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麦苗儿青菜花黄——川西大跃进纪实（节选二）

　　　　　　　　　　　　　　　·东夫·

◇　　　　　　　　　　　“饿死也不要管他”

　　一九五九年春节过后，成都市郊的场镇和市区的大街小巷涌入大批乡下人，
他们不是象往年那样来城里看热闹和购物，也不是提着土特产来城里走亲戚。他
们两手空空，一窝蜂地扑向餐馆、糖果店、农副产品市场等一切有现成食品出售
的地方，掏出兜里所有的钱猛买猛吃，末了还大包小包地带走。

　　这是一九五四年那一幕的重演，只是规模更大，来势更猛，可供农民裹腹的
选择余地更小。公社化以后，自留地没收，一切农副产品归公，农民的生命系于
公共食堂，除此之外，他们唯一的生路就是进城买东西吃了。

　　城里也今非昔比。粮食是买不到的，城镇人口凭户、购粮证、粮票定量购粮，
标准已经降到饿不死的地步。但眼下餐馆吃饭不用粮票，当然也决无美味佳肴，
一律的米饭加大锅菜，没有肉食，只许吃，不许带走。糖果店里可以买到糕点
——掉在地上也摔不烂的面饼、瓦块似的饼干，都是用糖精做的。能买到的含淀
粉的食品还有称之为“肥儿粉”的婴儿米粉、凉粉。上述一切都是限量供应，卖
完收摊关门。

　　即使如此，那时候到城里吃馆子、买糕点对农民尚属奢侈行为，一般情况鲜
有问津，突然之间，他们在餐馆、糖果店门口排起长龙，肥儿粉、凉粉一上市便
被抢购一光。一个可怕的消息在大街小巷的窃窃私语中传播开来：农民没吃的了！

　　在农业大丰收、共产主义指日可待的鼓噪声中，这种场面实在有碍观瞻，有
损大局。阶级斗争嗅觉灵敏的人，又发现了阶级敌人煽动，企图给大跃进、人民
公社抹黑、破坏生产等等。然而在一九五九年开始有限纠左的政治气候下，大多
数人不这么认为，省委、地委均派出工作组，到成都市周边各县调查，结果证明，
农民确实没吃的了。

　　双流至成都的公路上人流滚滚，尤如赶场一般，全是到成都吃饭抢购食品的，
有携家带口的，也有基层干部带领成群结队的。工作组走访了离成都市十多公里
的簇桥、金花两个公社，每到一处，立即被群众团团围住，哭的哭、骂的骂，诉
苦不迭。

　　工作组问他们有没有米吃，能否吃饱？

　　“尽是吃菜，有米？象点眼药一样！”

　　“昨天一人分了几两豆渣，够啥子嘛。”

　　“我们这些老头儿进不了城，死了当柴烧！”

　　“饭都没吃饱，哪有劲搞生产，前天我担尿水摔到沟头。”

　　…………

　　工作组“参观”的八个食堂，不是“断米停火”，就是“断米未停火”。其
中断米时间最长的一个三百八十人的食堂，从年初至三月近百天的时间里只吃过
稀饭三次，其余尽吃青菜萝卜。断米停火的食堂“有菜有米就分给社员，没有就
让社员自行解决”。断米未停火的食堂“春节以后一直以蔬菜、野菜为食。”

　　农民有几个钱到城里去“奢侈”呢？于是不得不变卖家产。“将自己的床、
桌、椅、箱子、黄桶等打碎作木柴卖，有的还卖了自己的蚊帐。”妇女杨淑华将
蚊帐拿到成都卖了二元八角，向城里人买了七斤高价米（二角五一斤，当时国家
价为一角二），“剩下的钱吃了一顿饭就花光了。”

　　下饭馆不光是为了自己吃，更多的人是为了买到米饭带回家里。这种行为是
违反“只准吃，不准带出堂”的规定的，不得不偷偷摸摸进行。三营九连的周大
娘把床卖了三元三角，在饭馆买了六碗饭，自己舍不得吃，全部偷偷倒在围腰里
带回给孩子吃。〖注１〗

