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外在中国
Alan Paul
痛并快乐的杀价经历
2007年08月03日18:54
有些人喜欢在北京的大型综合市场购物，在这些占地好几层楼的市场里挤满了各种摊位，出售的商品从西方知名品牌的仿冒品到各种定制服装，林林总总，无所不包。但我却对这些市场不感兴趣。
虽然逛这类市场自有其乐趣，但我在那里的购物体验却只能用紧张、沮丧和精疲力尽来形容，红桥、雅秀和秀水这三大市场给我的感觉尤其如此，这里全无世界各地以及中国内陆地区那些小型户外市场所具有的魅力。你无法从容浏览货物，因为竭力向你推销商品的摊贩们不容你有片刻闲暇，如果你是西方人那就更加如此了；每件商品的要价都有水分，你不得不一一还价。如果你烦了或稍一走神， 立刻便会成为刀殂下的鱼肉，就等着挨宰吧。
虽然中文水平和购物技巧的提高增加了我在这些大型综合市场讨价还价的底气，但我基本上仍对这些地方敬而远之。我用不着到那些市场去买生活必需品，而我们在北京生活的这几年中这里的其他购物选择也日益丰富。我常常是被那些渴望淘到便宜货的外国访客生拉硬拽去这些市场的。
为检验一下我的购物技巧提高了多少以及作为一名老外我会比中国人多享受哪些“关照”，我与《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北京分社的新闻助理冯澍来了一次秀水市场的体验之旅。我们俩分开购物，每人各拿500元人民币(约合66美元)以及一份购物清单，上列：一串珍珠手镯、一件“Polo”衬衫、一件丝质葡萄酒瓶饰物、一件丝绸童装、一条丝绸围巾以及一件“North Face”儿童夹克。
从范思哲(Versace)大衣到耐克(Nike)鞋，市场里到处都是仿冒产品，我不赞成贩卖假货，但却不敢保证自己从未买过。古奇(Gucci)、夏奈尔 (Chanel)等全球知名品牌的所有人曾将秀水市场的业主成功告上了法庭，他们后来还试图与这些人合作打击秀水市场的假冒问题。但这一努力却收效甚微。
为许多知名品牌充当代理律师的乔•西蒙尼(Joe Simone)说，在其他许多国家，像秀水这样假货充斥的市场警察早就找上门了，但中国警方却将治理这类市场不法行为的工作交给了“行政管理部门”，而后者并没有调查和逮捕违法者的权力。
我第一次逛秀水市场还是两年半以前，那时我们刚来中国，陪我逛的是一位美籍华人朋友安德鲁(Andrew)，他能说流利的普通话。老实说，自那以来我没发现秀水在打击假冒产品方面有任何进展。虽然这里的购物环境令我头昏脑胀，但这里的产品琳琅满目、应有尽有也让我着迷。在这里似乎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但似乎也没有什么是靠得住的。
在秀水这类市场购物算得上一项“全接触性运动”，不仅要忍受商贩们声嘶力竭的叫卖，有时还会被他们“拖”到摊位上去看货。我请安德鲁带我逛。摊贩们给我开出的价格会比他们向安德鲁的要价高一倍，我饶有兴致地看着他从容应对商贩们花样叠出的销售技巧。有时候他们似乎就要谈崩了，有时候又会闪出一位年青女摊贩向安德鲁卖弄风情，她一面轻拍着安德鲁的手臂，一面向他狂抛媚眼。我现在对这些早已见怪不怪了。
作者和冯澍展示他们的“战利品”冯澍和我在秀水市场一个巨大的宣传横幅下兵分两路，横幅上用中、英两种文字写着反对贩卖假货的标语，具体文字如下：不要购买未经授权的商品，创造一个良好的购物环境。但几步开外的地方就有成千上万件假货在那里兜售。我们分手的地方恰好是出售奥运特许商品的摊位，北京市场上的这类商品很少有假冒，人们常常用这一现象来证明，只要政府想认真执法，就能收到明显的效果。一位摊贩对我说，政府会定期收缴市场内的假冒奥运特许商品。
我或许应该只说英语，以便能真实了解作为外国人会遭遇到哪些中国本地人体验不到的购物经历。但我却无法说服自己放弃好不容易学到手的中文，这可是我应付“虎狼”的绝佳武器。我决定高调些，主动出击，不等摊贩们漫天要价就将价格一竿子杀到底。
