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habpi 于 2006-1-21, 12:09:54:
回答: 英雄无奈是书生阿 由 habpi 于 2006-1-21, 12:08:14:
瞿秋白，浪漫的才子，谦谦的书生，温情的小布尔乔亚，注定他是适应不了共产党内部残酷的政治斗争的，他注定要被之消灭。但是他投入了，即不能退出。凡绝对的选择，大多是一次性的。赌注押上了，就不能抽回，只能听任轮盘。由于他的所得，由于他的许诺和位置，由于他的自爱和道德，也由于他的懦弱和共产党的组织威慑，他没法再选择，只能“勉强”自己。为了控制中共,共产国际让他回中国；因为要搞掉陈独秀，瞿秋白被安排为领袖，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因为要代共产国际受过，瞿秋白承担了“八七会议”后的政治责任；他在莫斯科做共产国际代表，因为斯大林、布哈林的权力斗争，他被解除职务；为了清算“立三路线”，他被指派回中国主持六届三中全会；共产国际指令王明领导中共，瞿秋白的中央职务即被解除；同年他到上海养病，与鲁迅结友，参与左翼文化活动；因为有碍延安对左翼文化的领导，他被调到瑞金，此时他身患重病，与妻子同行的请求亦被拒绝；中共中央决定突围长征，“决定瞿秋白同志在瑞金坚持工作”，此无异于对他的抛弃。瞿秋白三五年二月被捕，六月处决。他刚得到权力的时候曾经有过兴奋积极，但他在共产党组织中基本是被动的，任人左右，委曲求全。瞿秋白说自己：“...差不多完全没有自信力，每一个见解都是动摇的，...总希望有一个依靠。”“我向来没有为着自己的见解而斗争的勇气...。优柔寡断，随波逐流。”“其实我很怕争论的。我向来觉得对方说的话‘也对’，‘也有几分理由’。...我似乎很懂得孔夫子的忠恕之道。”“我有许多标本的‘弱者的道德’——忍耐、躲避、讲和气，希望大家安静些、仁慈些等等。”“最理想的世界是大家不要争论，和和气气的过日子。”41瞿秋白的这种性格怎么能适应此极权集团呢？“瞿秋白的基本气质与才华，实在不是一个政治动物，尤其不是布尔什维克的政治动物。”42在此政治中，他注定要被抛弃和消灭。即使他35年不被国民党所杀，其也难逃以后共产党一次次的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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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个具有自由主义气质的人，他的党要求他和自由主义作战；他是一个具有人情味而温情主义气质的人，他的党要他和非布尔什维克的意识作战；他是一个极力想做君子的人，然而他的党，一个极权主义的党，在政治上是只问立场，不问是非的——。”43 瞿秋白说自己“如果叫我做一个‘戏子’——舞台上的演员倒是很会有些成绩，因为十几年我一直觉得自己在扮演一定的角色”，“我始终戴着假面具”，“就是对之华，我也只露一点风声”。“不过，扮演舞台上的角色究竟不是‘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头脑，和身体被‘外物’占领了”，“这对于我很苦”，“十分厌倦”，“每天盼望着散会，盼望同我谈政治的朋友走开，让我卸下戏装，还我本来面目”。44在共产党中，瞿秋白生活得很是痛苦。中国共产党需要两种人，一是绝大多数的“教徒”，二是少数的权力者。“教徒”需要完全放弃自己，由个人权力到精神意识，并且要随时准备牺牲，奉献生命。作为军事化，以夺取国家为目的，而又处于弱势的政治组织，它需要其成员绝对的服从和无代价的牺牲。因此，精神的宗教化是其必要的保证。共产党之成员，只有对组织、主义的信奉达到宗教的程度，才能达到共产党的要求；才能免除他于其中的困惑和痛苦。而权力者则需要能力控制成员，控制组织去实现其政治目的，对于他们来说重要的是实行此权力的能力。瞿秋白没有能力作后者，虽然历史曾给予他机会；但他也不能作前者。这是他感到个人分裂和痛苦的原因。瞿秋白说自己：“——组织‘新社会’杂志的时候，我是一个近于托尔斯泰派的无政府主义者”。