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yige 于 2005-12-28, 10:57:41:
这两天大伙谈翻译，顺着话题在这儿贴一下。是属于那种典型的借题发挥的应稿文章，没什么太大意思，不过可以多少反映出中英文之间的差异。
真真假假说渔父
文/亦歌
前不久翻阅许渊冲先生所译的英文版《楚辞》，发现“渔父”一词被译成了“FISHERMAN”，觉得不妥，但细细一想，除非加长注，许老先生也别无高招，因为英文中根本没有相应的词。之所以造成这样翻译上的错位，是因为两种文化的差别，更确切地说，是因为中国文人心中的渔父情结。
在西方，渔夫就是渔夫，英文里如此，拉丁文里也是如此。唯独在汉语中，渔者有渔父（音：府）和渔夫之别，两者之间相差悬殊，混淆不得。民国时期的宋教仁曾以“渔夫”的笔名投稿给《民立报》，编辑以为是宋的笔误，擅自改成“渔父”后上了报，被袁世凯的手下看到了，就在报上大骂宋如何年纪轻轻，也敢以“渔父”自称，狂妄自大！更有甚者说宋的野心极大，名曰“渔父”，心在“国父”，想篡权夺位云云，以致报社主编于右任不得不出面说明事情真相。
中国古代社会等级分明，打渔的本也比引车卖浆者好不了多少，可是一旦被称为“渔父”，身份顿时迥异，非但文人雅士敬仰之，就连皇帝也另眼相看，宋高宗本人就作过十五首渔父词。个中的原由可远溯至周朝，传说有个姓姜的老头，将鱼钩弄直了，在渭水边钓鱼，号称愿者上钩，结果钓到了周文王，此事流传千古，成为后世文人的楷模。到了汉朝，又有严子陵跣足散发，反穿了羊裘在泽中钓鱼，结果被汉光武帝拉去同床而卧，据说当天晚上严子陵干脆把一只臭脚搁在了光武帝的肚子上。所以，尽管《楚辞》中的渔父形象非常脱俗，但因有了姜太公和严子陵等例子，历朝历代自命渔父的就多了去了，什么烟波钓徒、寒江钓叟、五湖散人等等，数不胜数，就连李白这样天子呼来敢不上船的仙人，也曾嚷嚷着要“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对吕尚伊尹的风采推崇备至，希望能得到朝廷的重用。由此，原本很普通的钓鱼也就这样和钓川钓国等同起来，这也正是宋教仁笔名一字弄错，引发轩然大波的原因。唐代的骆宾王对此曾一语中的道：“夫垂竿而为事者，太公之遗术也！”渔父情结之下，文人们纷纷行垂钓打渔之名，走终南捷径之实。原本的高雅脱俗之举，反而成了极富功利性的入世途径，渔父一词也因此而蒙垢，以致后人凡见古人钓鱼，就难免生发此联想，即便是对柳宗元这样的高人也不例外，譬如他的“独钓寒江雪”，《唐诗别栽》说“清峭已绝！”，明人胡应鳞却说“五字极闹！”我以为这“闹”字妙绝！虽然胡的“闹”字另有所指，但用来描述他彼时的内心世界却非常精确。柳在永州多年，其心无时无刻不在庙堂之上，因此纵然独自端坐寒江之上，内心又怎么静得下来！反倒是晚唐郑谷有首《淮上渔者》，读来清新自然，一扫以往诗文中渔父的那种或是翘首渴盼达天听，或是自暴自弃的庸俗形象，让人耳目一新。诗道：
白头波上白头翁，家逐船移浦浦风。
一尺鲈鱼新钓得，儿孙吹火荻花中。
了解了诗人的身世背景，方知此诗的情感何以真挚。郑谷为光启年间的进士，官至都官郎中，宦海一生有惊无险，晚年退隐江湖。此诗由此可以看作是他对自己为官一生的概括：起头两句描绘官场如何险恶，全家跟着他避过了一场又一场萧飒的秋风，大鲈鱼是他功成名就后退隐的象征，卸任后的他，终于可将小船停泊在荻花如雪的平静港湾，含笑看着儿孙们生火煮鱼，享受这一生得来不易的天伦之乐了。
可见，假如我们以功利的尺子来衡量历史上大大小小的“渔父”，其渔者本身的纯洁性或多或少都有些问题。反倒是一个从未自称过是渔父的，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比所有自命渔父的要更“渔父”些，这个人就是常赤脚坐在濮水边垂钓的庄子。庄子钓鱼的形象是极其琐小的，他绝不会反穿了羊皮袄，也不会在人来车往的通衢口的水边用直钩子钓鱼。他钓鱼的时候脚边肯定放有一个鱼篓，而且一定编得严严实实，身边的水沟里恐怕还布了一两个鱼筌，偶尔获得大鱼，也常常因为兴奋过度而得鱼忘筌，一路小跑回家。因为庄家实在是太穷了，穷到要经常借米下锅，肉糜是肯定没有的，所以庄子出门时总别着把弹弓，手里也常提着鱼竿鱼筌。自称渔父的，往往意在朝廷；庄子却是避之犹恐不及。楚王的使者带着聘礼在濮水边找到正在钓鱼的庄子，并请他去楚国出任宰相时，庄子立刻拒绝了，他说他宁愿做一只在烂泥里爬行的自由自在的乌龟，也不愿意被珍藏在宗庙里“留骨而贵”。也正因为庄子垂钓时胸无庙堂，今天的我们才得以享用他垂钓得来的副产品，如“涸辙之鲋”、“得鱼忘筌”、“吞舟之鱼”、“不系之舟”、“沉鱼落雁”、“望洋兴叹”、“交淡若水”等，其中又以“相濡以沫”这一成语最为形象，鱼被钓上了岸，快奄奄一息了，为了能再残喘几口，一起互相努力吐出口中的泡沫湿润对方以维系生命，这是庄子有鱼篓的铁证，也是他敏锐的观察力的体现。
但立直标，终无曲影！被称为“渔父”的，往往都是挂着羊头卖狗肉，真正意义上的渔父，恐怕只有庄子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