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也说《上海宝贝》 ·雅非·   朋友问我最近看什么书,我说《上海宝贝》(卫慧著)和《一个人的圣经》 (高行健著)。朋友打趣地说,你这是哪儿和(这个字要像台湾人一样读其古音 “汉”)哪儿啊?我说,这是眼下的热销作家、热门读物,不看没有发言权啊! 其实,这也正是我看《上海宝贝》的初衷:不想被别人的看法左右,想从书里讨 个自己的说法。   没看《上海宝贝》之前,就看到许多评论文章了,网上也是众说纷纭。大多 数人都对它义愤填膺地不“看好”,有的忍不住带脏字,说作者是“婊子”、“ 女流氓”什么的。还有的说,作者根本不知道写作为何物,在书里堆积性描写, 以哗众取宠。我想,一本书把读者弄到这样咬牙切齿、把自己弄到这样不齿于作 家类,那一定只是粪土一堆了。奇怪的是,或者说有趣的是(这都是对我自己的 “先见之明”而言),我看了竟没有感到那般的义愤,并觉得作者并不是对写作 一无所知的。   先从做为读者的直感谈起。《上海宝贝》有故事、有人物、有情节(不复杂 ),也有议论;它让我看了第一章,想看第二章,看了第二章,想看第三章…  它让读者想一口气看下去。有人也许会说,对了你是想看那些性描写。如果这样 的话,你还真说错了。我记得看完了三分之一,才看到两处性描写。我当时就 想,这可不像人们“传说”的那样啊,这比起《一个人的圣经》,每隔一章就是 整章的性描写可差远了。后来的性描写多了些、有的也滥了些,我想这是《上海 宝贝》被人抓了辫子的地方(我在后文会对此有所解释)。   《上海宝贝》中的三个主要人物:女主人公倪可(又名COCO)、同居男 友天天和德国情人马克。主要的故事性在男友天天那里。他的童年、他的母亲、 他的父亲、他的绘画才能、他的纯情、他的软弱、他的神经质、他的性无能、他 的吸毒以及他的死,这都构成故事,构成一条故事主线也为女主人公构成一个生 存环境,为读者构成一个看待或判断女主人公的依据或条件。德国情人马克则从 对立的一面为读者提供了同样的东西:马克的雄心、马克的成功、马克的完美家 庭、马克的热恋、马克的性亢进、以致最后马克的升迁和离去。显然作者是想塑 造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物,为女主人公提供一种反差极大的活动背景。如果这真的 是作者想做的,那她是成功的。仅就人物塑造这一点讲,我以为,说作者不知写 作为何物是太过了一点儿。由于书中的性描写大多有情节上的合理性,大多以塑 造人物为目的,所以,我并不觉得这样的写作是什么太不齿于作家类的行为。说 到这儿,我倒想斗胆挑挑《一个人的圣经》在这方面的刺。里面与男主人公做爱 的女性,大多来去匆匆,如过眼烟云,给人一种作者是纯粹为了性描写才把这些 女性拿来用用的感觉。当然,我们不能说诺贝尔奖得主不知写作为何物,我们就 只好拿名不见经传的卫慧开涮。   对《上海宝贝》批评最多、最激烈的是书中露骨的性描写。我以为对《上海 宝贝》中的性描写应该分类看待。书中大多性行为发生在异性之间,也有某些地 方涉及到同性之间,甚至还有一个双性人物。就异性之间的性描写来说,我以为 《上海宝贝》并不比《废都》在数量上多多少,但这两本书中的性描写有质的差 别。这个差别就是《废都》以致于大多数迄今为止中国文学作品中的性描写多从 男性的角度出发,即通过男主人公的感情和感觉来表现。在这样的描写中,性活 动中的女人是被观察者、被描述者,是被动的。而《上海宝贝》中的性描写却无 疑是从女主人公的角度出发,即通过女主人公的感情和感受来表现的。这样一切 都反过来了:性活动中的男人成了观察和描述的对象,成了被动因素。我想,中 国大多数读者可能更习惯于前一种性描写,觉得那是每天都发生的事,是现实的、 真实的,所以,无论这样的描写多么细致,多么真实或多么夸张,都毫无疑问地 可以接受。