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www.xys2.org)】 ———————————————— 对遗传工程的痴人说梦 ——再评侯美婉《美梦还是噩梦》兼评柯志阳《遗传工程：美梦还是噩梦》 ·方舟子· 英籍华人侯美婉（Mae-Wan Ho）的《美梦还是噩梦》（Genetic Engineering- Dream or Nightmare?，中译本由魏荣瑄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年6月出版） 是一本反科学、伪科学的著作，我此前已在《〈美梦还是噩梦〉不是科普著作》一 文列了四条理由简要说明（2001年11月29日发表于新语丝网站，12月12日登于 《中华读书报》）。12月7日的《科技日报》发表柯志阳《遗传工程：美梦还是噩 梦》一文（见附录二）继续吹捧这本书。下面根据反科学、伪科学著作中常见的 五大特征，进一步说明这本书为什么不是科普著作。 一、作者并不具有批评的学术资格 伪科学、反科学的鼓吹者，往往没有经过相关的学术训练，有的是没有受过任 何学术训练（也就是所谓“民间科学家”），有的虽然受过某种学术训练，但所受 的训练与其批评的学科不属同一领域，例如搞工程出身却要批判相对论（12月6日 在西安刚刚上演一出闹剧），搞环境毒物学出身却要批判进化论（旧金山大学的钱 锟教授）。侯美婉也不例外。柯志阳说她“是一位专业的生物学家，对遗传学，进 化论有着深入的研究”，不知根据何在？我检索了生物医学数据库Medline，发现自 1969年至今侯共发表了20篇做为主要作者的学术论文（不包括综述、猜想或评论） （见附录一），全都是酶学或生物物理领域的，没有一篇是进化生物学的论文，只 有一篇勉勉强强和遗传学有关（根据酶学测试结果估计等位基因频率）。值得注意 的是，这20篇论文中，有18篇发表于1985年以前，也就是说，16年来，作者实际上 已脱离了科研第一线，而这十几年，恰恰是分子遗传学和遗传工程的黄金时代。作 者既未受过分子遗传学的训练，又未真正从事过分子遗传学的研究，而且已脱离生 物学研究多年，她愿意批评分子遗传学的研究当然是其言论自由，但是这样的批评， 和外行的批评又有什么区别？ 二、把过时学说当成主流学说批判 伪科学、反科学的拿手好戏，就是丑化主流学术界，污蔑主流学术界还在信奉 过时的观念，然后加以驳斥，似乎主流学术界都是由一些脑筋僵化的人把持着，只 有他才是开路先锋，打起来固然痛快淋漓，可惜那是他自己设想的、早已消失的靶 子。侯美婉说基因工程根源于科学还原论思想，这本没错，只不过现代的还原论不 是像她丑化的那样“在DNA双螺旋结构发现以后，有机体作为整体完全被忽略了”。 现代还原论并不忽略整体，对此我在《还原主义和整体主义述评》一文中已有详细 论述（发表于《自然辨证法研究》2000年第11期，网上见： http://www.xys2.org/xys/netters/Fang-Zhouzi/evolution/redu-holi.txt）， 在此不赘。固然，现在也有许多人自称信奉比还原论高等的整体论，但是整体论除 了被用来做为批判还原论的工具之外，又做出了什么具体的科学贡献呢？什么也没 有，整体论者侯美婉同样未对“整体论科学”有任何建树。 柯志阳对侯的观点有如下归纳：“基因工程的问题根源于科学还原论思想，具 体表现为遗传决定论，其中包含三个基本概念：1、基因以直接和叠加的方式决定 性状（线性）；2、基因和基因组是稳定的，只是偶有随机突变，它们原封不动地 传给后代；3、基因和基因组不能直接因环境而改变。农业生物技术很大程度上就 依据这种遗传决定论的思想，即一个基因决定一个性状。”还原论和遗传决定论是 两个不同的观念，不能混为一谈，这且按下不表。我想说的是，这三个概念，都是 属于几十年前经典遗传学的过时的概念，分子遗传学对基因的看法，并不如此死板， 已经过多次演变，我在《基因之为理论建构和物质实体》一文中有详细论述（即将 由《自然辩证法研究》发表）。要用分子遗传学的成果驳斥这些过时的概念当然是 易如反掌，用柯志阳的话说，是“作者举出大量的生物遗传学自身的发现来驳斥这 种观点，其中之一就是芭芭拉·麦克林托克在20世纪50年代初发现的遗传因子的 ‘转座’现象。”只是这些“大量的生物遗传学自身的发现”早已写入遗传学教科 书，为每一个遗传学的学生所熟知，哪里用得着侯自命导师来教训我们基因是“流 动的”？转座现象是因为被分子遗传学的研究所证实，麦克林托克才获得了诺贝尔 奖，该发现也早已成为遗传学教科书的一部分，并且在遗传工程中得到应用，侯却 以之为据批判分子遗传学、遗传工程，那不是恩将仇报吗？