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littlebird 于 2006-6-04, 22:47:52:
发信人: yalehardccc (老将出马), 信区: Salon
标 题: 方励之：第三次教物理之后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Mon Jun 5 00:05:46 2006)
第三次教物理之后
方励之
《远见》1992年第一期
“远见”杂志要我交一篇回忆，以供它的读者能了解一点我的经历。其实，虽然岁月
过去了几十年，但是经历却并不复杂，甚至相当地单调，重复，“循环”。我之所以选择
了以下的一篇，理由就是，它的一句结语，三次有效。这句结语是：
“在大跃进失败的前夕，我离开农村，来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物理。”那是三十
三年前，即1958年的事，是我第一次在大学里教物理。
十四年后，即1972年，这句结语再度生效。那一段的经历是：
“在文化大革命失败的前夕，我离开农村，来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物理。”
又过了十九年，即今年，1991年，这句结语第三次适用。过几年，如果有必要回忆今
天的经历，又会写成：
“在……失败的前夕，我离开…，来到…大学，教物理。”
一个公式，三次“显灵”，一句结语似乎成了一句“谶语”。
三次来到大学，是一样的。
三次离开“劳动改造”或者“阶级斗争”的场所，是一样的。
三次讲的物理，当然更是一样的。今天我讲的课，同1986年底我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讲的最后一节课完全一样。不同的一点只是，五年前是用我和李淑娴写的一本书的中文版
作为学生的参考书，现在则是用它的英文版。
三次失败，前两次已经是历史了。第三次的……，最终将填上哪几个字，似乎还有待
时日去决定。但是，八，九月间被苏联人扔进了垃圾堆的一批“伟大”人物的雕像，已经
给……规定了一个下限。
许多朋友判断，事不过三，“失败教物理”一式，不会有第四次了。根据是，物理也
许还有得可教，但是，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和……等都已经被扔进了垃圾堆之后，还
有甚么东西可供失败的？或者，还有哪一个有雕像的“伟大”人物可供扔的？
事不过三，也许真是一条灵验的经验和哲理。不过，我更相信，它的灵验绝对是靠人
的努力才有保证的。只有一而再，再而三的努力，将来才能写下将来想写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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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教物理之前
方励之
八十年代初，我在欧洲。有一次，同行之间闲谈起各人自己的经历。我说：
“我曾多次在田地（field）上工作过。”
一个同行不明白我为甚么多加一个形容词“多次”，追问道：
“你的意思是不是，你曾一直研究场论（theory of field）？”
我不禁觉得，英文大有缺点，怎麽竟把物理中的场和农村的田野如此不同的两个概念
