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数学教授逻辑水平之差令人惊讶
黎阳
2006．9．15．
《人民网》2006年9月15日的报道“北大数学教授：我有证据证明丘成桐的野心”（http://edu.people.com.cn/GB/4821718.html）实在令人摇头不已：想不到堂堂“北大数学教授”的逻辑水平竟然如此低劣。不客气地说，低劣得连个中学生都不如。
1．逻辑混乱：用证明别人有罪来证明自己无罪。
对中国公众来说，要查清的实质问题是什么？是北大引进人才有没有造假。北大有无造假，跟丘成桐有没有“野心”有什么必然联系？难道丘成桐有“野心”就证明北大没造假，丘成桐没“野心”就证明北大造了假？“造假”是已经付诸实施的行为，是不可改变的既成事实，属于客观存在；“野心”是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属于主观意识。已经发生事实怎么可能因其他人当前的主观意识不同而不同呢？如果你的客观存在完全取决于别人脑子里现在转没转什么念头，那你是人还是猪岂不可以全取决于远在天边某个人的一念之差？
人们赞同丘成桐对北大造假的指责，并非仅仅因为他是丘成桐，而是因为大家通过自己的判断确信丘成桐的指责属实。首先国内造假成风人们早已有目共睹，学术界的乌烟瘴气也已猖狂得令人咬牙切齿。在这种大环境下硬说北大“出污泥而不染”那才是吹牛。套用一句数学语言：包络线如此，唯你北大“独善其身”那才是个“奇异点”，一看就知道反常。何况北大“精英”不是一向主张“腐败是一种次优选择”、“能做不能说”、“打左灯向右转”吗？有理论便有行动，“腐败有理”的理论发源地闹出腐败造假的实际行动有什么可奇怪的？这叫“身体力行”、“理论联系实际”。其次人们能够通过各种渠道，旁证丘成桐不是信口开河。北大自己的网站承认田刚是“特聘教授”，在“近五年北大教师获得重要国际荣誉一览”中赫然宣布“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教授田刚2004年当选美国艺术和科学（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院士”，明明白白把田刚算成了北大的全职正式教工。等丘成桐的指责一出来，北大突然慌慌张张关闭了“特聘教授”的网页，真是做贼心虚，欲盖弥彰。北大党委书记闵维方接见记者时公开承认了田刚从来没有全职回国。不管北大如何解释，无可辩驳的事实就是北大并没有全职引进田刚，却以“田刚已经全职回国”为根据向国家要钱要项目，这就是造假，是无法用言词改变的客观存在，是跟丘成桐有没有“野心”毫无关系的确切事实。这个事实即使今天没有被丘成桐揭穿，将来也会被其他“春成桐”们来揭穿。即使北大把丘成桐妖魔化成土匪，也改变不了北大造假这个事实。
北大是公立大学，是全国老百姓的血汗钱堆起来的。北大既然用的是公款，那老百姓就有权知道自己的钱是怎么花的，就有权过问北大造假事件。丘成桐有没有“野心”是他个人的事，跟普通老百姓有多少关系？谁有那么多闲情逸志来操这份闲心？一个是清查某个人的私事，一个是清查整个单位欺骗国家骗取公款的公事；一个是跟社会不相干的人事纠纷，一个是反腐败反造假反渎职犯罪的国家大事，二者能等同吗？把性质完全不同的事硬扯到一起，用证明别人有罪来证明自己无罪，这算是什么逻辑？
2．前言不搭后语，牵强附会，强词夺理。
再看北大数学教授丁伟岳关于“证明丘成桐控制中国数学界的野心”的具体“证据”：
——“我这里有一封邮件，足以证明丘成桐控制中国数学界的野心，还能看出他对我们不服他控制有多恼火。”
——“丘成桐指责北京ICM组织委员会没有征求香港和台湾数学会的意见。”
