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若水：中国科学落后的内因是使用汉字吗？

发表于 2017 年 08 月 18 日 由 舟巷
一

中国学术界多次开展了关於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的讨论。这个问题，国际科学史界都把它称为“李约瑟难题”。许多人都以为，这是李约瑟於1964年最先在《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一文中提出的，他的问题是： “为甚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而没有在中国文明（或印度文明）中产生？”“为甚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五世纪期间，在应用人类的自然知识於人类的实际需要方面，中国文明远比西方更有成效得多？”

正如范岱年先生所言“其实，关於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原因的探讨，在李约瑟以前很久，早就引起了中外学者的关注。韩琦在《关於十七、十八世纪欧洲人对中国科学落后原因的论述》一文中，就介绍了法国耶稣会士巴多明（D. Parrenin）、启蒙思想家伏尔泰（F. Voltaire）、重农学派代表人物奎奈（F. Quesnay）、英国哲学家休谟（David Hume）、法国哲学家狄德罗（D. Diderot）的有关论述。而中国学者，早在本世纪新文化运动之初，就提出了这个问题。”

中国近代科学的先驱任鸿隽的“无归纳法为无科学之大原因”引人注目。梁启超认为：清代“朴学”的研究法，已“近於‘科学的’”，而自然科学不发达，是因为我国人有“‘德成而上，艺成而下’之观念。最大的障碍物，自然是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化学家王阧则认为中国科学不振之原因，不仅是“吾国学者之不知归纳法”，或“我国素鄙视物质科学，不加注意”；而强调“历史之影响，即专制之影响”，以及“民性之影响，乃依赖之影响也”。王阧认为政府的专制、学术（如易经、阴阳五行学说）的专制，对中国科学的发展是极大的“摧残”。而社会与学者的心理，“皆不视科学为研究真理之学问、不知其自身有独立之资格、固不必依赖富强之号召为其存在之保护人也”。这缺乏独立性、自主性的依赖心理也“断丧了”科学的发展。冯友兰的观点是：主要不能归之於地理、气候、经济，……而主要应归之於中国人的价值观、中国人的哲学。宋代兴起的新儒家吸收了佛家与道家的学说，而佛家也是主张自然的。新儒家强调存天理，灭人欲，不寻求控制外部世界，而只求控制内心。这样，民族思想注重人伦实用，只在人心之内寻求善与幸福，而不寻求认识外部世界的确定性；只寻求对人的治理，而不寻求对自然界的征服。

综观上述学者的论述，他们把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原因，归之於研究方法、哲学思想、价值观念、专制政治和教育制度（科举制度）等，而没有涉及社会经济制度。

1944年10月李约瑟在贵州湄潭浙江大学内举行的中国科学社湄潭区年会上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问题”，并认为其答案是：“此当於坚实物质因素中求答。……中国之经济制度，迥不同於欧洲。继封建制度之后者为亚洲之官僚制度或官僚封建制度，而不为资本主义。……大商人之未尝产生，此科学之所以不发达也。”

与会的竺可桢对中国战国、秦汉直到近代的社会历史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他认为：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从殷墟时代起，即以农业为主要生产。古代帝王多提倡重农抑商，农业社会势力大，求知之心不得发达，而科学思想亦无从发展。他的结论是：“中国农业社会的机构和封建思想，使中国古代不能产生自然科学。”

值得注意的是，与二十多年前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学者们相比，这次参加讨论的学者们，几乎都一致把中国科学的落后归咎於社会经济制度。

韦伯（Max Weber， 1864-1920）是知识社会学和文化比较研究的先驱，他一生致力於探讨世界诸主要民族的精神文化气质（ethos）与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他认为，新教伦理的理性主义精神对资本主义和近代科学的产生和发展起著重大作用，因此，对近代科学的起源问题作出了不同於李约瑟的解答。有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在近代文化比较研究方面，韦伯胜过李约瑟。

愛因斯坦在1953年致斯威澤(J.E.Switzer)的信中曾經寫道﹕“西方科學的發展是以兩個偉大的成就為基礎的：希臘哲學家(在歐幾裡得幾何學中)發明了形式邏輯體系，以及(在文藝復興時期)發現通過系統的實驗有可能找出因果關系。在我看來，人們不必對中國聖賢沒有做出這些進步而感到驚訝。這些(兩個)發現竟然面世纔是令人驚訝的。”

