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祥实的事实说明了我们要纪念满清入关300周年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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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交者: 炎阳 于 2006-4-06, 12:36:48:

甲申国难——一场地地道道的种族灭绝大屠杀

作者: 吴嘉


(1)东来“紫气”沐浴下的神州大地——日寇禽兽望尘莫及

1644年5月,满洲人伙同蒙古人(数百年前两人各祸害中国一次,这次又狼狈为奸,卷土重来)及数典忘祖、丧尽天良、为虎作伥、残杀手足同胞的走狗汉奸——汉八旗(据说其后代多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为享受政府的优惠改为满族;另据辽沈晚报报道,在辽宁省及海城市有关部门的大力抢救、保护下,清代平南王尚可喜陵园的修复工作被正式提上日程,在尚可喜安葬之地——海城市八里镇小新村整修陵寝,重建纪念馆、展厅。历经3年的修缮,尚可喜纪念馆、展厅已正式落成并对外试开放。)入关,随后华夏民族遭遇了继五胡乱华、安史之乱、靖康之难、蒙古之乱后又一次外族入侵的大灾难——满清之乱。

60年前,中华民族正处于坚苦卓绝的抗战时期,郭沫若先生写了《甲申300年祭》,提醒国人勿忘国耻。今年,有良知的炎黄子孙也不会忘记——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屠江阴,血洗江南、岭南等等清寇犯下的滔天罪行。从满清入关到平定三藩,三十七年的屠杀,全国南北皆成废墟,直隶是“一望极目,田地荒凉”(卫周元.痛陈民苦疏.皇清凑议.卷1),河南是“满目榛荒,人丁稀少”(李人龙.垦荒宜宽民力疏.皇清凑议.卷4),湖广是“弥望千里,绝无人烟”(刘余谟.垦荒兴屯疏.皇朝经世文编.卷34),素称“天府”的四川更是“榛榛莽莽,如天地初辟”(民国温江县.民政.户口),即使抗战时期日寇实行“三光”政策最惨烈的华北地区也未出现过这种凄惨的景象。

据《中国人口地理》(张善余主编):明朝人口高峰为一亿五千万人,清军入关第二年(1645年)为八千万人(当时全国笼罩在血腥恐怖之下,此数据不准。明末统计人口数量就有六千万,当时实行的是按人口缴税政策,所以民间隐瞒了大量的人口,专家一般认为当时明朝人口大约在一亿左右,还有学者认为人口在1.5亿左右。),三十七年的野蛮屠杀,使全国总人口估计减少了近一半。

历史上其他外族大规模入侵造成的人口损失为:蒙古灭金、宋人口减少四成,约五千万人,北方不足十分之一;靖康之难减三成,约三千六百万人;八年安史之乱剧减二至三成,约二千万;五胡乱华(含侯景之乱)在低谷中波动并几度显著减少;日寇侵华二千五百万人惨遭屠杀,但总人口未减少。可见,清寇的野蛮凶残连国人切齿痛恨的日寇也望尘莫及!历史上惨死于外族大规模入侵的中国人总计足有两亿人!在人类史上绝无仅有。

(2)清军入关后的暴行——屠城灭种,杀人盈野!炎黄子孙的末日来临!

清军入关,一遇抵抗,必“焚其庐舍”,“杀其人,取其物,令士卒各满所欲”,与日寇绝无二致。皇太极时三次深入畿辅、山东等地的屠杀抢掠在许多方志中有明确记载,皇太极掠济南,城中积尸十三万,运河之水变红!!!其手段之残
忍、屠杀之野蛮、破坏之惨重远远超过日本鬼子之“扫荡”。其凶残不逊于乃翁,至于多尔衮,更是青出于蓝。从顺治二年四月清军南下开始,满清即以民族征服者自居,杀戮立威,演出了一幕幕惨绝人寰的屠城悲剧。

大肆烧杀劫掠之后,多尔衮又竭力抹杀汉族的民族意识,清廷颁行“留发不留头”“剃发易服,不随本朝制度剃发易衣冠者杀无赦”“所过州县地方,有能削发投顺,开城纳款,即与爵禄,世守富贵。如有抗拒不遵,大兵一到,玉石俱焚,尽行屠戮。” 的命令拉开了征服中国人的序幕。这是多尔衮代表满洲贵族发布的“屠城令”,有蓄发者立执而剃之,不服则斩,悬其头于剃头挑子所缚高竿之上示众。汉人激烈反抗,多尔衮则一意孤行实行民族高压政策,竟下令“凡有为剃头、圈地、衣冠、投充、逃人牵连五事具疏者,一概治罪。”汉人被迫改穿难看至极的满人服饰,使延续三千多年的汉族衣冠毁于一旦。与其说忠于明朝,不如说保卫中国人民族生存的民族英雄史可法等又以文天祥似的姿态在这一刻站立起来,民族的脊梁英勇反抗着外族侵略者和汉奸的联合攻杀。殊死搏斗后,于是其后就有了著名的“扬州十日”与“嘉定三屠”,因为有专书记载为人们所熟知。尔后就是血洗江南、岭南,屠江阴、屠昆山、屠嘉兴、屠常熟、屠苏州、屠海宁、屠广州、屠赣州、屠湘潭。此外还有,屠大同、屠四川等等,清寇甚至勾结荷兰殖民者,攻屠思明州(厦门)。这些屠戮和“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一样的血腥、残忍,都是义士百姓屠戮殆尽,尸积成山,血流成河,不过是没有专著记载而已,(你可去翻翻各地的方志),至今人们谈起多尔衮这个欠下我汉人累累血债的魔头仍切齿不已。

