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在，魔鬼说了算？ 　　　　　　　　　－－从世纪末的恐怖主义现象谈起 　　　　　　　　　　　　　　·张远山· 　　随着冷战的结束，源于意识形态对抗的全球性战争隐患暂时得到搁置，尤其 是核战争的焦虑暂时得到缓解，于是，甚嚣尘上愈演愈烈的恐怖主义事件，成了 当今世界的头号威胁，在世纪末为这个时代涂上了一抹不祥的血腥，乃至为即将 到来的二十一世纪也笼罩上一层惨淡的疑云。 　　我没有对恐怖主义事件做过完整的追踪和记录，仅以一时能忆起的恐怖事件 为例，近几年就有：美国纽约的世贸中心大爆炸、奥姆真理教在东京地铁制造的 沙林毒气、白宫两次无端遭枪击、卢旺达死亡人数达上百万的种族大屠杀、南非 白人种族主义分子对黑人的屠杀、以色列人质事件、车臣人质事件、以色列的希 布仑教堂惨案、哥仑比亚足球运动员因误将球踢入自家大门而遭枪杀、法国某少 年因恋爱受挫而枪杀路人、美国体育明星辛普森（涉嫌）杀妻及情夫案、中国诗 人顾城杀妻自戕案、美国洛山矶的白人警察枪杀黑人案、有组织的拳击比赛已导 致600名拳击手当众被打死、美国某极端分子以定期在公共场所放置一枚炸弹杀 害无辜者来胁迫政府停止发展高科技、以色列总理拉宾遇刺、多国领导人因刺杀 威胁而不敢参加联合国50周年庆祝活动……而世界各地的晚报上几乎每天都在报 道着最新发生的频繁的劫机事件、无数的邮件炸弹，恐怖主义组织多如牛毛，新 纳粹组织和极端主义分子公开对恐怖主义事件宣布“负责”，等等。这种种令人 震惊的悲剧与不幸，实在令人难以相信，竟是发生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二十世 纪！如果连保镖拱卫的国家领导人的人身安全都没有保障，那么普通人的生命财 产的安全又有什么保证？人类作为“会思想的芦苇”，难道只能在恐怖主义的狂 风下束手无策，除了战栗，还是战栗？ 　　恐怖主义现象，是我近年来苦苦思索的诸文化问题中的一个思想死结，长久 以来我一直没能理出什么头绪。我隐隐约约感觉到，这是“上帝死了”的直接结 果。当劫机者、绑架者、定时炸弹放置者一次又一次向政府、富翁乃至善良而无 辜的人们发出恫吓与命令，甚至常常一次又一次得逞的时候，我不得不在内心深 处这样发问： 　　－－现在，莫非魔鬼说了算？ 　　　　　　一、“上帝之死”－－“最后的”形上学事件？ 　　上帝之死，是一个形上学事件。作为一个形上学事件，它没有引起俗界（与 宗教之圣界相对）的人们尤其是哲学界、思想界的足够重视， 　　尼采之后的哲学家们仅仅把上帝之死当作宗教的蒙昧主义专制或假宗教之力 实行神权统治的世俗专制主义彻底垮台的象征，而欢欣鼓舞地加以热烈的礼赞。 这在表层意义上几乎是对的，因为上帝理念确乎是世俗世界在人类观念世界中的 一种不真实映象乃至幻象。科学知识的累进和人类了解自然的不断深入，确实使 虚构的上帝理念无所遁形。然而千百年来的人类文化假象赋形地凝结于上帝理念 之中的诸如正义、仁爱、宽容、平等、自由等种种正面的价值系统，也几乎随着 这一“最后的”形上学事件在十九世纪末的告别演出而同时在形上学层面遭到消 解，于是理论的报复就降临到二十世纪的人类头上来了。 　　随着上帝之死，它的一个可能的“逻辑结果”就是哲学形上学的被取消，不 幸的是这一可能转化成了现实。然而所谓“逻辑结果”，只是关于历史可能性的 一种相当模糊和抽象的（甚至是主观的）表述，是一种唯理主义的思维偏执。 “逻辑结果”即使是严密圆满的逻辑演绎的产物，也仅仅只是历史现实的诸可能 性中的一种。它的现实呈现，往往是被高度抽象和逻辑简化的哲学体系通过高度 集中并缺乏制衡的权力，强力干预文化历史运作并指导大规律社会实践后，才会 产生。这种简单化的“理论指导实践”的理性运作方式，往往有短期效果而无长 久利益，因为历史的任何真正进步都不会是简单的直线前进。唯理主义逻辑迷们 的简单化头脑，总是热衷于把“逻辑结果”当成历史的唯一的选择。