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住比忘掉更痛苦 　　　　　　　　　　　　　　　·李信· 　　周扬同志，可以说是我长辈的长辈、领导的领导，他是建国后党在宣传思想 战线最得力的负责人之一，但要是将周扬只当一个作家看，我对他的了解便几近 于零了，就像我对冯雪峰知之甚少一样，尽管大学里教现代文学史的老师在给我 们讲到“两个口号”论争的时候，亢奋得眼镜乱颤、口沫横飞。 　　关于周扬，最让我感兴趣的还是几段轶事。据陆键东所着《陈寅恪的最后二 十年》记载，１９５８年，学术界开始清除所谓“厚古薄今”的风气，陈老先生 受到牵连，愤而拒绝开课，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奉命南下去做工作。后来周 扬自己回忆了这段往事，他写道：“１９５９年去拜访他，他问，周先生，新华 社你管不管，我说有点关系。他说，１９５８年几月几日，新华社广播了新闻， 大学生教学比老师好，只隔了半年，为什么又说学生向老师学习，为何前后矛盾 如此。我被突然袭击了一下，我说新事物要实验，总要实验几次。买双鞋，也要 实验那么几次吧。他不大满意，说实验是可以，但是尺寸不要差得太远，差一点 是可能的。”首先，我觉得，这陈老学究真是迂得可敬又可爱，其次，我以为， 周扬回答得也很坦白，当时他的确是在做着一系列的实验，而且肯定认为这些都 是必要的，比如批评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适学术思想、批判胡风文 艺思想，就象周扬给自己的文章所定的题目一样：我们必须战斗。直到１９６７ 年，他作为史无前例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实验品之一被送进了秦城监狱。 　　其实，我真正感兴趣的还不是周扬这个人，而是这个人的记忆力，何为记忆 力？最新修订的《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记住事物的形像或事情的经过的能力。 这没什么嘛，只要他有健全的心智，就应该具备这样的能力，只是记性的好与坏 而已。其实不然，往往事物或事情一旦作为记忆挤入人的大脑，就会出现不同程 度的变形，甚至遭到自觉或不自觉的删改，再拿出来的时候，就不是原来的样子 了，而周扬记忆力的惊人之处在于：他不但记住了，而且把改动过的又改了回来。 １９７５年，他出狱以后，听说曾经与他进行“两个口号”论战的冯雪峰身患癌 症、不久于人世，更听说这个当年的“对立面”在“四人帮”的高压之下，没有 对他落井下石，相反还讲了许多公道话。 　　于是，周扬去了冯雪峰的家，他回忆道：“他得了癌症，已到了晚期，说话 声音很低。家境十分困苦，我看雪峰病成这样，十分难过。我对雪峰说，我们相 识四十年来，有过摩擦、有过争论，但我从来都认为你是个好人。历史证明，你 在对待鲁迅的问题上是正确的，为人是正派的。”周扬拥抱着冯雪峰，握着他的 手，说着说着，哭了。 　　周扬走后，冯雪峰扶病写了一篇寓言：《锦鸡与麻雀》，文中写道：有一只 锦鸡到另一只锦鸡那儿做客。当他们分别的时候，两只锦鸡都从自己身上拔下一 根最美丽的羽毛赠给对方，以作纪念。这情景当时给一群麻雀看见了，他们加以 讥笑说：“这不是完完全全的相互标榜么？”“不，麻雀们，”我不禁要说，“ 你们全错了。他们无论怎样总是锦鸡，总是漂亮的鸟类，他们的羽毛确实是绚烂 的，而你们是什么呢？灰溜溜的麻雀。” 　　三个月后，冯雪峰去世。三年后，中央为他恢复名誉。又过了半年，人们为 他补开追悼会，周扬参加了，就在这一天，《锦鸡与麻雀》一文在《人民日报》 上发表。那一阵子，周扬在许多场合都以悔恨的方式谈到“文革”前自己的一些 做法，向在运动中受到迫害的人们道歉，每当这时，他就会掉泪。他还说过：派 性这个东西，宗派主义这个东西，可顽固、可厉害啦，我可知道它。那时候，两 个口号论战，我们就是宗派主义嘛，就是意气用事嘛。