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3322.org)(xys.xlogit.com)◇◇   传奇   镛熙   我的故乡在上海。我小时候住的地方叫"唱片新村",是那种老式的公房,厨 房卫生间都是公用。邻里之间靠得很近,平时关系也都很好,这家做了什么好吃 的会端一碗给那一家。房子的外面是许多高大的银杏树,秋天一到,金黄色扇形 的树叶落满一地。我的外婆家在襄阳路上的一条法式弄堂里,我和表妹都在那里 出生,后来又在那条弄堂里读小学。以前的学校每星期上五天半的课,星期六的 下午放假。我念小学一年级的时候,表妹还在幼儿园里,幼儿园的星期六下午是 不放假的。于是每个星期六下午就成了我最难熬的时候。那时我还不认识几个字, 书报是读不了的,我待在外婆家里,外婆去幼儿园看孩子去了,家里只剩下耳朵 半聋腿脚不便的外公,无声地坐在那里看报纸或是画画。那时也没有电视机,作 为独生子女的我又被禁止跑出去玩。于是我只好静靜地坐着数钟上的时间,希望 一分一秒都快快过去,然后表妹就可以回来了,然后爸爸妈妈就可以把我接走了。 那时侯四周所有的声音,只有隔壁3号里楼上传来的悠悠的钢琴声。3号的楼上住 着一位早期民族资本家的后裔和她的子女,长辈们都叫她"李老师",我叫她作"3 号外婆"。3号外婆和她的子女都弹得一手好钢琴。据说以前抄家的时候,他们家 的那架钢琴也被抄走了。后来文革结束,要他们登记被抄的物资,他们说,我们 什么都不要了,请把我们那架钢琴还给我们吧。从我记事起,我便常常在外婆家 里听见他们的琴声,那是用饱经风霜的手在饱经风霜的老钢琴上演奏出来的音乐。   童年的时光很快过去了。唱片新村的房间很旧很小,到了我12岁的时候我们 就搬走了,爸爸妈妈对能够结束那种窝在小房间里的生活感到很高兴。小学毕业 后虽然我的初中仍旧在襄阳路的附近,但是外婆家发生了一系列的变故,表妹也 考到了另一所比较远的中学里,我们便不常去外婆家了,身份从小主人逐渐变成 了客人。我倒是常常在学校外面的路上遇到3号外婆。她已经很老了,但长大的 我可以判断出她年轻的时候一定非常漂亮。她颤颤巍巍地扶着她残疾的小儿子, 跟我打过招呼之后,一步步缓缓地走远。再后来我念高中去了很远的地方而且住 读,外婆家更是去得少了。因为城市的规划,唱片新村在我们搬出后几年也拆了, 人们都住进门户独立的新公寓。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唱片新村和襄阳路 便常常在我的梦境里出现。我常常梦到我要去一个地方,走着走着却突然到了唱 片新村,到了那幢有我们住过的小房间的公房下面;或者突然站在了外婆家所在 的弄堂里,好像再走几步就可以到外婆家了(可惜这只能永远是梦了,因为外婆 外公已经去世)。这样的梦即使我到了国外还是会做到。   我到根特(比利时东佛莱芒省的首府)近两年了。根特是座大学城,我住在 城郊的一个小镇上,平时出行我都是骑自行车。我每天骑车去大学的路上会路过 一户人家,他们的房子顶上有一只风向鸡。扁扁的黑色铁制的半只鸡,一条腿立 在那里,脚下是分别写着南和北的风向标,风一吹,绕着轴心转动。我小时候读 过一本关于风向鸡典故的彩色插图故事书,里面讲风向鸡原本是一只普通的鸡, 好像是它妈妈叫它出门办事,结果它犯了错误。是贪吃贪玩贪心,还是出卖了朋 友,我记不清了,总之它受到惩罚变作了只有半个,然后永远用一条腿站在房顶 上当风向鸡,永远在风里打转。我多少算一个"文化爱好者",从小到大读了不少 典故,其中不乏那些很遥远的,好像属于另一个世界的事物。但是现在,这些曾 经很遥远的仿佛飘在空中的东西不再是故事,而成了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那么 近,那么平常。   有一次我们组一个同事找到工作要离开大学了,我们一干人在外面的酒馆里 喝酒聊天为他送行。闲聊中有人问我Eddy Wally在中国很有名吗?我说,Eddy Wally是谁?他们说是一个佛莱茫的歌手,到中国开过演唱会,并且说自己在中 国很受欢迎。我说,好像没怎么听说过,大概不是我这一代的吧。旁边一个同事 说,不是任何一代的;同事的女朋友说,我都怀疑他是否去过中国。我便突然对 这个素未谋面的Eddy Wally生出同情来了。以前看过一部美国黑白电影,名字和 具体讲什么的都不记得了,只记得有一个情节是一个学校的老校友聚会,一个混 得很落迫的人对他的旧日老师和同学说他去过了中国。