但是如果一个女人──不管她是一个真实的女人还是一个虚构的女人 ──要这么毫无保留、毫不掩饰地叙述她在性活动中的所见所感,更有甚者,这 个女人的叙述时而流露出对性活动的享受、渴望、疯狂或某种“物极必反”后产 生的仇恨等复杂心理,那就不真实了,因为大多数读者眼中的女人不是这样的, 因为现实中男人眼里的女人不是这样的,也不应该是这样的。由此推论,这样描 写性的女人就一定不守本份,就一定肮脏下流,就一定是受虐狂,就一定是女人 的异类。我觉得这是中国社会特有的性文化传统造成的对女人的一种偏见,这在 现实当中不公平,在文学当中也不公平。   如果说《上海宝贝》中性行为的描写有什么败笔,我认为是COCO和那个 德国前卫电影女导演的同性恋情的描写。那几行字看上去真的是太突兀了,在情 节上不合理,像是作者为了在不同类别的性描写方面达到指标而硬塞进去的。飞 苹果的同性恋情结也是这样,显得生硬、牵强。不过,指标是达到了:有异性的, 有同性的,还是一个女同性恋,一个男同性恋,这在本来就容易招来非议的以女 性体验为主的性描写之上,又加上了两个引人注目的攻击目标,让非议者轻易地 将“把柄”攥在手里。   是不是说,如果《上海宝贝》中没有关于同性恋的描写,其中异性之间的性 描写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存在于作品之中,并使作品成为一篇好作品呢?当然不是。 我以为这样一本书之所以出现,有它的社会原因或说是市场原因。在这个商品社 会中,一切都由市场的供求状况决定。有人想看性,就有人写性。有很多人想看 性,就有很多人写性。写的人多了,就有人要出新点子,要出人头地。《上海宝 贝》的作者显然是个聪明女子,她知道她的读者想看什么,她知道她有什么与众 不同的东西,她知道怎么将自己“货物”以独特的方式推销出去。这在一个商品 社会中并不是不道德的,所以,大概也并不值得这么多人来对她或它(书)大动 干戈。这个世界有很大的空间,应该能容纳很多的人或人类,比如“新人类”或 “新新人类”。我不知道《上海宝贝》是不是一部以虚构文学的形式(作者说是 半自传体)和现实主义的手法表现了“新新人类”的生存状态,但我看了它知道 了在离我很远的那块故土上也有了这样一种生存方式,也有了这样一种文化环境 (它们在大一些的范围内其实早已不那么新鲜、不那么令人震惊了)。我用不着 用最高的文学标准去要求这样一部作品,我满足于它让我了解到一种我不然便无 从了解的东西。在这个大众文学、文化或文艺日益渗透生活的各个层面的年代, 苛求无异于窒息;更何况我们也并不一定总是用同一个标准衡量所有的作品,我 们也许不过是倾向于用高标准来要求我们不喜欢的作品。我们对自己评判行为的 不公常常没有觉察,比如,高行健获诺贝尔文学奖这件事就让很多人大动了一番 感情。实际上,如果你用自己对中国文学的“高标准、严要求”来衡量高行健的 作品,那你就真的难免大动肝火,觉得中国简直没有文学了;但如果你能这样想: 人家瑞典人有瑞典人的标准,人家发的奖是奖给他们认为好的作品,不是奖给我 或我们认为好的作品,那你就会心平气和了。   说到“心平气和”,这也是高行健的一个优秀品质。他恪守没有主义、没有 祖国、没有政治的行为准则,只认文字为自我表达的一种方式,以平常心对世间 一切,包括文学。所以,尽管他的文字并没有《红楼梦》或任何其他你我愿承认 的文学作品的水平,但它们是从他心底里流出来的,它们带有他一个人的印记。 这大概就应该够了,不但对作者应该够了,对读者也应该够了。我们读书,就是 读一个作者,读出他或她那纯粹个人的印记。我在《上海宝贝》中读出了这一印 记:很个人、很个色的女人、很彻底地诚实的个色女人。不幸的是,这样的女人 总是被苛求,被批判,甚至被谩骂,进而被“禁绝”。像所有人一样卫慧不是完 人。我们如果不苛求自己的话,那就也不要苛求卫慧吧。这位个色的女子不过是 写了些自己想写的文字。 (寄自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