
中国的医疗保健费用上涨迅速，医院于是变成了自由资本主义的象征。国内外卫生专家认为，医疗费用的大幅上升一定程度上恰是缘于政府为将医疗费降低到普通人可接受水平所做的努力。政府为基本药物和治疗手段的价格规定了低于市场价的上限。为了让医院能弥补由此承受的损失，政府允许医院从限定项目以外的所有诊疗项目中盈利，这导致医院热衷于引进高级药品和先进的诊断方法。
医院于是纷纷推出高档的医疗服务，中国医院的面貌也就此完全改变了。那些曾经技术设备落后的小城市医院也拥有了价格不菲的电脑断层扫描仪。复旦大学(Fudan University)卫生管理学院教授、中国政府顾问胡善联表示，在过去五年，上海各医院每年在尖端医疗设备上的支出近1亿美元。药费占上海医院收入的45%，他说，“卫生系统确实已经危机重重。”
许多国有医院的医生也乐意劝说患者接受收费高的医疗服务。上海医生的平均月收入不足400美元，这和早出晚归的出租车司机收入差不多。不过通过给患者作检查以及开利润率高的药物，医生获得的奖金可以使他们的收入翻一倍。医疗保健专家们表示，世界上很少有国家的医疗体系像中国那样将医生的收入和患者的支出如此紧密挂钩。
卫生部发言人毛群安说，市场力量走得太远了。如果只是相信市场，就会出现灾难性后果。他说，政府需要发挥主导作用。
政府对医院和医生的监管力度不大。医院和医生也几乎没有自我监督制度。中国缺乏美国和其它国家的那种医疗职业协会来制定职业道德标准、听取投诉和惩罚违规者。
当中国政府决定实行国家医疗保险计划时，他们没有认识到一个与之俱来的设计缺陷：不论医院选择提供何种服务，这种体制至少都会给医院报销一部分费用。政府经济学家承认，实际上，国家已经成为医生的空白支票。经济学家称，这种体制鼓励医生多开高价药，多进行昂贵的检查，然后向患者收取医疗保险无法报销的费用。
在美国，医疗保险商会通过“使用评估”(Utilization review)防止这种情况的出现。使用评估是对医院治疗的医学必要性进行评估的过程。被认为是没有必要的检查和治疗程序不予报销。尽管这种评估的效果不尽相同，但此过程对大肆进行毫无必要的治疗具有威慑作用。在中国，目前基本没有这种评估程序。
美国的许多医疗保险计划还为重病患者设定了最高自付额。除了保护重病患者免遭倾家荡产的厄运外，设定最高自付额还能激励医院加强成本控制：高额医疗费账单需要由负责报销的保险公司进行审核。相应地，美国医院向参保患者收取的费用有时比向未参保患者收取的费用还要低。
一些专家称，中国的保险体制可能带来相反的结果。世界银行(World Bank)经济学家瓦格斯塔夫(Adam Wagstaff)和林德罗(Magnus Lindelow)关于中国的一份研究报告称，有时参保患者会被劝说接受比未参保病人贵得多的治疗。报告称，相对于基本医疗，中国医生更愿意采用高科技治疗手段，虽然这些昂贵的治疗手段也许并没有那么必要。医保实际上增加了产生高额自付费用的可能性。他们还表示，目前缺乏正式的患者投诉程序。
卫生部发言人毛群安说，政府同医院已经进行了两年的磋商，研究如何使药价和盈利激励体制更加合理。他说：“这是个非常复杂的过程，需要时间。我们不希望出现错误，然后再从头开始。”
中国政府在总医疗保健支出中所占的比例不断下降。政府数据显示，1978年至2003年期间，私人支出在总医疗支出中所占的比例从20%增加到60%。与此同时，癌症等需长期治疗、花费高昂的疾病取代了肺结核等传染性疾病成为医疗系统最大的负担。
中国政府官员承认，即使对有医保的人而言，医疗也成为了一个经济负担，这威胁到了社会稳定。国家主席胡锦涛已经表示，要增加政府在医疗保健方面的投入。
政府正在努力将国家保险覆盖范围扩大到更多的城乡人口中。在城市，政府部门设立了由政府资助的社区医疗中心网络，作为患者看病的第一站。社区医院将提供基本医疗，并为患者在就医、服药和入院治疗等方面提供建议。
在2000年患“大病”前，胡存希和他的妻子曹美华年收入近5,000美元。在中国，这使他们跨入了中产阶层。他们结婚较晚，也没有孩子，这减少了他们的经济负担。他们从中国建设银行(China Construction Bank)贷款25,000美元购买了一套两居室的房屋。
两人所在的国营单位都给他们上了保险。同越来越多感到漂泊的职场人士一样，他们决定再购买补充保险以获得安全感。胡存希认为政府所上的保险已经能够覆盖所有“大病”，因而购买了美国国际集团旗下美国友邦保险公司(American International Assurance Co., Ltd.)的个人意外伤害保险。
同其它西方保险公司一样，美国友邦保险也认为，对政府保险形成补充的私人医疗保险的需求将会增加。胡先生的美国友邦保险经纪人吴彩虹（音）销售“大病”保险的业绩非常好。她说，她向客户表示，补充医疗保险不是“能有更好”，而是“必须有。”
吴彩虹说，在向胡存希销售了意外人身伤害保单后，她试图说服他购买“大病”保单。但那时，胡存希的太太、曹美华已患了乳腺癌，他没有多余的钱购买新险种。
已经从教学岗位退休下来的曹女士仍享有政府保险，但不足以覆盖化疗所需的昂贵费用。胡存希开始超负荷工作，希望能够收支相抵：四年里，他利用晚上的时间编辑出版了11本书，包括讲述中国茶壶历史的一本书以及一本地铁票收藏指南。但销售情况令人失望，迄今为止，这些兼职工作只给他带来了1,500美元的收入。
去年，胡存希被确诊患了胃癌，并了解到，政府保险不能覆盖化疗支出的全部费用。为了省钱，在治疗的第一年，他主要依靠医保报销范围内的各种药物。今年癌细胞扩散到肝部后，他根据医生的建议开始服用药效更强的药品。新药很贵，而且需要自费购买。
他们越积极地同癌症抗争，经济负债就越重。除了向亲友借钱，胡存希也想把房子卖掉，但发现迷信的上海买家都对原住户患上大病的房屋敬而远之。他说，甚至老朋友都担心靠近他就会带来坏运气，再也不来串门了。
迄今为止，曹美华的治疗费已经花了大约25,000美元，胡存希的治疗已经花费了12,000美元。精神憔悴的胡存希说，得了这种病后，就像是掉进了无底洞。他对政府保险只能报销如此少的药物感到非常不满。
在对疾病感到绝望的情况下，胡存希和他的太太开始信教了。在一群本地教堂的老年妇女来到他的病床前祈祷后，胡存希就成为了虔诚的基督教徒。一本黑色的《圣经》就放在他病床的枕边。这些天来，他主要依靠所在教区教会成员的捐款帮助承担住院费用。
曹美华的乳腺癌已经扩散到肺部，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她说：“我们俩都是知识分子，本以为都了解保险的。但现在才认识到保险没有用。如果你想活著，就要自己掏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