——“我们还在申办2002年ICM主办权的时候，他就因为我们不服他的控制，要把会议搬到香港。”
——“丁伟岳表示，他认为这是丘成桐企图控制2002年国际数学家大会的一个证据。”
丁伟岳给出的“过硬证据”无非是两封信，表明丘成桐对2002年北京ICM大会组织工作有意见，一是要求会议搬到香港，二是抱怨组织委员会没有征求香港和台湾数学会的意见。这种“不同意见”在筹备任何会议时都可能碰到，有多了不起？怎么就成了“控制中国数学界的野心”的“铁证”了？就算硬说是“控制”，那也只能说是“企图控制”一次大会，怎么就变成了“控制中国数学界”？世界数学界的一次大会跟整个中国数学界是一码事吗？同一篇谈话里丁伟岳对丘成桐的指控就有点颠三倒四。先说：“我这里有一封邮件，足以证明丘成桐控制中国数学界的野心”，在这里，丘成桐的“罪状”是“有控制中国数学界的野心”。接下来呢？“丁伟岳表示，他认为这是丘成桐企图控制2002年国际数学家大会的一个证据。”在这里，丘成桐的“罪状”又变成了“企图控制2002年国际数学家大会”。闹了半天，丘成桐到底犯的是哪条“罪”？是“有控制中国数学界的野心”，还是“企图控制2002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中国数学界”跟“2002年国际数学家大会”是一回事吗？丁伟岳到底用的是什么逻辑？如果单凭这样的关于一次大会的“不同意见”就可以定性为有“控制中国数学界的野心”，那真要“恭喜”丁伟岳，文字逻辑跟中国历史传统“接轨”成效大大的：就凭你考官出题“维民所止”中的“维”“止”二字便可“定性”为有砍掉“雍正”皇帝脑袋的“野心”，于是乎斩首；就凭你两句诗“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便可“定性”为有“反清复明”的“野心”，于是乎抄家灭族；就凭你给朱元璋上书中的一句“金盘有幸来殊域”里的这个“殊”字就可以“定性”为在骂朱皇帝为“歹朱”，于是乎当场拿下砍头；就凭你一屁股坐在印有毛主席头象的报纸这一举动便可“定性”为你有“刻骨仇恨”，于是戴高帽子批斗……现在丁伟岳就凭丘成桐要求会议搬到香港、抱怨组织委员会没有征求香港和台湾数学会的意见这两条就给人家“定性”了一个有“控制中国数学界的野心”，这可真是把中国历来的整人逻辑传统发扬光大了。堂堂北大数学教授的逻辑怎么这么凶狠，动不动就闹“文字狱”整人？
3．班门弄斧：向北大数学教授讲“严格”与“严密”
教训别人讲究逻辑严格严密本来应该是数学教授的“专利”，然而现在北大数学教授们却实实在在需要别人来给他们提个醒：既然指责丘成桐有“控制中国数学界的野心”，那就应该给出一整套完整严格的证据来。法律上是“孤证不立”，数学上是“不留反例”。否则就犯了数学逻辑的大忌：不严格，不严密。
丁伟岳说：“他（丘成桐）想要指挥一切，不只是我，其他数学家都是有看法的。”
程乾生说：“他（丘成桐）想当中国数学界的霸主。”
说丘成桐“想要指挥一切”、“想当中国数学界的霸主”，那就意味着他对中国数学界的一切都要插手：长远规划、研究课题、预算资金、人事安排、建筑施工、设备采购、日常工作、学位评估……既然无所不管，那丘成桐事事插手的证据也应该堆积如山。而丁伟岳们呢？翻箱倒柜折腾这许多天，就拿出了两封关于“2002年北京ICM大会”的邮件，其他的证据呢？“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命题既然是“指挥一切”，论据就应该包括这个“一切”的方方面面，而不应该仅仅是关于“2002年北京ICM大会”的两封信。拿不出丘成桐“指挥一切”的证据，却要给人家扣上个“指挥一切”、“当霸主”的结论，这逻辑严格吗？严密吗？就这论证的逻辑水平，还有脸号称“数学家”，而且还是“北大数学家”？