那是二十世纪初,只有很 了不起的人才能去成中国,于是老师很为他感到骄傲。可是到了最后真相被不小 心揭穿了,那个很落迫的人痛苦地说道,我哪有去过中国,我只是去了中国城 (一条脏乱差的大街),老师听了"啊"的一声便再也说不出话来了。当时我也对 这个剧中人生出同情,跟对Eddy Wally一样感觉的同情。可是在交通如此发达的 今天,作为一个发达国家的歌星,Eddy Wally为什么会引发我这种很不适时的同 情呢?   我的生日在秋天。今年生日之前,我决定到巴黎去度过。我是坐着汽车去的, 汽车迟到了,我以为是我误点,提着包在火车站跑过来跑过去,结果还跌了一跤。 由这一跤却结识了一个研究海事的女博士生Sandra,在车上坐到了我边上。一路 上我们用英文和荷兰文谈科研谈巴黎。到了巴黎告别了Sandra之后,我出了地铁 站走到大街上,却突然发现,我怎么回到了上海?巴黎和上海太像了!这曾经是 别人的话,有一次我引述给我们组里见多识广的博士后Chris听,他说,我不这 样认为。但当我亲自到了巴黎,我的这种感觉很强烈,巴黎和上海真的很像,两 座城市之间有一种剪不断的内在关联。有一次楼里同事晚上搞活动,我们买批萨 作晚饭。我说,我要奶酪最多的那种。Chris说,难道中国人喜欢奶酪吗?我说, 大多数不喜欢。他开玩笑说,你总是喝咖啡,喜欢奶酪,你表示你是从中国来的? 我说,我是从上海来的,这是关键。他一楞,继而说,对哦。所以这就是关键, 不是从小在上海出生长大的人是无法体会到巴黎跟上海到底相象在哪里的,不会 看见,比如,梧桐树下走来走去的麻雀就会陷入幻觉之中,感到自己其实是在上 海;不会在艾菲尔铁塔下的公园里边走边想,这不是我从小在那里面玩的向阳公 园么?我倒不是思乡心切,巴黎不由得我这么想。或许还是因为我孤独,巴黎不 是一座适合一个人旅行的城市。登上刮着大风的艾菲尔铁塔的顶端的时候,我想 起了过去我坐在襄阳路外婆家里边听着肖邦边数钟点的日子,满眼是带着小孩的 父母和情侣。   我的巴黎之行全程靠的都是地铁,坐在晃动的车厢里,听着熟悉的车轮摩擦 铁轨发出的金属响声(我住的根特是没有地铁的),我想起这一年来多在国外经 历的种种。我想,我在这样一座城市里,这样一座大气上很像上海,细节上(比 如超市酒吧水果店)又和根特无二的城市里,我的旅行跟那些到处可见的跟着旅 行团坐着飞机来坐着大巴士到处换景点的阔气的中国游客是不同的。我是坐着汽 车背着书包来的,书包上还别着只红色的自行车灯--这里法律规定自行车晚上出 行必须前后亮灯。这样的旅行对我来说就像风向鸡一样,是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我突然知道我对Eddy Wally的同情心从何而来了。正如Sandra所说,中国并不遥 远,一个比利时人要买张飞机票去一次中国何其简单。可是对于Eddy Wally来说, 去中国旅行一次很容易,但要在那里让他的歌声受到欢迎却不是钱可以解决问题 的,那先要让遥远的中国的一草一木一人物都成为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从巴黎回来不久,冬季来临了。这几天这里接连不断地下了好久的雨,而且 风也很大(佛莱芒区跟荷兰一样经常会有很大的风,要不然也不会有那么多风车 了),每天在办公室里就听见窗外咻咻的风声。正好我上的荷兰文课上到新的一 课,题目就叫《又下雨了!》。多雨也算是比利时的一大特产了,尤其在秋冬交 替之际。周五的早上却突然出了太阳,天气一下子明朗起来,到了中午更是万里 无云,空气新鲜,能见度也非常好。我骑车去学校,几天来头一次抬起头来看街 景(大风大雨的时候怎么抬得起头来呢?),这才发现深秋的根特是这样美丽: 一棵棵大树或者变成了金黄色,或者变成了火红色,在阳光的照射下分外艳丽; 各种形状的树叶被风吹得慢慢落下,形成一场让人心旷神怡的树叶雨,落在地上 铺成了一条厚厚的毯子。这种景象去年我在布鲁日的时候也见过。那时发生的一 些事给我的心中留下许多伤痛。当然,中国人在海外都会有艰辛的历程,我的痛 苦并不超越世人。事情发生后的一个星期天,风很小,气温也温和,我和一个从 北京来的访问学者去了布鲁日。我们走在树叶铺满一地的河边,谈科研谈人生谈 女孩的心事。微风吹过,金黄的树叶漱漱落下,树叶间隙是淡淡的阳光。当时的 这个景象多少平复了我心中的伤痛,因此我总是觉得布鲁日是世界上最美的城市 之一,而深秋的布鲁日更是我记忆中的圣地。现在我在根特也见到了这样的景象, 我想以后我离开了这里,会不会又开始经常梦到这里,梦到这里的深秋,梦到这 里的落叶,就像我现在常梦到唱片新村和襄阳路一样呢?   