南方一带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一个个被血海笼罩,明末的资本主义萌芽摧残殆尽,至少六千万人惨死,可能远不止此数,还有很多被掠为农奴。多尔衮实乃中国历史上第一大屠夫。四川在明末遭受过张献忠的杀戮(有专家认为是满清的栽赃),清军进四川,杀的更干净,“民贼相混,玉石难分。或屠全城,或屠男而留女”, 这是1649年满清政府屠四川时张贴的公告!(日本人还挂出“皇军不杀良民”之类的幌子遮掩遮掩,满洲人连这都不用)。比如清军陷昆山,在那里抵抗了三天的义军逃走,于是对平民实行大屠杀,当天的死难者就达四万,“昆山顶上僧寮中,匿妇女千人,小儿一声,搜戮殆尽,血流奔泻,如涧水暴下”, 清兵的野蛮、凶残可见一斑!1649年(顺治六年)郑亲王济尔哈朗占领湖南湘潭后的屠城;同年平定大同总兵姜瓖为首的山西反清运动, “朕命大军围城,筑墙掘濠,使城内人不能逸出,然后用红衣火炮攻破, 尽行诛戮”,不仅大同全城军民屠戮殆尽,“附逆抗拒”州县也不分良莠一概屠杀。

1650年平南王尚可喜与耿继茂攻克广州时的屠城“再破广州,屠戮甚惨,居民几无噍。……累骸烬成阜,行人于二、三里外望如积雪。因筑大坎痤焉,表曰共冢。”“甲申更姓,七年讨殛。何辜生民,再遭六极。血溅天街,蝼蚁聚食。饥鸟啄肠,飞上城北,北风牛溲,堆积髑髅。或如宝塔,或如山丘.……”, 充分暴露出满清标榜的“吊民伐罪”的伪善。这类血淋淋的事例在史籍中屡见不鲜。

古语云:“杀降不祥”,清军往往以“恶其反侧”等借口将来降军、民屠戮一空(顾诚《南明史》)。不光杀汉人,对其他民族也实施大屠杀。在西南成村的苗民被清军消灭。连德
、日法西斯比起来,恐怕也是小巫见大巫,自叹弗如。

17世纪,在通向长城关口的大道上,经常可见数万成群衣衫褴褛的汉人男女哭哭啼啼的行走,汉奸兵在挥舞鞭子驱赶。马上的鞑子兵,用野蛮人的牲口话不断欢呼大叫,狂饮抢来的美酒,盘算着今天“收获”的财宝。这些磕头求饶、保住小
命、被迫“谢恩”留活口的汉人,只好去当野蛮人的奴隶,没有价值的老头老太小孩子早已就地杀死。男丁押去庄园做农奴苦工,女的分配给满人奴隶主淫乐...

被满清杀害的新建人徐世溥,著有《江变纪略》,仅有抄本传世,该书于乾隆四十四年被满清禁毁。最近北京古籍出版社重印了。书中对清兵攻破南昌城的暴行进行了详细的记载,特别是清兵将妇女抓来“各旗分取之,同营者迭嬲无昼夜”轮奸的兽性,更是人间罕见。转战烧杀三十七载,方才初步平定中国。繁华的大都市尽毁于清军之手,著名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都是在几乎杀绝之后才下令“封刀”。 整个中国“县无完村,村无完家,家无完人,人无完妇”…
…有思想、敢反抗的忠勇之士几被杀尽,留下的大抵是一些顺服的“奴才”,其实东方的落后于西方,正是始于明朝的灭亡。

扬州十日 一六四五年四月,清军进攻南明,兵围扬州。史可法正在扬州督师,固守孤城,急命各镇赴援,但各镇抗令拒不发兵。史可法忠肝义胆,率扬州军民拚死抗击清军,困守孤城,清军乘机诱降,主帅多铎先后五次致书,史可法都不启封缄,严词拒绝,誓死不降,历七昼夜。二十五日城破,军民逐巷奋战,清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才攻克了这座城市。城破时史可法被俘,守军战斗到最后的一兵一卒,多铎劝他归降,史可法说:“我中国男儿,安肯苟活!城存我存,城亡我亡!我头可断而志不可屈!”遂英勇就义。

清军主帅被扬州军民的英勇抗敌精神激怒了,一则是兽性大发;二则是为了毁灭汉人的抵抗意志,竟然命令那支杀红了眼的清军在扬州大掠十日,血腥屠杀手无寸铁的平民,烧杀淫掠,无所不为,无恶不作,象一群长着野蛮筋骨的怪兽,作尽伤天害理之事。十天之后,扬州的男人们被屠杀殆尽,繁华都市顿成废墟。仅扬州一城,死者即达八十余万,不光
是杀,任何妇女都有可能抓住被成群的士兵轮奸,和三百年后日军在南京的暴行一模一样。

《扬州十日记》描写清兵杀人如麻,流血有声,读了之后,令人毛骨悚然,如游地狱,忘掉人间。80万汉族人为了保护自己的文化,被满清侵略军残酷的杀害,整整十天,那是怎样暗无天日的十天!怎样的愤怒与绝望!当时的汉人,恐怕会觉得本民族的末日到了吧。扬州十日到底杀了多少人?王秀楚《扬州十日记》记载当时的估计是八十万(不过有人不同意这个数目,估算是二、三十万,但据史料记载,当时扬州周边乡村和县城的百姓大多聚集到扬州城避难,就算二、三十万也够惨烈的了)。过了近三百年后,日本人在南方仿效扬州十日来了个南京大屠杀。扬州,自从那次大屠杀之后,从千年大都市,变成了一个小城市,这个大家有目共睹。南京大屠杀之后的南京却并没有如此。 可见,扬州屠杀之烈,远甚于南京!!!