（顺便说一下，不懂麦 克林托克的发现却偏自作多情的还有的是。最近刚读了吴国盛在2000年12月27日在 华中科技大学所做的反现代科学的演讲《回首百年科技——世纪之交的历史总结与 哲学分析》，在一大堆信口开河的常识性错误中，有一条就是关于麦克林托克的： “我们知道，有一个叫麦克林托克的女生物学家，1983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她的研 究方法就是博物学的方法。她发现了基因转座现象，三十年代就发现了，但由于她 的方法不为主流的科学家所认同，……所以一直没有人理他。直到基因转座现象被 科学家在实验室里重新发现了，人们才意识到她原来早就发现了。所以到八十年代 才授予她奖金。可见博物学方法一直是被忽视的。”这完全是不懂装懂的胡说八道。 麦克林托克所用的研究方法，和当时的遗传学家并没有根本的不同，都是经典的遗 传学方法，而不是什么博物学方法。她在1951年（不是“三十年代”）冷泉港会议 上报告的转座现象未受重视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她的方法，而是因为她的遗传观念。 当时的遗传学家已普遍接受基因是遗传的单位，但是有一位叫高尔兹密特（Richard Goldschmidt）的著名遗传学家却仍然坚持认为染色体才是遗传单位。麦克林托克 认为转座现象与高尔兹密特的遗传观念更相符，与当时被广泛接受的缪勒、比德尔 （George Beadle）基因理论格格不入，这就导致了绝大多数遗传学家虽然欣赏麦克 林托克的工作、相信她的数据，却不接受她得出的结论，而认为可能有别的解释。） 三、把有争议的、甚至已被推翻的观点当成定论 为了支持自己的结论，把一些非常初步的结果当成定论做为证据，而有意忽视 相反的结果和争议，是反科学、伪科学者的另一特征。侯美婉在书中反复用到这一 手段。比如，为了证明后天获得性能够遗传，她花了很大篇幅介绍约翰·凯伦斯 （John Cairns）在80年代末发现的细菌的“定向突变”或“适应性突变”（见中 译本pp.126-128），并以此抨击新达尔文主义。而事实上，早在她的英文原著出版 （1998年）以前，已有众多的证据证明这种突变并非拉马克式的，而还是达尔文式 的，是“超突变”（hypermutation）造成的假象。连凯伦斯本人也已接受了这个 结论，而侯却还在以此攻击达尔文主义，若非无知，就是有意的误导。 四、大胆假设，无心求证 科学研究的原则是谁主张谁举证，越是特别的主张，越需要特别确凿的证据。 反科学、伪科学的原则恰恰相反，他们热衷于散布耸人听闻的主张，却不愿或很少 提供证据。这里还是转引柯志阳的归纳：“作者把遗传工程的危害归结为三个方面。 一是对社会－经济的冲击；二是对人和动物健康的危害；三是对农业和自然生物多 样性的危害。例如，转基因通过杂交扩散到近缘野草物种，可产生‘超级野草’； 通过基因水平转移和重组，可以使抗菌素抗性标记基因传播给消化道细菌和病原菌， 产生抗各种甚至所有抗菌素的‘超级病菌’；食用转基因食物有可能使转基因侵入 细胞导致癌症等等。”后面的三条例证，每一条都属于特别的主张，那么作者出示 了什么特别确凿的证据了吗？没有。“食用转基因食物有可能使转基因侵入细胞导 致癌症”之荒谬我在《〈美梦还是噩梦〉不是科普著作》已驳斥过。关于转基因植 物是否会产生“超级野草”的问题，我在《转基因作物的是是非非》一文中也有所 讨论（发表于《环球》半月刊2001年第12期。网上见： http://www.xys2.org/xys/netters/Fang-Zhouzi/science/transgenic.txt） 这里只说一下“超级病菌”的问题。基因水平转移和重组是个已确知的自然现象， 但是却没有证据表明“超级病菌”的产生是由于抗菌素抗性标记基因传播给了细菌。 这个假设很大胆，然而只是作者的臆想。侯以“抗多种抗生素的病原菌多年来一直 在许多医院流行”来说明“抗生素抗性基因极易在人与人的接触中互相传播，同时 也能从细菌寄生的牲畜内脏转移给人”，是荒唐可笑的，因为“抗多种抗生素的病 原菌多年来一直在许多医院流行”有一个已被无数证据证明的合理解释：自然选择。 五、阴谋论 正因为那些反科学、伪科学的主张都是没有实证的危言耸听，科学界当然不会 接受。这一场“科学战争”，乃是文明与愚昧、内行与外行之争。反科学、伪科学 者当然不会承认自己愚昧、外行，因此为了解释他们在学术界的冷落，必然要炮制、 鼓吹阴谋论，将科学家们描绘成见利忘义的小人，只有他们自己是正义的直言斗士， 向没有专业分辨能力的外行公众喊冤叫屈。