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舅舅毛丫头                ·沈 方·   舅舅家在长超乡东埠村,离外婆家有两里路的光景,分别隶属于两个乡。小 时侯到舅舅家去,要走半天,其间走过许多鱼塘、小石桥。我嚷嚷着腿疼,要大 人驼在背上,走着走着,我就睡着了。有时舅舅摇一条小木船,来载我们,沿途 的河流弯弯曲曲,晃晃悠悠做梦似的。      舅舅很早就离家,入赘到东埠村,做了“招女婿”。听说起先舅母没有生育, 大姨把一个儿子过继给舅舅,后来舅母生了两男一女。我不知道舅舅的小名怎会 是“毛丫头”,大人们都是这么叫的。在我们乡下,生了男儿,起名叫“狗”叫 “猫”是常有的,我的一个表哥就叫“阿狗”,通常是取命贱容易养大的意思。   不过,舅舅的小名“毛丫头”与他后来到外乡入赘,仿佛是冥冥之中有了应 验。   过年的时侯,亲戚近邻串门做客,是乡下隆重的习俗。也是孩子们欢天喜地 的日子,首先是各色各样的吃食,饭桌上也照例端上了鸡鸭鱼肉。那时过的是穷 日子,白切鸡、白切肉、酱煨蛋之类大菜,是不能随便吃的,端上桌来是一个仪 式,摆在那里体现对客人敬意。红烧鱼、炒笋干这些热炒小菜,可以放开吃。每 次出门做客,大人们反复关照:“不要嘴馋,随便乱夹。”孩子们坐在饭桌上, 怯生生盯着鸡、肉、蛋,贼眼溜溜,很是嘴馋。由于我母亲年轻时就参加工作, 长年在外,我们在舅舅、外婆家算是稀罕的贵客,我尽可以放开吃。想来,这是 我儿时受到的宠爱。   在舅舅家,有一种风干的菱角,热热地蒸出来,醮了酱油吃,是少有的美味。   舅舅看我塞得满满的小嘴巴,开心得一脸笑容:“吃呀,吃呀。”他喝了一 口米酒,“舅舅家有的是,前头屋大菱桶里装得满满,回去时再带些去。”   我只顾着吃,支支唔唔应不出来。舅舅单腿架在长条凳上,用又黑又糙的大 手摸着我的小脑袋,一边与母亲说着年终生产队分红家里透支之类的话,一边连 连叹气。母亲默默不作声。我睁大两眼,听不懂他们的话。过了一息,舅舅摇摇 头,对我说:“等着,舅舅带你去街上心买糖,买糖的钱舅舅还是有的。”这天 下午,舅舅牵着我的手上街,找到一个换糖的货郎担,给我买了一大把形状类似 于铅笔的棒棒糖,让表弟表妹们十分眼红。而我却吝啬地不肯分些给他们。   那时侯,公路建设没有现在这样的水平,我到十多岁才第一次看到汽车。我 们家所在的小镇子里,虽说不算遥远,交通却是十分不便。天蒙蒙亮,乘轮船经 县城换乘往邻县桐乡乌镇的轮船,在中途一个叫思溪的小集镇上岸,再步行七、 八里路,才能到舅舅家。后来,我年龄渐长,去舅舅家不知不觉稀少了。住在新 溪乡前坝二舅家的外婆,也日见苍老,得了一种乡下叫“摇头风”的病,脑袋一 天到晚摇晃个不停,严重的是手臂也同样摇晃,连饭碗都端不稳。用了好多中草 药,也不见有效。由于经济困难,婆媳之间的矛盾日益恶化,不可开交。性格倔 强的外婆吵着要和二舅分家,一个人摆行灶过日子。谈到赡养条件,外婆和二舅、 舅母分歧很大,事情闹得大了,大队里的调解干部也是束手无策。   母亲带了我匆匆赶去,刚到二舅家,还没说几句话,就吵了起来。二舅说母 亲带了儿子来,要分他的财产。