　　省委财贸部工作组在新都县调查的情况是，全县一九五八年征购比一九五七
年高出将近二分之一，春节过后食堂陆续停伙。马家公社的六十个食堂，吃三顿
的一个，吃两顿的十六个，吃一顿的二十一个，未开伙的二十一个。“开伙的大
部分吃青菜、油菜苔、苕菜、红萝卜等。”

　　情况糟糕到如此地步，如果不是直接到基层找群众调查，什么都休想知道。
从报纸、广播到各级领导的文件、汇报，农民还在食堂里“放开肚皮”大吃大喝
呢，实际上那个短暂的幸福时光早已过去，眼下他们的日子正以一天等于二十年
的速度滑落。而饱受政治运动惊吓的当地干部极少敢在上级工作面前吐露真情，
只得信口雌黄。双流簇桥公社书记说成群结队到成都去的社员是“卖柴搞副业”，
停伙的食堂是因为“社员把粮食分回去自己吃”。双流县县长目光更敏锐，说停
伙的食堂是因为怕把粮食调剂走，把粮食“转移、埋伏”了，举例说簇桥某小社
转移了三万斤黄谷到加工厂，某小社将几万斤红苕埋到地里，上面栽厚皮菜掩盖，
县上正在开会批判“本位主义”，“对个别坏分子准备打击。”

　　类似的情况哪里都一样。工作组来到华阳白家公社的一个食堂，发现煮中饭
时，一百五十一人吃饭只煮了二十斤米，其余全是菜。炊事员说，这顿饭都是做
来给你们看的，平时一顿只煮两三斤米，一人两瓢儿，米都见不到。说话间二十
多个男女老幼围了上来，“干部吃干饭，我们就吃这种菜汤汤”，“娃儿饿得拉
倒妈妈要吃饭，喊他们咋个长身体啊！”说着妇女们全都哭了。背着孩子的妇女
杜秀英从屋里端出半盆菜汤，哭着问：“我们一天吃这么多够不够？半岁娃儿光
吃菜行不行？”

　　工作组干部安慰说，这些情况上面不了解，了解了会解决的。杜秀英泪水涟
涟地说：“毛主席是对的，粮食是给我们配够了的，就是他们（指干部）不拿给
我们吃，每顿吃两瓢儿菜汤汤，锄头都拿不起，哪有劲搞生产。我背上这个半岁
大的娃儿吃不下，请队长给点米拿回去煮，队长都不批。”

　　她当即掏出那张皱巴巴的纸条，上面写着她断了奶水，娃儿又吃不下菜，请
求给五斤米给娃儿煮稀饭，要工作组“盖章证明”。工作组爱莫能助。

　　因为是贫农出身，爱人又是党员，杜秀英才敢在工作组面前直言不讳说这么
多。大部分社员则左顾右盼，欲言又止。一个女社员刚说了一句，他男人便骂道：
“你多事，人家都过得出来，你管这些事干啥？他们问了就走了，二天（四川方
言，“今后”之意。──编者）总要把你整惨！”工作组走出食堂，四名妇女尾
随而至，见四下无人，说：“杨队长跟我们说了的，检查团来了要说每天吃三顿
干饭，每顿三菜一汤，哪个乱说割他的舌头。还说有困难大家克服，为啥子他天
天吃干饭呢？”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婆神秘兮兮地把工作组干部拉到屋里，一开
腔就泣不成声：“社里叫我搞生产，我这么大岁数了，肚子又饿，咋个做得动。”
又指着她三岁的小外孙说：“娃儿一天拉倒衣服要饭吃……”工作组问吃不饱怎
么办，妇女们说，有的捡点草药卖给供销社，有的弄点柴去卖，卖了钱就在成都
吃饭，买肥儿粉、面包、带点回来给娃儿吃。

　　工作组转身找到干部，听到的完全两样。管区会计说，我们的食堂没停过伙，
主要劳力每月四十斤米，妇女三十斤，每天两顿干饭，吃得好，吃得饱，“有的
还拿给亲戚朋友吃”。到成都吃饭的现象，“可能是坏人钻空子”。公社党委书
记杜金元对为啥尽吃菜稀饭的解释是：“凡是吃稀饭的，都是社员要求的，因为
他们喜欢吃稀饭。”谈到社员到成都吃东西的情况，杜一口否认：“这种情况不
会有，我们还未发现，如果有恐怕是个别坏人，或富裕中农从中破坏。”县委办
公室主任杨绍勋干脆说“我们还未掌握到这种情况”。〖注２〗