4．“屁股上挂镜子——光照别人”，忘了照照自己
丁伟岳们既然说丘成桐“要控制中国数学界”，那受气的自然是整个“中国数学界”而不会仅仅是北大，那指责丘成桐的就应该包括“中国数学界”的绝大多数人，而不仅仅是只有北大的数学家出头。那么除了北大之外（包括北大毕业的数学家），中国还有哪些数学家站出来指责丘成桐“要控制中国数学界”、“想要指挥一切”、“想当中国数学界的霸主”？如果只有北大的人在那里跳，其他大多数人都保持沉默，那能证明“整个中国数学界”都认为丘成桐“想要指挥一切”、“想当中国数学界的霸主”吗？既然说：“不只是我，其他数学家都是有看法的。”那这个“其他数学家”都包括谁？为什么不能一一列举姓名？为什么人家不也来个记者采访，声援丁伟岳？
且看同一篇报道：
——“记者致电中国数学会，相关工作人员无一例外地拒绝接受采访。”
——“中国数学会：丘说的是事实”。
——“中国数学会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我觉得（丘成桐的说法）不是在抨击，他说的都是一些事实。但是国内现状就是这样，我们目前没法改变。’”
——“而在秘书长办公室一位女士在电话里意味深长地对记者说：‘我劝你还是不要采访，这对你，对我们，对丘成桐都不好。谁是谁非都说不清楚，也都不好说。大家都不提了，让这事就这么淡下去。’”
北大丁伟岳们指责丘成桐“想当中国数学界的霸主”而北大之外的数学家们保持沉默这一事实本身才真正耐人寻味。这说明了什么？“敢怒而不敢言”。显然，“怒”的不是丘成桐。中国历来的规律是“县官不如先管”，“强龙不压地头蛇”。无论如何，中国还是个主权国家，而丘成桐不过是哈佛的教授，“鞭长莫及”，就算是三头六臂七十二变也管不了国内的“实权派”。他能耐再大，还能跑到国内来整不相干的小兵拉子？假如他真那么霸道，国内数学界早就群起而攻之了，哪至于吓得都不敢说话？既然“怒”的不是丘成桐，那“怒”的只能是北大。
丁伟岳们才是真正的“想当中国数学界的霸主”、“想要指挥一切”。其霸气也许自己不觉得，但跟记者谈话的一句话却将此暴露无遗：“北京是全国数学的中心。”这一句话足以说明北大为什么对丘成桐募捐筹建浙大数学中心如此耿耿于怀，为什么排斥打击朱熹平，就因为这违反了“北京是全国数学的中心”的“定位”。
至于丁伟岳所谓“朱熹平没入围因为大家对他不了解”、“票是2001年投的。他的很多重要的工作是2002年以后做出来的”、“在当时我能说没有漏掉”之类说词则更是荒唐透顶的狡辩。既然自封“北京是全国数学的中心”，自栩为中国数学界龙头老大“丁掌门”，那就起码应该要么自己带头做出成绩，要么对数学界后起之秀心中有数，刻意培养。真正的权威岂能要等到人家已经出了成果才能发现人才？“2002年的成果”难道是天上掉下来的？2001年前就发现不了？朱熹平之才，远在天边的丘成桐能发现，近在国内的丁伟岳怎么就看不见？既拿不出象样的研究成果又排斥打击后起之秀，谁是才是真正的“学霸”？
5．学术与法律不是一回事。
——“北大一位数学家说：‘学术是需要清静的，不像文学艺术那样需要热闹。公众的争吵会扰乱真正在判断这件事的人，妨碍他们做出正确的结论。’”
造假是一种违法行为，跟学术不是一回事。“学术打假”是为了保护真正的学术研究，而不是破坏学术研究。把一场学术打假说成无端的“公众的争吵”本身就是逻辑错乱。把北大造假问题歪曲成丘成桐的野心问题更是胡搅蛮缠。丁伟岳们如果真正坦坦荡荡，与其把闲工夫花在收集丘成桐“野心”的证据上，不如用在整理公布自己引进人才的帐目上。只要把这些事实翻出来公布于众，自然可以证明自己清白，何必靠证明丘成桐的“有罪”来洗刷自己？但如果自己的确一裤裆屎，那再骂别人臭烘烘也不能证明自己多卫生。如此简单的逻辑，靠逻辑严密吃饭的北大数学权威丁伟岳们知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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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北大数学教授：我有证据证明丘成桐的野心
