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我从哈佛毕业，拿到了医学的学位，还拿了心理学的学位。教授们肯定深为我的勤勉好学打动，他们将我引荐给格兰维尔•斯坦利•霍尔，哈佛的第一个心理学博士，美国心理学会的创始人，如今是沃切斯特克拉克大学的校长。克拉克筹到的善款颇多，霍尔的抱负是使这所蒸蒸日上的机构能够执全国科学研究之牛耳。当时他提供给我的职位是心理学系的助理讲师，还允许我在沃切斯特执业行医，我立即就接受了。

一个月后，我有了第一个心理分析病人——是个女孩，我该叫她普丽丝西拉，年方十六，带她到我的办公室的，是她那心烦意乱的母亲。霍尔介绍她们来找我。除此之外，关于这家人的情况，恕我不便透露更多。

普丽丝西拉个子矮胖，但脸蛋长得不错，性格也没什么可抱怨的。过去一年来，她的急性呼吸喘促不时发作，偶尔头痛难忍，但最让她烦恼和尴尬的是，左手完全麻痹。患上麻痹的是她的整只手，包括手腕，这显然是歇斯底里症的病征。正如弗洛伊德曾经指出的，这种麻痹和皮节神经支配障碍症不同，因而可以说没有任何生理上的病因。例如，真正的神经损伤可能会致使某几根手指无法动弹，但不会影响到手腕。或者失灵的是大拇指，其他手指则完好无损。但当麻痹感染到身体的整个部位，遍布它各种不同的网状神经组织时，那就不是生理学所能解决的了，应该求助于心理学，因为与这种疾病相对应的只是某个观念，某个脑海里的画面——在普丽丝西拉的病案中，这个画面是她的左手。

给女孩看病的大夫自然没有发现她的病诉有什么肌体上的病因。从纽约请来的手外科专家也一筹莫展，这人开了药方，但毫无起色，最后彻底停用了，否则它几乎肯定会加重她的病情。他们还请过一个接骨大夫，他当然也是无能为力。

排除了诸如中风、基恩伯克 刚确认的月骨坏死之类的各种神经学和骨科学上的可能之后，我决定试试心理分析。起初我毫无进展。原因是女孩的母亲在场。我旁敲侧击，多加暗示，却无法令这位好心的妇人让大夫和病人独处——这是心理分析的要求。她们第三次来访之后，我特意告诉女孩的母亲，除非她离开现场，否则我无法帮助普丽丝西拉，甚至无法接纳她成为我的病人。就算这样，一开始我也没办法让普丽丝西拉开口。遵从弗洛伊德最新的治病方略，我让她躺下，闭上双眼。我吩咐她想着那只麻痹的手，脑子里出现任何和这个病症有关的想法，不管是什么，也不管看起来多么不相关，多么不妥当，甚至多么不礼貌，都要说出来。普丽丝西拉的反应总是一再对她病痛做出最浮浅的描述。

出事那天是1907年8月10日，她总是这样讲述她的故事。她记得准确的日子，因为那天之前的一天，是她深爱的姐姐玛丽出殡的日子。她姐姐和姐夫布拉德利住在波士顿。那年夏天，玛丽死于流感，留下布拉德利和两个嗷嗷待哺的婴儿。葬礼的隔日，普丽丝西拉的母亲要求她给很多表达了悼念的亲朋好友写致谢信。那天晚上，她用来写字的左手感到一阵剧痛。她没觉得这有什么异常，既因为她写了很多封信，也因为过去几年来她那只手不时感到疼痛。然而，那天夜里，她从窒息中醒来。呼吸困难消退之后，她打算继续睡觉，但睡不着。隔日早晨，她饱受头痛折磨，这是第一次，接下来纠缠了她整整一年。更糟的是，她发现左手完全麻痹了。它一直保持那种状态，悬挂在她手腕上，却派不上用场。

她总是一再对我说起这些事情，还有其他的。然后是久久的沉默。我相信她肯定还想告诉我更多事情——要说她脑子里根本没想起什么，那可能性真是微乎其微，但是无论我怎么使劲诱导，她总是顽固地说没想起来什么好说的。

我想过对她进行催眠。她显然是个非常容易受暗示影响的女孩。但弗洛伊德曾经明确地拒绝过催眠。早些年，弗洛伊德还在跟布洛伊尔 共事时，曾经很喜欢使用这种技巧，但他发现它既不能产生持久的效应，催生的回忆也不可靠。于是，我决定最好还是试试弗洛伊德放弃催眠之后应用的那种方法。正是这种方法取得了突破。

我告诉普丽丝西拉，我将要把手放在她的额头上。我让她相信，她头脑中有一段受到压抑的记忆，在她告诉的所有事情中，这段记忆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缺了它，我们什么都理解不了。我告诉她，她很清楚地记得这段记忆，不过是想不起来而已，只要我把手放到她额头上，她准会想起来。

我确实有些紧张，因为我这是拿自己的权威做赌注。如果毫无结果，我所处的局面会比此前更加糟糕。但实际上，恰好像弗洛伊德的论文所揭示的那样，就在普丽丝西拉感到我的手压着她脑袋的瞬间，那段记忆冒出来了。

“啊，扬格大夫，”她大声说：“我看到它了！”

“什么？”

“玛丽的手。”

“玛丽的手？”

“在棺材里面。太可怕了。他们让我们看着她。”