　　不论形势多么严峻，所有的干部，不论真心或违心，对外的口径都是一致的：
五八年的粮食是大丰收，目前出现的缺粮现象是一种假象，是农民自私自利的思
想作怪和坏人挑动，他们装穷叫苦，把粮食隐藏起来，怕增加征购，怕被“共
产”，有的则是跟着起哄。

　　“所以跟倒喊没有粮食，夜晚却自己做饭吃，即所谓‘大锅菜、小锅饭’。
社员把粮食打回家了……不是蒸干饭就是煮稀饭。一家妇女正在蒸饭，当工作人
员去了，这妇女跑进鸡笼里，怕见面。”

　　“生产队干部知道有粮食，怕增加征购任务，怕调剂别人，就喊没粮食……
还有的社主任半夜叫炊事员起来煮饭，悄悄叫社员来吃，但在白天的伙食同其它
食堂一样，全煮菜吃……清白江公社八村干部，把谷子挑了四千多斤去沟边埋藏，
被邻社广汉县石羊乡干部发现，取走了，经县委打电话才要回来。”〖注３〗

　　类似的情况的确存在，任何面临饥饿威胁的人都会有这样的行为动机，然而
它被夸大到戏剧化的程度。如此普遍的饥荒爆发得如此之早，乍一看的确有些反
常。拿温江专区来讲，即使考虑到高征购的因素，也不至于一开年就停伙断粮啊，
粮食都到哪去了呢？

　　相当一部分粮食是被共产风卷走的。公社化以前分粮到户，自家开伙时，人
人精打细算，唯恐吃多了接不上趟。粮食不够好好歹歹也要过下去，何时吃干，
何时吃稀，何时瓜菜代之，各家心头有个打米碗，不必政府操心。一旦进了“吃
饭不要钱，敞开肚皮吃”的公共食堂，心态顿时逆转，唯恐吃少了吃亏。有史以
来，中国农民没有如此憨吃憨胀过。本来就紧张得要命的粮食，经得住这样几吃
呢。当人们发现仓库已经见底，而共产主义似乎越来越遥远的时候，已经为时过
晚。华阳中和乡朝阳四社就是这样被迅速吃“垮”的。

　　“公共食堂吃粮，从开支上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公社建立前，开
始收中稻时约一个月，那时只吃三顿，大小人平均一斤米。第二阶段，大战四秋
时约五十天，公社让社员敞开肚子吃……每天吃四顿大米饭，平均每人每天耗大
米一斤半还多。第三阶段：从五八年十二月到五九年一月底，这段时间晚上加班
少了，一般吃三顿，同时用粮也有点计划，但仍是三顿干饭，平均每人每日吃大
米一斤二两左右。第四阶段：从二月份开始，由于粮食少了，开始定额定量，每
人每天大米十二两。最近几天（三月上旬）每日定量已降到四两了……”

　　被共产风卷走的粮食还很多。公社建立初期，粮食的余缺由公社在全社范围
内随意“调剂”，甚至由上级跨公社“调剂”，数百数千人的生产兵团运动作战，
象蝗虫一般走到哪吃到哪，所到生产队食堂损失惨重。机关干部、工厂工人、学
生等组成的检查团、参观团、支农大军也在这块残缺的饼子上咬上一口，动辄数
百千人的现场会、誓师会、评比会让“先进单位”的粮食大遭其殃。人数众多的
脱产文工团、体育队、武装民兵、红专学校在吃粮，修路开矿、大炼钢铁调人又
调粮……有多少粮食经得住这么折腾？

　　公社化的前景固然诱人，尚不足以根除农民世世代代积淀下的防患于未然的
心理，只要有可能，他们多半还是偷偷摸摸藏下一点粮食，这些粮食是公社化以
前分粮到户时积攒下，公社化时又没全部交出去的，数量极其有限。眼看势头不
妙，一些有心计的基层干部也想留一手，或是有组织地隐藏一些粮食，或是分一
部分粮食给社员，这就是当时喧嚷如雷的所谓“瞒产私分”。

