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 湾

要吃透“诚”的意蕴，并不那么容易。一方面，诚实、诚信是我们从小到大、从少到老都一直被反复灌输着的观念；另一方面，以欺瞒、诈伪之手段得其“实惠”的事实在现实生活中也随处可见。究竟是“诚”好，还是“伪”好？正如在哈汉姆莱特那里“活还是不活，这是个问题”那样，“诚”还是“不诚”，也成了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问题。当屈原在两千多年前发出“吾宁悃悃款款朴以忠乎，将送往劳来斯无穷乎”之问时，实际上也是在为此问题困扰着。

在此问题上如何自处方为上策？英语中有句格言回答说：“Honesty is the best policy”(诚为上策)！谎言腿短，弄虚作假纵然可以欺人于一时，却不能惑众于永久。骗术再高，也很可能被揭穿。即便当时不能被揭穿，后来也可能会被揭穿。因此，“诚为上策”是某种“世事洞明”之觉悟，某种“大智若愚”之表现。有此觉悟和智慧的人，会比较自觉地以“诚”立身处事。

然而，需要追问的是，出于“诚为上策”之考虑而以“诚”立身处事者，是否“真诚”？未必。因为其“诚”是出于“策略”，出于权宜之计。明白地说，是出于利益，自己的利益。他们可能是把“诚”当作谋利之手段而利用之，未必真有道德情感流贯其中而安居之。

出于“策略”的“诚”，实际上是一种“狡猾”。但是，这种“狡猾”却是难能可贵的。追求自己的利益，顺理成章。“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以“诚”求之比以“伪”求之——无论对自己还是对他人和对整个社会——都要好千百倍。如果生意人和消费者都能出于“利益”而讲诚信，市场上令人头痛的假冒伪劣问题差不多可以迎刃而解，万事大吉。如果世人皆能有足够的“慧觉”，出于“策略”而以“诚”待人，则社会差不多“井然有序”了。

这便是西方近代功利主义伦理学中的“诚信”之梦，即把“诚”建立在利益的搏弈上，期望通过利益之博弈过程而达到“诚”之境界。可惜，由此实现的“诚”不一定是“真诚”，或者是千孔百疮的“诚”。

之所以如此，在于“诚为上策”并不是自然科学上的机械的铁律，而是变例多多。在人类事务中，有很多“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在此情形下，做出“不诚”的行动可能“利大于弊”，甚至有可能“有百利而无一害”。一个以谋利为宗旨、平时以“策略”利用“诚”的人，遇到此种情况，有可能临时“改变策略”。这种情况出现得多了，“诚”就成千孔百疮的了，甚至化为乌有。

由此可见，单纯基于“利益”、出于“策略”的“诚”，不是“真诚”。其基础不稳固，在风雨飘摇的世事中，随时可能澌灭。即便辅之以法律，慑之以刑罚，也难以杜绝欺瞒诈伪现象之发生。这里隐含着一个悖论：一方面，由于“诚”可以给自己带来利益，人们为了利益去遵守“诚”的原则。另方面，在某些情况下，人们为追求利益，又违反“诚”的原则。为了追求利益，人们既遵守“诚”的原则，同时又违犯“诚”的原则。可见，利益搏弈不出“真诚”。

如果“诚”是一种可欲的东西，我们将不得不在利益之外、之上另寻其根据，重建其基础。

“诚”之另外之根据何在？在心。确切地说，在本心或良知。这是一条东方儒家所采取的路线。
儒家认为，人有“本心”、“习心”两者。“习心”乃属“气质之性”范畴，即所谓“从躯壳起见”，不能尽善。而“本心”则是“不学而能”之良知，纯善无恶。明儒王阳明说良知“只是一个真诚恻怛”。可见，良知是一“真实无妄”之体。因为本心、良知真实无妄，故人一旦做出背信弃义、诈伪欺瞒之事，本心有所亏欠时，内心便“不安”。 “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所以为了廉耻感，荣辱感，为了求其“心安”，人要以“诚”立身，以“信”处世。也只有真正“诚”了，才能“心安理得”。孟子所谓“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即是。