“继续说，”我说。

普丽丝西拉什么都没说。

“玛丽的手有什么不对劲吗？”我问。

“哎呀，大夫，它很完美。她的双手一直完美无瑕。她弹奏钢琴多么美丽，不像我。”普丽丝西拉在和一些我仍没有识破的情感做斗争。她脸颊和额头的颜色提醒了我，它们几乎是猩红色的。“她依然那么美丽。甚至连棺材也很好看，白色的木头，铺满了天鹅绒。她看上去像睡美人。但我知道她不是在睡觉。”

“玛丽的手怎么了？”我追问她。

“她的手？”

“是的，她的手，普丽丝西拉。”

“别逼我跟你说，大夫，”她说：“我太丢人了。”

“你没什么丢人的。我们没办法控制我们的感情，因此我们不必为了感情觉得羞耻。”

“真的吗，扬格大夫？”

“真的。”

“但那是我的错。”

“那是玛丽的左手，对吧？”我试探着问。

她点点头，好像坦白一桩罪行似的。

“告诉我她的左手怎么啦，普丽丝西拉。”

“戒指，”她的声音几乎低不可闻。

“对，”我说：“戒指。”这个“对”当然是谎言，我希望这会让普丽丝西拉认为我已经了解一切，而实际上我一无所知。这次的欺骗行为只是所有令我后悔的事情中的一件。但我发现，在每一次做心理分析的时候，我总是重复这样的欺骗，以这样或者那样的形式。

她说下去：“那是布拉德给她的金戒指。我想：‘多么浪费。让它陪葬多么浪费。’”

“没必要因为这个觉得丢人。讲求实用是优点，不是缺点。”我保持了一贯的敏锐，宽慰她说。

“你不明白的，”她说：“我自己想要它。”

“好啊。”

“我想戴上它，大夫，”她当真是大喊大叫：“我想要布拉德娶我。难道我不能照顾那些可怜的小家伙吗？难道我不能让他幸福吗？”她把头埋在双手中，抽泣起来。“她死了我很高兴，扬格大夫。我很高兴。因为现在他能够自由地娶我了。”

“普丽丝西拉，”我说：“我看不到你的脸。”

“你说什么？”

“我说我看不到你的脸，因为你的左手把它掩住了。”

她倒抽一口气。那是真的：她的左手正非常灵敏地擦掉眼泪。那段被压抑的记忆导致了歇斯底里症，在它被释放出来的那一瞬间，歇斯底里症状消失了。现在一年过去了，麻痹再也没有复发，呼吸困难没有，头痛也没有。

理清整个故事非常简单。自从布拉德利第一次前去探访玛丽的时候，普丽丝西拉就爱上了他。那时普丽丝西拉十三岁。即使在她本人并不完全明了的情况下，一个十三岁的女孩对一个青年男子的爱居然也能包括性欲望在内，我希望这么说不会让人吃惊。普丽丝西拉从来没有承认这些欲望，也拒不承认她因此妒忌她的姐姐，这不可避免地使得这个孩子冒出投机取巧的可怕想法：要是玛丽死掉就好了，这样她就有机会了。普丽丝西拉压制住所有这些情感，乃至连她自己也没意识到。这种压制无疑是她左手偶尔感到疼痛的根本原因，那疼痛也许从婚礼那天，当她见到金戒指套上她姐姐的手指时就开始了。两年后，见到棺材里玛丽的手戴着戒指，她又起了同样的念头，她几乎就要意识到——或者有那么一刹那她确实意识到——这些想法的存在。但现在，姐姐死于非命，于是在这些欲望和妒忌等被禁止的感情之外，她又感到了一阵绝对不被容许的满足。结果产生了新的压抑，而且比最早的压抑要强大得多。

致谢信扮演的角色更加复杂。普丽丝西拉不断看到自己光秃秃的左手，因为一只戒指而显得丑陋，却还得为用它来为她姐姐的亡故致哀，人们简直无法想象她心里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很可能这种窘境让普丽丝西拉无法忍受。与此同时，写信的劳累又为后来发生的事情提供了生理学上的基础。反正，她的左手让她既想起自己尚未结婚，也想到了那些无法接受的愿望，从而引起了她的反感。

因此，最主要的目标有三个。首先，她必须不能有这样一只手，这样一只本应戴着结婚戒指却空空如也的手是她所不能忍受的。其次，她必须惩罚自己，因为她想取代玛丽成为布拉德利的妻子。最后，她必须让这些愿望没有实现的可能。通过她的歇斯底里症，这三个目标中的每一个都得到了完成：潜意识发挥作用的时候真是一石三鸟，让人惊叹。抽象地说，普丽丝西拉除掉那只让她自己反感的手，同时满足了自己的欲望，也因为这种欲望惩罚了自己。此外，通过使自己变得残疾，她确保自己再也无法照顾布拉德利的孩子，也无法，如她巧妙地所说的那样，“让他幸福”。

普丽丝西拉的疗程从开始到结束花了整整两个星期。我宽慰她，说她的欲望完全是很自然的，她控制不了，然后，她非但摆脱了病魔，还变得神采奕奕起来。残疾得到治愈的消息在沃切斯特传开了，好像救世主将光明带给以赛亚 的一个盲人。人们津津乐道的故事是这样的：普丽丝西拉因爱成疾，被我治愈了。我放在她额头上的手掌，在各种各样的说法中，也具备了某种魔力。虽然这令我声名雀起，自那以后，前来求医问药的人也比过去多，但也带来一些不怎么愉快的后果。有三四十个人跑进我的办公室，要求当我的心理分析病人，宣称她们也被和普丽丝西拉同样的病魔折磨着，她们全都期待我诊断出只求付出、不求回报的爱情，并且通过伸手就能将其治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