　　毛泽东是相信农民把粮食藏起来了的，“谢谢几亿农民瞒产私分，坚决抵
抗。”他说，“就是这些事情推动了我，我就想一想。”想什么呢？他发觉公社
在所有制上这一步迈得太大了，共产风吹过头了，引起了普遍的瞒产私分和消极
怠工，必须来一次清理整顿。〖注４〗否则粮食收不上来，大跃进将难以为继，
这是他内心最为担忧的一件事。他亲自提出了整顿人民公社的十四句话：

　　统一领导，队为基础；
　　分级管理，权力下放；
　　三级核算，各计盈亏；
　　分配计划，由社决定；
　　适当积累，合理调剂；
　　物资劳动，等价交换；
　　按劳分配，承认差别；

　　队为基础，就是以过去的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从大概念讲，就是把所有
制规模退回到高级社。毛泽东相信“产品本来有余”，如果把“在公社所有制问
题方面，前进得过远了一点”的问题解决了，农民就会停止反抗，交出粮食，继
续跃进。

　　从三月份开始的整社运动规模空前，从省到县都召开“万人大会”，又叫
“万人算账大会”，内容是：肯定大跃进的成绩，肯定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这
是九个指头的问题；清理退赔被共产风刮掉的财产，落实“十四句话”——这是
一个指头的问题。

　　这是中央的主旨。在四川则演变为一场批右倾思想，查瞒产私分，整基层干
部的运动。

　　三月十一日至二十日，省委在重庆召开省、地、县、公社、管理区、生产队
六级干部大会。李井泉在第一天的报告中为大会定下调子，他把原先公布的一九
五八年全省粮食产量稍稍打了一点折扣后质问：“这样大的成绩不叫大跃进叫什
么跃进？”他说，五八年是大丰收，征购完成以后，口粮应该是富裕的。接着他
就点温江的名：“但我们看见，偏偏是产粮区拿不出粮食来，如温江有几个县出
现瞒产是很普遍的。”他说所谓缺粮是“乱闹”，把权力下放一点，他们就会把
粮食拿出来。

　　“五四年统购统销多了一点就发生闹粮，是少了五八年的大丰收，但在所有
制问题上未搞好，就增加了本位主义，也在闹粮，这是乱闹。只要承认是他的，
把所有制问题处理恰当，他是会多卖的。”

　　他把权力下放称之为与农民的“等价交换”。他说，党中央和毛主席告诉我
们，我们同农民的矛盾“可以说存在着相当紧张的状态”。由于我们向全民所有
制过渡的步子太快，农民的觉悟达不到，所以就不交粮食，不搞生产。他把权力
下放描述为迫不得已对农民的让步、应付危机的一笔交易：我们在所有制上退一
步，让你们捞了好处，你们就得把隐藏的粮食交出来，把万斤田搞上去。

　　李井泉付出的“代价”有多大呢？第二次郑州会议作出的《关于人民公社管
理体制的若干规定》明确规定，所谓“队为基础”的队，是指相当于原高级农业
社的队。就在省委万人大会召开期间，毛泽东又打招呼说，所谓“队为基础”，
指的是生产队，即原高级社，而不是生产大队或管理区。〖注５〗而李井泉则在
万人大会上宣布：

　　“队为基础，在我们这里是管理区。”〖注６〗

　　四川公社化以后，除少数如红光公社一类的超级大社，均实行公社、管理区、
生产队的三级管理体制。生产队即相当于过去的高级社。以郫县为例，一九五七
年春，全县有高级社三百五十六个，初级社三十八个，共计农业社三百九十四个，
每社平均一百一十五户，耕地八百九十六亩。公社化以后，一九五九年全县有十
四个公社，一百二十个管理区，五百二十二个生产队，平均每个生产队一百零七
户，耕地八百一十一亩。〖注７〗可见中央规定的队为基础，在四川无疑就是生
产队。李井泉如此大胆的自行其事，是因为他相信把核算单位下放到管理区，付
出的代价已经够沉重的了。