用一个字来表示。也许，对说英文的朋友来说，这不会引起混淆，因为，他们极不可能同
时在这两个领域工作。可是，对说中文的我们来说，在这两个领域工作过的，却大有人在
。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间，我前后就有四次从物理的“田野”被驱赶到农村的
田野。
第一次，是1957年12月到1958年8月。那是一段既沉重而又轻松的生活。
反右派运动的后期，毛泽东提出“干部要下放劳动”。就像我是中国的第一批青年团
员一样，我也是中国第一批的下放干部；就像我入团时并不严格符合团章一样，我的下放
也不严格符合“干部下放”的原意。按照中国共产党的词汇学，“干部”与“群众”是两
个相对的概念，前者指治人者，后者指治于人者。所以，“干部”是指大小官员。“干部
下放劳动”的字面含义（即报纸上的解释）是，大小官员应当到被他们管理的群众中去，
参加劳动，体尝甘苦。应当说，这层意思并不坏，下放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显然，依据这
种字面的含义，对于当时只是一名最低等的研究实习员的我，是绝对轮不上得到这样的光
荣，成为一名下放干部的。
然而，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真是后天下之乐而乐，他们之中没有一位肯来享受这
样的光荣，却把光荣都给了我和我的同事。近代物理所（我当时工作的地方）被下放的数
十人，大部分是年轻的研究人员。同我分在一个小组的两个人，一个也是研究实习员，另
一个是实验室里的工人，后者的工作本来就是最底层的劳动，居然也还要作为干部来下放
。稍加注意就会发现，这些“光荣”的获得者，有一个共同点，即很多都在反右派运动中
“有问题”。实际上，凡在反右派运动中遭到大小批判的人，无例外地都成了下放干部。
所以，中国的干部下放措施，从第一天起，其实质就是一种惩戒，一种在光荣名称之下的
惩戒。
12月中旬，我们背着自己的沉重行李在北京前门火车站登上南下的列车，去农村。这
时，倒有不少干部来送行。他们给每一个下放的人的胸前挂上一朵大红花，以前，似乎只
有中了举的或当新郎的人才挂这种花。站台上，干部们的祝贺声，祝愿声，鼓励声，此伏
彼起。好不热闹。一时真是显得我们光荣极了，真好像我们是第一批登上通向极乐世界的
列车的乘客。后来读历史，才知道，光荣加惩戒并不是中国共产党的发明，乃是中国历代
独裁者的惯用方法。十四世纪，明太祖朱元璋一面处死他的元帅徐达，一面又给徐达树立
一个功德碑，这个巨大的石碑至今还孤零零地矗立在南京的郊外。
那天，李淑娴也去送我，在最后相依偎的几分钟里，没有言语，但却是至深的祝福。
我下放的地点是河北省赞皇县南邢郭乡。赞皇县位于太行山的东麓，西边一半是山区
，东边一半是平原。南邢郭乡位于东边。从北京乘京汉线火车南行约五个小时有一个小站
，叫元氏。从元氏去南邢郭乡最近，但交通工具只有马车。如果赶上双套（即两匹马拉）
的胶皮轮大车，跑上一个多小时，也就到了。
马车拉着我们三个人进村的时候，天已黄昏。没有人。也没有狗。土地上没有一丝绿
色，死沉的灰黑。周围也极少有树，平坦呆板的田野上，只有几株好像是遇劫之后的枯枝
，突兀地插在地上。村落没有灯光，远远看去只能分辨出一个黝黑轮廓，趴在大地上，有
如一块大石头，好像从蛮荒时代就被遗忘在这里，再没有人过问。难道，这就是《太行山
上》一歌中的太行山麓吗？小学学唱《太行山上》时在心头建立起的美感，从此荡然无存
。
太穷荒了，这是当时唯一剩下的感觉。