嘉定三屠 清廷“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命令一下,嘉定、江阴军民发出“头可断,发决不可雉”,所谓“民风柔弱”的江南民众的反抗怒火,却在松山、昆山、苏州、嘉兴、绍兴、江阴等地熊熊燃烧。嘉定城中民众不分男女老幼,纷
纷投入了抗清行列。乙酉年七月初四嘉定城破后,清军蜂拥而入。当屠城令下达之时,清兵“家至户到,小街僻巷,无不穷搜,乱草丛棘,必用长枪乱搅。”“市民之中,悬梁者,投井者,投河者,血面者,断肢者,被砍未死手足犹动者,
骨肉狼籍。” 清兵“悉从屋上奔驰,通行无阻。城内难民因街上砖石阻塞,不得逃生,皆纷纷投河死,水为之不流。”若见年轻美色女子,遂“日昼街坊当众奸淫。”有不从者,“用长钉钉其两手于板,仍逼淫之。”

史家慨叹:“三屠留给这座城市是毁灭和不知道德为何物的幸存者。”血腥屠杀之后,清兵便四出掠夺财物。史载:如遇市民,遂大呼献财宝,“恶取腰缠奉之,意满方释。”所献不多者,则砍三刀而去。是时,“刀声割然,遍于远近。乞命之声,嘈杂如市。”(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朱子素的笔记《嘉定乙酉纪事》载“兵丁每遇一人,辄呼蛮子献宝,其入悉取腰缠奉之,意满方释。遇他兵,勒取如前。所献不多,辄砍三刀。至物尽则杀。故僵尸满路,皆伤痕遍体,此屡砍位能非一人所致也。”大屠杀持续了一日,约三万人遇害,“自西关至葛隆镇,浮尸满河,舟行无下篙处”(《嘉定乙酉纪事》,下同)。 更有甚者,清军“拘集民船,装载金帛、子女及牛马羊等物三百余船”,满载而去了。

杀戮的恐怖并未吓倒民众,清兵一走,四散逃亡的民众又再度聚集,一位名叫朱瑛的反清义士率五十人进城,纠集民众,又一次占领控制了嘉定。“乡兵复聚,遇剃发者辄乱杀,因沿路烧劫,烟焰四路,远近闻风,护发益坚。” 清军再次镇压,因嘉定居民闻风逃亡,这一次的目标主要是城郊,“数十里内,草木尽毁。…民间炊烟断绝。” “城内积尸成丘,惟三、四僧人撤取屋木,聚尸焚之。”尤其是外冈、葛隆二镇,因为组织乡兵进行了抵抗,几乎被烧杀殆尽。此为嘉定第二屠。

抵抗的余波还在继续。八月二十六日,绿营把总吴之藩造反,但这是一次无望的起义,很快就被覆平,清军恼怒,嘉定也再遭浩劫,连平息吴的造反外带屠戮平民,嘉定城内外又有两万多人被杀,这是嘉定第三屠。朱子素的《嘉定乙酉纪事》结尾:“以予目击冤酷,不忍无记,事非灼见,不敢增饰一语,间涉风闻,亦必寻访故旧,众口相符,然后笔之于简。后有吊古之士,哭冤魂于凄风惨月之下者,庶几得以考信也夫。如果说前两次屠城,对满清而言,多少留下一些“隐患”的话,那么这第三次屠城,他们可谓“如愿以尝”。因为在这满城的累累白骨之上,总算插上了“削发令已行”的旗幡!史载:在满清的三次屠城中,嘉定城内民众无一投降者。

江阴屠城 从闰六月初一到八月中秋两个多月期间,清军屡攻不下,丧亡“三位王爷和十八员大将”,而江阴城中粮食眼看就要告罄,但战士们却士气越发的激昂,高唱着“江阴人打仗八十日,宁死不投降”的雄壮军歌。清军又调来西洋大炮轰城,八月二十日,江阴城被清军攻破。清军攻进江阴后,十分痛恨江阴人民的顽强抵抗,就下令屠城,“满城杀尽,然后封刀”。全城人民“咸以先死为幸,无一人顺从者。”大砍大杀了三天,被屠杀者达17万两千人,未死的老小仅有53人。江阴这小小的城池,抵抗清兵达80多天之久,打败了清军二三十万的大军,杀死了七万五千多清兵,使满清侵略者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中国通史》,丁文主编)

拒不剃发的人都掉了脑袋,拒不与清廷合作的人也渐渐老死在了山里。后来的人,逐渐为功利所诱,纷纷地去参加了清廷的科举。清廷的科举,表面上看,考的也是儒家的东西,但实际上,要参加这样的考试,前提就是要放弃自已的羞恶之心。顾炎武说,“士大夫之无耻,谓之国耻。”

