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超限”的限度            --关于恐怖主义的几点思考               ·赵毅衡·   人类历史充满冲突,有冲突才有历史。冲突经常诉诸武力,达到国家规模的 集团武力冲突称为战争。   战争与街头少年的械斗互杀,差别不在规模上,而在于利害得失的长期性。 战争卷入的不是个别人际恩怨,而是集团利害;卷入的利害也不仅是一时的得失, 在历史上余波长远。   武力冲突,本身就是恐怖的--杀人不可能不恐怖。恐怖行动,一般指的是 常规冲突杀人方式之外的杀人行为,并非“兵来枪档,正大光明”。恐怖行动当 然也是自古有之,冲突中的人类,与我们一百万年前的祖先相差不多。心理学家 研究运动员与球迷,就发现对抗最紧要关头中的人,依靠肾上腺素与情绪冲动, 远远超过依靠理智。正大光明的对抗方式,本来就是胜者书写历史时定下的条例。 历史最悠久的恐怖行动,就是刺杀。赞刺客为“侠”,就是历史留下的一点点弱 者的声音。   现代恐怖主义,不是这种历史悠久的暗杀行动,而是一种复杂得多的政治操 作。恐怖主义,是国家规模,甚至国际规模的集团利益组合,以劫持,爆炸等伤 及非战斗人员的恐怖行动,达到原本用战争达到的政治目的。战争也很难不伤及 平民,只是把伤及无辜作为“必要的代价”,为达到目的可以略而不计的插曲。 现代恐怖主义却明确把平民作为打击对象,以挟持,伤害非战斗人员,作为达到 政治目的的手段。   这就是为什么房屋(例如1980年伊朗驻伦敦使馆劫持案,例如慕尼黑奥林匹 克村劫持案),交通工具(火车,公共汽车,轮船)等承载民众的容器,成为恐 怖主义者最合适的目标。民航客机悬于天地之间,一旦出事,场面特别恐怖,更 容易成为劫持对象。这次纽约爆炸案,则把房屋与客机这两种“民众容器”同时 毁灭,是恐怖主义的一大发明。   因此,虽然恐怖行动,作为人类冲突的一部份,历史悠久,恐怖主义却是一 个现代政治现象。有论者把恐怖主义推源到本世纪初的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可能 俄国虚无党之热中于暗杀,已经伤及平民,但是他们(以及受他们影响的中国反 清志士)的杀害目标,还是军政要人。各种主流马克思主义政党,一向反对暗杀 行为,认为干扰斗争的政治目标。   乍一看,恐怖主义的出现,是高效炸药枪支的副产品。用冷兵器,再勇敢的 刺客只能伤及一二人。因此传统恐怖暗杀,伤害非战斗人员的可能性,本来就小。 但是仔细一看,我们发现,恐怖主义不仅与现代建筑与交通工具有关,与现代传 媒更有关:一场不能做到尽人皆知的恐怖行为,达不到恐怖主义的政治目的,哪 怕成功也是失败。既然从武器,到场所,到伤害对象,到影响面,都有赖于现代 社会的构成方式,恐怖主义作为一种主义,只能在现代产生。如今全球化时代, 恐怖主义自然成了一种“世界病”。   的确,恐怖主义是弱者的武器。强势方面,势均力敌的二方,都不会采用恐 怖主义。强势方面当然也会采取伤害平民的做法,例如英美对德累斯顿等德国城 市的恐怖轰炸,美国对日本的原子弹攻击。但是它们都是为了特定目的,而把战 争行为作特殊延伸,并非其一贯方式。只有当弱势一方完全失去军事作战取胜的 可能,却又不愿意放弃其政治目的,才可能实行以平民为目标的恐怖主义。   