应当说，年轻的时候，我并不惧怕穷苦的生活，甚至不时还有罗曼蒂克的遐想，去过
一段艰难历险的生活。然而，眼前有的并不是艰难历险，而是穷荒之中的愚钝和呆滞。这
里的生活并不需要任何智慧和勇气。任何痴笨的人都可以安稳地生活下去，无灾无难，或
者不知道何为灾何为难。生活在这里已经不变地循环了一千年，也许两千年了。赞皇一名
的来历就是由于一位几百年前的皇帝曾路过此地，从那以后，生活更是没有也不准有一丝
变化地循环着。
我们住在村长家，他有一间空余的房。没有电，整个村庄都没有电。三个人睡一个土
炕。因为土炕直接与大地连通，必须把炕烧热才能睡觉，否则很快会受冷而得病。就是有
冬泳本领的人，也不能抗拒来自大地的寒气。
烧炕用的主要能源是麦秸。受潮的麦秸，很难燃烧。而且，当地火柴也很缺，最通用
的起火器仍是天然的打火石。你要学会新石器时代就已有的打火石的用法。首先，用一小
铁砧打击火石，令其发出火星。把一小绒纸卷放在火星迸发处。如果打得好，火星可以使
绒纸达到摄氏232度，或华氏451度，即纸的燃点。绒纸开始无焰燃烧。这时，再用嘴小小
一吹，无焰燃烧变成有焰燃烧。再用此小火焰引燃干草，火焰变大。最后，用干草的火去
点燃麦秸，成为大火。在整个过程中，不断要以嘴吹气。忽大吹，忽小吹。你必需有足够
大的肺活量，才能使火着起来。普罗米修斯的肝脏之所以每天都要被天鹰吃去，可能就是
要让他失去底气，无力吹火，也不能再盗火。
取水比取火略为先进，超过了石器时代。村里只有井水。井很深，十公尺左右。井盘
上装有一台辘轳，可将装满水的桶从井底绞出，虽仍是人力，但因有阿基米德的杠杆原理
作用，故不感吃力。困难的是将空桶放到井底时必须让水桶翻转，桶底朝上，这样，桶才
会下沉入水，装满一桶水。否则，水桶会一直漂浮在水面，只能装满半桶，或根本装不上
水。一个在十米以下的东西，只有一条软绳与你相连，要对它进行姿态控制，是一件很不
容易的事。我大概学了半个多月，才掌握了这种超距控制技术，能准确地让水桶以朝下姿
态入水。这半个月里，我经常被困在井台之上，不得不大作牛顿的水桶理想实验。我相信
，世界上不会有太多的物理学家曾像我这样忠实于牛顿的水桶。
南邢郭乡地处平原，还算是赞皇县比较富的地方。我的一个中学同学，他从哲学研究
所下放，也来到赞皇县。但他是被放到西部山区。那里就连水井也没有了，水的唯一来源
是雨。地上挖有一些大坑，用以积留雨水，吃水用水皆取自坑中。到冬季，不下雨，积水
日趋减少。这段时节，除了食用之外，一切其他用水严加禁止。我的这位哲学家同学告诉
我，因为缺水，他曾一连有四个月不洗脸也不漱口。也许这到很适合他的职业－－哲学。
在中学时，我们就给他起过一个绰号thinker，因为他常常模仿罗丹的那个有名雕塑，枯
坐沉思，好像进入了玄境。显然，不洗不漱而幽居深山的生活更接近哲学家所追求的玄妙
境界。
一些非哲学家则难于在这种境界中忍耐，离队了。同我一起来的那个工人，一个月后
即自行跑回北京，不再回来。然而，大多数的年轻知识分子，却渐渐地在这种原始生活方
式中坚持下来。因为，他们（包括我在内）都真的相信，只有通过这荒漠原始的磨炼，才
可以使自己的灵魂走向圣洁。
当时人人清楚，我们这些所谓的下放干部，是来改造思想的。尤其，在反右派运动中
遭到批判的人，更有一种负罪感。觉得，只有通过繁重而艰苦的体力劳动，才能使自己得
以赎罪和新生。应当说，这种认罪的心态，是真诚的，无矫饰的。有不少人，一下到农村
，就拼命地劳动，什麽工作脏什麽工作苦，就去做什麽。下意识地认为，劳动越多，赎出
的罪也就越多，二者是成比例的。