来源：青年周末 （责任编辑：杨卓）
2006年09月15日11:08
指责北大“长江教授”造假；指责中国学术界打压青年学者；抢先发布庞加莱猜想破解信息……丘成桐的上述种种举动，北大教授认为根源都是他的野心，且对庞加莱猜想被证明的消息的发布有违学术规范。
近日，有北大数学系教授向记者独家提供了据说能“证明丘成桐控制中国数学界的野心”的邮件。
面对北大教授公开的回应，本报记者进行了核实，并听到了许多不同的说法。但对“丘-北之争”而言，谁是谁非仍无定论。
从丘成桐对北大和内地学术界的指责之初，网上就有言论对丘的“动机”做出怀疑。此次北大数学系教授对丘长期以来各种指责做出公开回应，似乎在印证网上已有的猜测：丘成桐要控制中国数学界。
北大数学教授：有证据证明丘成桐的野心
“我这里有一封邮件，足以证明丘成桐控制中国数学界的野心，还能看出他对我们不服他控制有多恼火。”丁伟岳说，“你们敢登吗？”
这两封往来的邮件是丘成桐2002年写给前国际数学大会主席David Mumford(芒福德——编者注)的。而第二封则是芒福德的回信。芒福德是1994-1998年度的国际数学家联合会主席，1974年的菲尔兹奖获得者。这些邮件是芒福德转发给北大数学系的。
在这封邮件中芒福德回答了丘成桐写给他的一封告状信，丘成桐指责北京ICM组织委员会没有征求香港和台湾数学会的意见。
“我考虑了很久该如何回你的信，最后我决定还是实话实说。”芒福德在回信中说，许多人告诉他丘成桐排斥和公开攻击中国数学会，丘和中国数学会的关系十分紧张。芒福德认为这种情况使得2002年的ICM不是一次显示团结的会议，而成了争夺会议控制权的场所。
在信的结尾处，他劝告丘：“如果你想要大会成功举办，你就应该给当地的组织者全力支持。”
丁伟岳表示，他认为这是丘成桐企图控制2002年国际数学家大会的一个证据。
“我们还在申办2002年ICM主办权的时候，他就因为我们不服他的控制，要把会议搬到香港。当初他公开讲他就是要和我们作对。关于这件事，我们有充足证据。”
“丘成桐控制中国数学界未遂才这样做”
9月7日，记者来到北京大学数学学院。当表明采访意图后，一位老教授将记者领进自己的办公室。
“我是程老师，可以跟你聊聊。”
程乾生，是一位在北大已有将近40年教龄的老教授。“我其实已经退休了，只是还带这几个研究生。丘成桐的说法关系到很多人，他们不好说什么，我就没什么顾虑了。”
“我可以说，丘成桐和北大之间本来没有恩怨，但问题是，他想当中国数学界的霸主，但没有成功。”程乾生说。
他认为，丘成桐和北大之间的矛盾应该始于2005年双方都想建数学研究中心。
当时，丘成桐在替某学术机构申请建立世界级的数学研究中心，而同时北大也在申请。“上面批了北大的。北大就让田刚来领头做。丘成桐不甘心。”程乾生说。
“北大这事后来被记者捅出去了。但事情慢慢在运行，北大资源大楼里给了两层楼。而且田刚表示过，等这个数学中心建完以后，他要全职回国。到时候丘成桐就应该罢休了吧？”程乾生说。
丁伟岳也有类似的说法。“我和丘曾经是朋友。他对国内的抨击非常不客观。学术上他是非常有权威的数学家，但是我们争论的都是在非学术问题。比如他在美国那么多年，他对中国其实很不了解。他想要指挥一切，不只是我，其他数学家都是有看法的。”