这是与唯理 主义者总是自我膨胀地试图充当历史的唯一诠释者和最后仲裁者分不开的；另一 方面，他们总是喜欢强迫历史现实屈就于自己的内在无矛盾的、表面光滑的精密 思想体系，历史的反复、迂回、琐碎、矛盾，使他们的理性优越和思维偏执产生 了挫折感。其实任何一种可能的历史呈现方式都会有一种严密圆满的特殊的逻辑 杂耍为它辩护。然而很显然，不可能每一种“逻辑结果”都是不可避免的，更不 是一切“逻辑结果”都是合理的。因此所谓的“逻辑结果”只是某种哲学理论占 据话语霸权后的人类知识界的集体无意识，是盲从盲信产生的思维幻象，与上帝 理念之虚幻并没有质的区别。 　　黑格尔的“存在的都是合理的”①，长期以来已经成了一切放弃独立的形上 学思考的人们的精神避难所。黑格尔的“合理”概念，指谓的是“合于理性”， 而他的“理性”就是世界的“绝对精神”②。一切历史不幸，在他的“辩证法” 之下，都是“世界精神”的体现，因此他的这句名言对历史运作实际上没有作出 任何肯定性的具体价值判断。然而，一切常识意义上的“合理”，应该是合于 “正义”，即合于最大多数人的价值判断与心灵共识。因此，“上帝之死”不能 证明哲学形上学被取消的合理性。而本世纪末由价值理性的混乱与崩溃所导致的 黯淡现实（恐怖主义只是其中之一），却说明了人类社会对于哲学形上学的不可 须臾离。 　　个别思想家对历史事件用“逻辑结果”加以虚假合理化，是基于逻辑本性的 思想上的幼稚；而任何时代的思想界，如果对难以理解的历史事件或社会现象仅 能提供“逻辑结果”之类的方便诠释，只能证明这个时代的哲学尤其是形上学的 贫困。二十世纪人类思想的一个重大缺陷，正是形上学的贫困。与十九世纪相比， 二十世纪没有一位建立了开放的价值系统的伟大形上学家，至少没有一位称得上 能够承担“上帝之死”这一形上学事件的形上学家。二十世纪人对形上学的唯一 一点残存记忆，就是空洞无物的终极关怀。殊不知“终极”恰是神学的独断论意 识的残余，“终极”幻象正是十九世纪以前的一切封闭哲学体系“终结”的祸根， 甚至可以说，“终极”幻象正是导致“上帝之死”的哲学原因。 　　一切形上学固然都难以得到科学性的实证，但可以从众多的历史成败和每个 人的人性深处得到有力支持；而形上学却是每个时代的人类对未来文化的伦理预 设－－相当于康德的“绝对命令”，尽管我所说的“伦理预设”没有康德的“绝 对命令”那种宗教禁忌式的神秘主义气味。简而言之，伦理预设预期着社会的未 来形态，文化律令展望着人类的美好希望。一个没有伦理预设和文化律令的时代 是形上学贫困的时代。这种时代，无论科技如何进步，它的未来都将是不幸的和 悲惨的。说得严重一点，一个没有伦理预设和文化律令的时代，就是一个精神上 自我阉割的时代，就是一个末世的时代；一个没有伦理预设和文化律令的时代， 就没有值得向往的未来。 　　两千年来，哲学形上学（尤其是其中的伦理学部份，但在更多的哲学家那里， 伦理学只是隐含在他的形上学之中而没有分化独立出来）一直是作为宗教世界观 的对立面而存在的。随着科学进步导致的“上帝之死”，宗教形上学的思维立足 点被釜底抽薪－－上帝的存在无法得到实证；而随着哲学形上学的对立面的消失， 哲学形上学的存在必要性也受到普遍怀疑，并很快在全球哲学界被广泛取消，于 是人类文化史上至关重要的一个时代－－哲学与宗教共同的形上学时代结束了。 因此，尼采所宣布的“上帝之死”，成了迄今为止“最后的”形上学事件。 　　然而，尼采却不必对这一形上学事件负责，尤其不必对这一形上学事件成为 “最后的形上学事件”负责。当然，在指出尼采所宣布的“上帝之死”这一形上 学事件的现实结果（成为“最后的”形上学事件，即哲学形上学被取消）的同时， 我必须为尼采做一个可能的辩护。 　　我认为，尼采宣布“上帝之死”是一回事，尼采宣布“上帝之死”所产生的 现实结果是又一回事。后者可能是前者的“逻辑结果”，但却不是唯一可能的现 实结果。然而已经有太多的人对尼采思想的“负面”影响做过声讨了，比如尼采 思想对法西斯主义乃至二十世纪各种专制主义、极权主义产生过或直接或间接的 影响。