庸俗和流氓经济学是如何为钱正名的(第一小部分).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马克思

〔ＸＩＶ〕（７）我们已经看到，在社会主义的前提下，人的需要的丰富性，从而某种新的生产方式和某种新的生产对象具有何等的意义：人的本质力量的新的证明和人的本质的新的充实。在私有制范围内，这一切却具有相反的意义。每个人都千方百计在别人身上唤起某种新的需要，以便迫使他做出新的牺牲，使他处于一种新的依赖地位，诱使他追求新的享受方式，从而陷入经济上的破产。每个人都力图创造出一种支配他人的、异己的本质力量，以便从这里面找到他自己的利己需要的满足。因此，随着对象的数量的增长，奴役人的异己存在物也在扩展，而每一个新产品都是产生相互欺骗和相互掠夺的新的潜在力量。人作为人越来越贫穷，他为了占有敌对的本质越来越需要货币，而他的货币的力量恰恰同产品数量成反比，也就是说，他的贫穷随着货币的权力的增加而日益增长。－因此，对货币的需要是国民经济学所产生的真正需要，并且是它所产生的唯一需要。－货币的数量越来越成为货币的唯一强有力的属性；正像货币把任何本质都归结为它的抽象一样，货币也在它自身的运动中把自身归结为数量的本质。无限制和无节制成了货币的真正尺度。

　　甚至从主观方面来说，这一点部份地表现在：产品和需要的范围的扩大，成为非人的、过分精致的、非自然的和臆想出来的欲望的机敏的和总是精打细算的奴隶。私有制不能把粗陋的需要变为人的需要。它的理想主义不过是幻想、奇想、怪想；没有一个宦官不是下贱第向自己的君主献媚，并力图用卑鄙的手段来刺激君主的痲痹了的享乐能力，以骗取君主的恩宠；工业的宦官即生产者则更下贱地用更卑鄙的手段来骗取银币，从自己的按基督教较一说来应该爱的邻人的口袋里诱取黄金鸟（每一个产品都是人们想用来诱骗他的人的本质即他的货币的诱饵；每一个现实的或可能的需要都是把苍蝇诱向黏竿的弱点；对社会的、人的本质的普遍剥削，正像人的每一个缺陷一样，是同天国连结的一个纽带，是使僧侣能够接近人心的途径；每一个急难都是一个机会，使人能够摆出一副格外殷勤的面孔来接近自己的邻人并且向他说：亲爱的朋友，你需要什么，我给你，而必不可缺的条件，你是知道的；你应当用什么样的墨水给我写字据，你也是知道的；既然我给你提供了享受，我也要敲诈你一下），－工业的宦官投合消费者的最下流的意念，充当他和他的需要之间的牵线人，激起他的病态的欲望，窥伺他的每一个弱点，然后要求对这种殷勤的服务付报酬。

　　这种异化也部份地表现在：一方面所发生的需要和满足需要的数据的精致化，在另一方面产生着需要的牲畜般的野蛮化和最彻底的、粗糙的、抽象的简单化，或者毋宁说这种精致化只是再生产相反意义上的自身。甚至对新鲜空气的需要在工人那里也不再成其为需要了。人又退回到洞穴中，不过这洞穴现在已被文明的熏人毒气污染。他不能踏踏实实地住在这洞穴中，彷佛它是一个每天都可能从它身旁脱离的异己力量。如果他〔ＸＶ〕交不起房租，他就每天都可能被赶出洞穴。工人必须为这停尸房支付租金。明亮的居室，曾被埃斯库罗斯笔下的普罗米修斯称为使野蛮人变成人的伟大天赐之一，现在对工人说来已不再存在了。光、空气等等，甚至动物的简单的爱清洁习性，都不再成为人的需要了。肮脏，人的这种腐化堕落，文明的阴沟（就这个词的本意而言），成了工人的生活要素。完全违反自然的荒芜，日益腐败的自然界，成了他的生活要素。他的任何一种感觉不仅不再以人的方式存在，而且不再以非人的方式因而甚至不再以动物的方式存在。人类劳动的最粗陋的方式（和工具）又重新出现了；例如，罗马奴隶的踏车又成了许多英国工人的生产方式和存在方式。人不仅失去了人的需要，甚至失去了动物的需要。爱尔兰人只知道一种需要，就是吃的需要，而且只知道吃马铃薯，而且只是破烂马铃薯，最坏的马铃薯。但是，在英国和法国的每一个工业城市中都有一个小爱尔兰。连野蛮人、动物都还有猎捕、运动等等的需要，有和同类交往的需要！－机器劳动的简单化，被利用来把完全没有发育成熟的、正在成长的人即儿童变成工人，正像工人变成无人照管的儿童一样。机器适应着人的软弱性，以便把软弱的人变成机器。

