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宗教伦理与跨文化理解 　　　　　　　　　　　　　　　·泽　熙· 　　在跨文化交往日益频繁的今天，１９９５年英国和日本就宗教工作伦理方面 进行过一场精彩的对话以加深了解。日本经济发达以后，开始在美国和欧洲进行 直接投资，在欧洲的投资又主要集中在英国。它一方面增加了英国的就业，受到 英国人的欢迎；另一方面又出现了文化方面的冲突，给管理带来困难，因此这场 对话的中心议题就是理解双方宗教伦理和工作理念的差别。 　　英国和日本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两国都是邻近欧亚大陆的岛国，曾经向隔海 对岸的大陆习学了语言、文化和宗教，同时又改造成了自己的方式。同为资本主 义国家，日本保留了天皇制、英国保留了君主立宪政体。但是，两国的宗教传统 和工作伦理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日本是多神信仰，英国人只信奉一个神。英国 具有新教的工作伦理，神道和天皇则是日本人的精神实质，基督教和西方文化虽 然受到重视，但没有改变日本人的本质。 　　许多日本人宣称他们没有任何宗教，因为大多数人接受它们为习俗而不是信 仰，但虔诚和孝敬的行为随处可见，无论是在家里、办公室里还是在庙寺里。日 本人的宗教主要有神道教（Ｓｈｉｎｔｏ）和佛教，同时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 根据日本宗教团体宣称的信众总和，相当于日本总人口数量的两倍，说明了日本 人的多重信仰。按照日本驻英国外交官说的：“一个日本人可能在神道庙里举行 婚礼，却可能按佛教的方式举行葬礼。”（见《全球工作场所》，伦敦《欧洲商 业杂志》１９９５年第２期）这些信仰决定了日本人的行为和工作伦理，尤其以 本土的神道影响为大，明治维新后曾立为国教。 　　日本人的比较研究发现，在宗教影响和工作哲学之间，日本的社会风气形成 了“工作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经济行为，而是追求某种精神上的满足”。日本的 工作伦理可以追溯到１７世纪的一位著名禅师铃木（Ｓｕｚｕｋｉ　Ｓｅｉｚａｎ） 说的：“世俗的工作是某种宗教的训练，如果你投入了心智，你将可以成佛。” 日本人一般不相信外在的神，而相信内在的佛。 　　英国人对比自己的基督教传统，发现日本神道缺少成文的哲学和教义，但对 日本人的行为影响巨大。日本人较难理解西方人为什么强调意识形态的原则，而 西方人则难以理解为什么日本人缺少支持道德立场的热情，在商业上则表现为典 型的实用主义。日本人热衷于吸收外来的技术，但顽固地拒绝外来的意识形态， 成为基督教世界以外最早吸纳西方技术实行了现代化而没有激烈改变自己意识形 态的国家。英国和日本之间的精神实质有着天壤之别。 　　１６世纪加尔文认为，工作是一种道德的责任，即对家庭负责、对社会负责、 对宗教负责和对自己负责。韦伯的新教工作伦理（Protestant work ethic）主 要用于解释新教国家的经济成功。他认为，重视每天的工作，包括自律和节俭以 获得财富，这样的动机和态度有助于资本主义的增长。因此加尔文主义似乎提供 了新教国家经济繁荣的合理解释。以致西方人长期抱有这样一种看法：东方宗教 没有提供一种文化框架鼓励合理地追求经济所得，因为没有一套类似的工作伦理。 　　但是亚洲经济的崛起，使这一说法出现了危机。所谓“新教工作伦理”，韦 伯的描述大体包括禁欲主义、努力工作、节俭、不断追求等等。人们相信勤奋工 作和积累财富是道德的表现，这不仅仅是为了有一个世俗的好生活，也是因为宗 教的规条。但是用韦伯开发出来的概念体系来考查东方的宗教，则改变了西方人 的看法。例如在伊斯兰国家，宗教因素和工作伦理也有积极的关联，那些深信宗 教的人似乎更有工作义务感；流行的看法对佛教比较悲观，但研究发现，佛教构 造的工作伦理是团队精神、勤勉和忍耐、对工作专心致志；印度教在外人看来是 非理性的，远离新教伦理的精髓，但印度的人格实质上可能是个人主义的，因为 印度的宗教教导人们最终的拯救在于个人的努力。 　　