然而,可悲的是,有些文弱的书生们的抵抗倒比武夫们更坚决。吴三桂、洪承畴等明朝武将充当满清鹰犬,四处镇压人民的反抗,而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即明末清初三大家)却坚强不屈地筹划抵抗。其实这样的现象在中国并不少见。明成祖入定南京,武将皆已臣服,只有文臣方孝儒虽诛十族亦不肯为篡位者拟诏书。文人们的英勇行为是不能用利益得失来解释的,因为他们心中有儒家忠义的信念。儒家思想的精髓,不在于那些关于心性的空谈,而在于对忠义廉耻的追求。怀有忠义廉耻之心的人,才能称为真正的儒家。明清之际的文人,在拼死抵抗失败以后亦不忘著书立说,以总结明朝灭亡的教训,并图唤醒国人。他们那些在剧烈动荡中留下的作品闪着思想的光辉,如《日知录》,《明夷待访录》等。而清代,大兴“文字狱”,文人动辄以一文一句获罪,终其全朝,鲜见有像样的有思想的作品出现使清代全无敢于研究思想与学术的人,有的只是一些翻故纸堆的考据学家。

看过以上历史场景回放,再与日寇相对比,这是内战吗?根据什么“理论”“观点”可以把它看作正常朝代更迭的杀戮?施暴者的后代美其名“紫气东来”是缺乏良知,而被施暴者的后代美其名“紫气东来”则是丧失人性。

满清入关前后对汉族等各族人民屠戮的血腥性、野蛮性和对汉人民族意识的彻底绞杀(屠城、留发不留头、强制穿胡服、圈地、掳掠汉人为奴、文字狱、保甲连坐制),都充分表明了“满清之乱”是一场地地道道的民族战争、“甲申国难”
,是五千年来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祸水”,而不是兄弟相争、统一中国的内战,更不是什么东来“紫气”。

(3)被杀戮的历史——凶残且卑劣的满洲人

《中国通史》(丁文主编)第五卷对清入关后的记载:以多尔滚为首的满洲贵族和一范文程为首的汉族降臣,首先采用了攻心战术。进关前夕,多尔滚对范文程、洪承畴等,言听计从。范文程告诉他,清朝不是在跟明朝争天下,而是跟农民军争天下。于是,清朝便提出了“灭流寇而安天下”的口号,来争取汉族地主的支持。同时,清朝又改变了过去的那种掠杀政策,不准杀无辜,不准抢财物,不准烧房子,宣布:“有抢汉人一物者,即行处斩”;迎降者“官仍其职,民复其业”;首倡内应者,城破后破格提升。

(三)全面的民族压迫与奴役 彻头彻尾的殖民统治

较之以蒙元赤裸裸的民族分化政策,满清的民族压迫与民族奴役的方式显然是要高明的多。其技巧之圆滑、心地之奸险、手段之恶辣,足以给世界上任何殖民政府的殖民统治当教材!除肉体上的野蛮杀戮之外,更高明的是精神上的奴化、愚化、毒化。

(1)专制主义的登峰造极——凶残本性的集中体现

满清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也是一个封建专制主义达到登峰造极的时代。中国传统的高度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制度从秦始皇开始,到满洲入关前后,已经有将近两千年的历史,经过历代封建统治者的不断“发展、完善”,专
制主义的力度与强度均达到“世界领先的高度”,满清王朝更是推陈出新,把这种制度和其原有的奴隶制改造组合,将其“艺术性、实用性”发挥的淋漓尽致,变成足以傲视世界的“国粹”。(摘自张少炎《后辫子时代的反思与批判》,下同)

专制主义在满清时代的全面泛滥,除历史沿革,即所谓“清承明制”之外,另有其特殊的原因。一是满洲社会的历史传统。满洲人在入关以前,长期处在原始社会阶段,到16世纪前后,才过度到军事奴隶制社会,满洲入关之后,长期保留着相当一部分奴隶制残余,甚至雍正时代,满清皇帝还意尤未尽的美化那些奴隶制残余,说是其祖先时代固有的 “美俗”云云,终满清一代,满大臣对皇帝始终以“奴才”自称,这种奴隶制残余势力的普遍性可见一斑。二是由其殖民压迫的残
暴本性决定的。满洲贵族以外族身份入主中原,始终对汉族地主阶级与汉民族怀有深深的猜疑心理与防范意识。对于汉族地主阶级,一方面充分拉拢利用,扩大、稳固其统治基础;另一方面又刻意防范、压制,把他们限制在“家奴”的范围内,防止他们“犯上作乱”。其主要手段就是充分利用科举制和经过其毒化的奴才学说——官方理学,这一太监学说来戕害汉族士人的灵魂,达到其奴化统治的目的。对于广大的农村社会和农民,则着力强化野蛮的保甲制度和腐朽的宗法制度,保甲制度规定“一家犯法,十家连坐”;宗法制度的全面强化,把其殖民压迫下的奴化灌输渗透到殖民地的各个角落。这样,中国传统社会原有的腐朽的专制主义制度不仅没有得到松动,反而得到病态、畸形的巩固,在满清一代,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

(2)文化杀戮与绞杀汉民族意识——最黑暗的文化奴隶时代

满洲贵族的全国统治确立之后,为了使汉人变成一个没有思想、逆来顺受的奴才民族,曾经严厉执行一个长时期的文化杀戮和奴化政策。不遗余力的搜书、焚书、删除、篡改古书,旧书新书凡是有涉及外族的地方,一律修改,有诋毁的地方,全书抽毁或禁行或全毁,竭尽全力消灭自己杀人起家的罪证!这就成就了满清的另一项功德——文字狱。现存的作者一被举发,充军、杀头、籍没连接一大套。留下来的成绩是一大部经过抽、改,经过“消毒”(民族思想)的四库全书,一大套禁毁书目,和几万万被压迫人民的仇恨。