神创论者如此，反相对论者如此，反遗 传工程者也如此。柯志阳就是如此解释为什么侯美婉这些号称“无论是在技术层面， 还是理论层面，及其背后支持的文化层面，都以实实在在的实证为基础，因此是一 种具有明确预言和检验能力的范式转变式的批判”，却在科学界没有市场： “然而，这些危害完全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是因为大商业利益，遗传决定 论的科学思想，以及工具主义自然观已经密切结合在一起。遗传决定理论为基因专 利拥有者的商业利益谋得了最大利益。当代许多一流的分子遗传学家要么自己拥有 生物技术公司，要么与这些公司合作，或为其工作。遗传工程领域已成为一个空前 商业化的科技领域，政府也日益强调这种状况的合理性，并加以推进。” 这也是侯美婉在书中的主要论调，为此还在前言中做此地无银三百两式的声明 ：“我愿意特别强调指出，本书绝非对遗传工程学家和分子生物学家进行人身攻击， 绝对不是。”然而，如果真正存在这样的商业阴谋，而全体遗传工程学家和分子生 物学家都与之同流合污，又如何不是对他们的人身攻击？她对个别分子生物学家的 鸣谢丝毫也改变不了她对分子生物学家的总体进行人身攻击的事实。我们姑且认为 那些与生物技术公司有关的分子遗传学家们都为了商业利益而昧着良心欺骗公众，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即使有许多——一流分子遗传学家都“要么自己拥有生物 技术公司，要么与这些公司合作，或为其工作”。事实上，做基础研究的分子遗传 学家，绝大部分都没有商业利益和商业兴趣，难道他们也全都被公司、政府收买， 或是不敢说话的胆小鬼？当然不是。只不过他们要比侯美婉更懂分子遗传学和遗传 工程，也更珍惜自己的学术声誉，不愿意把自己打扮成勇士哗众取宠，欺骗公众。 2001.12.14. 附录一：侯美婉做为主要作者的学术论文 J Photochem Photobiol B 2000 Mar;55(1):70-3 Changes in membrane potential and delayed luminescence of Acetabularia acetabulum. Ho MW, Triglia A, Musumeci F, Scordino A. Phys Med Biol 1992 May;37(5):1171-9 Brief exposures to weak static magnetic field during early embryogenesis cause cuticular pattern abnormalities in Drosophila larvae. Ho MW, Stone TA, Jerman I, Bolton J, Bolton H, Goodwin BC, Saunders PT, Robertson F. J Immunol Methods 1985 Feb 28;77(1):139-45 Preparation of a monoclonal antibody against human lactase. Swallow DM, Potter J, Green F, Ho MW. Exp Cell Biol 1983;51(5):291-9 Bithorax phenocopy and pattern formation. II. A model of prepattern formation. Ho MW, Saunders PT, Bolton E. Exp Cell Biol 1983;51(5):282-90 Bithorax phenocopy and pattern formation. I. Spatio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henocopy response. Ho MW, Bolton E, Saunders PT. Am J Hum Genet 1982 Jul;34(4):650-7 Lactase polymorphism in adult British natives: estimating allele frequencies by enzyme assays in autopsy samples. Ho MW, Povey S, Swallow D. Biochim Biophys Acta 1975 Jul 27;397(1):267-73 