最有事实说服力的是儒家文化，被认为促进了亚洲经济的起飞，打破了新教 伦理和经济繁荣是“唯一关联”的说教。宗教工作伦理与经济繁荣有关联，但不 是和某一种宗教有关联，其他宗教的工作伦理也可以促进经济繁荣。 　　譬如日本，日本人研究的结果，儒家提倡的工作伦理包括节俭、勤奋和教育， 另外的特点是重视现实、尊重长者，极大地影响了日本式的管理风格。对比西方 的“个人资本主义”，日本更具有“公社资本主义”的倾向。根据韦伯“世俗的 禁欲主义（ｗｏｒｌｄｌｙ　ａｓｃｅｔｉｃｉｓｍ）是东西方资本主义的共同 基础”，那么日本的禁欲主义不是来自于宗教，而是来自于封建时代的武士戒律， 混同儒家教诲推动了明治以后的日本经济。 　　其次，宗教伦理也不是经济成功的唯一因素。韦伯的最后防线是勤奋工作， “勤奋工作是神的愿望”。但是东方宗教几乎都提供了这样的一种工作伦理。１ ９９９年７月纽约《人类关系》发表的《对工作相关信仰的跨文化理解》，对 “西方基督教的澳大利亚”和“非西方佛教的斯里兰卡”进行了跨文化比较，结 果发现，两种文化对工作的意义有着相似的感觉，尽管斯里兰卡人对勤奋工作可 以导致成功没有澳大利亚人那么乐观，但他们更能承诺艰苦的工作。从动机上看， 他们具备了经济成功的（新教工作伦理）的一切要素。但是没有出现勤奋工作、 创造产出、积累财富这样的逻辑反应。动机是一回事，事实又是一回事，一个国 家的经济成功除了勤奋工作以外，一定还有其他的许多要素，包括被韦伯撇在一 边的诸多世俗因素。 　　伊斯兰教的工作伦理来自《古兰经》，它同样强调献身工作是一种美德，可 以“消除罪”，“没有人吃到的食物比工作得来的更好”，每个有能力的人对工 作做出足够的努力都是义不容辞的。同时，伊斯兰教的工作伦理提倡工作中的合 作，协商被认为是克服障碍和避免错误的一种方法，创造性的工作是欢乐和成就 感的源泉。努力工作的人通常走在生活的前面，相反工作不勤奋的人被认为是生 活的失败。尽管伊斯兰教的工作伦理更看重工作的动机而不是工作的结果，但是 认为生活没有工作就没有意义，并约定经济活动是一种义务（《组织义务作为伊 斯兰教工作伦理和对组织变化态度的协调者》，纽约《人类关系》２０００年４ 月）。 　　尽管韦伯的假说在事实的检验面前难以自圆其说，但是丰富的研究为今天的 跨文化管理提供了有价值的线索。我们看到，东西方宗教的差别显而易见，宗教 对工作伦理的影响自然各有不同，即使在新教国家也不一样，比如美国人较之加 拿大人更具有新教的工作伦理，但在基督教和天主教信仰的人之间却没有什么差 别；在印度，印度人一般具有强烈的民族习俗和宗教信仰，而且不愿意改变，因 此在西方人看来他们难以接受西方式的管理。西方人在阿拉伯开设银行，结果发 现，源自《古兰经》的法律认为，从贷款中获利是一种“罪”的行为，出贷方需 要分担借贷方的风险和所得。这些甚至与现代经济相矛盾的差异都是跨文化管理 必须面对的课题，不在这里探讨。 　　需要注意的是，受现代化的影响，宗教本身也在变化，开始扬弃那些愚昧落 后的东西。在一些社会里，宗教曾经在人类社会中扮演过主要的角色，而社会现 代化、政教分离等使得宗教退居次要位置。全球化则使得宗教由传统的地域扩散 到世界各个角落，除了人员的大量流动以外，互联网也加快了这一进程。佛教从 印度传到日本，需要一千年；《道德经》直到２０世纪还鲜为西方人所知，不可 与现代社会的传播手段同日而语。各宗教的工作伦理可以在世界范围内迅速交流。 　　现代化的进程也改变了人们对工作伦理的观念，如缩短工作时间、重视个人 闲暇生活、重视消费、重视审美价值等等。新教工作伦理源自宗教，但是工业文 明出现以后受到调整，企业开始规范职员的工作行为。７０年代美国人很少谈及 传统的新教伦理，年轻一代不再像他们的父母那样为了成功而在流水线上努力工 作，而是把工作看作是生活的一部份而寻找更有意义的工作，不是为了钱而是满 足个人需要。尽管新教伦理依然是新教国家工作的常规道德基础，但已经脱去了 它昔日的宗教服饰。在美国，新教伦理被称为工作伦理，除了少数的学术和宗教 圈子，人们几乎完全在探讨它的世俗概念而很少提及它的宗教起源。 （２０００年７月２日于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