落叶使我想起北欧神话里的人间英雄Siegfried,成年之后跑去夺取被恶龙 守护的Nibelung指环。杀死恶龙之后,龙的血洒在他的身上,使他从此以后变得 刀枪不入。然而就在他沐浴在龙血里的时候,一片树叶悄然落下,盖在了他背部 的心脏位置,这个位置便成了他的致命弱点。我们成人之后,会渐渐地遇到很多 事很多人,受到很多经历的洗练。有一天我们会发现自己跟年少时有很多改变, 变得现实、城府、很有社会经验,能够处理各种人际关系,应付各种局面,虽然 说不上"刀枪不入",但至少是一个成熟的心硬的大人了。但总会有一些经历,有 些事,有些人,有些地方,就像落下的树叶一样不经意地盖在了我们心上的某个 位置,这个位置成为我们心里最柔软的地方。   昨天晚上,楼里某博士生的答辩招待会上,我照例喝了点香槟,几杯之后开 始觉得兴奋,话也多了起来。先是和我们组里新来的一个俄罗斯人攀谈,我们讲 到伏特加和苏联,我问他知不知道《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喝了酒的他便高兴地 哼了起来,一扫平时的腼腆。后来旁边站来了很多人,我们的话题便从伏特加转 到了比利时的啤酒,又转到其他,后来不知怎么说起了步枪。我说我高中里第一 次开真的枪被巨大的枪声吓坏了,子弹也没有打到靶上,全打到了旁边的土坡上。 他们说你还用过真的步枪?我来劲了,我说中国的大学生必须接受一个月的军事 训练,我的高中比较特殊,是半军事化管理的,所以也要接受相同规格的军训。 我们要在烈日下站立不能动,要长时间地带枪步行或跑步,要在草地上爬,要学 会使用步枪,还要学会军事化的生活规则,比如即使你在洗澡,外面叫集合了, 你也得立即擦干穿好衣服跑出去集合,被子也要叠成方的。我说得绘声绘色还带 动作(看过吕克·贝松《Taxi》第二部的人想像一下女主角的父亲描述他参战时 的样子),他们听了大眼瞪(我)小眼的,半天说不出话来,之后问,女的也要 啊?!见多识广游历颇丰的Bart说他的父亲接受过这种训练,也开过真的步枪, 但是他的哥哥和他都没碰过。我觉得很得意,连最酷的Bart都没摸过真的步枪啊。 站在旁边的系主任趁机给年轻人作起了爱国主义教育,他说,以前比利时也要的 啊,不过都是男孩,我就参加过,还要学习装子弹,不过挨到我的儿子就正好取 消了。我回过头去,我们组里漂亮的少年Steven跟俄罗斯人讲好话正好回过头来, 他说,我们正在说在有的国家女的都要参加军事训练。我说,我刚才正跟他们描 述我参加军训的经历呢,我们那时还穿着军装!Steven说,中国也是么?我开玩 笑说,我想大概都是跟苏联学的。然后我又跟大家说,何止是军训,我们还打过 铁,打一个钓鱼钩(系主任说,没有学钓鱼啊?钓鱼很有趣的);还做过焊接, 就是那种一手拿着橡皮面罩,一手拿着几千度焊枪把两块铁接起来的焊接;还翻 过沙,做过榔头。后来想起还有什么车床磨床铣床数控机床,就是不知道英文怎 么说。说着说着我突然为中国的学生感到无比的骄傲起来。以前我总是觉得中国 的学生比起这里的学生来在独立自主社交能力上都有些欠缺,后来想,他们活了 这点时间上了这点时间的学,我们也是,他们有比我们强的地方,我们也应该有 比他们强的地方。酒精让我想起了这些曾经学军学工学农的经历,我觉得我们国 家的教育系统里安排这些内容还是很有道理的。其实当时参加这些活动的时候我 并不十分喜欢,甚至还有很讨厌希望快点结束的项目(比如打铁),但是现在回 想起来却那么令人愉快。   晚上一直到12点多才散了回来,不知是不是酒精的作用还没有消退,我感到 非常地高兴,很久很久没有这种高兴的情绪了。从小到大我遇到过一些不算小的 挫折,一些留下伤痕的不公正待遇,这多少是我离开中国的原因。这些挫折是我 心里的阴影,回想起来不免辛酸。但我突然觉得虽然有过那些遭遇,人生还是有 过很多很多有趣的经历的,那些经历一点一点地分散在我二十多年的生命里。而 那些挫折和以后可能会遇到的新的挫折,就像龙的血,让我有一天会变得"刀枪 不入",即使,始终有一片树叶盖在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   2006年冬于根特 ◇◇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3322.org)(xys.xlogit.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