45可以说，此话说到了他性格的本质。一个世宦书香之家，而早已破败，父走母死，寄人篱下，而其又天生体弱敏感，即使是在中国传统社会鼎盛之时，他也只能是一个郁郁落魄的才子。他说自己是“文人”，而“所谓‘文人’正是无用的人物，或者是---说简单些，读书的高等游民”，“优柔寡断，随波逐流”，“样样都懂一点，其实样样都是外行”，“他往往连自己也不知道究竟做的什么”，“完全没有自信力——，总希望有个依靠”。“‘文人’是中国中世纪的残余和‘遗产’”。“我不能否认自己正是‘文人’之中的一种”。46科举废弃，辛亥革命发生，社会崩溃，他——没有着落出路的文学青年自然就成为了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而“马克思主义的共产社会同样是无阶级、无政府、无国家的最自由的社会，我心上很安慰，因为这同当初无政府主义，和平博爱世界的幻想没有冲突了”。47至于马克思主义“达到这样最终目的”的“最尖锐的阶级斗争，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道路，他并不懂；相反其到适应了他反社会的落魄、极端心理，“有‘变’的要求，就突然爆发，暂且先与社会一震惊的刺激——克鲁扑德金说：‘一次暴动胜于千万册书报。”48 但是瞿秋白这样一个脆弱敏感自爱的“文人”，并不能真正放弃个人意识和情感，成为献身的盲目“教徒”。因此他说自己最终也还是“小布尔乔亚”。“我始终不能克服自己的绅士意识，我终究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战士”。49 “完全破产的绅士往往变成城市的波希美亚——高等游民，颓废的，脆弱的，浪漫的，甚至狂妄的人物，说得实在些，是废物。我想这两种意识在我内心里不断斗争，也就侵蚀了我极大部分的精力，。我得时时压制自己的绅士和游民式的情感，极勉强的用我所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的理智来创造新的感觉方法，可是无产阶级意识在我们内心是始终没有得到真正的胜利的。”50瞿秋白的确曾努力地改造自己，使自己成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但他始终不能作到。他甚至为此痛苦，到生命临终仍有自责。“我是多么脆弱，多么不禁磨练呵！”“从我的一生，也许可以得到一些教训：要磨练自己，要有非常巨大的毅力，去克服一切种种的‘异己的’意识以及最细微的‘异己的’情感，然后才能从‘异己的’阶级里完全跳出来，而在无产阶级的队伍里站稳自己的脚步。否则，不免是‘捉住老鸦在树上做窠’，不免是一出滑稽剧。”51因为他不能彻底放弃自己，而共产党的集权组织中，他必须服从组织，因此他只有戴上面具，勉强自己扮演角色；因为他不能放弃自己，因此他知道自己的扮演和虚假，知道自己的被“占领”、丧失，因此他痛苦。这就是他的二重人格和分裂。有幸的是他在权力的中心，他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此不幸，这是他最后能写《多余的话》的原因。他不能跳出他的“绅士意识”，温文、调和、人情；又不能掌握权力——冷酷无情。他在共产党中痛苦和命运也就不能改变。“形格物禁”，“实在违反我的兴趣和性情的结果，这真是十几年来的一场误会，一场噩梦。” 52 他实在是痛苦。 四瞿秋白在福建被俘后，他可以走顾顺章的道路，归顺求生。国民党政府专门派王杰夫、陈建中来劝服他，但是瞿秋白没有接受。如果他接受，大概要有两个条件，提供共产党秘密，或发表反共宣言。由瞿秋白的死，《多余的话》，及现有的材料看，二者瞿秋白都没有做。这与其说是他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不如说是他人格的自尊。在中国传统道德中，前者是出卖，后者是不一。在一个曾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教育的君子，此辱难能接受。况且共产党之名在当时还有理想的光彩，并不像今天。瞿秋白最后的人格选择，实际是中国传统士的精神。