　　根据李政委定下的调子，万人大会“一致赞成”绝大多数公社实行管理区为
核算单位，有的（如新繁新民公社）继续保持以公社为核算单位。在接着召开的
各县算账大会上，干部群众下放核算单位呼声强烈，广汉向阳公社的一分报告说，
绝大多数社员和小社主任都同意以生产队进行核算。但温江专区只批准了少数居
住分散、交通不便的山区实行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

　　农民要为李政委的退让所付的第二笔代价，是继续按他在生产上的乱指挥命
令干下去。“这也是等价交换。”他威胁说，“分权是为了搞好万斤田，不搞好，
就不分。”他说，一九五九年更大丰收的形势已经形成，特别是搞大面积丰产田，
千万亩的万斤运动，搞不到万斤搞几千斤也了不起，“原来的计划、指标、安排
都不要变，要坚决保持。”〖注８〗

　　提起这件事，他的火气就上来了。紧接着的农业生产动员誓师大会上，他召
集温江专区的一些公社党委书记开会。

　　公社的同志刚刚坐下，李井泉劈头第一句话就是：“你们的水稻指标定下来
没有？”接着就说：“亩产一万斤的有多少？请举手！”起初没有人举手，大家
看到李井泉神色不对，少数人勉强举了手。李井泉很不满意，接着又问：“亩产
五千斤的举手，”在到会干部中，不到三分之一的人举了手。最后，李井泉向没
有举手的人说：“最低亩产不能低于两千斤，两千斤的举手。”大家只好都把手
举起来。〖注９〗

　　这就是在传达“纠左”的第二次郑州会议精神的万人大会上发生的事。李政
委当然不可能把中央的文件精神都吞下去，他有他的解释，台下的人也有自己的
理解。毛泽东要求大鸣大放展开全民讨论，使干部，尤其是公社和县一级干部，
“从过去几个月中因为某些措施失当，吹共产风，一平一调三收款，这样一个尖
锐的教训中，得到经验。”在会议展开的鸣放讨论中，以为真的要反共产风的怀
疑派、算账派们就按捺不住了。

　　温江永盛公社管区分支书记陈绍清说：原来我们合作社有八只渔船，二十八
只鱼老鸦，每年要收入四千多元。有一个纸厂，还有二十多万斤原料。有一个打
米厂，一部缝纫机，一共要值十二万元左右，我们刚把货款还清，就一齐收归公
社了，一只鱼老鸦都没给我们留。广汉永丰公社生产队长刘明山说：大跃进是造
国际影响，去年报产量，就象今年说小麦亩产三千斤一样，结果是假的、虚的。
目前粮食为啥这样紧张呢？因为去年大部分作物都减产了。新都马家公社分支书
记刘尚元说：去年打谷子两本账，一本是实际账，一本是假账，每亩多报一千多
斤，所以连谷种交完都完不成国家任务。郫县友爱公社徐文安说：公社化后出来
三种人，一种歪人，一种懒人，一种装病的人。大邑小组有人说：公社化以后积
极的消极了，消极的更消极了。小猪不大，大猪不肥，有公无私，光进不出。温
江永安公社生产队长岳体富说，公社化以后，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所
以带来这么多消极因素，要搞好生产只有坚决办好原来的农业社。金堂县洪福公
社管区分支书记刘顺清说：现在还有啥子搞头，从前小社死了人睡棺材，现在公
社死了人睡火匣子（编者注：四川人称用薄木板钉的棺材为火匣子），将来到了
共产主义死了人，只有睡米树子（谷草帘子）……

　　这种情况，毛泽东是早就估计到了的，他说：“我们应该沉得住气，在一段
时间内，不声不响，硬着头皮顶住，让那些人去充分暴露他们自己。”李井泉说
得更明白：“不怕，等他们说得不成话了……我们还有五七年大辩论的经验。”
不知利害的人一边“放”，温江地委的内部简报一面跟踪记录：“个别人否定人
民公社的优越性，有些人员虽然还未敞开讲话，但已看出苗头……”；“今天的
辩论中，有的怀疑派、算账派和反对派继续出来向我们攻击和反扑……”摸底排
队工作秘密而紧张地进行，三天鸣放辩论结束，人人头上都打上了左、中、右的
记号。全区到会干部八百零二人，肯定五八年是大丰收、肯定人民公社的优越性、
拥护公社体制方针的六百六十八人；有某些错误观点的九十二人；怀疑派、算账
派和反对派四十二人。后者四十二人中，有二十八个是在会上暴露的，有十四个
是“在家里放了，在这里没有放”。可见话一出口，很难滑脱。〖注１０〗