双方都在火头上,吵了一阵,就开始动手要打架。   闻声赶来的大姨连忙拖上我从后门冲出来,一路逃到大姨家。我哇哇大哭, 浑身发抖。   过了一会儿,好多劝架的人陪着哭泣的母亲,也来到了大姨家。正当心惊胆 战的时侯,外面有人议论:“毛丫头来了,毛丫头来了。”是舅舅来了。   只见舅舅风尘仆仆闯入门来,看了看母亲和我,抓起一把铁锄,就要去和二 舅拼命。幸亏外面人多,才好不容易把舅舅劝住了。后来,舅舅和母亲一起去了 大队部,下面的事我就不知道了。这天,我躲在大姨的房里,没敢出来。我觉得 大人们的世界有些可怕。晚上,迷迷糊糊睡了一觉。第二天,舅舅弄了一条船送 母亲和我去乘轮船时,我还有些害怕,不停地问:“二舅会不会追来。”舅舅象 一个英雄一样哈哈大笑。大姨安慰我说,我们在船上了,二舅是追不上的。我看 着舅舅摇船的身影,慢慢开始放心起来。   自从这次以后,一直到外婆去世,我再也没有去过二舅家。外婆去世那天, 我们全家都去奔丧。穿上孝衣的舅舅和二舅还真打了一架。因为外婆孤独地死在 她的小屋里,到晚上才被人发现。舅舅听说后,怒火冲天。不过,这一次二舅刚 刚外出归来,他是生产队里派出去到城里载垃圾,去了三天才回家。面对愤怒的 舅舅“毛丫头”,二舅跪在外婆灵前,嚎啕大哭。   最后一次见到舅舅,我己经个初中生了。中午放学回家,我进门就看见明显 消瘦的舅舅,直挺挺坐在靠墙的椅子上。吃饭的时侯,母亲让我上街,买来一瓶 那种二两半装的劣质白酒“枪毙烧”。舅舅喝着辛辣的烧酒,垂头丧气地跟母亲 说,地上的白菜今年卖不出去,全烂掉了,手头一个钱也没有。我看见母亲给了 舅舅二十块钱。吃完饭,我和舅舅打个招呼,就去上学了。懂事的我已经知道钱 的重要,没有钱,强悍的舅舅也变得如此软弱。那时同学们中间许多人有毛线衣, 而我没有,我知道这要好多钱。   又过去几年,我也有了工作。这几年,我没有去过一次舅舅家,只是听说舅 舅承包了两个鱼塘,在拚命地干。又听说舅舅的身体越来越坏,每天早晚咳嗽不 停,咯出血来了。对于这些消息,我都没有放在心上,好像是十分遥远的事情。 有一天,母亲对我说:   “东埠村有人打来电话,舅舅毛丫头病危,送在县城的医院里,让我们送钱 去抢救。”   我听了之后,冲口而出:“他们就知道要钱,我们的钱是他们的?”   我们家,刚刚卖掉老家的祖屋,添钱建造了两开间的小楼,经济也十分困难, 还欠了上千元的债。   “我要买一双球鞋都没有钱,那里还能给他们看病。”我还这样说。   母亲听了我的话,默默流着眼泪,“人要讲良心啊。”   随后,我赌气走掉了。   第二天,母亲给我买来一双军用胶鞋,她说她已经告诉东埠那边,拿不出钱 到医院里来,让他们自己想办法。我接过胶鞋楞在那里,说不出话。舅舅在医院 里去世了,母亲和我们都没有去医院。回想起来,在外工作拿工资的母亲,是给 过舅舅许多次钱,每次舅舅来诉苦,母亲多多少少总要接济一点。可是,舅舅病 危的这次,人命关天的这次,恐怕也是最后一次,却由于我的缘故,狠心推辞掉 了。   这些年来,再次见到表兄弟们的时侯,我总是想起舅舅在医院的事。 (寄自中国大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