四九年后，毛泽东虽假惺惺地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但历史已无情地宣告，那不过是他“引蛇出洞”、以从思想到肉体来消灭异己的阴谋权术而已。尤其是那场灭绝中国文化传统、彻底地扼杀科技文化的文革，更使“李约瑟问题”没有容身之地。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中国学术界才开始了持续多年的文化热。而关於近代科学落后的原因或“李约瑟难题”的讨论也又一次被纳入人们的视线，和所谓的“钱学森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为什么“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一起受到关注，并被广泛讨论并一直持续到今天。

其中影响较大、值得关注的是金观涛、樊洪业、刘青峰的《文化背景与科学技术结构的演变》一文。他们采用系统论、控制论的方法，把科学看成是社会中的一个内部有结构的子系统，它又与社会中其他子系统（经济、政治、文化、哲学、技术）相互发生作用。他们认为西方有构造性的自然观，逐步形成了科学理论与受控实验、科学与开放性技术体系相互促进的循环加速机制，因而近代科学得以形成和发展。而中国是伦理中心主义的有机自然观，不进行受控实验，大一统型技术不形成开放性技术体系，因而不能形成近代科学加速发展的机制。

林文照的《论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的原因》一文也引起学术界的重视，该文从中国传统科学的内在缺陷（重实用，轻理论，思辨性思维，用元气和阴阳学说来解释一切，缺乏严格的逻辑推理，缺乏科学实验精神，格物学说背离实践方向），封建专制的政治制度的束缚（教育和科举制度、社会鄙弃或禁锢科学技术），封建经济结构和经济政策的阻碍（自给自足的小农和手工业经济，官营工业和重农轻商的经济政策）等方面，比较全面地（材料相对比 较丰富）回答了这个问题。

2004年9月，杨振宁教授在 “2004文化高峰论坛”上，以 “《易经》对中华文化的影响”为题，提出观点称“《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而这个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 杨振宁和爱因斯坦一样，把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视为近代科学的源泉之一，并认为中国古代文化缺少这个源泉：“中国传统对于逻辑不注意，说理次序不注意，要读者自己体会出来最后的结论。” 实际上，中国传统中不仅缺少合乎逻辑的严密推演法，也缺少合乎逻辑的严密归纳法。杨振宁认为《易经》的“取象比类”、“观物取象”的所谓归纳法，其实是在“天人合一”的神秘主义观念指导下的不合乎逻辑的类比法。例如：“枯杨生华，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笔者认为从上述对“李约瑟问题”的综述来看，这个问题经一个多世纪的研究和讨论，中外的各派学者们，以“摸象”的方式将“中国科学为什么落后”这个大象已通体摸了个遍，从中国几千年以来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哲学、技术、地理甚至环境气候等角度，从质和量两个方面比较、量度，深入地思考和探讨了这个问题，见仁见智，发表了大量的论文，称其“汗牛充栋”实不为过。虽各家的说法、观点各有侧重，有的只聚焦于某一点，有的甚至相左对立，引用的实例和根据也五花八门，但综合这些学术研究成果实际上基本已勾勒出了这个问题答案的全貌，即这个问题的答案基本趋于完美臻善。这不是一个用一两句话就能概括的简单问题，也不是某一个单纯的原因，而是牵扯到千百年来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

二

2017年8月7日王玉江先生在《华夏文摘》以《中国科学落后的原因 — 内因和外因》为题发文（此文最早发表在7月16日新浪的微博上），对“李约瑟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独到见解。王先生在文中谈到发表该文的初衷，“希望中国科学先进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梦想；找到中国科学落后的原因是每一个爱国的人的愿望。但是，什么是中国科学落后的原因，现在仍然众说纷纭。”

王先生说“什么是中国科学落后的内因？首先要知道什么是科学。科学是一个体系，一个个科学理论组成了这个体系。创造一个个科学理论是科学体系的基础。由于我们创造不出科学理论，只能学习别人创造的科学理论，所以中国科学落后。”这段话的立意大致成立。