然而，“自己当真有错有罪麽？”这个问题也总在心头时隐时现。因为，总是有两个
各自合理但又相互对立的推论，缠绕着自己，象一个不可解的康德的二律背反。二律之一
是，斗争会上那些“不老实！”的口号声并没有从逻辑上证明那些右派观点是错误的，特
别，研究三害根源为什麽就是有错有罪，难道一件事是可以没有根源的？二律之二是，无
论如何，似乎也不应怀疑共产党或毛泽东本身的正确性，这是自己的信仰所在，既然反右
派运动是由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怎麽可能那些被批判的右派观点一点也不错？
劳动带来的疲惫和困顿，也许能像麻醉品一样，使自己暂时地忘掉这个背反，然而，
并无助于找到它的解。
跟着，是一个更加难解的背反。
1958年1月2日，我接到李淑娴来信，她说，她已于1957年底正式地被开除了党籍。这
本来是意料中的事。邓小平在有关反右的报告中早说了，党内的右派分子一律都将被清除
出党。
问题是，当时我还是党员。按照阶级斗争原则，我没有任何其他的选择，只有一条路
，即立即与李淑娴断绝关系。因为，一个共产党员，是不允许与一个阶级敌人相爱的。右
派分子，按其定义，就是一种阶级敌人。这是一个无情的定义！在反右派运动中，不知有
多少对痴情者，一夜之间，就在这定义之前，分了手，从此相互成为路人。一切脉脉的含
情，都无济于事。我的同学和朋友中，凡有这类境遇者，无一幸免，个个都被迫在自己的
人生旅程中演了一出生离的悲剧。
如今，命运该轮我们演出了。
我于1958年1月4日从南邢郭乡赶回北京。去北大。燕园里，一片肃杀之气。我们面临
决择，面临以下的二者择一。或者，忠实于信仰，分手；或者，忠实于感情，结合。命运
等待我们决定，也必须立即决定。我已经不能完全记清，在那不眠的两天两夜里，我和李
淑娴一共说过多少话了（也许，李淑娴比我记得更多，在她的回忆录中会有更详尽的记述
）。我只记得，在严峻的现实面前，我们反而更冷静、更理智了。不全是由于信仰的引导
，也不全是由于感情的引导，而可能更多是理性的引导，使我们最后决定：“冷冻”我们
之间的恋情。什麽叫“冷冻”，至今我们还不能说清它的确切含义。然而，确实是它，使
我们在这多连通的人生拓扑上，找到了一条回路，平安而且最终幸福地渡过了这一幕炼狱
。
“冷冻”期间，我们相互不再写信，断绝了一切时空上的联系。但是，心与心之间的
相通，是超越物质的，超越时空的。
再回到南邢郭乡时，我懂得更多了，心情也更平静，我投入了劳动。
在最寒冷的日子里，开始打井。那是真正的北方的冬季的田野，大气在摄氏零下五度
以下，还有北风。大地上冻了。中国传统的打井，全靠人力。这里集中了全村体力最强的
二十多个人，是主力。另外也还有二十多个人，其中有妇女，做辅助性工作。
打井的第一步是下挖一个直径约七公尺深约十一公尺的井筒。太行山麓，在三亿多年
前还是一片海滩。所以，下挖两公尺后，就会遇到鹅卵石，它们是当年由入海的河流冲积
下来的。越向下挖，鹅卵石的直径越大。到六、七公尺时，卵石直径达到30到40厘米，最
难挖。体力最好的人，也只能连续工作一小时。于是，每五个人一组，轮番地下井，每一
个小时换一班，以保持高强度，高效率。
再向下，到八，九公尺深时，卵石渐少，开始见沙，那就是亿年之前海滩上的沙了。
宋朝大学者沈括曾在这一带挖到过贝壳，证明这里过去的确是海滩。我们当时没有心思去
找贝壳，因为工作危险渐大。井壁开始塌方，大小卵石经常从井壁上掉落下来。在井底工
作的人，除了一顶柳条帽，没有其他防护设备。
挖到十公尺左右，井底渗出了水。下一步，更艰苦，任务是在井底的水中淘沙。只有