况且，尼采的理论命运在本世纪曾经有过多次戏剧性的变化。举例来说， 由于尼采对腐朽的资产阶级乃至资本主义没落文化尤其是基督教奴性文化的激烈 批判中包含的革命因素，无论是在苏联（尼采的“超人”一度被赋予了“苏维埃 新人”的光圈）还是在中国（比如鲁迅笔下的狂人就有尼采的“超人”的影子）， 尼采思想的巨大的历史进步性都曾经受到过充份的肯定，在欧美自由思想界更得 到过相当的共识。然而，对先贤大哲评判功过并不是一个历史研究者的正当态度， 这种态度归根结蒂还是决定论的、唯理主义的思维方式，并且永远是主观的，感 情用事的。在思维方式上依然没有跳出上述那种上帝式的最后仲裁官的“终极” 窠臼。 　　确实，尼采宣布了“上帝之死”，同时进一步指出人类进入了“偶像（即宗 教或信仰）的黄昏”的时代。然而“上帝之死”并不仅仅是一个能指层面的虚构 的语言事件，它首先是一个现实层面的历史文化事件（即对神学基础全面破产的 一个现象归纳）③，由谁用语言来报导这一观念性事件是不重要的，尼采不宣布， 其他人也会宣布。“上帝之死”这一形上学事件是上个世纪末历史发展的现实结 果，不仅不能由尼采一人来负责，尼采简直就没有丝毫责任。相反，尼采敢于冒 天下之大不韪而揭示历史真相的勇气，恰恰证明他是一个对历史对人类高度负责 的思想家。如果这一消息十九世纪没有人宣布，是十九世纪的哲学界的失职；而 当尼采在十九世纪宣布以后，二十世纪的人类哲学如果无法填补上帝死后所留下 的巨大的形上学真空，而就是二十世纪的哲学界的失职。 　　因此，恰恰不是尼采的宣布“上帝之死”，而是尼采之后的哲学形上学的全 面溃退与消解，导致了二十世纪的种族主义、极权主义乃至近年的恐怖主义的群 魔乱舞。 　　　　　　　　二、上帝死了，魔鬼也死了吗？ 　　悲惨的现实已经证明，“上帝”死后，“魔鬼”并没有死。 　　魔鬼观念在神学中固然是作为与上帝理念的思维对称物而在文化史上出现的， 正如哲学形上学原本是作为神学形上学的对立面而存在的；想当然的推论似乎是， 既然神学形上学的消解会导致哲学形上学的消解，那么上帝理念的终结也应该导 致魔鬼观念的终结。然而事实并非如此。④ 　　在科学尚未昌明的前科学时代（即巫术时代），上帝理念显示了对具有理性 （即创造和使用语言的能力）的人类的巨大的自我约束力，帮助人类的人格达到 了超越个体小我的人性升华，因此，“上帝”理念在历史中曾经有过的积极作用， 就是充当了童年时期的人类蹒跚学步的精神拐杖。科学进步导致的上帝之死，无 疑是一次伟大的人性解放。 　　然而人类并不是上帝创造的特别高贵的特种生命，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正是具 有理性的思维构型能力，然而人类还具有感性和非理性的生命能量，即语言理念 无法彻底归约的本能，实际上这种本能力量比理性力量更本质。当这种生命本能 被理性的升华物（尼采所说的日神精神）约束着时，这种生命本质就是尼采所赞 颂的狄奥尼索斯（酒神）精神。而这种本能一旦失去约束，就会恶性爆发为与食 肉动物极为相似的野性、蛮性，甚至兽性、魔性。尼采时代以前，对本能的基本 约束是上帝之类的神学理念，这种感性的和非理性的本能在神学体系中，正是与 上帝对称的反抗性或平衡性力量－－道德狂或精神洁癖者眼中的“魔鬼”。人的 生命本能和欲望，总是有挣脱理念约束的倾向，它是人类渴望自由的原动力，又 使自由在无约束状态下具有相当的盲目性，而盲目性即导致破坏性，甚至在得不 到合理化消解与息怒的长期压抑后突然释放时，具有巨大的毁灭性。 　　正是十九世纪上帝理念的消解，使人性中原本对称与平衡的“神－魔对峙” 在二十世纪失去了对称和平衡，上帝理念的訇然倒塌使人类的魔性能量以极端放 恣的方式决堤而出，这就是本世纪非理性主义思潮的文化史成因，更是本世纪法 西斯主义、极权主义大悲剧集中上演的人性根源，也是所谓的“后现代主义”名 言“怎么都行”和恐怖主义现实的发生学动力源。