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鲁迅先生曾言，‘因为从旧营垒中来，情形看得较为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的死命’。这句话是鲁迅先生对自己的说明，在我看来，也是一句最适合的话来评价一个人，就是师从战国最后一个大儒荀况的韩非。战国后期儒家主流分两支，代表人物就是孟子和荀况，而汉人更将儒学经传之传承归功于荀况，可见其重要。史载韩非与李斯俱师荀卿，而韩非后成法家集大成者，他对儒学的评语是--儒以文乱法。

其时儒家的理想的是封建礼法社会，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并不适合当时社会的发展，法家主张贵族平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也就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是具有积极意义的，而秦国正以此富国强兵，兼并六国。崇尚严刑峻法的秦王赢政曾见韩非著作，大叹‘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始皇一统天下后‘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然而儒生博士齐人淳于越非议说‘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要恢复殷周之制，可‘王千余岁’。时丞相李斯反驳说‘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而儒学‘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并建议‘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争议结果，始皇终将韩非的学说付诸国家的政策，坑儒四百六十余人，而秦二世而亡。而儒学在后世的正统地位也可以说就是建立在被坑儒生的鲜血之上。

所谓儒，按扬雄的说法，是‘通天、地、人为儒’，按现在的理解，可以是指通晓自然、社会、人的哲人。所谓文者，按韩愈说法，‘文以载道’是也。道代表的是事物包括社会运行的法则，具有自然的正当性，而为文则是对道的探讨或追寻。所谓法，也就是国家颁行的法律，人们的行为要合乎此规则，也即合法性的。‘以文乱法’也即意味着合法性与正当性之间的冲突，被坑的儒生要求法律‘合于道’，其实是以正当性来挑战大秦铁律的合法性，韩非正是第一个指出这一问题的哲人。

现代的人通常将中国传统法家思想称为法制，其特征是统治者独自确立法律，为君主制度，其对立面是西方社会实行的法治，其特征是法律需要得到被统治者的认可，社会依法运行，即民主制度。然而，民主制度同样存在韩非所指出的这一问题--民主本身并不能保证法律的正当性，这就是所谓的现代性问题。近代以来西方实行资本主义民主，首先明确指出这一问题的是有纳粹法学家之称的施密特，在纳粹上台之前著有‘合法性和正当性’一书指出魏玛宪法的巨大缺陷，而纳粹的上台正表明了这一点。

西方的政治哲学在‘上帝死了’之后，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从纳粹德国出逃的斯特劳斯是因此回到了古希腊，回到苏格拉底的‘自然正当’，并把现代性的源头追溯到撰写‘君主论’的马基雅维里，并认为是马氏开启了现代性，揭示了政治(合法性)和哲学(正当性)之间的张力冲突。其实，这不过暗合了社会发展的某种内在联系，而马氏诚可谓韩非的西方版。在寻求道或者自然正当这点上，没有宗教桎梏的中国和古希腊在这一问题上，是心有戚戚焉。

当年，淳于越们清楚自己面对始皇，直言力争的危险，对于李斯的反驳也当了然于胸，他们不过是在遵循圣人的教导，‘义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而‘道之不行，已知之矣’，正是至圣先师孔子所谓‘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而儒者和道者的区别恐怕也就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