淘去足够多的沙，才能使水的渗出速度加快。一口井的好坏，全在于这个渗出速度，因为
它决定了在单位时间内可以从井中取出多少水。我参加了淘沙。
在打井初期，我们只被分配做辅助性的工作，同妇女及老弱者在一起。因为，农民不
相信我们这些人能吃苦，好心地照顾我们只做轻的劳动。然而，我想我能下井，而且，下
井多少带有一点冒险，有刺激。于是，经我的坚持，后来我也被编入了下井组。
淘沙开始了。下井前，先喝一口约60度的土制酒，在寒风里脱掉所有衣服，拉着绳索
降到井底。井底的水深没膝。然后，用双手在水底铲沙。手及腿大部都浸在井水里。把沙
一筐筐装好，用绳索吊出井外。由于沙筐中流出的水，不断从井口上落下，井底的人从头
顶到全身很快就被淋透了。这时，烧酒的热量已快用完，感到冷，唯一的御寒方法是疯狂
地用力去淘沙，让身体里发出微微的热。一般人，在这井底的疯狂中最多坚持半小时。所
以，每25分钟换一组人下井。上井后，必须立即擦干身体，穿上衣服，再喝一口60度的土
制酒，等待下一次的下井召唤。坦率的说，有的人，只是为了能喝到两口酒而下井。
下井人，还有另一种优待－－吃白面烙饼。当地的农民，常年的主食是白薯，玉米等
杂粮。只在夏季麦收之后的两个月里可以吃到一些面制食品。因此，冬季吃烙饼，是很特
殊的。可见，下井之受重视。确实，有的人由于下井太多，得了终身不治的寒腿症。水，
就是用这些寒腿症换来的。
对于我，下井的最大受益，不是土酒，也不是白面饼，而是混熟了全村的农民，他们
认同了我。至此，我在农村的“思想改造”，实质上已完成。剩下的日子，越来越轻松了
。
理由如下。
把知识分子下放到农村去劳动这一政策的制定者，原初的设想是，利用农民的力量来
改造知识分子，使他们忠诚于执政者。他们的逻辑是：按照阶级斗争理论，农村中的贫农
等是中国共产党政权的一个主要支持者。所以，农民一定会像共产党执政者一样地批判知
识分子的各种“错误”思想。特别，把少量的知识分子下放到大量是农民的农村中，知识
分子一定会比在城市感到更大的思想压力，由此可以更有效地被改造。
然而，事情的发展却证明这种理论是虚构的。中国的农民并非按照阶级斗争学说所预
言的行事原则去行事。诚然，农民，特别是贫农，曾经是中国共产党政权的一个有力支持
者。但是，农民的支持是出于他们在共产党革命中分得了土地，而不是认同于共产主义的
意识形态。
传统上，中国的农村没有宗教生活，从来没有宗教战争，对一切意识形态上的所谓终
极关怀都是淡漠的，是耶和华、是阿拉、是共产主义，还是替天行道，似乎都无所谓。赞
皇县甚至没有像样的佛庙，有几个很小的基督教堂，信徒也不多。因此，农民对下放来的
知识分子到底有何种信仰，何种终极追求，是根本不过问的，更谈不上批评和斗争。
另一方面，反右派运动显示出的知识分子与共产党的冲突，却主要是意识形态的。因
此，农民不可能具有共产党宣传部的功能，利用批判，对知识分子施加思想上的压力。相
反，在农村的生活，思想上是更轻松的。这就是为什麽下放思想改造政策的预想，彻底落
了空。一句话，农民似乎并没老想着阶级斗争。
中国农民衡量人的最主要标准是劳动。只要你在劳动上能干，被他们认同，你和农民
的差别就消失了，根本不会感到“被改造”。打井之后，我就是进入了这种境界。农民相
信了我的劳动能力，我也有了自信。
开春以后，我就与同村的年轻农民一样，耕地，挑水，养猪，赶马车。一个十足的农
民了。后来，我索性搬到一个年龄比我大两岁的单身农民家，同吃同住同劳动。完全一样
地生活，只有一点差别，他吸烟，而我不吸。有时拗不过他的盛情，一定要吸几口他送过