这一切，几乎都被悲观的俄国 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在本世纪初不幸而言中：“上帝死后，没有什么不可以干 了”。 　　然而，如果二十世纪的人类哲学界不从形上学领域完全退出，那么历史或许 会是另外一个样子。我当然无意于重蹈帕斯卡关于“克里奥帕特拉的鼻子”的历 史偶然论的覆辙，我只是希望为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哲学方向寻找某种改善现状的 可能途径。毕竟，中国的古代哲人曾经说过：亡羊补牢，未为晚也。对待哲学形 上学的更合理态度却是：原先由“上帝”理念所负载的文化律令，在“上帝”缺 席或退位的历史条件下，应该完全归属于哲学形上学。哲学形上学的自动弃权， 如同两个孩子抢一个玩具，当两个人都要的时候，争夺得不可开交，当其中一个 孩子突然不再要这一玩具时，另一个也兴味索然，赌气不要了。然而哲学家难道 也可以如此任性赌气吗？哲学的任性和赌气（更宽容一些的评价是短视），带来 的后果就是如此不幸！ 　　在哲学撤退或弃权的地方，宗教、甚至比成熟的伟大宗教更粗陋的原始形态 的宗教和巫术，就卷土重来。于是以各种各样的旧宗教（或旧宗教的变种）、新 宗教（如美国的上帝圣殿教、日本的奥姆真理教，以及法西斯主义、新纳粹主义 各种以非哲学的“主义”为旗帜的宗教式狂热和现代造神运动）纷纷登上二十世 纪的历史大舞台。恐怖主义正是哲学形上学贫困的最新表现。 　　人类需要哲学形上学的伦理预设和文化律令，更深刻的原因在于，人类漫长 的生存斗争史中对其它动物的艰难的胜利，使人在本性上长期积淀了一种在“需 要”的时候能够比任何动物更加残忍的特性。这种建立在物种的自私本性和欲望 无度之上的残忍，已被基督教“原罪论”、佛教“苦谛论”以及儒家“性恶论” 所深刻洞见。“原罪”、“苦谛”、“性恶”都是相近的伦理预设或伦理禁忌， “罪”与“苦”只是人类之“恶本质”的不同表述，而这种伦理预设带来的共同 的文化律令就是“善”或“至善”，尽管“至善”理念因具有不切实际的神学气 味和唯理主义倾向，同样应加以扬弃。 　　一旦神学式的“绝对命令”或伦理禁忌在被科学击退后，哲学形上学如果不 能以强大的观念赋型能力提供新的文化律令和伦理预设加以制约，那么人性之恶 就会沧海横流。神学之瓶一旦被科学之锤打破，瓶中的人性恶魔就被放出了，这 时，哲学之手就应有降龙伏虎之巨力。打破神学之瓶是历史发展的进步，它把人 从神权拘束衣下解放出来，使自由成为可能，然而除非哲学形上学能在长期的自 由搏击中最终获胜伏魔，从拘束衣下脱身的人性就会走向无约束的疯狂。 　　三、科学能否提供心灵的安顿之所？ 　　科学虽然能够从逻辑上击败神学，证伪神学的基础，揭示上帝理念的虚假， 但科学却无法在逻辑上击败原本依附于上帝理念的所有人类精神价值，这些价值 既无法证伪，也决不虚假。为这些价值做辩护的职责，只能由哲学形上学（仅有 伦理训诫是不够的，这已由东方唯伦理世界观的长期历史实践所证明）来承担， 然而西方形上学在近代技术理性和操作主义的科学分类观念指导下，已逐步分解 为美学、伦理学、法学、经济学等等专门学科，越来越专业化、学究化和繁琐化， 学术工业和论文工业生产的大量的包装精美、华而不实而貌似高深的学术废物使 普通读者（包括受过“高等”教育的技术型知识分子）望而却步，失去了哲学形 上学原初的那种素朴性、平易性、泼辣性和直接性，这种思维方式与表述风格我 们现在只能在孔子、苏格拉底乃至佛陀、耶稣等人的道德训诫中才能找到，然而 两千多年前的伦理表述无论如何是无法让现代高科技社会中的人们安身立命的。 今天即使没有走向极端主义思维或恐怖主义行动的善良的人们，也处在心灵无所 归依的惶惶不可终日的精神恍惚和灵魂焦虑状态，二十世纪末的人类普遍成了失 魂落魄的人种。一旦心灵失调与失衡的人们在个人遭际的不幸和乃至幸运的突然 降临的推动下，精神的畸变就几乎不可避免。 　　