　　这些观潮派、算账派、反对派是毛泽东一再指示要选择安排到会的，给他们
暴露的时间是三天。三天后，反击开始，温江专区小组的简报形容说，“他们的
恶意攻击，引起绝大多数同志的无比愤怒，争辩异常激烈，直到午夜尚不可开
交……。”讲了几句实话，斗到深更半夜脱不了手，其他人见势不妙，赶忙转向。
纷纷承认隐瞒私分了粮食，粮食不仅有，而且“吃到大春还有余。”农工部长申
培林开会回来垂头丧气，向宣传部长景廷瑞叹息：“错误不纠正，又批说真话的
人！”

　　“算账”的本意，是清算共产风。毛泽东最初提出共产风的“旧账一般不
算”，后来看了许多反映干部贪污盗窃、违法乱纪的材料后，又说原来的提法
“不对，应改为旧账一般要算，算账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否则
“对群众不能解除怨气，对干部，他们将被我们毁掉……须知这是劫财，不是散
财。”而继省万人大会后各县进行的万人算账大会，却是大算特算五八年的粮食
丰收账。农民不仅要接受强加给他们高产数字，还要承担强加给他们的瞒产罪过，
而且是饿着肚皮承担。

　　温江专区各县的算账大会从四月下旬开始，直到五月中旬结束。十六个县参
加会议人员达九万多人，其中社员代表一万五千多人。省委定下的会议主旨是：
“加强对基层领导的教育，及时批判右倾情绪，自始自终抓住农村一切矛盾的焦
点——粮食问题，把它搞深搞透。”

　　算去算来，还是围着那笔永远算不清的大糊涂账转，算不清楚，就用根本不
存在的瞒产私分数来凑。让我们从邛崃、蒲江两县的算账大会，看看窟窿是如何
填的。

　　第一步，发动群众，检举揭发，抓住典型，批判斗争，坦白交待。到会干部
八千四百六十三人，查出有贪污、挪用行为者二千八百七十六人。贪污挪用金额
近十五万元，人均五十元。集体隐瞒、私分现金十万元。

　　第二步，报瞒产私分。算账进入高潮，“旋即全面转入粮食问题”。宣布省
委政策：报出私分数量，一不增加征购，二不调剂共产，三不追究责任。不报，
则要追究责任。打消顾虑后很快全面突破，经坦白交待，全县社社队队都有瞒产
私分，共报隐藏私分粮食三千六百万斤，平均每队二万四千斤。

　　第三步，落实产量。对五笔账：国家征购；社员分配：种子、饲料；工业用
粮；副业用粮；食堂用粮：隐藏、私分、盗窃。一笔笔加起来，五八年的大丰收
“落实得实实在在”。

　　第四步，安排生活。私分坦白了，生活问题自然就解决了，办法是“必须把
隐藏私分的粮食拿出来办食堂”。到会人员人均自报投粮二百六十斤，又对各户
社员逐一排队，计算出全县可交出私分粮食一千一百五十五万斤，“完全解决了
粮食问题”。〖注１１〗

　　全专区经过算账，共“揭露”出隐藏私分粮食近二点八亿斤，现金近九百万
元，成果巨大。把这些粮食都翻出来，“投入”到停伙的食堂，闹粮的叫嚣自然
应该平息。况且省上的政策宽松仁慈，不增加征购，不共产，不追究责任，全部
自投自消，投入的粮食或付现金，或换成粮票自己受用……方方面面考虑周到了，
唯独欠考虑的是这些粮食是否存在。

　　什邡县四平公社是全县“闹粮”最早的公社，从三月起，全公社七十六个食
堂勉强有十九个在支撑外，其它要么尽吃菜，要么关门大吉。“闹得最凶”的第
十耕作区全体党团员联名写信，签名盖章，要求公社解决口粮，保证实在无粮，
若查出来愿受纪律处分。公社党委按照县委指示，“首先把五八年产量同五七年
比较，扎死向国家要粮的口子”，然后拿他们开刀。公社党委总结的逼粮经验是：

