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更進一步的考古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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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交者: VOLTES 于 2006-12-22, 06:35:42:

回答: 論證中華民族的始祖黃帝是白種印歐人 由 VOLTES 于 2006-12-22, 06:25:43:

這是更進一步的考古證據,李濟號稱中國土產的考古之父
其實當年發掘出陰墟時他就發現殷的文明是西方來的,
不是中國土產的,和黃帝有關的就是車,黃帝叫軒轅表示
善於作車,考古證明車是西方來的,這更進一步證明
黃帝是西方印歐人,不是中原黃種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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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嬝爬狴j學大家李濟的《安陽》一書,對其詳盡的學風十分欽佩,李濟是研究殷墟的專家,也是民國時期主持殷墟發掘的主持人之一,當初甲骨“檔案館”里几吨重的甲骨堆積就是在他組織下整体裝箱起運的。

在他研究殷墟的資料中,李濟提出以下几個疑點,此些疑點也造成現代考古學術上的“中國文明西來說”的糾紛。在他長達几十年的研究中,這些疑點一直作為未能破解的事實存在著,是為殷墟之谜。

一、殷墟武器之谜

李濟先生《殷虛銅器五种及其相關之問題》(見民國二十四年出版《蔡子民先生六十五歲紀念論文集》)就殷墟中矢镞、戈、矛、刀削、斧斤五种銅器之形制加以研究,指出其中僅“戈”為在中國本土發生成長之物,其它武器都是在歐洲有獨立成長歷史的兵器。也就是說,中國的武器發展史在此之前的武器只有戈有其發展史,而矢矛刀斧均為只在歐洲有發展史的兵器。

殷墟帶刺有脊之矢镞,其脊、刺、茎三者,都在歐洲有其獨立的進化史,但是殷墟出土的矢镞,卻是結合其三者特點為一体的。

又如殷墟出土的矛有筩,筩旁有兩環,与不列顛型式相同,類型上就是歐洲最普通的一种兵器,而且應該是歐洲青銅時代最晚期成熟后的器物。

又殷墟的空頭斤(斧),亦是歐洲青銅器晚期的型式。歐洲及小亞細亞的青銅器出現約在公元前三千年以上,遠比殷墟時代(公元前十二至十四世紀)早。而西伯利亞出土的銅器,都有和殷墟相似相同的樣式。但是因為西伯利亞銅器的年代至今不能确定,故此三方面銅器關系尚難斷定。

但是我們沒有歷史說明這些武器是在中國獨立成長發展起來的。

二、殷墟盛器之谜

李濟先生在《殷商陶器初論》(見《殷虛發掘報告》第一期)及《記小屯出土之青銅器》(見《中國考古學報》第三冊)就殷墟出土之陶器和銅器的型式詳加比較,得出結論,殷墟銅器其實是仿自殷墟陶器,而殷墟陶器,又衍用的是仰韶、龍山的形制。殷墟銅器之型式,不能比殷墟陶器更早,因而李濟怀疑殷墟以前的中國并無單獨發展的青銅器,而青銅器在殷墟時代的突然興盛,十分可疑。

李濟指出:殷墟侯家庄帝王陵墓HPKM1001大墓椁頂一种“肥遺”怪獸圖案,和另一种在木雕殘片中發現的母題是一對老虎的圖形,考證都淵于美索不達米亞。李濟稱這是“中國在紀元前二千年或更早時期和西方文明接触的最用趣的證据,是從陶器的形制上得到的。……是一件陶器的誘l……同樣的也在杰姆德納刹(Jemder Nasr)和莫汗久達魯(Mohenjo-daro)地方發現過。將商代陶器和近東中東的形制加以比較,可以發現很多甚為相像的例子;但我以為這一個是說明文化接触無可置疑的范例。在相隔這樣遙遠而且互异的世界的兩端,能獨自發生結构如此相似的器說A是難以想像的。”

注意李濟先生的最后一句話:)作為嚴謹的考古學家,李濟先生將疑點列出,但是在沒有更有利的證据之前,只能說“這种相似……難以想像。”

三、殷墟車馬之谜

殷周之際,已能夠征集民間所有車辆用為主要攻戰之具,黃河流域封建大帝國的形成,實有賴于此。但兩輪大車,“极四馬之力,致千里之遠”,馬車的輪毂辔衔接續連缀之處,只能依靠金屬(青銅)連接,兩輪大車產生于銅器產生之前很有可能,但其普遍使用必然在有銅器之后。

中國古代,兩輪大車其型式跟巴比伦遺物上的圖畫并無差別。而巴比伦的兩輪大車,是公元前三千年的事,其時代比殷墟要早。另外龍山、仰韶遺物中并沒有發現青銅与車馬飾具,而龍山文化与殷墟時代不過相隔短短數百年而已。如果青銅器与兩輪大車,為東西方各自獨立的發明与演化,在短短數百年間應該沒有可能毫無蹤跡可尋。因而李濟認定冶銅技術和兩輪大車都是由西方輸入中國的,“當已無可致疑”。

四、殷墟頭骨之谜

殷墟中出土了大量殉葬坑,坑內埋葬了大量尸骨,据猜測為“奴隶殉葬”之用,但李濟先生的在《關于殷商人的体質人類學的評述》里,介紹了楊希枚先生對殷墟人頭骨的測量結果:

第一組頭骨為古典的“類蒙古人”种,与布略特人相似。舉例30具。
第二組頭骨為“太平洋類黑人”种,与巴布亞人相似。舉例34具。
第三組頭骨為“類高加索人”种,与英國人相似。很少,僅舉例2具。
第四組頭骨為“類愛斯基摩人”种,舉例50具。(也即蒙古大人种下的北极類型)
第五組頭骨為無法定類型,舉例38具。

李濟先生接下來分析了這個測量結果的意義,他認為其中的二、三組的人骨都是商朝的敵人,不能代表商族,其人种特征与卜辭所反映出的羌方、鬼方、土方的位置相合。最后的結論是:“很早以來,華北平原是釵h不同民族的支系匯集的地方,而原始的中國人群就是部分地由這些民族集團融合而成的。雖然如此,我們應當記住,在這些支系中占优勢的無疑是蒙古人种集團。”

但是需要提到的一點是,我們不能從遺傳學上證明現代中國人与本土智人(如山頂洞人、北京人等等)之間的關系,也就是說,我們和史前時代的本土智人并不同种。

從以上李濟提出的疑點我們不難看到,李濟其實在“中國文明西來說”和“中國文明本土說”中非常為難。如果我們能找到夏朝文明或者更早的文明遺跡和确切的物證來印實“中國文明本土說”的話,疑點不難自破,但是迄今為止,我們拿不出能得到專家認可的商朝以前的物證。

如果殷墟時代的輝煌是憑空突然出現的,倒是不難解釋為何其器物等等均帶有歐洲及中亞青銅時代的痕跡。因某种原因東進的一支文明,一路上勢如破竹,不僅挟裹了各個地區不同人种的人民,還剿滅了中國本土的原住民。這次融合,造就了中華民族的雛形。

當然,也只是我的猜測,李濟并沒有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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