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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被收买的大学”有感

紫弦

三月份（二月二十二号出版）的《亚特兰特月刊》刊登了一扁文章，题目是“被收买的大学
”（The Kept Universities），并用作封面和头条文章。作者Eyal Press 和 Jennifer
Washburn 认为，美国大学的科学研究课题已被大企业收买，他们的研究成果只会为个别赞
助机构的利益服务，大学已不是公共良知所在。这一点，从文中例子可知，尤以生物化学/
药物学研究与公共利益的冲突至为严重。作者认为，往日的”象牙塔”已不复存在。因此，
我也不做重建“象牙塔”的梦。
该文还列举了许多例子，但大部分是自然科学和管理学被大企业所用的问题。也就是说，是
自然科学研究和社会责任的问题。作者没有提到另一个更为显著的问题：社会科学是如何被
“收买”的。科学工作研究成果的意义在社会科学里更为突出。在国际问题上，他们有政策
性的关系，对社会影响更为直接。这种情况在政治科学的研究比任何的研究更为明显。
在社会科学里，随着“行为科学”和量化原则的广泛应用，一个课题往往要投入一定的资金
，比如原始数据的采集和购买，人员的工时。如果是地方性的资料，还要翻译。因而，研究
课题会受资金的限制。这样，研究人员（与自然科学一样）就一定要在动手前找好赞助人。
赞助机构有权事先核定课题（或者，研究者现提出符合赞助人利益的题目）。研究课题往往
是直接受“赞助”机构影响的。这里，从出资的单位赞助什么课题、什么人，已经可以料定
它要的研究结论。而研究的数量与刊登量是有正比关系的。久而久之，某种学说就成为主导
思想。可见，被“收买”的不止是自然科学。
过去，University of Michigan 的中国／东亚研究中心每年可得到一些在美国注册的海外
＂民间＂机构数十万美元的资助。自从该中心的主持人Lieberthal教授在94-95年间著文，
主张美国与中国建立“合作”关系，资金就断了源。这点， 就是“费正清”中心在七十年
代也有同样的命运，只不过费正清的名头大，经费的渠道多，个别资助对其影响不大。
现在有些“团体”甚至以半官方面目出现主导政治科学的研究。作为大学，只要有经费搞活
动，提高著作率，管它“北美经济文化协调处”是谁—来者不拒。在去年的美国政治科学年
会（亚特兰大）上，就第一次出现了“台湾要走出去”（Taiwan Reaching Out）的专题，
目的是：深化国际社会对台湾现状的了解。今年在华盛顿的年会还会办类似的专题。如果是
以为美国政治科学界对“走出去”深有研究，那可未必。在该专题发言的，除一人外，全来
自台湾。而那位“除外”的学者，也与台湾有深厚的个人渊源。该组文章回应主题：有条件
，有能力“走出去”；为了民主，要走出去。
对比之下，关于中国专题的多是美国本地和几个欧洲学者，多与经改、人权有关。最肯定的
文章，在审慎乐观下未忘记“未民主”的不足。如果对中国所知不多，看完两组的论文，你
只会得出一个结论：两地不能统一。
中国政府及其文化机构在对国外学术界的“支持”远远不如“北美协调处”。方法也没有后
者有效。比如说，有的机构就只会发邀请函和“盛情款待”就不会出资办“研讨会”；只会
“有事多联系”而不会主动多联系；只重视几个大的“智囊”而忽视基础研究的功能。再下
去，在美国培养的政治研究生也大都会认为台独有理—很自然，他们的老师的课题多得到一
些“民间”团体的资助。
这是另一个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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