每个时代的灵魂，有每个时代的特殊的身心困惑，每个时代的哲学形上学， 都必须提供一种在当下的文化格局中人们的心灵安顿之所。否则，身心分裂的全 面危机将是难以避免的。而科学时代，恰是人类心灵流离失所的时代。 　　科学的力量，在任何时候都是有限的，尤其是对心灵的安宁和精神的福乐影 响至微。科学的全面胜利固然是我们所期望的，正如真理的最终显现也是许多人 的善良愿望，然而这种“全面”和“最终”毕竟是不切实际的想像。想像不能代 替现实，科学永远不会最终完善，永远不会停止进步，而科学的顺利与健康发展 永远需要哲学形上学提供的价值系统来维系人类群体精神的沟通和个体心灵的健 康。科学或许能为普世幸福提供物质舞台，但大同之世的精神合唱必须由不完全 科学但在根本上不违背科学精神的哲学形上学来谱曲。 　　科学固然在飞速地累积地进步，但人类的生命是由一代一代延续的，每一代 人无法逃遁巨大的生命悲剧（比如生命只有一次），每一个人无法逃遁狭隘的生 存悲剧（比如幸福欢乐的不易获得和个人遭际的种种挫折），科学摧毁了宗教对 人类的永生许诺和来世抚慰，这种价值真空必须由哲学形上学的伦理预设和文化 律令来替代，必须由哲学形上学的逻辑表述在每个人的心中加以合理化，使人类 总体的生物悲剧（渴望永生而人寿有限）和个体的生存悲剧（欲望无限而满足有 限）得到超越。 　　在哲学撤退的地方，科学不可能全面进入，更不可能在暂时进入的领域永久 占领，因为科学与哲学在根本上是不同质的，在功能上也是不可通约的。因此， 与其说二十世纪是一个科学的时代，倒不如实事求是地坦白承认，二十世纪依然 是一个半巫术的时代。 　　哲学形上学的进一步退化，将使科学时代回到前科学的巫术时代，使科学的 胜利变成得不偿失。正如科学不应该神学化，科学也不应该哲学化，否则科学魔 鬼也是令人无法消受的，一个科学的、机械的、电脑的地狱，并不比一个神学的、 蛮荒的、石器的地狱更令人向往。这或许是二十世纪末的人类思想应该引起重视， 并在二十一世纪加以改进的一个方向。我希望，世纪末的恐怖主义只是大同世界 的前夜，只是二十一世纪的全球文化的黎明前的黑暗。 　　　　　　　四、极端主义精神困境和恐怖主义非法行动 　　当代恐怖主义现象，有个人的单干的恐怖主义者，也有集团的恐怖主义组织， 但我认为恐怖主义只是结果，而非原因。因此无论个人或集团，一切恐怖主义者 都是极端主义者；而一切极端主义者，在形上学层面上，都是传统的神学式的绝 对主义者。而由于开放的健全的哲学形上学系统在本世纪的缺席，当代各种极端 主义又分别源于各种不同的文化弊端和精神困境。一旦个人和集团对这种弊端与 困境作极端性理解，产生末世论恐惧，并且为了摆脱这种心理上真实而事实上虚 幻的极端性困境，而诉诸恐怖性非常手段，就走上了恐怖主义道路。因此本节从 极端主义的不同来源对恐怖主义者作一个简单的分类。大致有如下十种。 　　一、极端个人主义者，把个人恩怨或与自身休戚与共的小团体利益凌驾于人 类总体利益之上，任意践踏人类公理。这种极端自私的人由于不再有地狱的恐惧， 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普遍化，更极端化，也更不留余地，毫无愧疚感。 　　二、极端个人英雄主义者，出于对现代商业电影中的强力（暴力）英雄的崇 拜和儿童式的幼稚模仿，他的心智根本就不健全，是放弃关切灵魂、缺乏磨砺蛮 性的适当手段的现代操作主义教育制度的产儿，而现代高科技（包括军事高科技） 以及武器的容易获得，使他的邪恶游戏成为可能。 　　三、极端自由主义者，毒化的无任何约束的疯狂激情，过于放纵的自我人格 膨胀，个人意志的过度放任恣睢，为了任性胡闹、为所欲为，稍有不顺心就不惜 自戕和自我毁灭。 　　四、极端无政府主义者或反政府主义者，反对一切约束个人自由的正常社会 秩序，不惜向整个社会和合理秩序宣战。 　　五、极端自然主义者，对自然生态环境的恶化痛心疾首，不加分析地归咎于 一切现代文明，自以为悲壮地为保卫自然而战。 　　