恐怖主义必须讲政治,不然毫无意义。其第一政治目标,是宣传。二十世纪 初开始发达的报刊传媒,已经使恐怖行动的后果远远超出直接影响的范围;当代 图象化传媒,把恐怖行动的效果绘声绘色地传到世界每个角落。恐怖行动很容易 取得两个方面的宣传效果:对内动员,让本集团士气大增。弱势一方的普通成员, 容易丧失士气,制造无私英雄,打造信仰烈士,可使徒众信仰更加坚定;对外则 可以提醒全世界一个原本被忘却的政治事业。没有恐怖劫持,全世界没有多少人 知道菲律宾棉兰老的伊斯兰独立运动,或斯里兰卡的泰米尔独立运动。这些人一 直在进行常规战争,但是发现战场死伤无数,不及几次恐怖行动让人谈虎色变。 就这点而言,现代传媒为追求视听率,竞相追求轰动新闻的陋习,成为恐怖主义 的主要政治工具。   恐怖主义的第二个政治目标,是挑衅。强势一方,按照已定的政治或军事路 线走下去,本可以达到预定的取胜目标。失败方面的挑衅,有可能迫使对方采取 不利于其政治目标的策略,尤其是在不适当的时间与地点采取战争行动。北爱尔 兰“真正共和军”恐怖集团在1998年制造的阿马市场街爆炸案,就是在北爱尔兰 和平谈判取得顺利进展时,企图引发对方的过激反应,颠覆和平进程。   当然,恐怖主义组织并非都是如此深思熟虑,经常恐怖活动出自人类最基本 的原始动力--仇恨。因此恐怖主义经常回到没有清晰政治考虑的恐怖,例如暗 杀等盲目恐怖,杀人解气式的糊涂恐怖。   既然现代恐怖主义是政治行为,至今有没有什么政治集团,靠恐怖主义达到 实质性的政治目的?我能想起来的是南非国大党。这个南非黑人反种族主义的组 织,起先也使用一些恐怖策略,奈尔森·曼德拉原是国大党暴力组织负责人。但 是国大党从六十年代其就改变路线,与西方民权抗议运动结合,争取到最大程度 的外交支持,终于以比较和平的方式完成政治过渡,成为非洲政权最稳定,经济 最发展,黑人多数政权也最理性的国家。这不是靠恐怖主义取得的,而是相反: 靠放弃恐怖主义,南非国大党才取得“非洲榜样”地位。   采取恐怖主义的一方,无一例外付出经济停滞,秩序混乱的代价。由此,伤 害对方平民的策略,最后是伤害己方平民。恐怖活动必然引起社会动荡,投资却 步,民生凋敝,难民流动。最终,除了祭坛上摆几个烈士,连政治事业也难以为 继。因此,世界上没有“超限”的战争或对抗,哪怕为了自身利益,任何方面也 得在杀红了眼时讲究几条规矩。纳粹德国军队在俄国战场大量杀俘,在阿登战役 偶然杀俘,都马上发现抵抗顽强起来,攻势受挫;二战初德国与英国相约不轰炸 对方的大学城,最后还是德国人自己得利,几所一流大学劫后余生,帮助了德国 复兴。鼓吹“超限战”的人,不知道有没有弄清楚人类的冲突,都是政治行为, 也就是说,归根到底最后要作利害结算。且不说人道与国际公约限制,凡是遭到 报复后得不偿失的做法,就是“限度”。这种限制还相当多,恐怖主义是其中最 明显的。既然恐怖主义是一种现代政治操作,反恐怖主义--受恐怖主义之害的 政体所采取的对应立场--也必须是政治第一。如今各国都专设了情报机构,训 练了精悍的特种部队。政治方面的处理,就只能交给政治家,而政治家往往被以 “民意”为测量器的政党利益驱动,面临国际问题与国内问题互相纠缠,考虑到 波及全球的经济影响与国家形像,就很难保持明智的政治头脑。