王先生又说“为什么我们创造不出科学理论？道理很简单，因为我们的大脑想不出来。不是我们的大脑和外国人有什么不同，而是我们使用的思维工具，也就是文字和外国人不一样，导致我们和外国人思维不同。准确地说是只使用汉字思维的人创造不出科学理论。”王先生视一个世纪以来关于“李约瑟问题”研究的浩瀚成果为无物，标新立异地提出了“只使用汉字思维的人创造不出科学理论。”这个自己独到的见解，认为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根本原因即内因，就是使用了非拼音的汉字。这种“敢为人先”的学术勇气值得嘉许，只是这个结论实在匪夷所思，没有任何根据。笔者希望能通过本文就这一问题与王先生探讨和商榷。

为了壮势，王先生煞有其事地说：“中文落后，或者说，汉字落后导致中国科学落后，这不是我的发现。这是中国打开国门后所有出国留洋的先贤们的共识。”也许本人专业所限，也许是孤陋寡闻，从来没有在正式场合听见过或读到过这样的高论。当然世界大了，保不齐有那位高人确实是王先生知音，英雄所见略同也未可知。但，我们衡量一个事物正确与否的依据并非某人是如何说的，即便他是圣人也不行，而是事实根据。

其实，文字只是表达思想的一个工具而已，通过文字人们可以将其思考的过程和所得的结论完整而准确地纪录下来，以便于保存和交流，也就是说只有科学理论或思想成熟、完成后，才会形成文字而问世。由此可知，文字本身对人类思考和科学理论的形成并没有决定性的影响，更不会妨碍或促进思考。就像我们用碗盛饭，碗只是作为容器的工具而已，饭在盛到碗里之前，其成分、其色、香、味就早已固定，到碗里后，不论是价值连城的成化官窑碗，或是叫花子要饭的破碗，都不会改变饭的成分，更不能增加或减少其营养。

人类发明文字不过才几千年的历史，而人类的思维则可以追溯到从猿到人的百万年前。人类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通过观察、思考到实践，学会了使用工具和火，这也是在“科学的理论”指导之下实现的，只不过这种“科学的理论”的水平十分原始和低下而已，这些低下的“科学的理论”产生于没有文字，甚至语言也十分简单的时期，因而与文字没有任何关系，更谈不上使用了哪一种文字。人类包括对科学理论在内的所有事物的思考都只是大脑细胞的生物活动，与其有无文字、使用任何文字都没有关系。其实没有文字的许多动物、甚至是很低等的动物都有思维能力，这说明思维与文字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

试想一下，当年牛顿创立“万有引力定律”、达尔文归纳出“进化论”、爱因斯坦创建“相对论”时，他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幸运地面对呈现在面前“瑞祥”的蛛丝马迹，他们仔细地观察着、信马由缰地思考着，闪烁着智慧火花的思想流在无际的脑海中尽情地翻滚荡漾着，最终捕捉到了真理，捕捉到了对现代科学至关紧要的理论。然后，他们才把这些经思考、研究、归纳、发现的理论用他们熟悉的文字纪录下来，以便保存和交流，刚巧，他们擅长的文字都是拼音文字而已。显而易见，这些不朽科学理论的思考、归纳、发现的过程，与他们所精通、擅长的拉丁语、英语、法语、德语、希伯来语没有任何关系，这些拼音文字并不会促进和帮助这个思考和发现的过程。同样，即便他们中有人精通汉语这个非拼音文字，也不会对这个过程有丝毫的不利影响。在他们的理论最后形成前，文字并没有介入，更没有发挥任何正面和负面的作用。因而，汉字或中文的使用，绝不是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原因，更不是内因。试问王先生，一个既懂中文，又懂其他拼音文字的科学家，文字对他提出科学理论究竟会有什么影响？

王先生说，“由于中文不支持科学理论，现在中国人的科学素养普遍不高，在中国搞科研的人必须要学外文，这是我们中国人的悲哀。“中国人的“科学素养不高”并不是中文的错，王先生打错了板子，就像责罚一个人犯时板子没有打在屁股上，却打到了脱下来放在旁边的裤子上一样荒谬。 中国人搞科研之所以必须要学外文，那是因为大部分科学文献都是用外文发表的，我们自己的科学落后，用中文发表的科研论文微乎其微，这不是中文或汉字落后，也不是中文的错，与中文没有任何关系。王先生竟然搞错了其中的因果关系。