六、极端原始主义者，厌恶高度集约化的现代城市生活，社会控制与秩序的 高度渗透导致对隐私权的过度干涉和对隐秘欢乐的过度剥夺，使他们仇视一切现 代文明。 　　七、艺术领域的极端主义者，这是个体反抗平庸的永恒斗争在新时代的继续。 而现代精神产品的商业化生产和大众传媒对个体心灵无所不在的全面约束，使这 一斗争具有前所未有的艰巨性。 　　八、爱情领域的极端主义者，为了爱情不惜违背任何人类公德，而一旦爱情 失败，就铤而走险。 　　九、旧宗教的新的极端狂热分子，日益衰微的传统宗教的新的皈依者，对导 致“上帝之死”的高科技文化和现代制度极度厌恶，为重振宗教辉煌与理念神圣， 不顾时代特点地陶醉于圣徒情结、牺牲情结带来的虚假崇高感，决意为“上帝” 而献身。 　　十、极端的道德理想主义者，新宗教的创立者，他们把传统价值在新文化中 的转化看作是无耻的精神“沦丧”，并且以个人的禁欲苦行和思想高度强加于一 切普通人之上，认为不能达到他的道德高标的人们都是罪人，宣布道德末世和精 神末日已经全面降临，救世情结和教主情结使他立意要用“剑与血”惩罚堕落的 人类。 　　以上十种极端主义类型，每两个略有相似之处，因此又可分为五组。 　　第一组，极端个人主义者和极端个人英雄主义者。极端个人主义者的作恶， 是为了满足物欲上的自私，即所谓的“损人利己”；极端个人英雄主义者的作恶， 是为了满足精神上的自私，即所谓的“损人不利己”。后者无疑是更可怕的。 　　第二组，极端自由主义者和极端无政府主义者。极端自由主义者的斗争方式 相对被动一些，只要别人不妨碍他的自由，就不主动出击，他的攻击对象也主要 是个人。而极端无政府主义者则是主动反抗现代社会制度，他的攻击对象主要是 国家机器及其公务人员。 　　第三组，极端自然主义者和极端原始主义者。极端自然主义者是为保卫原生 态的自然界而战，极端原始主义则是为保卫前机器文化的朴素生活而战。 　　第四组，艺术领域的极端主义者和爱情领域的极端主义者。艺术上的极端主 义者恐惧他无法驾驭的现代高科技产品，对高科技及其社会秩序的破坏构成他的 “艺术”形式。这些艺术作品客观上传播了暴力和恐怖的精神病菌。并且，极端 的艺术至上主义者，需要艺术作品从外部加以肯定；而极端的爱情至上主义者， 需要异性从外部加以肯定。这两类人都属于极端享乐主义者，他们寻求极度的身 心刺激和顶峰体验，不惜生命代价，渴望灵肉的酣醉与迷狂。从身心的奴隶状态 走向解放了的奴隶的身心大放纵。 　　第五组，旧宗教的新的狂热分子和极端的道德理想主义者。旧宗教的新的狂 热分子在上帝死后为上帝的僵尸招魂，他本身的魔鬼性已经成为对上帝理念的极 大讽刺；而极端的道德理想主义者以复活的上帝自居，恰恰暴露出魔鬼般的傲慢， 与旧宗教的各大教主的谦卑形成滑稽对比，更证明了上帝死后的现代造神运动远 未结束。 　　另外，还有一些以“恐怖主义”面目出现的事件或现象，我觉得难以归纳， 虽然我原则上反对一切极端行为和恐怖行动，但我对下列情况抱以深深的同情， 并且认为哲学界、教育界乃至现代国家制度应该作出深刻反省。比如，出于传统 的狭隘的正义感，因少数个人、团体、党派、阶级、国家对幸福资源的过度占有 而导致的精神失衡（愤怒和疯狂）与复仇心理，而现代社会又不能提供正当合理 的息怒、泄怒渠道，不得不诉诸非正当手段或极端方式，并且在极端行动结束后 就自首或自戕，有时候他们的极端行动并不伤害任何他人，而仅仅只是自我毁灭， 比如采用绝食、自杀乃至自焚等极端方式的抗议者，就表现出较高的道义力量。 又如某些采取了极端手段而实质并未走极端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行为，由于十 九世纪的殖民主义暴行和二十世纪的两次大战遗留的民族宿怨、历史欠债尚未了 结，公道尚未讨还，全球一体化主流世界（基本上就是过去的殖民主义列强）的 道歉没有足够的诚意和有效的补偿，比如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犹太幸存者对漏网潜 逃的纳粹战犯的追杀，我从感情上难以对他们进行理性挞伐。 　　