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质主义，学术规范及其它 　　　　　　　　　　　　　　　——９０年代学术重读之一 　　　　　　　　　　　　　　　·陈明· 　　９０年代的中国人文学界被一种主智主义或知识论的气氛所笼罩。这种思想 或思想趣味思想方法的主要特征，是把我们所面临的社会实践的问题化约为认知 的问题，把人文学科还原成社会科学，即在一种揭示模式（revelatory model） 中，汲汲于实证分析与历史分析，以主观与客观是否相符的真假判定命题和陈述 的价值，并以此作为推行一些理论拒斥另一些理论的合法性手段或依凭。 　　在进入理论的分疏前指出这种思想得以孕育发生的特定情境很有必要。其一， 是８０年代负担着文化使命感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四人帮的专制禁锢解除后，对 能够满足中华民族精神需要表达中国社会发展欲求的新型意识型态（这里是在中 性的意义上使用该词）的努力收效甚微，而之所以不尽人意的重要原因之一，就 是这个知识分子群体自身在知识素养和知识储备方面存在严重欠缺。其二，中国 知识分子群体是在惨遭摧折之后，于苦闷低调中步入９０年代的，其郁忿难解的 千千心结极需某种合理化途径以纾解宣泄。如果说前一个因素为９０年代的学术 界由激情表达转向理性探求，由思想创造转向学术研究提供了某种要求或合理性 的话，那么第二个因素则极可能导致矫枉过正，使这种转进走向极端，以理性探 求覆盖激情表达，以学术研究代替思想创造。 　　事情正是如此。主智主义或知识论中心的倾向到９０年代中期已然大行其道， 成为学界主流或权威话语。９０年代伊始，《学人》、《原学》均“学术史清理” 和“实证研究”相标榜，而天下响应。报刊上，亦是乾嘉风劲吹，钱钟书以其知 识的淹通而有学术昆仑之誉，陈寅恪的资料纯熟外语精通更被传为神话。传媒是 浅薄的，其所谓狐狸者既不知狐又不知狸自无须深究，但这种浅薄绝对与当时知 识界正酝酿着的学术范式转换有着内在干系。当时学术的背景上正是“思想家淡 出，学问家凸显”。到《中国书评》（它的办刊宗旨是“侧重学理性”）的“学 术规范”讨论，此前于《学人》、《原学》处尚呈不自觉的经验特征的学术行为 获得了相对清晰的理论说明，而学术性三个字亦尘埃落定于国际规范之上。 　　这一切在该刊总第六期刊出的杨念群先生的文章中得到了比较充分的表述。 杨氏首先将８０年代的思想学术风气界定为“启蒙语境”，并借用一位美国旁观 者的智慧，将当时知识群体的活动和努力比喻为“神人大巫”式行为，因为他们 为建构新型意识形态所择取的思想缺乏知识上的合法性。随即杨氏笔锋一转， “如果无法用一种相对合理的程序去规范思想的内涵及其作用，那么它充其量是 一种极其个性化的态度或者信念，一旦这种个性化的东西被毫无规则的普世化或 意识形态化，就会发生悲剧性的后果”。因此，杨氏提“以学术规范拒斥本质主 义”，并断定这就是９０年代学术风气的特征所在。 　　这里无法展开对８０年代究竟应该如何评价的讨论，也无法就“学术规范” 能否有效拒斥“本质主义”（“本质”而称“主义”，自是需借助某“学术规范” 的表述然后有可能成立，如黑格尔）向杨氏讨教，但这个命题无疑为本文主智主 义或知识论的概括提供了坚强佐证，并为我们的讨论提供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切入 点。首先，这种主张潜藏着的对知识之绝对性的自信本身就是十分可疑的。对知 识的自信必然以对理性能力的尊崇为前提，但康德早已指出了理性的限度。罗素 认为人类所拥有的知识，无论关于自然、关于社会或者关于上帝与精神，都是相 对的片断。《哲学和自然之镜》的作者罗蒂在库恩、费耶阿本德的方向上越走越 远，对知识、理性的理解充满反讽的色彩。他认为，自然科学的客观性实际不过 是在自由讨论中所要达到的一致性，即“主体间性”；至于人文学科，则根本就 不应是什么合理性的问题。诚然，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双峰对峙二水分流渊源有 自，其逻辑对立功能互补维系支撑着人类生存活动的均衡实难简单断之以是非。 如此胪列，无非是想说明主智主义的逻辑前提远非几何公里般普遍为人接受，其 理论基础也不是磐石也似的牢固不易摇撼。因此，在打出这个旗号的时候，保持 几分清醒注意它的限度乃是十分必要的，就像打出任何别的什么旗号时一样。 　　其次，这种知识论话语实际上是在对世界进行一厢情愿的化约后，建议所有 读书人实现角色转换，由知识分子转换为知识生产者。追求镜子与物式的联系以 求取真知，即为了给知识留出地盘，先清空大脑中的一切，如情感意志，实际是 以外部性代替内部性，是另一种形式的人为物役。如果说自然科学如此追求尚可 理解，而如果认为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亦当如此那就于理难通也于事实不符了。 杨氏引用一位汉学家的讨论对中美学者关于义和团运动的研究分别作为本质主义 与学术规范研究的代表加以褒贬：“中国学者强调对历史要做出评价”；美国学 者感兴趣的则是“如何尽量客观的理解运动的源流、时代背景、发生的原因以及 运动发展的逻辑性”。真是好笑，这里难道有什么高下之分或者不合逻辑违背情 理之处吗？