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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满江事件
如果说刘亚光只是科学界的一个小人物，那么，在改革开放之初，牛满江已
经是中国科学界的超级大佬。
牛满江，1911年生，河北保定人。他本是西南联大生物系助教，1944年被学
校选派带工资去美国进修。但他1947年从斯坦福大学生物系获得博士学位后就没
再回来，而是留在导师身边继续从事研究工作。1955年，他转到洛克菲勒医学研
究所工作；5年之后，又应聘去了美国一个比较普通的高校——坦普尔 (Temple)
大学生物系，并于1962年，也即51岁时晋升为教授。
自1950年代后期以来，他把主要精力投在mRNA(信使核糖核酸) 对胚胎分化
的诱导作用研究上。他把牛肝细胞的mRNA注射到小鼠腹水肿癌细胞内，声称癌细
胞的生长得到了有效控制，并发表了多篇文章。虽然进一步的研究表明，直接向
患了癌症的人注射mRNA，不但控制不住癌细胞，反而会促进它们的生长。但不管
怎么样，他声称这个结果给人类攻克癌症带来了一线曙光。他的亲友们也据此声
称牛满江将获得诺贝尔奖。
如果牛满江的研究真能攻克癌症，那么，获得诺贝尔奖将只是小菜一碟。可
令人遗憾的是，他的体外实验也很成问题。一些研究者在重复他的操作之后，发
现得不到同样的结果。他们派人去牛满江的实验室，倒是能得到正面的结果，可
回去之后，又得不到了。后来，他们将这个负面结果报道了出来。1967年，曾长
期随牛满江工作的希尔曼博士也发表文章说，在离开牛满江的实验室之后，她也
不能重复以前的实验。可想而知，这些报道给牛满江的科学声誉带来了极坏的影
响。
牛满江随即向台湾发展。1967年夏天，他到台湾某暑期科学讲习班讲课6周。
进入科学落后的华人社会，已经年近花甲的他如鱼得水，很快即征服了那儿的媒
体：“1967年7月23日那天，台湾的各大报，如《中央日报》、《中华日报》、
《征信新闻》、《联合报》、《青年战士报》等，都在显著位置刊载了关于牛满
江教授科研成果的长篇报道，还介绍了他的夫人的功劳。使用的大字标题十分醒
目，如《癌症的挑战者牛满江》；《癌症不是绝症了，核酸可把病治好，牛满江
实验收效，试管里溢出奇妙》加上副标题“震惊全世界声名大噪，获诺贝尔奖希
望颇高”；《克制癌细胞，有了新发现，牛满江悉心试验，已接近成功边缘》；
《十余年制‘癌’之战，牛满江成功的试验》；《癌症的克星》，副标题是《牛
满江博士发现了RNA》。”(李佑华：《生命奥秘的探索者———牛满江》，中国
农业科技出版社，1988)不久之后，他还得到了蒋介石、蒋经国、严家淦等政要
的接见。更令他高兴的是， 1970年，他和不少美籍华人教授一样，也被选聘为
“中央研究院”院士。
但台湾毕竟只是一个小地方。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后，牛满江又想到内地来
发展。他和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联系，于当年夏天回到阔别了28年的祖国。作为
中美关系解冻后首批探访中国的美籍科学家之一，他和杨振宁一样，因为可以理
解的理由，受到了周恩来等领导人的接见，并被誉为中美两国的“友好使者”。
1973年5月，他与美国驻华联络处首任主任布鲁斯(D.Bruce)同机到达北京，开始
与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主任、动物研究所教授童第周合作开展科研，进而又被树
为“中外科技交流的大典型”。
与中国最高层的频繁接触，使得各级政要都对他刮目相看，当时的国家科委
主任对他更是鼎力支持。而他也确实利用这个身份以及自己在美国，尤其是同洛
克菲勒基金会的关系，做了一些中美交流方面的事情，比如邀请一些美国科学家
访华，帮中国联系购买过一些仪器，替中国科学家争取一些资助，等等。
一位身上有着这么多政治光环，而又喜欢在记者面前展露自己的人当然会受
到媒体的哄炒。在整个1970年代，他是中国最受关注的科学明星之一。除“美国
教授”头衔外，他还被冠以“科学巨子”、“世界著名生物学家”、“世界著名
大科学家”、“即将获得诺贝尔奖的人”、“核糖核酸之父”等称号。他与童第