总之，由极端主义思维方式导致的恐怖主义活动，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人类正 常生活的恶梦；恐怖主义组织，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中的毒瘤。二十一世纪的人类 共同体，必须切实、郑重地对待这一现象，而哲学界、知识界、教育界尤其不能 推卸道义上的责任。 　　　　　　　五、二十一世纪的人类需要怎样的哲学形上学？ 　　随着“上帝之死”，一切末世论、一切最后审判欲，都面临着不可克服的内 在困难。况且，一切危险的、邪恶的魔性观念都可以纳入“终极关怀”这个思维 黑洞，“终极”与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在思维模式上是内在一致的。上帝死后人 类迫切需要建构的开放的形上学系统，恰巧是对这种极端性终极性的消毒，它必 须建立在对人性和历史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的充份了解之上，使全部人性的成份和 历史的因素在开放的形上学系统（而非以各种终极为目标的神学形上学和传统的 哲学形上学封闭体系）中，自由而有序地共存。它不追求个别理念的彻底性，而 致力于诸观念诸价值的相容性与整体的和谐性，未来的哲学形上学的基本特点， 应该能够有效地防止任何一种单一观念在人性中畸变为夺倒一切的理念，因为一 切理念（即观念的本体化、实在化、神学化）都是不真实的思维幻象，无论它是 否属于宗教形态；而诸多观念（即人性诸成份的思维构型）中的任何一种观念， 如果被无限放大为吞噬一切其他观念（亦即其他人性成份）的理念，就是一种精 神癌变。任何一个产生了精神癌变的人，将无法阻止自己的灵魂中毒；如果这样 的人攫取了集团或群体的领导权，或获得了社会性的话语霸权，社会性动荡与集 体性疯狂，就变得难以避免。 　　当然，“上帝”在场时的哲学形上学具有明显的“神学”气味（比如“绝对 命令”）。“上帝”缺席和退位后的未来的哲学形上学，理应戒除神秘主义－－ 它总是与蒙昧主义乃至极权主义难断瓜葛。 　　所谓形上学，当然包括一整套伦理预设和文化律令。但是，对于“文化律 令”，应作历史的理解，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特殊文化律令，不能像康德那样 把文化律令加以超时空的绝对化，因为绝对化就是僵化，就是非历史化。 　　实际上人是一种相当特殊的生命体，它不同于其它生命体的根本特性就在于： 它具有观念赋型（即语言的思维物化）的特殊能力，所以我曾反复说过，“上帝” 理念不会轻易退出文化史。“上帝”理念一旦构造赋型，它就将长期固化于人类 意识的深层。所以我曾为尼采戏拟了如下墓志铭：“尼采说，上帝死了；上帝说， 尼采死了。”尼采仅仅是在表面上消解了神学的根基，这当然不是尼采个人的悲 剧，而是人类的局限。对神学的根本性胜利，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从历史 的时间对称角度讲，对上帝理念的彻底的文化性消毒，或许需要与上帝理念的构 型时间相等或相当的漫长时期。这一看法或许略为悲观了一些，但这种悲观或低 调的认识有助于消除盲目的乐观，哲学界、知识界应该充份认识到自己的任重而 道远：无论这种消毒需要多长的时间，未来的哲学形上学不能放弃自己的使命。 　　因此二十一世纪的哲学形上学应该强调，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因为历史悲 剧已经一再证明，任何急于事功的激进主义和乌托邦狂热，只能带来欲速不达的 历史倒退和文化偏离。我的低调和泼冷水，相信同样有助于为一切恐怖主义者和 极端主义分子的头脑降降温：一切激进的革命和极端的理想主义，都是对历史发 展自身规律（如果确有这种规律的话）的幼稚认识。