　　一般说服社员要有六个过程：第一，开腔就说没有粮食；第二，不开腔；第
三，“打敏笑”；第四，承认有点不多；第五，承认比较多的数量；第六，回家
商量一下拿出粮食来。

　　一颗粮食没有，还能来开会吗？不把吊命的几颗粮食抖出来，就不散会。
“回家商量一下”还是不拿出来就搜，搜出来便组织全社干部开现场会，由藏有
粮食的干部社员现身说法。接着是全公社挖地三尺式的逐户大搜查，所有藏粮的
花样都被“查出和揭穿”，连藏在棺材里的都搜了出来，留的谷种也当作“隐瞒
的吃粮”，如此彻底的搜查，共搜出多少呢？全社近两万人，共搜出二十一万斤，
人均十来斤。公社向县委报告“这样闹缺粮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了”〖注１２〗

　　这是一场残酷的游戏，所谓自报投粮完全是强制性的。邛崃太平公社对“顽
固户”采取“评出他们该投多少，就要他们投多少”的办法。抄家式的搜查比比
皆是，广汉向阳公社陈世秀由于未报投粮，被干部将房子拆毁，令其跪地交待，
把全家十多口人赶进一间破房。

　　地县两级对算账拼凑出的隐蒇私分数字，并非完全心中无数。地委宣传部长
景廷瑞参加了大邑县的算账大会，县上坦白交待批判斗争闹得乌烟瘴气的时候，
他就下到安仁公社一个生产队的食堂搞调查。这个食堂七月份以来便断断续续停
伙，是所谓“关了食堂闹粮”，隐瞒私分的典型。他一查，不是那回事。这个队
有田、地四百三十亩，人口四百五十人，公粮统购十七点六万斤，平均每亩负担
四百斤以上，哪里还有什么存粮。“动员”了半天，连地委干部都带头到亲戚家
动员，也没弄出几颗粮食。景廷瑞对公社总支书记说，我小时候在华北老家，经
常是糠菜半年粮，为了支援国家建设，应该向社员提倡。总支书记为难地说，我
们这里解放前也没吃过糠啊，未必现在还吃？给我们点粮食算了。大地主刘文彩
的大院和他侄子刘湘的公馆巍巍峨峨矗立在空旷的田野上。景廷瑞想，这可关系
到党的威望，于是给宋文彬打了份报告，要求给这个队供应粮食，以保证人均每
天吃到半斤大米。

　　地委从年初一直有工作组呆在安仁，却没有反映过缺粮停伙的问题。情况如
此不好，怎么不据实报告？这使他无法容忍。宣传部一名蹲点干部所在的食堂停
了伙，他问他有无其事，对方称没有。“你不老实！”他火了：“我们的乌纱帽
要紧，还是党的事业要紧？”

　　能够把党的事业看得比乌纱帽更重要，或者说竟可以为此不惜丢乌纱帽的人
肯定不多。问题还在于，你如何判断什么是“党的事业”呢？大跃进、人民公社、
反瞒产私分，难道不是党正在进行的事业么？这一切在当时是很难从理论上说清
楚的，真正起作用的是人的良知。

　　地处山区的邛崃宝林公社被算出一百多万斤存粮，“完全解决了粮食问题”。
但地委工作组邓朝贵调查后向宋文彬报告：该社三月份以来已两次由国家调剂粮
食共六十八万斤，但粮食仍然十分紧张，农民家里都被搜查过，存粮可能性极小。
现一般食堂每人每天四两米稀饭，社员干活到中午“就喊饿得不行”，工间休息
大人小孩都在山上摘野菜，晚上煮来填肚子，“情况很不好”。有一个大队秋收
后留三、四万斤谷种，卖统购粮卖去三万多斤，又吃了几千斤，现在还剩一千多
斤了。眼看就要栽秧，宋文彬急令邛崃县委解决。