恐怖主义以向平 民复仇为原始动力,如果反恐怖主义也以复仇为基本考虑,同样不惜伤及平民, 那样就正满足了恐怖主义的政治目的--使冲突升级。   讨论反恐怖主义时,论者往往注意一些极其戏剧化,富于冒险性的特种部队 解救及惩罚行动。我个人投所谓“慕尼黑模式”一票。奥林匹克村的以色列运动 队被劫持并且杀害后,以色列耐心地在全球范围内一个个追杀凶手与组织者。此 中当然不能排除误捕误杀,但至少原则上只惩罚有关人。正由于此,我不赞同以 色列近年右翼政权的做法,用惩罚巴勒斯坦平民,对付自杀炸弹行凶,结果必然 是怨怨相报,无法打开死结。   弥漫于伊斯兰世界的反美情绪,可以理解。对恐怖主义的庇护或同情,却会 使许多伊斯兰国家与地区,进一步推迟现代化进程。以世纪为尺度来观察,伊斯 兰的执着,是个历史迷误。一个多世纪来,沿着伊斯兰长长的边界发生的无数屠 杀场面,道理太多,好处太少;勇气太多,思索太少。我们那位写出激扬血气之 勇的《心灵史》的朋友,不知道有没有考虑历史将如何结算?   不过《心灵史》对汉族“没有血性”的批评,倒是相当有眼光。   中国的第一次恐怖主义袭击,想必是1938年王亚樵等人在上海策划的虹口公 园爆炸案。在日本军人与平民借虹口公园开庆祝大会时,用热水瓶盛满炸药,炸 死了日本侵华头目,但是也造成日侨平民伤亡。这次恐怖袭击,依然是暗杀行为 的延伸,但是已经有目标过于扩大的倾向。在恐怖主义者看来,庆祝侵华胜利的 日本人,哪怕妇孺,也死无足惜。奇怪的是,这次恐怖袭击,组织者是国民党特 工,执行者却是朝鲜反日志士。选用他们的直接原因,是日语流利。但是朝鲜人 的“血性”,或许也是考虑之一。看一下南北朝鲜之间长期的恐怖主义冲突,与 中国人之间的冲突,行为模式的确不同。   恐怖主义,可能真与民族性格有点关系。中国历史上有声有色的刺客太少, 让戏剧家心酸。司马迁记录的中国第一行刺,计划周密,协调复杂,临场却失败 得莫名其妙,令人怀疑荆轲先生缺少恐怖行动的意志力。后来多少危急存亡之秋, 多少亡国大恨,却没有几次刺杀行动。孟尝君收养鸡鸣狗盗之徒,善辞令的说客, 偏偏养不到杀手。   我不是说中国人怯懦。不管内战还是外战,不论是村舍械斗还是帮会火拼, 中国人与其他民族一样,能做到集体冲锋,视死如归。无论哪一方,到时候都能 招募敢死队。但是恐怖行动要求一个人走向死亡,心理素质就很不相同。原因可 能是中国人缺少宗教的诱导,缺少“为圣战而死必然升入天堂”的保证书。   所以我常觉得现代中国盛行武侠小说,是中国人的心理治疗。其中的恶侠, 能毫无内疚地伤害无辜,应当是现代恐怖主义的好人材,不过只是在小说里杀来 打去。有人会问,石家庄爆炸案如何说?那是泄私愤,被私仇弄昏了头而采取恐 怖行动的中国人,一向都有:那不是我们说的恐怖主义。我的感觉是:中国人多 私仇,少公仇;富于私斗之勇,公斗时需要一伙人齐声呐喊,然后才会冲上去拼 死。中国人要勇敢,也往往是集团勇敢:好像激发拼搏的不是信仰,而是面子。   这是不是又一条中国人的丑陋?不,绝对不是。虽然中国历史少了一批刺客, 现代少了几个恐怖分子,在“血性”风暴中,如果中国人能保持一分冷静,这种 心理健康,能使我们避免落入现代恐怖主义恶性陷井。当全世界喧腾,宁静的东 亚,将朝既定的方向多走许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