渴望在自己短暂的生命之中 及身而见理想的实现固然情有可悯，然而毕竟与人间正道的无私忘我距离甚远， 如果一个人做到了无私忘我，他就不会不切实际地急于看到自己的成功，因为这 种成功是虚假的。当然，无私忘我只应是理想主义者对自我的道德约束，　而不 应成为对他人的强硬要求，更不能用强权违反自然地建立道德速成班。 　　二十一世纪的哲学形上学还应该强调，并非只有一条道路通向罗马。而十九 世纪以来受科学万能思潮的影响，哲学领域的“主义”式思维方式除了皮相模仿 科学外貌，骨子里还是以某一具有相对价值的独立观念上升为至上的绝对理念的 神学思维模式。任何价值或观念的绝对化，甚至是科学价值科学观念的绝对化， 都只能带来总体价值系统的失衡。因此，相对主义和怀疑论在未来的哲学形上学 中就具有重大的价值。区别而言，相对主义是对诸观念的任何一项观念恶性膨胀 的厌恶，怀疑论所根本怀疑的也是诸观念中的任何一项是否可能独立存在。因此 怀疑论者和相对主义者总是更入世的，更世俗的，更接受普通人的常识；相对主 义和怀疑论正是历史的态度、发展的态度。怀疑论者和相对主义者的哲学形上学 将是未来哲学的基本框架。而独断论者和绝对主义者总是更出尘，更高傲的，更 远离普通人的苦乐经验，一切理念论者（本体论者、实在论者）正是反历史的， 反发展的，是末世论者和最后审判者，他总是强调自己掌握了“最后的”终极真 理，而不是最初的永远需要修正和完善的真理雏型。这种极端理想主义总是为 少数人的意志服务的，甚至流出千百万人的鲜血，仅仅塑造了个别文化英雄的姿 态，而这种姿态从长远的历史观点来看，总是僵硬的、可笑的，对增进普世福乐 没有什么价值。任何个别观念（包括诸如民主、自由、科学、理性等现代进步观 念）的恶性膨胀，都会导致普遍的文化性精神失调和思想中毒，因为一切恶性膨 胀的内驱力都是人性中的魔性激情。一切合理的正当的人性价值的极端化，都必 然会走向反面。举例来说，极端理性主义的最后动力总是非理性激情，极端自由 主义的最后结果一定是人类自由的全面丧失。 　　二十一世纪的哲学形上学应该致力于调解由于文化、民族等历史原因造成的 诸种差异，不是为了消弭或抹煞差异，而是为了人类共同体的宽容和解、相互尊 重和共同繁荣。举例来说，当现代传媒把少数国家、少数集团、少数个人对幸福 资源（名利食色权）的过度占有展览甚至炫耀在全世界面前时，幸福资源乃至生 存资源匮乏的人们产生愤怒是不难理解的。神学形上学曾致力于让愤怒的众神自 怒，哲学形上学则应致力于让愤怒的众人息怒。当然，息怒并不仅仅是吁请和乞 求，或仅仅是空洞的调和与劝解，哲学形上学开启的民智和社会思潮，应该团结 起一切有识之士为普世幸福而与一切阻止这种普世福乐早日来临的恶势力，进行 顽强的永不妥协的斗争。 1995.11.6－8 　　（本文为写于一九九五年的未刊札记，有感于美国的九一一恐怖事件而决定 刊出） 　　注释： 　　①我曾指出，“合理”就是“合于理性”，就是符合语言的本性；“理性” 就是语言性，语言性就是人性在这一公共符号系统中长期积淀的集体无意识。因 此“合理”就是最大多数人的心理认同。当清晰的“逻辑”形式被哲学家从模糊 的日常语言中抽象出来以后，“逻辑性”第一次置换并替代了语言的含混性而成 了“语言性”；“符合逻辑”就成了“合理”。当个别观念由于时代的特定需要 而被某些哲学家夸张为文化的普遍属性后，“观念”就成了理念，“观念性”就 成了“语言性”；“符合观念”或“符合理念”就成了“合理”。 　　②黑格尔曾解释道：“所谓‘绝对’就是‘抽象’。”商务版《小逻辑》第 248页。 　　③梵蒂冈对伽里略的平反，可以看作是科学对神学取得根本性胜利的标志。 　　④事实上二十世纪的神学形上学反而因哲学形上学的弃权而比十九世纪更加 活跃，虽然并不真正的强有力，神学的黄金时代毕竟一去不复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