Glucocerebrosidase: stoichiometry of association between effector and catalytic proteins. HO MW, Rigby M. FEBS Lett 1975 May 1;53(2):243-7 Specificity of low molecular weight glycoprotein effector of lipid glycosidase. Ho MW. Nature 1975 Feb 20;253(5493):660 Chloride ions cancel out inhibition of beta-galactosidase activity by acid mucopolyaccharides. Ho MW, Fluharty A. Biochem J 1973 Nov;136(3):821-3 Glucocerebrosidase: reconstitution from macromolecular components depends on acidic phospholipids. Ho MW, Light ND. Biochem J 1973 Nov;136(3):721-9 Identity of 'acid' beta-glucosidase and glucocerebrosidase in human spleen. Ho MW. Biochem J 1973 Oct;136(2):351-9 Hydrolysis of GM1-ganglioside by human liver beta-galactosidase isoenzymes. Ho MW, Cheetham P, Robinson D. Biochem J 1973 May;133(1):1-10 Hydrolysis of ceramide trihexoside by a specific -galactosidase from human liver. Ho MW. Biochem J 1973 Jan;131(1):173-6 Glucocerebrosidase: reconstitution of activity from macromolecular components. Ho MW, O'Brien JS, Radin NS, Erickson JS. Am J Hum Genet 1972 May;24(3):256-66 Fabry's disease: evidence for a physically altered -galactosidase. Ho MW, Beutler S, Tennant L, O'Brien JS. Am J Hum Genet 1972 Jan;24(1):37-45 Adult Gaucher's disease: kindred studies and demonstration of a deficiency of acid -glucosidase in cultured fibroblasts. Ho MW, Seck J, Schmidt D, Veath ML, Johnson W, Brady RO, O'Brien JS. Proc Natl Acad Sci U S A 1971 Nov;68(11):2810-3 Gaucher's disease: deficiency of 'acid' -glucosidase and reconstitution of enzyme activity in vitro. Ho MW, O'Brien JS. Clin Chim Acta 1971 May;32(3):443-50 Differential effect of chloride ions on -galactosidase isoenzymes: a method for separate assay. Ho MW, O'Brien JS. Clin Chim Acta 1970 Nov;30(2):531-4 Stimulation of acid beta-galactosidase activity by chloride ions. Ho MW, O'Brien JS. Science 1969 Aug 8;165(893):611-3 Hurler's syndrome: deficiency of a specific beta galactosidase isoenzyme. Ho MW, O'Brien JS. 