我对一位开价人民币150元向我兜售一条围巾的女商贩理都不理，径直与另一个摊位上的两位年青女摊贩讲起价钱来，用中文报出了我给的价钱：每条围巾20元。她们都笑了，告诉我需要60元。我说30，她们又要40。其中一位女商贩说，这种围巾她们给外国人的开价通常就是40元，边说边将摊上的一条围巾悄悄收起来，我看到这条围巾的标价是1,676元(合223美元)。我坚持说没人会出这么高的价钱。她们则微笑着说，每天都有人掏这个价。
我问这二人，如果真卖出了如此荒唐的高价，钱会归谁。她们一致回答说：“老板”。乔(Joe)曾告诉我，秀水这类市场的许多摊主可是货真价实的出口商。所以我便问二人是否能买10,000条围巾。她们说当然可以，然后便拿出电话与老板联系。我见状赶紧说下次吧，然后匆匆离开了她们的摊子。
当我拿起一件适合我4岁女儿穿的印花丝绸外衣时，立刻有一位女摊主上来向我极力推销。她要价320元，我还到20。她把价钱降到150，可我坚持非20元不买，于是她又把价格降到了50。我最终花30元买到了这件衣服。这一次我又是只说中文。女摊主在把衣服递给我时用英文说了句“You tough”(你够狠)。
我这两笔买卖做得都很成功，冯澍只能甘拜下风。她买围巾花了100元，只比摊主的要价低一半。她买丝绸外衣的成交价是70元，而摊主最初开价120。我在买这些东西时比冯澍有一个优势，那就是这类服装我以前已买过多次。
我俩都花25元买到了珍珠手镯，不过她买的手镯有3股而我买的只有1股。我不知道我们买的手镯质量如何。那位卖手镯给我的女士曾用小刀从珍珠上刮下些粉末，以此证明这些珍珠是天然的。冯澍把珍珠手镯的价格从50砍到了25，而我所买手镯的标价就是25元，我觉得这一价格还算合理因此也就没再还价，况且手镯上本就贴着“概不还价”的标签。
冯澍买丝质葡萄酒瓶饰物时把价格从25杀到了15，而我买这样东西则花了25元，摊主要价是45。我们买 North Face牌夹克的价钱惊人地相似，我买这件夹克时第一次觉得自己杀价未免太狠了些。摊主开价要650，我们最终以160成交。而冯澍买这款夹克时则把价钱从590砍到了150。她将一件牛津式的Polo衬衫从120元砍到了60元，而我花80元购买的那件短袖Polo衬衫摊主开价是100元。卖这件夹克给我的女摊主对我中文水平的奉承削弱了我杀价的勇气，况且我当时也累了，已无兴致继续杀价。
最终合计下来，我共花出去380元(51美元)，冯澍则花了440元(59美元)。她觉得有点不好意思，而我则是欣慰大于快乐，或许我在买东西方面其实并没当多少回冤大头。不过我从这次秀水之行中体会到的并非仅有在异国他乡购物的新奇感。
结束购物后吃午饭时，冯澍说起了她在等我搞定最后一笔交易时经历的一件不愉快之事。她感觉自己是被强迫买了一件自己本不想要的丝绸衬衫。在把这件衬衫的价钱从300还到80后，她试图甩手走人，但却被与她讨价还价的商贩拦住了去路。她的叙述使我回想起自己最近到北京一处市场购买健身服的经历。这个市场与那些大型综合市场相比不那么拥挤，给我的感觉也更好些。我经过与一位女摊贩讨价还价后，把一套健身服的价格从200砍到了50(约合6.5美元)，这时却发现旁边一个摊位有条运动短裤我更喜欢。我便径直走过去买了那条短裤。就在我准备离开时，刚才那位女摊主突然过来抓住我的胳膊用英语说：You a crazy man! You said you buy shirt from me, short from her(大意是：你是个疯子，你说你要在我这儿买衣服，却从她那儿买了裤子)。
“不，我没说要买。”我试图把她的手掰开，但她却抓得更紧，末了还给我来了一句：“我盼你出门就让汽车撞死。”这可谓一句极端恶毒的诅咒。
冯澍对我说，她最后花80块买下了那件丝绸衬衫，不过后来她有一种被欺侮的感觉，她自己也搞不懂为什么竟然同意付钱。在这类市场逛上一圈，人们出来时很难再保持心气平和。在得知中国本地人也是这么一种状况后，我一时间竟不知自己是喜还是悲了。
Alan Paul
（编者按：本文作者Alan Paul是《吉他世界》(Guitar World)的高级编辑，同时也为美国篮球杂志《灌篮》(Slam)撰写文章。因妻子工作需要，他举家从美国新泽西迁住中国，现居北京。他的电子邮件是expatlife@dowjon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