即人格的自尊高于生死；性情的真实高于外在声名；诚以待人、诚以待事、诚以待史。他对共产党有很多的怨愤，但他至死没有恶言。不在于共产党如何，而在是他选择了它。这和中国传统“一”的意识一致。君子绝交无恶言。他说：“虽然我现在很容易装腔作势慷慨激昂而死，可是我不敢这样做。历史是不能够，也不应该欺骗的。” “我不怕人家责备，归罪，我倒怕人家‘钦佩’。但原以后的青年不要学习我的样子，不要以为我以前写的东西是代表什么什么主义的；所以我原因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坦白的话。” 53 “诚”与“实”最终高过了他的主义。在《多余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的三重状态：思想的、政治的、人格的。他说：“同时要说我已经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也是不确的。” 这表示瞿秋白死前他并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但他的话却说得很勉强。不放弃并不是相信。他不放弃，因为：“我的思路已经在青年时期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初步，无从改变；”而且“我除了根据我那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以外，却又没有什么别的方法。” 如果说瞿秋白早年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有着年轻人积极进取的浪漫；中途是“形格势禁”，勉为其难；最后则是已就已就的颓废了。瞿秋白并非是思想者，也从来未清楚马列主义。他的思想软弱、糊涂，顺着性情。他的不放弃，与其说是思想、主义的，不如说是人格和性情的。他需要保持自己的一致，维护他的自尊。至于其 “主义”本身，却“不必枉然费力去思考了”，他宁愿保存一个其正确的幻想。由这点说，他也还是浪漫的。
《多余的话》是瞿秋白对自己政治生活的彻底否定，也是对此政治的一个背叛，这也就是瞿秋白最终所要说的话--“最坦白的话”。共产党之几十年对《多余的话》拒绝公开，其因由也正在此。“我早已说过，揭穿假面具是最痛快的事情，不但对于动手去揭穿别人的痛快，就是对于被揭穿的也很痛快，尤其是自己能够揭穿。现在，我丢掉了最后一层面具，你们应当祝贺我！我去休息了，永久去休息了，你们更应该祝贺我！”“现在，我已经是国民党的俘虏，再来说这些，似乎多余了。但是，其实不是一样吗？我自由不自由，同样是不能够继续斗争了。虽然我现在才快要结束我的生命，可是，我早就结束了我的政治生活，严格的讲，不论我自由不自由，你们早就有权利认为我是叛徒的一种...。”这些话是很有怨愤的。他是以他的方式，做了最后最终的反抗。这是弱者的彻底、绝望、自杀性的反抗。他以死为代价，以对自己的否定、批判为方式，而否定他的全部政治生活，颠覆此政治对他的强制，对他真实的制约，也颠覆他长久对之的恐惧、虚假、压抑和忍耐。他以结束生命来推翻这场游戏。好了吧，行了吧，见到了吧...？弱者以毁灭自己，来“报复”强势的对方。因此，他感到解脱的轻松和“痛快”。瞿秋白最终所要求的是自身人格的尊严和真实。如果他“慷慨而死”，此是不真；如果他求生归顺，此是不一不仁。因此，他选择了死亡，以之为《多余的话》的代价。
瞿秋白投身政治，以求解决他存在的困境和出路，而政治正是高度集中的现实冲突和角逐。他本是把政治作为解救、依靠、出路和幻想寄托的，但是他恰进入了残酷杀戮的中心。在此旋涡中，这个文弱、浪漫的书生只能忍气吞声唯唯诺诺，要顺从又要代人受过，他强迫自己以假面度日。瞿秋白的可贵是他最终做了的反抗，他没有“装腔做事慷慨激昂”，“欺骗历史”。他诚实地告诉人们、历史，他不是“无产阶级战士”——不是他不想，而是不能，而只是一个“雾里看花”“枉费一生”的无用“文人”。正是由于他的诚实，由于他最后的政治反抗和叛逆，他解脱了政治的制约，而恢复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