北大教授：媒体没让我们说话
纵观持续已久的“丘-北之争”，丘成桐在媒体上出现的频率远高于北大。北大仅有新闻发言人和校党委书记代表校方发表态度，招致网友的批评，认为这种反驳“苍白无力”。
而对学术问题最有发言权的教授们，却从来没有在公众面前发声。是北大校方有“统一口径”的要求导致教授们三缄其口？还是教授们不屑于卷入此类“口水战”？抑或不敢与丘成桐公开叫板？
记者深入北大数学系进行采访时，却发现北大教授们似乎有另一番说法。
作为“院士开博第一人”，丁伟岳很爽快地接受了记者的采访。采访即将结束时，他说：“有人指责中国数学界不团结，好，我们可以不说话，但问题关键在于丘成桐不管怎么在媒体上说都没人反对，我们这边有一点反对的声音，就被说不宽宏大量。我想一次宽宏大量倒是可以，下回还是照样要吵要闹，因为舆论权在他那边啊！”
丁伟岳说，之前并没有记者来找过他仔细核实有关事实。
北京数学大会是否打压人才？
今年8月底，丘成桐在接受香港《亚洲周刊》采访时直斥国内学术界“不是做学术，都在搞权术”，并举例称2002年在北京举行的第24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北京的数学家压制外地数学家，上台发言的“8个人有7个是北京的，其他成就远高于演讲者的数学家都没有机会发言。朱熹平教授是中国国内最好的数学家之一，后来被哈佛大学用最礼遇的方式邀请做访问学者，但当时，竟然连年会的邀请也没有收到。”
当时的发言人究竟是怎样选出来的？发言与否是不是数学家优秀与否的判断标准？记者就此采访了数位在2002年ICM上发言的数学家。
当东道主有优待不止8人发言
北京大学数学研究所所长丁伟岳是参加2002年ICM推选工作的教授之一。“我可以举出几个外地的。比如说张伟平和龙以名，他们是天津南开大学的，还有一位讲数学史的，我想他是陕西还是什么地方的。还有复旦大学的一位。”
根据网上公开资料显示，2002年ICM上作学术报告的华人数学家数量高达二十几人。
而今年8月在西班牙马德里举办的第25届ICM上，作报告的中国数学家只有中国科学院研究员陈志明一人。
针对这个悬殊的差距，丁伟岳解释道：“当时我们东道主有一些优待，所以允许我们推荐比较多的人来做报告，大约11个人。我们推荐的名单最终是由国际数学家联盟来决定，我们没有决定权。”
如何选择发言人出现3种说法
如果能知道ICM选择发言人的做法，也许能澄清是否有不公平的做法。但在记者调查中，北大教授们对这一问题给出了3种不同的描述。
文兰(北大数学教授；中科院院士；中国数学会理事长；)：专门有一个ICM指定的小组，完全是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去工作。比如说准备选20个方向，每个方向设定一个工作小组，都是该领域里的专家，从会议开始的两三年前就开始选择，要去各个方面征求意见，形成一个名单。发言时间也是小组来定的，而题目是自己定。
丁伟岳(北大数学教授；中科院院士；北大数学研究所所长)：ICM组委会和中国数学会常务理事会，在2001年开了个30多人参加的“扩大会议”，在一起推选。其中北大只有四个人参加。所有推选名单和投票结果都提交给国际数学家联盟，最后选谁是完全保密的，只有组委会主席才知道。
程乾生(北大数学教授，曾任北京大学数学所副所长)：也是由单位推荐，个人也可以。有些比如学校力量比较薄弱，但个人学术实力很强，这时候他个人就可以提出来。这个还是比较宽松的。
记者致电中国数学会，相关工作人员无一例外地拒绝接受采访。
朱熹平没入围因为大家对他不了解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丘成桐认为朱熹平没有被邀请参加2002年北京ICM是被“打压”。对此，丁伟岳则认为根本就不存在这种情况。