周教授于1973年合作发表的结果 ——注射mRNA等入卵可以诱导双尾鳍金鱼发育
成单尾鳍金鱼——虽然在1974年即受到了严重质疑，而且迄今无人能重复做出，
仍被报道成1949年以来中国最重大的科技成果之一(童第周教授只是一个经典的
实验胚胎学家。尤其是在受“文革”冲击而扫了多年厕所之后，他在分子生物学
领域已经落后于时代。在合作研究中，相关实验主要由牛满江设计。再加上用于
注射的不纯的mRNA也由牛满江提供，所以整个工作也应主要由牛满江来负责)。
对他的宣传力度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很多中国人还以为他已经获得了诺贝尔奖。
但政要肯定、媒体哄炒这一套在国外科学家那儿却行不通———他们只承认
可以重复的科学实验、实实在在的科学论文。1980年4月底，在第二次国际核酸
会议上———该会议在北京京西宾馆举行———他们与作为主持人的牛满江产生
了激烈的冲突。第一个发难者是1975年的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得主、逆转录酶
的发现者巴尔的摩(D.Baltimore)。他断言高等生物的组织或细胞内没有逆转录
酶，从而令在座的其他生物学家也对牛满江的论文———把大豆的mRNA放到水稻
内，发育的种子内出现了大豆蛋白；牛满江等解释说这是因为大豆的mRNA被逆转
录成了大豆的DNA———产生了怀疑。接着，在会议结束之后，1980年的诺贝尔
化学奖得主、DNA测序方法的建立者之一吉尔伯特(W.Gilbert)也对牛满江进行了
猛烈的抨击：“牛满江是中国的李森科，要把中国的生物科学引向歧途。牛满江
的工作是炼金术，没有对比试验。”他的发言后来还被发表到了《华盛顿邮报》
上。
邹承鲁对牛满江的工作的看法与巴尔的摩、吉尔伯特等科学家是一致的。事
实上，早在三个月之前，作为《中国科学》编委的他就已经与这位大人物发生了
冲突。事情源于牛满江投来的一篇题为《鲤鱼卵信使核糖核酸(mRNAs)中指导肝
脏白蛋白合成的组分》的论文。邹先生认为那篇文章错误百出，根本就没达到值
得《中国科学》刊登的水准。可牛满江走的不是一般的路子——他直接让国家科
委主任批条，要求《中国科学》发表。《中国科学》总编、中科院副院长严济慈
不敢怠慢，赶紧放行。
邹承鲁觉得刊登这样的文章是《中国科学》的耻辱，他在公开场合对牛满江
做了不少批评，还直接向国家科委主任进言。这时候，邹承鲁的一位朋友、发育
生物学研究的国际权威戴维森(E.Davidson)写来一封信，说牛满江在美国名声很
坏。邹承鲁就把牛的文章寄给他看，请他写了一篇评述牛满江论文的错误的文章，
并把该文推荐到《中国科学》发表。严济慈也听到了很多关于牛满江工作的负面
意见，也想刊登，但在迟疑了一段时间后，最终没有发表。原来上级已经传话给
他，不让发表该文。
邹承鲁非常生气，一面在公开场合继续批评牛满江，一面写了篇题为《开展
百家争鸣，促进我国科学事业的繁荣》的文章，发表在1980年8月出版的《自然
辩证法通讯》杂志之上。以下是文中两段文字：
……如果不顾科学上的严肃性和真实性，片面强调所谓政治影响，对某些在
科学上站不住脚的所谓成果给以不适当的评价，甚至公开宣传，恰恰只能造成极
为恶劣的政治影响甚至国际影响。
……我恳切地盼望我们的领导同志，我们新闻界的同志们，在处理科学问题
的时候，务必要十分慎重，务必要事先广泛听取科学界同行的意见，千万不要轻
易表态，千万不要轻率在报纸上发表消息、发表评论等。
虽然没有只字提及牛满江等人，但这样的文字想必令他们十分不快，而邹先
生也做好了受惩罚的准备。但有点出乎他意料的是，在1980年底的学部委员增补
中，拥有过硬成果的他还是被选上了，而手腕通天的牛满江则一直都没有被选为
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这固然跟实际操办这件事情的学部主任副主任们等委婉拒
绝了上头有关“由党政部门对当选名单予以调整”的指示、这次选举是一次真正
的民主选举有关(薛攀皋：《20年前中科院首次民主选举学部委员纪实》，载
《炎黄春秋》，1999.11，34－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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