来的烟，那是迄今为止，我唯一的吸烟记录。
刚刚到初夏，我就像村中所有的年轻人一样，不再穿上衣。一则凉快，再则也节省衣
服。这是贫穷带来的习惯。村中的妇女，无论年长的或年轻的，对不穿上衣的我们，也不
见怪。只当下放干部开会，而又有女下放队员在场时，我们才穿上上衣，恢复城市里的礼
仪。许多那时的照片，都是赤膊的。黧黑发亮的前胸和后背，结实的肌肉，只要不来问我
们意识形态问题，按造型，哪一个人不是一个纯正标准的农民？
毛泽东在一篇很有名的文章中，曾经讥讽知识分子，他说知识分子实际上没有知识，
因为他们不会种田，不会杀猪。每次批判知识分子时，中国的报纸上大都会重复一遍这个
经典论述。我想，到1958年夏天，我们这些中国的第一批下放干部，就已不再会被上述的
歪理所动了。因为，我们几乎都发现，那些被毛泽东认为比二十年寒窗学来的知识还要难
的事，对于我们，许多已是我们驾轻就熟，天天在作的事。按当时的速度估计，只消一年
，最多两年，我们就可以无困难地去做所有农民能做的事。而且一定在农民的平均水平之
上，因为我们有知识。
就以猪论，毛泽东认为了不起的杀猪大事，完全不是难手艺，特别是对一头已被绑好
而不能动的猪。困难的倒是在田野上捉猪。春天要放猪。猪与羊不同，羊总是成群地行动
，容易照料。一群猪则常常因抢食而发生内讧，四散奔逃。这时，放猪者必须追上并赶回
每一头猪，把他们再团结在一起。追猪是不容易的，虽然猪的体肥腿短，但跑得并不慢。
我的百公尺跑的（顺风向的）最高记录是12.5秒，但我追不上一只跑疯了的猪。可见，捉
猪还要难于杀猪。毛泽东的杀猪圣言，只证明他自己大概没有养过猪。很多圣言之所以令
人畏惧，那是因为没有机会真去试试。
过了春天之后，不少被农民认同了的年轻的下放男队员，都收到过当地农村姑娘的求
爱信，或等价的表示。我也收到过一封。虽然后来都没有发展出可以写小说的故事，但这
又是一个重要的标志：下放干部不但不再是农村中的被改造者，反成了被追求者。这一点
也不难解释。要而言之，若把两种文化和平地放在一起，最后一定是较为先进的那一方替
代较为落后的那一方，无论先进者在原初是多数还是少数。
中国的农村，的确需要先进文化的注入。
不幸，下一个强行注入中国农村的，是一头跑疯了的猪。
六月，我们收小麦，那年是赞皇少有的好年成，小麦的亩产量达到400多斤。农民都
很高兴。一天，中国最权威的《人民日报》载，有一个地方，大跃进了，小麦的亩产量达
到两千斤，比我们高了五倍！许多农民不看报，无论它是多大的权威。我对报纸是相信的
，把这个消息告诉一起麦收的农民。他们都不相信，只简单说：
“那个地方的秤小。”
确实，中国的度量衡从来缺乏校准，一地的秤是很可能与另一地的不同。不过，相差
五倍，早超出了三个高斯误差，绝不可能。不过，我没用这个误差理论去说服我的农民朋
友。
没有几天，那张最权威的报纸又说，一地的小麦亩产突破一万斤，比我们的产量高了
二十五倍！这一次，我没有再向农民说。但他们很快都知道了，也没有人再说不相信。原
来，“大跃进”的精神，正通过共产党各级组织，从中央一层层地传达下来。要求各地都
开始大跃进，把产量翻一番，翻五番，翻十番。对共产党的话，农民不反对，也照办。当
然，不知道他们心里是不是在想，只要把秤变小，就跃进了。
大跃进一开始，我就被派去写标语。一连两个星期，我在全村各个显要墙壁上写标语
。标语字很大，每个字约占2×2平方公尺。据说，字越大，越能使人的胆子大，跃进就更
大了。我写的最多的两条是，“多快好省，力争上游”“十年计划，一年完成”，前者是
那个夏天的报纸每天用的通栏标题，后者则是常见的大字标题。但我始终也不知道所谓“
