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迪金森:英国新儒家                ·赵毅衡·   今日中国知识界记得政治历史学者高尔斯华绥·鲁意斯·迪金森(1862 -1932)的人,恐怕不多了。但是在本世纪头三十年,迪金森是英国知识界 教育界的领袖人物,在促进中西理解交流上,起了关键性作用,值得我们为文纪 念。   迪金森是英国典型的“学术贵族”。年轻时在剑桥国王学院研究希腊罗马史。 以优异成绩毕业,却转身学医,立志以药物救人,并立志终身不娶,以尽全力有 益于人世。到三十多岁,临近世纪末,迪金森发现世界过于混乱,欧洲各国以民 族利益至上而互斗,作为一个理性的、国际主义的学者,极有必要从历史学中发 展出针对当代政治外交的学说,于是转向现代史。   十九世纪末,迪金森以《法国革命与反动》,《十九世纪议会制的发展》等 著作,开拓了现代政治科学。在剑桥执教三十年,他坚持希腊哲学家的传统,努 力使当代政治理念化。他的周围团聚了一批知识分子,被称为剑桥人文主义者。 而受他影响形成的几个学生俱乐部,发展出“勃鲁姆斯伯利”集团,成为二十世 纪上半期英国自由主义文化的核心。   1901年,正当拳乱之后,西方列强下决心“惩治”野蛮的中国。而迪金 森对西方的帝国主义态度极为不满,写出了他的名著《约翰中国佬来信》。约翰 者,普通人之意。这位中国佬来到欧洲,发现西方人种种不人道的行为,与中国 哲人提倡的人性对照,显得极为野蛮。这本书强烈抗议庚子事变西方的贪婪掠夺。   此书是借用蒙德斯鸠《波斯人信札》开创的体例,借东方文明人的眼睛反观 西方。但是蒙德斯鸠的书作于1721年,启蒙运动中的欧洲,并不比东方“先 进”,“波斯人”对西方的批判是理所当然的。迪金森的书作于几乎两个世纪之 后,正是西方资本主义进入殖民帝国高潮。在这种时候,能以中国思想的智慧, 针砭西方的野蛮,不能不说迪金森体现了现代文化批判精神,并且对非西方民族, 有一种眼光长远的尊敬。只是,当时迪金森对于中国所知甚少。书中的中国,好 像乌托的理想国。后来他发现,印度独立运动鼓吹者,以此书为运动的“福音书”, 吃了一惊:他这个西方教育出来的学者,只是靠零散读一些关于中国的书,抓住 的“东方精神”,难免浮浅。   1912年,迪金森已经五十,刚以《宗教与不朽》一书赢得更高盛名,被 一个基金会委以到东方三大国考察的重任。他在中国漫游了大半年,从香港到上 海见刚辞大总统职的孙中山,然后坐帆船溯长江而上直到宜昌,然后从北京南下 齐鲁,登泰山,访孔庙,1913年夏天才从天津渡海。远游归来,1914年 他出版考察报告《论印度,中国,日本文明》,同时出版他的旅游笔记《观感》。 在此二书中,他都毫不客气地指出:“英国人在东方最不受欢迎,我们还假装不 明白原因。”   如果迪金森只是抱一种民族平等论,他就只能对考察的三种文化一视同仁, 只是分别发掘每一种文化的优点而已。迪金森在比较三个民族化时,并不隐瞒各 种文化的弱点,并且也公开他对中国文化的偏爱,哪怕他承认日本的整洁、美观 与效率,他还是认为中国文化更高一筹。   他在报告中明确宣称,“现代化对中国只是个适应或采用问题,印度则不然, 需要国民性大改造。”原因是“中国固有生活态度,与西方现代非常接近,比中 世纪欧洲与现代的距离近得多。”“儒家思想很容易翻译成西方的实证主义。”   以上观察,可谓极为精确,一语中的,可能是新儒家思想的最早阐述。但是 下面的评论就可能带一点个人的感情了:“中国没有种姓制度,几乎没有阶级, 其贫富差别,并不比西方现代更甚。就机会平等而言,很接近西方民主。”“中 国人自尊自力,很像美国人,但是美国人对别人相当粗暴,中国人却互相礼让。” “见到的中国人越多,我就越喜爱他们。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文明的民族。西方可 能有更大的发展前途,但是,在生活感情上,在人文艺术上,他们的成就更高。”   然后,迪金森的结论,几乎让人瞠目结舌:“中国几千年来一直就是民主的, 中国是西方民主主义的理想境界。”   如果这个声明实在太美化了传统中国,我们应当看到,他是在1914年写 下这些话。此时整个欧洲被抛入空前惨烈的大战,西方民主本身看来正走向盲目 的自杀。血腥的战争对迪金森的人本主义乐观精神是个重大打击,但是他立即投 入“如何防止另一场战争”的研究。欧战开始后二星期,他起草了第一个“国联 纲领”,并且建立跨国的和平主义组织。不久,他出版《1904到1914的 国际无政府状态》这本“国际性和平主义” 经典著作。   迪金森于1920年从剑桥退休,但仍兼任正在日益变得重要的伦敦经济学 院(LSE)教授。在这时期,一大批中国留学生来到英国。陈源、张东荪、张 君劢等人都在LSE就读,很多人受到过迪金森的帮助。徐志摩也在LSE,转 到剑桥国王学院去,是迪金森给他出力。看起来当时在英的中国学生,都知道到 迪金森老先生那里去,几乎是有求必应。   在迪金森的影响下,以希腊与中国双模式建立现代价值,成为一批英国知识 分子的理想。在迪金森的学生中就有理论家瑞恰慈、美学家罗杰·弗赖,以及更 年轻的文学家燕卜荪等人,都对中国抱有热情。1932年,国联派遣李顿调查 团,就日本侵占东三省,试图“不偏不倚地仲裁”,日本还是抗议退出国联。作 为国联的最早思想家,迪金森正在此时去世,没有看到国联开始瓦解,还算他的 幸事。   迪金森从中国带回一套花翎顶戴蟒袍,在家时就穿戴起来,是当时英国知识 界一大趣闻。他到中国时,已是民国。这套装束不知从何而来。对迪金森来说, 中国的国体与朝代,恐怕是不必分清的事。   至于为什么西方自由主义的领袖,考察中国问题,却是新儒家式的?这不是 一句“误读而已”就可打发的事,应当仔细加以探讨。然而这已经不是这篇小文 章能处理的课题。在此我只能指出,迪金森等人进行文化批判时,他们眼中的对 象是西方文化体制。儒家文化只是用来作借鉴,借得准不准就是很次要的事。   就文化批判的目的而言,迪金森的“儒学观”,与中国新儒家是南辕北撤。 (寄自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