满清政府为什么这样做?因为它是少数民族,单凭一点有限的武力,和由这武力所缔构的穷凶极恶的专制政权,来奴役这样一个文化深厚的古老民族是不够的。它害怕文化,害怕人民的民族思想,越想越怕,恐慌得不得了,才来这一手文化杀戮,致使文人往往因为文字的误会而遭受体罚或者丢了性命。(摘自张少炎《后辫子时代的反思与批判》,下同)满清文字狱处治之残酷、杀戮之凶残,流毒之深广,都是空前绝后的!满清皇帝为了维护其严酷的民族压迫和殖民统治,不仅大规模的杀人,而且“诛心”,凡是有一点点的思想火花,一点点的独立人格,一点点气节的人,全部扑杀!
与满洲人相比,蒙古人自叹不如,日本人羡慕不已。

戴明世所著《南山集》,曾用南明王朝皇帝朱由榔年号,还引述方孝标所著《黔贵记事》,称赞方所记吴三桂的事正确。结果戴明世寸桀而死,全族屠戮。方孝标已死,剖棺锉尸,儿子孙子一律处斩。为《南山集》做序的知名作家方苞也几乎被绞死。胤祯时期,礼部侍郎(教育部副部长)查嗣庭在江西主持考试时,因试题中有“维民所止”一句,被认为是故意砍掉“雍正”的头,查自杀后仍被锉尸,所有的儿子被斩。礼部尚书(教育部长)沈德潜写了一首《咏黑牡丹》诗歌:“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句,乾隆误会是影射清王朝以外族夺得朱明皇位的逆词,令剖棺锉尸。徐述夔去世多年后,1778年乾隆皇帝在徐的遗著《一柱楼诗集》中读到“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读到“举杯忽见明天子,且把壶儿
抛半边”、读到“明朝期振奋,一举去清都”的句子,认为他是“显有兴明灭清之意”,遂将其剖棺锉尸,后代问斩。著名的文字狱案还有“汪景祺之狱”“名教罪人钱名世”“曾静吕留良案”“屈大均诗文案”“王肇基献书案”“胡中藻之狱”“刘裕后《大江滂书》案”“王寂元案”等等等等,数不胜数,甚至连病疯者也不放过。

康熙、雍正、乾隆祖孙三个,制造文字狱的手段一个比一个搞的疯狂,乾隆更是残酷到变态的程度:吹毛求疵、深文周纳,“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一把心肠论浊清”都成为株连、杀戮的罪证。动辄“立斩”“立绞”“弃市”“凌迟”“寸磔”“开棺戮尸”“灭族”,无所不用其极!在主子的授意下,奴才更是捕风捉影,大肆株连无辜,乾隆也知道底下的奴才肆意滥杀,但却并不松手,独裁者要的就是这种效果“宁可错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满清统治者以此来造成专制淫威下的恐怖气氛,来震慑士人,对汉族有骨气、有独立自主精神的人恨之入骨,象雍正那样不惜把吕留良挫骨扬灰!让被压迫者不要有一点点胆敢和压迫者捣乱的念头!文字狱的暴虐、焚书、篡改,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据记载,满清王朝一共搞了160余件文字狱案件,平均一年半对文人开刀问斩一次。“避席畏闻文字狱,著述都为稻粮谋”正是当时的文人士子风声鹤唳般的真实写照。从思想探索的角度看,满清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的最黑暗的奴隶时代!

通过重修或编写文献典籍,淡化汉民族意识。清政府在编纂《四库全书》时提出:“凡宋人之于辽、金、元,明人之于元,其书内记载事迹,有用敌国之词”者,在《四库全书》中要“夷之改彝,狄之改敌”。鲁迅对此有过评价:“`贼'、
`虏'、`犬羊'是讳的;说金人的淫掠是讳的;`夷狄'当然要讳,但也不许看见`中国'两个字,因为这是和`夷狄'对立的字眼,很容易引起种族思想来的”。精神思想上的禁锢和文化意识上的阉割,导致汉民族的许多知识分子要么整天埋头在传统的八股文、科举之中,专心致志从事考据,在古书堆里当不需要想象力和理解力的“学者”,清代学术研究有许多成果,文字考据学巨著较为突出。

满清政府在编纂“明史”上花费心计是有他自己的图谋。首先,是大面积的羁縻文人,设法让他们同殖民者合作;其次,是篡改历史,把有关其祖先建洲女真的史料刻意隐瞒、歪曲、删除、篡改,努力证明,其祖先在历史上一直是自主的,从未臣属过明廷,建洲女真也从来没受到明朝政府管辖。这完全是在制造雍正所说的“朕夷狄之君”“非中国人”的理论根据。实际情形是:辽东地区在明代属于辽东都司,于洪武八年并入明朝版图,明朝在辽东都司共设25卫2州,其中25卫是汉族聚居区,2州是少数民族聚居区;永乐七年,又设奴尔干都司,统辖370个卫,20个所,都司、同知等职任用“流官” 管理,下面的卫指挥使、千户等职则由“土官”世袭,奴尔干都司的设置把明王朝的政令传达到内外兴安岭、鞑靼海峡两岸的广大地区,奴尔哈赤在起兵叛明之前、及其祖先,一直担任建洲卫指挥使,世世代代都是明帝国的臣属。这部在屠刀的胁迫之下编纂的史书,非常可耻!里面凡是涉及到满清入关前后的历史,无不篡改的面目全非,对杀人匪徒竭力吹捧,阿谀!至于“四库全书”,就更是搞的彻底,全国图书都要进献检查,不仅不利于满清的文献被禁毁,连前人涉及契丹、女真、蒙古、辽金元的文字都要进行篡改。查缴禁书竟达三千多种,十五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七十万部。 文字狱如此之彻底,一篇吴三桂的“反满檄文”,一本《扬州十日记》,一本《嘉定屠城记略》,竟在中国本土湮灭二百多年,二百多年后才从日本找出来!
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政权交替时代有过,但从来没有一个像满清统治者这样,彻底摧毁汉人的衣冠、服饰,彻底绞杀汉人的民族意识,从精神上到肉体上彻底把汉人弄成完全顺服的走狗!满清统治者非惟酷毒暴虐、戾于刑狱;所“汉化”深者
:工于心术而极力摧残汉人,尤其汉族士人之民族意识!较之前代的外族统治者,更加阴险、卑劣、刻毒!