“票是2001年投的。他的很多重要的工作是2002年以后做出来的。你如果拿2006年的标准来看，可能就有很多人超过他们(当时发言者)了。这有什么奇怪的呢？在当时我能说没有漏掉。我想当时的选择是公正的，但后来出现后起之秀，完全有可能。”丁伟岳说。
北京是中国数学界的中心
针对丘成桐抨击的“8个人里北京的有7个”，丁伟岳认为就算事实如此也不会说明存在“北京帮”或“北大帮”。
“我举个例子，中国科学院的院士，数学方面的，也都比较集中在北京。这个你说是巧合吗？其实也有原因。北京是全国数学的中心。”
在ICM上发言不是数学家优秀与否的标准
在记者调查中，大多数数学家认为在ICM上发言并不是衡量一个数学家优秀与否的标准。
香港大学数学系教授莫毅明认为，每一种选拔都有局限性，不只在中国，其他国家的数学家大会也可能漏掉某些优秀的数学家，很难尽善尽美。
对于在会上发言的其他数学家的成就，清华大学教授萧树铁不愿评价，只说作完报告就离开，不知道其他作报告的人是谁。“谁是最优秀的数学家没有评判标准，没有最优秀的。”
“北大帮”把持中国大陆数学界？
丘成桐不是唯一指责北大乃至中国学术界的人。8月21日的《南方人物周刊》发表了一名匿名教授的访谈，称北大把持了中国的数学界和院士选举。8月27日，一篇名为《从院士增选看中国数学江湖》(以下简称“江湖帖”)的帖子首发于“新语丝”网站，随后被广泛转贴于各大论坛，引发网友对“北大帮”的猛烈抨击。
程乾生PK匿名教授：我们不回应不代表我们没看法
匿名教授：“北大数学学院没一个人敢实名站出来，拍着胸脯说：‘你说的都是假话。’连一个出来说几句圆场话的都不敢。”
程乾生：“你可以写出我的名字。当要攻击人的时候，还来个‘匿名’，那是很无耻的。”
这位“匿名教授”在访谈中主要观点是北大数学系掌控着整个院士选举——“任何人得罪他们，那肯定就当不了院士。”
程乾生曾经参与过几次院士材料的评审。他对记者解释了国内院士选举的流程：
“自己申报或者单位推荐。如果自己申报要至少3个院士推荐，过了65岁，就要6个院士推荐。教育部和各个科协都可以提名，北大要通过教育部来提名。
推荐上去之后是‘通讯评审’。把个人的资料给同行的专家寄去。在材料里面，申请人是什么官职，都没有。只有10篇论文,然后附上被引用次数和评价，这都是从网上摘录下来的数据，完全客观。
之后要数理部全部一百多个人投票,不仅仅是数学的人，还有物理的，力学的。而且每个单位只能有一个人,北大怎么能把持院士选举?”
丁伟岳PK“江湖帖”：我们本来很安定团结他一说搞得人心惶惶
“江湖帖”中细数了2001年、2003年、2005年的数学院士增选情况，认为北大在其中作用巨大，如果和北大“关系不好”，就不可能成为院士。
再加上丘成桐在接受《亚洲周刊》采访时曾指责“这些人控制了科研经费的发放、奖项的评审、新的院士的提拔”，是否有“北大帮”？“北大帮”究竟有多少权力？这成为公众关注并热议的焦点。
丁伟岳说：“其实院士的权利说穿了就是‘选院士’。而选院士也不是数学组的人可以决定的。要说有权利那就是发言权吧，但发言是否有道理,要由多数院士来判断,你不可能没有道理就影响多数人。有没有人可以控制选举呢？我想是没有的。丘成桐恼火的就在这里。”
当记者追问“帮派”一说时，丁伟岳表示：“我不赞成这个说法。有的人不分是非把各种争论说成是‘帮派之争’，是混淆视听。帮派，说穿了就是聚集起来为了小团体的利益，有很强的排他性。但要说数学会，是为了全体数学家的利益，不能叫帮派吧？所以什么叫帮派要听其言观其行。我们本来很安定团结，他一说就搞得人心惶惶，好像我们做什么都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