同一个观点的就是亲嘛。 明知有错也不肯认错，就是要争个我高你低，没完没了嘛。 　　我们当然不会把历史的功过通通算在个人的账上，但如果人人都拒不认账， 那么，历史就注定是一本糊涂账。 　　所谓“拒不认账”，很像邓拓同志当年在“三家村札记”中提到的一种病， 就是“健忘症”，“得了这种病的人，往往有许多症状，比如见过的东西很快都 忘了，说过的话很快也忘了，做过的事更记不得了。因此，这种人常常表现出自 食其言和言而无信，甚至于使人怀疑他是否装疯卖傻，不堪信任。”说白了，健 忘症就是遗忘得乾净利落、多快好省。我曾经读过一本可怕的书，名叫《同莫洛 托夫的１４０次谈话》，这位莫老兄是苏联外长，斯大林圈子里的红人儿，后来 被赫鲁晓夫拿掉了，在他赋闲的日子里，一位史学教授对他进行了长期的录音采 访，然后整理成书，说这本书可怕，不是因为它对我们的现实有什么直接的危害， 而是书的字里行间透出的一股铁锈的腥气令我不寒而栗。关于大清洗，莫洛托夫 说道：“列宁的朋友基本上都是一些可疑的人。”他还说：“列宁在世的时候， 就有那么多不协调的、形形色色的反对派，总要有人放开手脚进行镇压。于是， 斯大林就实际承担起这种难题并加以解决。我认为，斯大林对此事的处理基本上 是正确的。我们全力支持他，而且我对此至今不悔。”他还认为镇压很不彻底， 赫鲁晓夫、米高扬等人早就该杀了，他至死都反对给任何人平反。这是一种多么 坚不可摧的意志呀！莫洛托夫是不是得了健忘症，我说不准，但毫无疑问，他是 一位电影剪辑大师。 　　我在想，晚年的周扬，心里可能挺不好受的，不断的自省、不断的道歉，对 于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来说，是一副沉重的担子，但他还是挑了起来，尽管这样 走完人生的最后一段路，似乎累一点。而莫洛托夫的晚年就显得轻松多了，他坐 在自己别墅的客厅里，摆着外长的谱儿，给崇拜者讲述那火红的年代，唯一的遗 憾是苏联听他山侃的人越来越少了，有一次，他对家里打扫卫生的女工说：“请 您给部长会议总局挂个电话，请戈尔巴乔夫找个机会同我谈一谈。”这个愿望没 有实现，还有一次，他看到报纸上的国际新闻，立刻说道：“请谢瓦尔德纳泽五 点钟到我这儿来。”当时，家里人觉得，到了五点，他准会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 净，谁知，快到五点的时候，他竟然穿上西装、打上领带，于是，人们只好对他 说：谢瓦尔德纳泽同志有事，无法来见。他的晚年是多么的妙趣横生！所以我说： 记住比忘掉更痛苦。 　　尽管痛苦，但“他们无论怎样总是锦鸡，总是漂亮的鸟类，他们的羽毛确实 是绚烂的，而你们是什么呢？灰溜溜的麻雀。” 　　这篇文章快要写完的时候，中国人拍摄的电视连续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上演了，天哪，我曾经是那样的迷恋过保尔、冬妮亚、朱赫来，这本书几乎成了 我参加高考的精神支柱。但我还是觉得，要从文学的角度全面了解那段历史，光 知道保尔怎样南征北战是极其不够的，有几本书，我推荐给大家抽空读一读，１、 高尔基的《不合时宜的思想》，作家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２、雷巴科 夫的《阿尔巴特街的儿女》，漓江出版社出版；３、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 海南出版社出版。其实，早在六十年代，中国人就曾经把一出苏联话剧改编成了 电影，这就是《以革命的名义》，直到今天我还清楚的记得，周正扮演的列宁说 的那句后来被反复引用的名言：“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这出戏已经好长时 间不重播了，但那句话却总象是刚刚听到的。 （寄自中国大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