任何人遭遇情况，第一反应当然是进行意义评估，有利还是有害？即 所谓本质主义的定性判断，其次才是工具理性层面的技术分析。中国的义和团运 动研究现状或许不能叫人满意，但可以肯定症结不在这里。应该明确一点，对中 国人来说，义和团运动是一个与自己有某种活生生的内在联系的事件，而对美国 人来说则不是，在他们，简直就与研究博物馆的恐龙没有什么区别。什么情况下 中美学者的研究方法、态度可能会发生互换？大概是在中国炸弹“误炸”美国使 馆而美国人不敢吭气的时候吧。杨氏可能不这样看，他提倡“以学术规范拒斥本 质主义”的依据是，“９０年代学人已空前冷静地接受了自己的社会边缘地位”。 　　更难以让人接受的是第三点。因为清空的大脑泯灭了自身的主体意识，可是 接受来的知识话语并不纯粹，必然的结果就是以他人的主体性为自己的主体性却 浑然不觉。主智主义与唯理论是哲学上的近亲。理性一词有计算之义，并包含对 感性、信仰、情感、经验的轻忽。当人们相信知识所揭示的是世界的本质，因而 具有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某种必然性的时候，理性往往会表现出与常识相背 的特征。如果不加以反省，就可能发生逻辑对意志的征服，使理性成为无人身的 怪物，最终吞噬生命自身。当代中国许多的自由主义者（我认为这个群体是８０ 年代精神遗产最合法的继承者之一）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在这里陷入千虑一失，因 为他们不是把自由当作价值来追求维护，而是作为知识去推广实施。其实二者所 诉诸的合法性手段是不一样的，因而所采取的行动策略也应该有别：依前者，则 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依后者，则按照模式全盘照搬。很遗憾，这种分疏似乎并 未引起自由主义者的警觉。他们这样选择或许是基于这样的考量，能够提升行动 勇气和行动效率。但是，必须指出，在这样的理论架构中，不仅默认了西方中心 的一元进化论的理论合理性，而且在认定了西方国家处理其内部事务的政治制度 之正义性的同时，自觉不自觉的预设了其处理国际事务的国家行为之正义性。五 四口号有“内惩国贼，外抗强权”，这种理论设计在“内惩国贼”方面如果还可 以说威力强大圆融无碍，可一旦需要“外抗强权”，它就立刻变得软弱无能漏洞 百出，甚至因有助纣为虐之嫌而导致民心尽失走向自己的反面。 　　民主化、市场化并不意味着历史的终结，民族国家也并未就此失去其作为利 益单位的意义，改变的只是游戏规则或形式，而非追逐利益的游戏本身。自由、 平等、博爱的三色旗并未能将人类召唤到一处，就像英特耐雄的歌声未曾做到一 样。美国人在科索沃和台湾问题上的行为立场无疑是从其自身的意志与利益出发 的。“新干涉主义”者们即使其师出有名，也不过是假公济私而决非替天行道。 周围一些自由主义者相信“人权高于主权”（我认为二者分属不同层面，具体分 析完全是情境性的技术性的），甚至于认同李登辉划分中国版图的“七块论”， 这如果不是出于无知或恶毒，那么，那片障蔽其目光的树叶，在我看来就是主智 主义。雷蒙阿隆曾指出，知识分子在实证的旗号下，极有可能成为权力知识体制 中心甘情愿的螺丝钉。如果说在内部环境中学界对此早有警惕，是不是我们今天 应该稍稍拓宽眼界，在外部环境中也尽快建立起这种共识？ 　　关于９０年代学术风气的转变，除开以学术规范拒斥本质主义的肯定讴歌， 还有求学与践道，尊德性与道问学不同进路或取向互动冲突的中性描述。我个人 并不认为过去的十年足以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历史阶段，虽说大家已经是跨世纪 了，但一切尚在后８０年代的建构之中──明确这一点我认为十分重要。如果本 文业已证明主智主义确实存在着理论上的罅隙，在这个社会转型的时代具有一些 消极影响，那么如何做才能加以克服呢？我认为由知识中心的话语思维范式转向 文化中心的话语思维范式是一种值得考虑的选择。文化是一个比知识更加丰富的 概念，知识是文化的一部分，文化包括知识而不限于知识，譬如说使用知识的智 慧等等。从认识的角度说，知识是描述性的，文化则是建构性的从社会的角度说， 知识是超主体、超时空的共相，文化则是有主体、在时空中的殊相。这里，我认 为应该强调的一点是，知识无国界，文化有立场。 　　彰显文化的立场并不是要制造文明的冲突，对外，是为了求取文明间真正的 共处之道；对内，则是旨在唤醒我们知识群体的文化自觉。认知人类学有ｅｍｉｃ 和ｅｔｉｃ两种描写理论。前者指该文化中人对自身文化的认知，后者指异文化 中人的“科学”观察。所谓文化自觉，简单地说就是自觉尝试采用ｅｍｉｃ的认 知方式去感知我们过去已有的文化，去创造我们未来应有的文化。当我们努力这 样去做的时候，我们的意志，我们的主体性，就会在广阔的地平线上逐渐清晰的 凸显出来。“文化自觉”、“文化操守”和“知识论之后”这样的议论近来频见 报刊，可见９０年代的学术风气确实不无可议之处并引起了人们相当的关注。 　　到哪里找回在信息中丢失的知识？到哪里找回在知识中丢失的智慧？网络时 代，二十一世纪，但愿这样的诗句不再是我们的梦魇。 （寄自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