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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书笔记——中国古代哲学自庄子而衰

　　景新

　　胡适把中国哲学史分三个时代，第一是古代哲学，从老子到韩非。他在《中
国古代哲学的终局》第三章讨论了古代哲学中道消灭的原因。他认为真正的原因
有四个：（一）是怀疑的名学，（二）是狭义的功用主义，（三）是专制的一尊
主义，（四）是方士派迷信。

　　而这“怀疑的名学”，就是庄子提出的，而第二、三又是由第一引起的。

　　胡适说：“中国古代的哲学莫盛于‘别墨’时代。”“因为科学与哲学发达
的第一个条件，就是一种信仰知识的精神，以为真理是可知的，是非是可辩的，
利害嫌疑治乱都是可以知识解决的。故“别墨”论“辩”以为天下的真理都只是
一个是非真伪，故说“彼，不可两不可也”；又说“辩也者，或谓之是，或谓之
非，当者胜也”。这就是信仰知识的精神。”

　　“到了庄子，忽生一种反动。庄子以为天下本没有一定的是非，‘彼出于是，
是亦因彼’；‘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因此他便走入极端的怀疑主义，以为人
生有限而知识无穷，用有限的人生去求无穷的真理，乃是最愚的事。况且万物无
时不变，无时不移，此刻的是，停一刻已变为不是；古人的是，今人又以为不是
了；今人的是，将来或者又变为不是了。所以庄子说，我又如何知道我所知的当
真不是“不知”呢？这就是怀疑的名学。有了这种态度，便可把那种信仰知识的
精神一齐都打消了。再加上老子传下来的“使民无知无欲”的学说，自然更容易
养成一种对于知识学问的消极态度。因此，庄子以后，中国的名学简直毫无进步。
名学便是哲学的方法。方法不进步，哲学科学自然不会有进步了。所以我说中国
古代哲学中绝的第一个真原因，就是庄子的《齐物论》。自从这种怀疑主义出世
以后，人人以“不谴是非”为高尚，如何还有研究真理的科学与哲学呢？”

　　“庄子的怀疑主义出世之后，哲学界又生出两种反动：一是功用主义，一是
一尊主义。这两种都带有救正怀疑主义的意味。他们的宗旨都在于寻出一种标准，
可作为是非的准则。”

　　“后来科学渐渐发达，学理的研究越来越高深，于是有坚白同异的研究，有
时间空间的研究。这些问题，在平常人眼里，觉得是最没用实用的诡辩。所以后
来发生的功用主义，一方面是要挽救怀疑哲学的消极态度，一方面竟是攻击当时
的科学家与哲学家。如《荀子·儒效》篇说：‘凡事行，有益于理者，立之；无
益于理者，废之。……若夫充虚之相施易也，（施通移。）坚白同异之分隔也，
是聪耳之所不能听也，明目之所不能见也，……虽有圣人之知，未能偻指也。不
知无害于君子，知之无损为小人。’”

　　“这种主义到韩非时，更激烈了，更偏狭了。……把‘功用两字’，解作富
国强兵立刻见效的功用。因此，一切“坚白无厚之辞”，（此亦指当时的科学家。
《墨辩》屡言“无厚”，见《经说上》；惠施也有“无厚不可不积也”之语。）
同一切“上智之论，微妙之言”，都是没有用的。都是该禁止的。”

　　“其实这种短见的功用主义，乃是科学与哲学思想发达的最大阻力。科学与
哲学虽然都是应用的，但科学家与哲学家却须要能够超出眼前的速效小利，方才
能够从根本上着力，打下高深学问的基础，预备将来更大更广的应用。若哲学界
有了一种短见的功用主义，学术思想自然不会有进步，正用不着焚书坑儒的摧残
手段了。所以我说古代哲学中绝的第二个真原因，便是荀子、韩非一派的狭义的
功用主义。”

　　“怀疑派的人说道：‘计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时，不若其未生
之时。以其至小，求穷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乱而不能自得也。（《庄子·秋水》
篇。）’这是知识上的悲观主义。当时的哲学家听了这种议论，觉得很有道理。”

　　然后荀子就主张：“故学也者，固学止之也。”“恶乎止之？曰：止诸至足。
曷谓至足？曰：圣王也，圣也者，尽伦者也；王也者，尽制者也。两尽者足以为
天下极矣。故学者以圣王为师，案（荀子用案字，或作乃解，或作而解。古者案，
而、乃、等字，皆在泥纽、故相通。）以圣王之制为法。（《解蔽篇》。）”

　　“这便是我所说的‘专制的一尊主义’。在荀子的心里，这不过是挽救怀疑
态度的一个方法，不料这种主张便是科学的封门政策，便是哲学的自杀政策。荀
子的正名主义全是这种专制手段。”

　　四条原因，一个是庄子本人提出的，两个是由他而来的，真不是一般的强。

(XYS2007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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