　　诚然，在国民经济学领域掀起了一场争论。一方（罗德戴尔、马尔萨斯等）推崇奢侈而咒骂节约；另一方（扎伊尔、李嘉图等）则推崇节约而咒骂奢侈。但是，前者承认，他要求奢侈是为了生产出劳动即绝对的节约；而后者承认，他推崇节约是为了生产出财富即奢侈。前者沈湎于浪漫主义的幻想，认为不应仅仅由发财欲决定富者的消费，并且当他把挥霍直接当作发财致富的手段时，他是跟他自己的规律相矛盾的。因此，后者极其严肃而详尽地向前者证明，通过挥霍我只会减少而不会增加我的财产。后者假意不承认，正是一时的兴趣和念头决定生产；他忘记了“考究的需要“，忘记了没有消费就不会有生产；忘记了只有通过竞争，生产才必变得日益全面、日益奢侈；他忘记了，按照他的理论，使用决定物的价值，而时兴决定使用；他希望仅仅生产“有用的东西“，但他忘记了生产过多的有用的东西就会生产出过多的无用的人口。双方都忘记了，挥霍和节约，奢侈和困苦，富有和贫穷是等同的。

　　而且，如果你希望按照经济学办事，并且不愿毁于幻想，那末你不应当在你的直接的感觉，如吃等等方面节省，而且应当在热心公益、同情、信任等等这一切方面节省。

　　〔ＸＶＩＩ〕〔......〕都把异化的本质活动的特殊范围固定下来，并且每一个领域都同另一种异化保持着异化的关系。例如，米歇尔·舍伐利埃先生责备李嘉图撇开了道德。但是，李嘉图使国民经济用它自己的语言说话。如果说这种语言不合乎道德，那末这不是李嘉图的过错。当米歇尔·舍伐利埃讲道德的时候，他撇开了国民经济学；而当他研究国民经济学的时候，他又必然实际上撇开了道德。如果国民经济学同道德的关系不是任意的、偶然的因而无根据的和不科学的，如果这种关系不是装装样子的，而是被设想为本质的，那末它就只能是国民经济学规律同道德的关系；如果事实上并非如此，或者恰恰出现相反的情况，那末这难道是李嘉图的过错吗？何况，国民经济学和道德之间的对立本身不过是一种假象，它既是对立，同时又不是对立。国民经济学不过是以自己的方式表现着道德规律。

　　生产对富人所具有的意义，明显地表现再生产对穷人所具有的意义中；这对于上层来说总是表现得精致、隐密、含糊、是假象；而对于下层来说则表现得粗陋、露骨、坦率、是本质。工人的粗陋的需要与富人的考究的需要相比是一个大的多的收入来源。伦敦的地下室给房产主带来的收入比宫殿带来的更多，也就是说，地下室对房产主来说是更大的财富，因而，用国民经济学的语言来说，是更大的社会财富。

　　正像工业利用考究的需要进行投机一样，工业也利用粗陋的需要，而且是人为地造成的粗陋的需要进行投机。因此，对于这种粗陋的需要来说，自我麻醉，这种表面的对需要的满足，这种在需要的粗陋野蛮性中的文明，是一种真正的享受。因此，英国的酒店是私有制的明显的象征。酒店的奢侈表明工业的奢侈和财富对人的真正的关系。因此，酒店理所当然地是人民唯一的至少受到英国警察从宽对待的星期日娱乐。〔ＸＶＩＩ〕

　　〔ＸＶＩＩＩ〕我们已经看到，国民经济学家怎样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确定劳动和资本的统一：（１）资本是积累劳动；（２）资本在生产中的使命－部份地是连同利润的资本再生产，部份地作为原料（劳动材料）的资本，部份地作为本身工作着的工具（机器－直接与劳动等同的资本）－就在于生产劳动；（３）工人是资本（４）工资属于资本的费用；（５）对工人来说，劳动是他的生命资本的再生产；（６）对资本家来说，劳动是他的资本的活动的要素。

　　最后，（７）国民经济学家把劳动和资本的原初统一假定为资本家和工人的统一；这是一种天堂般的原始状态。这两个要素〔ＸＩＸ〕如何作为两个人而互相对立，这对国民经济学家来说是一种偶然的、因而只应用于外部原因来说明的事情（见穆勒）

　　那些仍然被贵金属的感性光辉眩惑，因而仍然是金属货币的拜物教徒的民族，还不是完全的货币民族。法国和英国之间的对立。－例如，在拜物教上就可看出，理论难题的解决在何种程度上是实践的任务并以实践为中介，真正的实践在何种程度上是现实的和实证的理论的条件。拜物教徒的感性意识不同于希腊人的感性意识，因为他的感性存在还是不同于希腊人的感性存在。只要人对自然界的感觉，自然界的人的感觉，因而也是人的自然感觉还没有被人本身的劳动创造出来，那末，感觉和精神之间的抽象的敌对就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