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与阿拉伯之春 (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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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交者: Latino2 于 2013-03-05, 16:33:39:

2013年03月05日 The New York Times

托马斯·弗里德曼

一项以“阿拉伯之春与气候变化”(The Arab Spring and Climate Change)为题的令人信服的新研究于周四发表,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学者安妮-玛丽·斯劳特(Anne-Marie Slaughter)在为专刊撰写的前言中说,以犯罪为主题的节目通常依赖“压力因素”这一概念。她解释说,压力因素是指“情况或环境的突然改变,与复杂的心理类型相互作用,导致原本有潜在危险的人变得暴力。“压力因素绝不是犯罪的唯一解释,但它是导致灾难的一系列可变性中的一个必然的重要因素。“阿拉伯之春与气候变化”并没有宣称气候变化引发了阿拉伯世界最近的革命浪潮,但论文把两者结合起来分析,令人信服地指出,气候变化、粮食价格(尤其是小麦价格)与政治的相互作用,是一个隐藏的压力因素,它帮助引发革命,也使让革命成果转化为发展稳定的民主国家变得更加困难。

这本由美国进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史汀生中心(Stimson Center)及气候和安全中心(Center for Climate and Security)联合出版的论文集,以牛津大学(Oxford University)地理学家特洛伊·斯滕伯格(Troy Sternberg)的论文开篇,他论证在2010至2011年间,也就是阿拉伯觉醒的同时,发生了 “中国百年一遇的冬季旱情,”再加上其他主要小麦种植国(乌克兰、俄罗斯、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同一时期发生的创纪录高温或汛情,“导致全球小麦短缺及小麦进口国面包价格飞涨”,其中大部分小麦进口国是阿拉伯国家。

斯滕伯格阐述说,全球小麦年产量中只有一小部分——6%到18%——是跨国界销售的,“所以全球供应中的任何减少都会导致小麦价格的激增,对埃及这样的国家产生严重经济影响,埃及是世界上最大的小麦进口国。

数字说明问题:“在埃及,人们将38%的收入用在购买食物上,而面包提供三分之一的热量摄入量,”斯滕伯格指出。“全球小麦价格翻了一番,从2010年6月的每公吨157美元(约合978元人民币)增至2011年2月的每公吨326美元,这对埃及的食物供给和来源产生了明显影响。”2011年3月,就在埃及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 被推翻后不久,全球粮食价格创下历史最高记录。

考虑到世界上九大小麦进口国都是中东国家:“其中七个国家在2011年爆发了政治抗议活动,致使平民死亡,”斯滕伯格说。“在那些经历了政治动荡的国家中,家庭平均花费超过35%的收入购买食物,”而发达国家中这个比例不到10%。

所有这些都是相互联系的:中国的干旱和俄罗斯的森林火灾,引起小麦短缺导致了面包价格上涨,从而使解放广场(Tahrir Square)上的抗议加剧。斯滕伯格把这种现象称作“危险”的全球化。

叙利亚和利比亚的情况也一样。这本论文集的共同编辑弗朗切斯科·费米亚(Francesco Femia)和凯特琳·沃雷尔(Caitlin Werrell)在他们的文章中指出,从2006年到2011年,叙利亚多达60%的土地经历了史上最严重的干旱,同一时期的叙利亚人口正在迅速增长,而腐败且低效的政府也被证明缺乏应激管理能力。

他们指出,联合国与其他国际机构2009年报告说,有80多万叙利亚人因严重干旱而失去了全部生计,所以“大批农民、牧民以及依赖农业的农村家庭背井离乡来到城市”,加剧了动荡局面。未来的前景也不看好。费米亚和沃雷尔指出,“在旱涝等级方面,’数值低于-4即被认为是极度干旱’,而美国国家大气研究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Atmospheric Research)2010年的一份报告指出,未来25年气候变化的后果是,叙利亚及其邻国将面临-8到-15的预测值。”他们指出,利比亚也面临着类似的趋势,利比亚的“主要水源是有限的古老地下水贮藏,因为沿海蓄水层逐渐遭到海水入侵,这种水源已经非常紧张。”

科学家喜欢说,就气候变化而论,我们需要应付无法避免的问题,避免无法应付的问题。这就要求全世界的集体行动,尽我们的所能来减缓气候变化,也需要采取地方化行动,构建适应性强的国家,以适应我们无力缓解的问题。而阿拉伯世界的所作所为正好相反。阿拉伯国家作为一个群体,是最大的反对减少石油和燃料补贴的游说者。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的数据,阿拉伯国家多达五分之一的预算是用来补贴汽油和做饭用燃料的,而不是用在保健和教育支出上,把阿拉伯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计算,这是一笔每年2000多亿美元的花销。与此同时,在当地,部落传统和宗派主义正在蚕食阿拉伯国家民主革命的成果,也削弱了他们的适应能力。

正如国际战略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的莎拉·约翰斯顿(Sarah Johnstone)和杰弗里·梅佐(Jeffrey Mazo)在他们的文章中做出的结论:“制度薄弱的新兴民主国家可能会发现,他们在处理根本问题上,比他们所取代的独裁政府面临着更大的困难,所以他们在进一步动荡的攻击面前可能会更加脆弱。”哎呀。

翻译:许欣、陈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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