这一意思，集中表现在儒家“慎独”之说上。《礼记·大学》说：“所谓诚其意者，勿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谦’与‘慊’通。愉快之义。‘自慊’即内心满足，安适宽平），故君子必慎其独也。”

这种义理背景下的“诚”，即求其“自慊”之“诚”，与作为“策略”意义上的“诚”相较，其意蕴大不相同。作为“策略”的“诚”，只是“不欺人”而已；作为“自慊”的“诚”，是 “勿自欺”。前者之“不欺人”只是权宜之计，没有保障，其“不欺”可能只是“暂时不欺”，如“天赐良机”，仍有“欺人”之可能发生。后者之“不自欺”是为了自己本心之安适，“诚”本身成为目的。在不自欺其本心之情况下，“欺人”之事即不可能发生。也即，在“自慊”这种义理背景下，人之好“诚”，“如好好色”；人之恶“伪”，“如恶恶臭”。这样“诚”便有其深厚之基础，牢固之保障，即便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也不会做出违背“诚”的事来。

把“诚”建立在本心之“自慊”上，要比建立在“自利”上稳固得多得多。但是，这种“自慊”会不会是一种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这是现代人必然会问到的严峻问题，也是致力于“诚”的人不可回避的问题。如此，我们需要挖掘“诚”之更深的意蕴。

如果“自慊”之心不是客观的、普遍的心，而是现代心理学意义上的一己之经验心，则以此为基础的“诚”，虽然比以功利为基础的“诚”其基础要稳固得多，但也不是绝对稳固。人不是神，虽然人性本善，不欺其本心能带来“心安”。但是人也有“习心”。面对现实的压力、世态的炎凉，不能无动于衷，因而其“自慊”之心也时时面临着冲击和挑战。严重时，可能最终失去平衡而程度不等地出现扭曲、塌陷现象。“堕落”、“晚节不保”等即其表现。

可见，要建立坚如磐石、牢不可破的“诚”，必须进一步追寻“诚”之基础。这便是“诚”之形上基础。这也是儒家所谓的“上达路线”。

“本善”之良知、本心，不是一己之经验心，用牟宗三先生的话说，乃客观的、普遍的“自由无限心”。此心与形上之天道本为一体。“天命之谓性”（《中庸》）、“尽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则知天”（《孟子》），甚至可以说“宇宙即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陆象山语）。
“诚”以此与天道合一之“自由无限心”之“自慊”为基础，则其本身即成了上天之所“命”，如康德所谓“绝对律令”那样，绝不会再有坍塌之虞了。有些儒学家甚至把“诚”本体化，“与天同体”了。如说：“诚者，天之道也”（《中庸》），“诚者，圣人之本”（周敦颐）。

“天高任鸟飞，海阔任鱼跃”。心如天地，彻极宇宙，则世间一切，不论善恶，皆能任载。

“夭寿不贰”，“至诚无息”，所谓“心理平衡”问题，不在话下了。

“天道”意义上的“诚”，因其为天地万物化育之本、五常百行之源，则是“诚”之最为深厚、高远而玄奥之意蕴。

“策略”、“自慊”和“天道”，这三者可谓“诚”之三个以次深化的意蕴层次。世人能从“策略”上做到“诚”，虽卑之无甚高论，但已不失为合格之公民，甚至可“博弈”出井然之市场秩序。若能进而于“自慊”上求其“诚”，则可称君子了，其促成的无疑是“和谐社会”。如果能上达不已，以至臻于“至诚如天”之境，则优入“肫肫其仁，渊渊其渊，浩浩其天”之圣域无疑了。儒家所悬之大同理想在此。总之，理会、实践“诚”的意蕴多一分，社会就多一分光明，多一分美好；反之亦然。《中庸》上说：“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诚的意蕴，说它有多深，就有多深。

西元2006年6月8-9日 写于京南郊外之淡甘书屋

（按：应《中国医药报》之约而写。经编辑压缩并冠以《利与诚的博弈》之名刊于6月20日之该报上。米湾识，06-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