十年计划”是什麽，好像其他人也不知道。
最炎热的伏天到了，疯度和天气温度，成正比地增高。报又载，一地的小麦亩产达到
五万斤，又高了一个量级。一个号令又从中央层层传达下来：要深翻土地。因为，根据中
共中央的研究发现，土地经过深翻，再播种，产量就会大大提高。据传达，有的地方，翻
土半公尺深，产量就增了五倍。文件暗示大家线性外推：谁想增产十倍嘛，只要深翻一公
尺就行了。
于是，我们村也开始了夜战，深翻土地。我的身体虽好，但膂力并不过人。在深翻中
我却常能超过一些膂力强者。我“发明”了一种有效的深翻法。由于，深翻只要求翻，而
并未要求破碎土地。我想，只要把土切成较大的块，再加以翻转，就会更省力气。这个道
理很简单，深翻中切土最费力，要省力，就要使同量的切土工作所包含的土量更多，其解
显然是切大块。因为，切土量是二维的，而含土量是三维的。维度物理学推广后，地翻得
更快了。
热火朝天的日子到了。
随着土地越翻越深，农村以比疯猪还要快的速度跑步进入了共产主义。那一个月，是
我一生唯一体尝过的真正共产主义生活。全村家家歇了火，都到共产主义食堂吃饭。各取
所需，要吃多少就拿多少，不要钱，货币被废弃。共产主义的村民们，白天睡觉，或者学
习大跃进的新闻。傍晚天黑后，一个个劳动队提着油灯走向田野。夏夜的星空，游动的灯
火，照亮黑紫的田野，加杂着一两声狗吠。深翻，深翻，深深地翻呀，马克思的理想就要
在这里翻出来了！
应当承认，当时的我，并没有感到“大跃进”的虚假和疯狂。白菜五百斤一颗，一亩
白薯一百二十万斤之类的跃进新闻，也并没有引起我的疑问。这些终归不是我内行的专业
。“也可能那地方的秤就是小！”。
我的怀疑是被一篇“物理”论文触发的。就当我过着共产主义的深翻生活时，最权威
的《人民日报》又发表了一篇文章。作者是毛泽东最夸奖的，从美国回来的一位教授（为
版权所碍，暂隐其名，待正式出版全书时补上）。其内容今天我还能复述，他是根据能量
守恒律，从太阳常数求出每亩地可达到的最高产量，即上限。他求得的上限远远高于当时
报上公布的所有“大跃进”产量。结论是，大跃进很有物理根据，似乎大跃进还不够“大
”，还可以更大胆地跃进。
然而，物理学是不可欺的！姑且不论这种作法是否以“科学”向权势献媚，这位先生
的计算，在物理上是错误的。他的计算是基于能量平衡，即热力学第一定律。实际上，在
1958年，已经清楚，生物生长原则上不属于平衡态热力学。生物“吃”的并不是能量，而
是负熵。决定产量上限的，是太阳所带的负熵流，而不是能量。实际上，地球从太阳吸收
的能量，大体等于地球发散的能量。因此，用能量守恒来计算上限，在原则上是错误的。
这至少证明，该文作者全然不懂当时已发展的非平衡态热力学。
很抱歉，我不得不用了如此多的物理学词汇来写这一段回忆。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足
够强烈地表达我的感受，自由对科学是多麽重要，没有自由也就没有科学。对这样一个明
显的错误，在物理学界，许多人是心中有数的。可悲的是，没有一个人可以享有批评的自
由，哪怕只是物理学的批评。只因为，作者是毛泽东首肯的；只因为，“论文”的结论是
支持大跃进的。更可悲的是，一个诺大的党和一个诺大的领袖，竟愚昧到轻率地用这些媚
态“科学”来决定牵动着十亿人口的政策。
一个禁锢着科学自由的国家，岂有不呜呼哀哉的！
在大跃进失败的前夕，我离开农村，来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