附录二： 遗传工程：美梦还是噩梦 柯志阳 2001年12月7日 遗传／基因工程是时下时髦的东西；也许正因为它，“生命科学”被视为21 世纪人类的希望。许多科学家满怀信心地宣称：以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为基础 的基因工程将使种植业、养殖业、医疗保健等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发生翻 天覆地的变化。我们似乎也已习惯了科学技术的不断革命，仿佛这是一件天经地 义的事情，不断改变／改善我们的生活，仿佛已成为我们生活的目标之一，不革 命无以为继。但是，这一回可能会“革”了人类自己的“命”，因为这种革命现 在已经不知不觉地延伸到对生命自身的改造上了。对转基因，克隆等的批判并不 少见，但通常所见的乃是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层面上的“文化”批判，看起来似 乎有点“书斋里闹革命”的味道。对这种来自敏感的人文学者的忧虑，乐观的科 学家总会以“技术终将解决”为由而一笑置之。由于许多人文学者对科学技术知 之不多，理解有限；甚至道听途说，歪曲误解，所以无法形成有效批判，很难触 动科学和技术专家的神经。这种关怀在大众面前往往也是曲高和寡，大部分养尊 处优的中上阶层对此可谓无动于衷，而对水深火热的中下阶层则仿如痴人说梦一 般。不过，笔者手头的这本《美梦还是噩梦》却很不一样，其作者是一位专业的 生物学家，对遗传学，进化论有着深入的研究。她对遗传工程提出的批判，无论 是在技术层面，还是理论层面，及其背后支持的文化层面，都以实实在在的实证 为基础，因此是一种具有明确预言和检验能力的范式转变式的批判。这种批判就 有了巨大的现实性，或者说，有了来自底层的力量。按照作者的观点，基因工程 的问题根源于科学还原论思想，具体表现为遗传决定论，其中包含三个基本概念： 1、基因以直接和叠加的方式决定性状（线性）；2、基因和基因组是稳定的，只 是偶有随机突变，它们原封不动地传给后代；3、基因和基因组不能直接因环境 而改变。农业生物技术很大程度上就依据这种遗传决定论的思想，即一个基因决 定一个性状。 作者举出大量的生物遗传学自身的发现来驳斥这种观点，其中之一就是芭芭 拉·麦克林托克在20世纪50年代初发现的遗传因子的“转座”现象（迟迟未获公 认，1983年获诺贝尔奖，凯勒关于她的研究传记《对有机体的情感》已成为女性 主义科学史的经典）。“转座子”是一种“流动基因组”，玉米的自发突变频率 很高正是由于转座子在基因间跳进跳出所致。这种基因流动甚至可以打破物种屏 障，在完全不同的种群之间流动，例如一种最早在果蝇中发现的“水手”转座子， 已经转移到包括人在内的灵长目基因组中，能引起一种神经损耗症。遗传工程所 特有的危险也正源于此。 作者把遗传工程的危害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对社会－经济的冲击；二是对 人和动物健康的危害；三是对农业和自然生物多样性的危害。例如，转基因通过 杂交扩散到近缘野草物种，可产生“超级野草”；通过基因水平转移和重组，可 以使抗菌素抗性标记基因传播给消化道细菌和病原菌，产生抗各种甚至所有抗菌 素的“超级病菌”；食用转基因食物有可能使转基因侵入细胞导致癌症等等。 然而，这些危害完全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是因为大商业利益，遗传决定 论的科学思想，以及工具主义自然观已经密切结合在一起。遗传决定理论为基因 专利拥有者的商业利益谋得了最大利益。当代许多一流的分子遗传学家要么自己 拥有生物技术公司，要么与这些公司合作，或为其工作。遗传工程领域已成为一 个空前商业化的科技领域，政府也日益强调这种状况的合理性，并加以推进。 正如作者指出的那样，这是一场现实世界的“科学战争”，远比思想界的相 对主义者和绝对主义者之间那场关于科学理解的“科学战争”来得猛烈。在这里， 人们正为着生命安全和商业利益真刀真枪地战斗着，并且我们将以自己的生命做 赌注，来亲身体验这到底是一个真实的美梦，还是一场可怕的噩梦。 ———————————————— 【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www.xys2.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