王先生毫无根据且武断地认为“中文不支持科学理论”、“使用汉字思维的人创造不出科学理论”、“使用拼音文字的人有可能创造出科学理论”，并故弄玄虚地声称“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另有专文介绍”。这是莫须有地栽赃汉字，是对拼音文字的无理吹捧！十分期待王先生的专文问世，不知王先生将用什么深邃的的理论把根本就不存在的东西“说清楚”。

王先生所举的计算机操作系统和应用软件关系的例子，与文字和人类的思维风马牛不相及，根本就是完全不同的范畴。建议王先生能先认真地搞清楚计算机科学中的这些A、B、C，再看看可否把它们套到思维和文字的关系上。

纵观王先生的全文，从头到尾都是凭空对中文或汉字落后、不支持科学理论的指控，硬把中国科学落后的内因赖在中文或汉字的头上，却没有给出哪怕一个字的原因，没有列出一条根据和理由，即便是站不住脚、荒谬绝伦的。这就有些不讲道理了。

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 “梁惠王”事件发人深省，笔名“梁惠王”的北师大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副教授史杰鹏因“在个人微博和微信公众号频繁发布不当言论，与主流价值观不一致”“逾越意识形态管理红线，违反政治纪律”而被开除。无独有偶，日前北大政治辅导员出身、誓死拱卫“宽衣帝”核心和“三个自信”有功的三十八岁政治小痞子陈宝剑被破格提拔，成了北大最年轻的副校长。这枚“御用宝剑”的出鞘，绝非北大师生的福音，绝非北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传统的福音。这两件环环相扣、近日发生在中国两所知名大学的事件，从反面又一次回答了“李约瑟问题”和“钱学森问题”。面对这些扼杀思想自由、学术自由的血淋淋的事实，王先生应该清醒了吧，中国科学落后的原因或内因绝不是无辜的汉字。

我们祖先发明创造的汉字，即便从公元前十四世纪的殷商甲骨文算起，至今也已有三、四千年的悠久历史，汉字的发明和使用，对伟大、灿烂的中华文明的建立、普及和传承有不可取代的重要作用。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在近代远远落伍于西方，不论外因、内因都与汉字这个文化工具的使用没有任何关系。就像人走慢了、走错了路、甚至走到沼泽里面临灭顶之灾，能怪鞋子吗？

在二十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中，面对占中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文盲大军，考虑到汉字的复杂和繁冗，不利于广大劳苦大众学和認，为了能尽快普及民众教育，尽快提高民众的文化水平，许多先贤们提出了汉字拼音化的主张，并建立了数个不同的方案。提出汉字拼音化的初衷只是为了学习和使用的便捷，而并非王先生所谓的汉字落后、“中文不支持科学理论”。因着汉字本身的特点和发展历史，虽经数十年的宣传和推广，严酷的事实已宣告，即便是最优化的“汉语拼音方案”也始终无法取代汉字，只能在学习和使用汉字的过程中起一些辅助作用。于是，熙熙攘攘了半个多世纪的汉字拼音化才逐渐销声匿迹。

在世纪交替的IT革命中，汉字的输入成了计算机普及和使用的瓶颈，于是汉字拼音化的呼声又应时而出。与此同时，使用汉字的科学家们，投入大量的精力，经多年的努力，研究和开发出了数种堪与拼音文字媲美的汉字输入法，成功地将汉字带入了IT时代的大潮中，再现辉煌和峥嵘。有研究指出，拼音文字仅是表音的可读文字，而作为象形方块字的汉字既表音又表意，不仅可读，又和图一样可認。如把拼音文字视作一维，那汉字就是二维的。因而其优越于拼音文字，并有可能在今后的科学发展中，尤其是汹涌而来的智能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开发出更多拼音文字无法企及的功能来。王先生所谓“不文字改革，或者说不使用汉语拼音，中国的科学永远落后。”的无稽断言一定会落空的。

注：本文参考和引用了范岱年《关於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的讨论》一文，载于刘钝、王杨宗编：《中国科学与科学革命：李约瑟问题及其相关问题研究论著选》，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639页。此文原载于《二十一世纪》（香港）1997年12月号。

作者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