吴晗(历史学家):“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

满清皇帝名义上是编纂图书,实际上是 “寓禁于征”,疯狂销毁、篡改古代特别是明清之际的历史文化典籍,企图以中国人对血泪史的集体失忆和奴化来维持其罪恶统冶,所造成的文化破坏是空前的。对于一个民族而言,历史就是这个民族
集体人格的记忆主体,假如重大的历史事实受到严重的扭曲与压抑,就会产生可怕的民族整体历史失忆症,这种历史的失忆症当然会造成整个民族集体人格的变形,甚至会产生集体人格的变态和堕落。从百年文字狱之后,中国彻底地进入了满清的黑暗统治之中,满清成了中国文化的寄生虫,中国文化成了满清的替罪羊。这正是满清统治黑暗和恶毒之处。关于这一点,章太炎说的尤其透彻“乾隆焚书,其阴骘不后于秦也。群之大者,在建国家、辩种族……曰:言语、风俗、历史,三者丧一,其植不萌。俄罗斯灭波兰易其语言,突厥灭东罗马而变其风俗,满洲灭中国而毁其历史。自历史毁,明之遗绪,满洲之秽德,后世不闻,斯非以遏吾民之发奋自立,且绝其由蘖邪?自是以后,掌故之守,五史之录,崇其谀佞,奖褒虚美,专以驾言狂曜,使莫能罪状己以阶革命,伟哉,夫帝王南面之术,固骘于秦哉!”(章太炎“哀焚书”)。中国文化素来把记载历史的真实性当成最优良的文化传统。(顾准先生甚至由此认为中国文化是“史官文化”)在满清一代,中国传统的“为官应直谏,为史应直书”的优良传统被破坏殆尽!在这种残酷的专制压迫与阴毒的文化禁锢之下,中国文化上千年来积淀起来的人格、骨气丧失殆尽!鲁迅更是精辟指出:“杀尽了汉人的骨气廉耻!”。物质财富可以快速创造,但拨除一个民族的奴性,恢复一个民族的人格、尊严与自信,则是长年累月的艰难!而奴性的遗留与不断地恶性泛滥,比如后来的“文革”,正是真正阻碍当今中国进步的最严重的精神桎梏!

鲁迅先生说:“对我最初的提醒了满汉的界限的不是书,是辫子,是砍了我们古人的许多的头,这才种定了的,到我们有知识的时候大家早忘了血史”。满清的手段大大的高明和阴毒,不仅是焚书,而是“全毁、抽毁、 剜去之类的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其目的非常非常的明确,即“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由此达到其彻底奴化、永久奴役的企图!

满洲人以绝对少数人口统治一个有着绝对多数人口,有随时被消化掉了的危险,当然十分恐惧,所以满族统治阶级提出“崇尚满洲”的治国原则。顺治初年,清王朝下令汉民与满族一样蓄发,易衣冠,概从满洲制。“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
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由束发留辩改变民族习俗入手在精神上征服汉人;强调学习满文满语,天聪八年,皇太极命令将汉文官名、城邑名一律改用满文,“嗣后不许仍袭汉语旧名。.....若不遵我国新定之名,查出决不轻恕”。并要
求满族官兵恪守祖宗规矩,“言语衣服骑射之事”不可轻废。入关后曾把满文满语列为官方语言文字,要求新进的翰苑名臣都要学习满语满文,召见时以满语奏对。八旗兵操练时也只讲满语,雍正还曾命令侍卫、护军都只讲满语”,要求汉
族在服装式样、礼仪方式甚至一些生活习俗上放弃汉族传统而沿用满洲传统。

满清统治阶级削弱汉文化和有关的汉民族传统意识,遭遇到汉人强烈甚至是激烈的反应。满洲八旗兵下江南宣布“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命令时,嘉定、江阴军民发出“头可断,发决不可雉”,士大夫更是陷入长时间的“士可杀不可
辱”的辩论中,王夫之就坚持认为华夏之大防是第一位的:“不以一时之君臣,废古今夷夏之通义”,他还说“非我类者,不入我伦”,甚至提出对强行推行满洲定制的“夷”“狄”——“不入我伦”者要开杀戒:“杀之而不为不仁,夺之而不为不义”。

(3)全面的殖民压迫与民族奴役——“贪残无道,实为古今所未有!二百六十年中,异族凌残之惨,暴君专制之毒,令我汉人刻骨难忍,九世不忘!”

