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山科学会议拒记者于门外引争议

11月30日上午，北京西郊，40多位来自全国的纳米研究及医学专家聚集在香山饭店，讨论“纳米尺度物质生物效应”。闻讯而至的记者几经交涉，被拒之门外，得到的答复是：“你不能进去，香山科学会议从来不让记者采访。”

据说，这是理事会和组委会的一致意见，惟《科技日报》和《科学时报》两家媒体，因当初科技部领导特批，是自家报纸，被允许破例旁听。拦在会场门口的工作人员对记者说：“他们知道什么能写，什么不能写。”

11年前，由科技部、中科院、中国工程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等多个部门联合支持，开始每年在香山饭店召开约24场不同主题的研讨，与会者均是国内外顶尖科学家，议题涉及“气候变化的应对战略”、“中国湿地退化、保护与恢复”、“生命起源与太空生命”等重大、前沿课题。久而久之，这些会议被外界简称为“香山会议”。

上世纪80年代开始，纳米技术研究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兴起，国内的温度也在渐渐升高。目前，国内的纳米技术公司已有100多家，“纳米产品”上百种。据有关方面估计，30年后，世界纳米产业将成长为产值数以万亿美元计的巨人，纳米科技成为人类史上仅次于电力应用的重大发明。然而，近两年完成的一些流行病学调查和动物实验显示，某些纳米尺度的颗粒“无孔不入”，可能直接进入细胞，在某些器官富集，对人和生物的健康可能造成损害或产生其他特殊作用——当然，这一切都还没有研究清楚，为客观、严谨起见，科学家称之为“纳米尺度物质的生物效应”。

那天，记者在香山饭店门口徘徊时，手中就握着一部据说是使用了纳米涂层的银色手机。在媒体铺天盖地的广告中，“纳米衣服”、“纳米冰箱”、“纳米洗衣机”，已不是什么新鲜词语，这些东西对我们的健康有影响吗？纳米材料会带来什么危险吗？公众有权向科学家提出自己的疑问。

茶歇时，科学家们出到大堂合影，记者再找会议主席和香山科学会议组委会某副主任申请旁听。副主任说：请你理解，因为香山科学会议和别的科学会议不一样，讨论的往往是有关国计民生的前沿课题，为了与会者畅所欲言、实话实说，科学家不希望记者在场。

他没有骗我。在会议的间隙，我曾数次试图“拦截”中途出来的科学家，约请采访，都没有成功。一位来自上海交大的年轻学者连连后退：“算了算了，我怕你们记者。”

其实，公众的很多知情权是需要靠媒体传递的，像上面提到的纳米安全问题。为什么记者在场，科学家便不能畅所欲言？

某些媒体和记者在科学报道中失实、夸大，给科学家和他们的工作造成被动、伤害，这固然可以成为科学会议拒绝记者采访的理由，但这种理由并不能成为一种权力。进行科学研究的同时，向公众及时介绍自己研究的内容，特别是与公众利益相关的内容，是科学家的责任和义务，是任何理由都不能回避的。在世界范围内，这已经成为科学共同体中的一种共识。

英国皇家学会在《公众理解科学》报告中写道：“科学家必须认识到他们肩负着向外行公众传播科学的严肃责任。在民主的意义上，如果公共税收支持了科学训练和科学研究，那么科学家也有责任向纳税人解说科学。”

在我接触到的一些科学人员中，流行这样一种理念：中国公众无知、盲目、缺乏科学素养，因此不宜让他们知道全部的真相。他们认为，一旦将纳米颗粒可能有害健康(只是可能！)的信息披露，被传媒“不负责任”地炒作、传播，造成恐慌，就可能打击新生的纳米科技研究和产业发展。

这种话听起来似是而非。在疫病初发时，在面对转基因食品时，我们多次听过这样的话，事实上，恰恰是因为缺乏信息公开，才造成了公众更多的盲目和恐慌。如果科学家能将科学研究的阶段性、不完善性，实事求是地告诉公众，并形成一种常规，相信公众会逐步改善自己的判断力与识别力。

对公众而言，在知情的基础上做出选择，才是公平的，这是科学家的义务，也是公众的权利，与素质无关。

一个科学会议，如果以“可能误导公众”为由，拒绝记者的采访；掌控着真实信息，却有选择地进行派发，维护的恰恰不是公众的利益，而是某些人自己的利益。

需要说明的是，12月2日，在会议结束后，会议的执行主席之一终于同意接受我的采访，我很感谢他的信任。关于纳米材料的生物效应问题，将是我另一篇文章的内容。（刘县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