清军入关,即疯狂圈占汉人土地,重演了其祖先金人入侵中原的那一幕。多尔衮以安置满洲“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为由,三次下令圈地,逼迫汉民“投充”旗下,强制实行落后的农奴制,原来的小农变成了奴隶。奴隶逃亡,即实行
重治“窝主”的“逃人法”。容留逃人做工的,甚至住宿的均算“窝主”,加之连坐,不知有多少人为此丧家亡身。

满清将被圈土地分给皇室、王公、八旗官员和旗丁,又称旗地。名义上是圈占无主荒地或明朝贵族的官庄,其实在圈占过程中常常是把民地硬指为官庄,把熟地硬说是荒地,把私田硬说成无主的荒地。同时,“凡圈田所到,田主登时逐出,室中所有皆其有也”,“圈一室,则庐舍场圃,悉皆屯有”,往往造成人民倾家荡产,无以生计。结果大量汉人沦为满人的庄客,成为供他们奴役、剥削的农奴。圈地运动持续了25年,到康熙八年才下令停止。(《世界史》近代卷,吴于廑,齐世荣主编)

史籍记载,1644年5月满清政权入关,把燕京确定为首都后,便在京城实行了旗、民分城居住的措施,相当于今日东城、西城的内城,只许满、蒙、汉三个八旗的将士及其家眷居住,而原来住在内城的汉、回等其他民族的百姓,则全部被迫迁移至京师外城——即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崇文、宣武两区。而说道满清政府推行闭关锁国的原因,据马克思分析认为,清朝闭关锁国的主要原因是防止汉人与外界交往以后,激起他们原有的反鞑靼人情绪。中国一旦开放,清朝旧有的文字狱和愚民政策的一系列成果必将崩溃。而从文字狱和沿海内迁三十里这些清朝绞杀汉族文化,闭关锁国政策中可以得到很多启示。而且,满清一些规定象汉人不得进东北和不得进入北京前三门内,这些都说明唯一一点,民族等级和隔离制度。而中国上世纪初兴起的“闯关东”,大批山东、河北等省人民纷纷迁移到东北,除了只看重表象的肤浅解释外,满清的覆灭是最大原因,一朝制度被摧,几代人来在国人心目中最神秘的最后禁区终于可以进入,使得人们如潮水般拥向东北去寻找新生活空间和机会,东三省不再是满洲统治者自家的后花园。不得不说,满洲统治者为自己留的最后退路也确实是大片肥沃黑土地、丰富的矿藏和资源的地方。尽管经过了二百多年文字狱和满汉一家的虚假宣传,即使是宗旨为反抗洋人侵略的义和团,最初的口号也是“反清灭洋”,而改为“扶清灭洋”只是一种为实际妥协的斗争策略而已,汉族对清朝民族等级隔离制度的强烈不满可见一斑。(摘自《满清黑暗的血腥统治史》)

在行政管理上,尽管使用汉人,但是不敢赋予汉人以实权,甚至在思想内心深处对汉族官员处处揣测和提防。尹嘉铨曾经担任大理寺卿(国家最高法院院长),自称“古稀老人”,“为王者师”,弘历认为荒唐狂妄,乃将其绞死。在精神上
使汉族屈服,就是要将本民族地位置于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之上,在精神领域培养顺民意识,才好顺顺当当地统治国家。

他们在骨子里根本就是把中国人当奴才!一方面充分拉拢、利用,扩大、稳固其统治基础;一方面又刻意防范、压制,把他们限制在“家奴”的范围内,防止他们“犯上作乱”。拉那氏最后连老底都说穿了“宁与友邦,不与家奴”。先是多尔衮、多铎等屠夫,为强迫中国人剃头、扎猪尾巴而血洗江南、岭南,屠城灭种、杀人盈野,满洲贵酋难道不知道自己由此犯下的杀人罪行?为什么满洲殖民者在结扎猪尾巴上面不惜对汉族民众痛下血手呢?一方面,是其固有的民族歧视与游牧民族对武力的迷信;另一方面,满洲皇帝是有深谋远虑的,皇太极总结以前契丹、女真入主中原“数世之后,皆成汉俗”的历史教训,认为,满洲入关之后,也会不可避免的汉化,自己的民族有被汉化而消亡的危险。为避免这一点,皇太极认为,关键是要保证满洲人的“骑射”传统,(游牧贵族是以杀人、掠夺为职业的,其荣耀与业绩都是建立在武力杀戮之上的,一旦从马背上下来,他们什么都不是!)为保证骑射,满洲人的辫子、胡服是绝对不能放弃的!这是皇太极留给后世的“祖训”。既然“祖训”不可更改,而且要保证其殖民政权的长久,那么惟一的牺牲品就是被压迫的汉民族。改换发式、衣冠可以营造一种“同类”的假象,避免汉人因为发式、衣冠的差异而引发“华夷之辩”与“亡国之痛”。汉民族的发式、衣冠到这时候,已经有三千多年的历史,她集中凝结着汉民族的文化传统与民族精神,剃发、易服其实就是从精神、文化上灭族!还是章太炎说的透彻“群之大者,在建国家、辩种族……曰:言语、风俗、历史,三者丧一,
其植不萌。”满洲灭中国不仅毁其历史,而且更其风俗,至于语言,那倒不是殖民者不愿意变更,而是他没办法变更,满清时代所谓的“国语”是满语而非汉语!(现存满文档案二百余万件册、满文图书一千余种就是明证。)这就解释了为
什么因为发式、衣冠的更改而引发的惊人血案。(这其中包含着多少汉人的血泪与屈辱!)有顾亭林“断发”诗为证“一旦持剪刀,剪我半头秃”“华人髡为夷,苟活不如死!。”(摘自张少炎《后辫子时代的反思与批判》,下同)

满洲殖民者的瓜皮帽子、沙锅盖顶子,半秃脑袋的猪尾巴就此在血泊中固定下来了,下面是“守成”的问题,精明的满清皇帝在这方面也干的不错,其中一方面是继续杀人,实际上,满洲殖民者入侵中国,不仅是汉民族的民族灾难,也是其他各族人民的民族灾难,满洲殖民者在两百多年的血腥杀戮中,各族人民都倍受荼毒,连素来对中原王朝的政汉更迭漠不关心的西南少数民族的各族人民也纷纷举起抗清的义旗!汉人被杀的最惨,这不用说。此外,又杀苗民一百万,杀回民数百万!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残忍!(不要以为这只是个别统治者的邪恶,满洲殖民者在清一代,不经营农、工、商,全部由殖民政权供养起来专职杀人,各个都是职业刽子手!双手沾满着被压迫的各族人民的鲜血!)孙中山先生在《中国问题中国的解决》一文中,怀着强烈的民族义愤,列举满清政府的种种杀人罪行,控诉满清统治者“贪残无道,实为古今所未有!二百六十年中,异族凌残之惨,暴君专制之毒,令我汉人刻骨难忍,九世不忘!”

清朝,一个如此残暴、黑暗、专制达到中国历代王朝顶峰的朝代。一个无论肉体屠戮、还是精神摧残都登峰造极的朝代。皇帝的好坏本是次要的,然而在这样一个朝代,有骨气的人都被杀光了。中国传统的为官应直言敢谏,为史应秉笔直书的观念被彻底摧毁,只剩下阿谀奉承的奴性跟辫子一起留了下来。在沉重的黑幕下,除了文字狱的酷烈被清清楚楚的记录下来,为了以儆效犹之外,还不知道有多少无边的血泪被无情地埋没了呢!这个朝代最大的成就和骄傲就是捏造篡改历史的本领前无古人,竟然在百年之后还能让后人们心甘情愿的相信这个如此黑暗邪恶的时代是前代不可企及的“盛世”,这个如此黑暗邪恶时代的卑劣、恶辣的统治者都是些“好皇帝”。满清皇帝如有知,当由衷叹服自己果然伟大圣明!

中华民国缔造者孙中山,虽然倡导后来的中国应该是个民族团结统一,一致对外的新中国,但在其毕生的斗争中,写在各个纲领目标最前的还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种辨证历史唯物观是有道理的,我认为,不应排斥任何爱中国的
其他民族兄弟,共同来发展壮大中国并统一到中华民族的旗帜下来。但是,人们必须承认和认识到,满清殖民统治的实质和其实行的民族等级隔离制度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它是一个靠剥削、压迫、欺压广大以汉族为主体人民的罪恶侵略者统治阶层。只有清醒正确认识历史并反省历史,才能使今天的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成为强者屹立起来。

(4)康熙读书是为了什么——“平汉人之策,当以汉制汉。”

康熙苦读中国历史书,得出的结论就是皇帝要大权独揽,(康熙总结中国历史认为,历史上威胁皇权的那些东西,比如强藩、女祸、宦官、外戚,说到底,只有一个,那就是皇帝大权旁落,)要愚民,要杀戮。(摘自张少炎《后辫子时代的反思与批判》,下同)满清时代,大肆尊崇程朱理学,可是只准“尊崇”不准学样子,对于个别想步后尘当“圣人”的,就杀一儆百(比如弘历处治道学先生尹嘉铨)。这是再警告文人,最高统治者就是精神权威,除过满清皇帝,谁也没有擅自“思想”的权利与自由!在满清时代的当官诀窍就是“多磕头,少说话”。满洲人一入关,就摆出尊孔崇儒的姿态,多尔衮一面上演祭孔的闹剧,一面遣军四处疯狂屠杀;康熙则干脆跑到孔庙去行礼,还动手编纂什么“性理大全”,目的何在?铸造奴化的桎梏、禁锢的工具而已!满洲贵族已经充分认识到:要把中国这头驴子制服,必须摆出崇儒尊孔的高姿态、大肆宣扬奴化哲学,多尔衮一面杀人一面道貌岸然地说:“君,父也;民,子也。父残其子,情理之所必无。况诛戮所以惩有罪,岂有无故杀人之理?”真是把奴隶哲学看透了,而且还活学活用!康熙说的就更露骨了“平汉人之策,当以汉制汉。” 让那些高唱“盛世皇爷倾天的功”“我好想再活500年”的人末世不亡啊!雍正的凶残就出名了,把吕留良恨之入骨,不但把吕家抄家灭族,连吕留良一把入土的老骨头也不免“锉骨扬灰”!

还是鲁迅深刻,把这些“糠痈钳”圣主们的嘴脸看的透彻极了“他们是深通汉文的异族君主,以胜利者的看法,来批评被征服的汉族的文化与人情,有鄙夷,也有恐惧,有苛论,但也有确评,文字狱只是由此而来的辣手的一种。”(鲁迅)
把汉人的文化与人情弄的透彻,象钻在汉人肚里的蛔虫一般,把汉人治的服服帖贴!真正是高手!让后来的日本人又羡慕又叹服,也跟着学样子:动手杀人之前,先“研究”“中国人”、“中国文化”,研究“满洲征服支那史”。还有更可笑的,这种奸险的手段竟然被某学者美化成“朝廷却奇怪地流泻出一股压抑不住的对汉文化的热忱”云云,(参看某学者之“一个王朝的背影”)然后,某学者又不遗余力的替这些“满大人”表功,结论自然是“他们在武力上征服了我们,而我们反而用文化征服了他们”一类的变态自淫。

鲁迅先生精辟指出:“……我们不但可以看见那策略的博大和恶辣,并且还能够明白我们怎样受异族主义的驯扰,以及遗留至今的奴性的由来的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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