　　金堂县算账大会挖出一大堆浪费、私分粮食，把一九五八年的大丰收凑足后，
到会的社队干部心惊胆战，“把数字搞出来，拿啥子去跟社员兑现呢？”心照不
宣的县委给他们出主意：

　　小社应把以下四笔账算在支出账上。即一、小社隐瞒私分了的；二、公共食
堂无计划浪费掉了的；三、收起来保管不好而霉烂的；四、过去账上记掉了的。

　　把这些账合计起来，“就按人平均摊派到社员户作为伙食支出”。

　　本来就不存在，就算是大家吃了吧，空收对空支，令基层干部松一大口气。

　　一面报算账成绩，一面从衣服下面伸出手要粮。广汉县委的一份请示报告说：

　　“去年大跃进确实增产不少，最低的估计，也在两亿斤左右，应该说有粮食
的。可是，由于当前生产季节已经紧迫，要把工作做了拿出粮食来，又需要一定
的时间，为了不误农时，把种子、口粮问题解决好，除补报原已用八百四十万斤
贸易粮外，经县委研究，再借贸易粮三百万斤……”

　　一般说来，地委对下面的要求多少会给点救助。一九五九年的继续跃进，意
味着全区将承受更大的征购重负，一旦闹到无种下田、农民无力种田的地步，结
局将是灾难性的。

　　小春收割开始，新一轮“国家与农民争夺粮食”的战争打响。五月十八日，
亲自督阵的李井泉在金牛坝召集温江专区领导和各县第一书记开会，重申这场战
争的重大意义。他说，我们同农民的矛盾就是“国家要多拿一点，农民想多吃一
点的矛盾”。“我们同农民的争执点就是粮食，争夺粮油的问题。”所以：

　　“……粮食、毛猪一定要调出去。粮食、毛猪调不出去，北京要挨扁担，这
咋能行呢？”

　　“……死人也要完成粮食上调任务，要打扁担，我打温江，打新都，打温江
这不影响全局。这里又没有外国记者。”

　　“……今年那些关着食堂闹粮的，饿死也不要管他。”〖注１３〗

〖注１〗省委工作组：《关于了解双流簇桥、金花人民公社生产生活情况的汇
报》，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三日。

〖注２〗省委工作组：《关于对华阳白家公社社员生活情况的调查汇报材料》，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三日。

〖注３〗省财贸委工作组：《关于新都县当前农村粮食问题的调查材料》，一九
五九年三月十二日。

〖注４〗毛泽东：《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九年三月。

〖注５〗毛泽东：《党内通信——关于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一九五九
年三月十五日。

〖注６〗《三月十一日李政委在省委六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记录）》，一九五
九年三月十一日。

〖注７〗《郫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十一月第一版二五一－二五四页。

〖注８〗《三月十一日李政委在省委六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记录）》，一九五
九年三月十一日。

〖注９〗李大章：《揭发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井泉的“三反”罪行》，一九六
七年六月十三日。

〖注１０〗省委六级干部大会材料《温江专区小组讨论情况简报》，一九五九年
三月十四日－十六日。

〖注１１〗《中共邛峡、蒲江县委关于五级干部算账大会解决粮食安排生活的简
报》，一九五九年五月三日。

〖注１２〗《中共什邡县委批转四平公社关于发动群众投出粮食办好食堂的报
告》，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注１３〗温江地委办公室：《李政委五月十八日在温江专区各县委第一书记会
议上的讲话记录整理稿》，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一日。

◇　　　　　　　　　　　　　　出气筒（节选）

　　大跃进以来积累的矛盾在一九五九年的算账运动中集中爆发，充当爆炸牺牲
品的是大批基层干部。毛泽东说，不清算干部的经济账和思想作风账，就不能解
除群众的怨气，而干部本身也会被毁掉。这一着十分灵验，中国老百姓极少会把
气出在皇帝头上的。而大跃进的确“毁掉”了一批干部，只要有机会，特别有上
面的策动鼓励，老百姓很乐意拿他们当出气筒。

　　算账运动对基层干部打击面之大，十之六七不能幸免。据地委统计，全区参
加算账大会的七万多名干部，近三万人有“贪污盗窃”行为，人均贪污现金五十
元以上，粮食八十斤以上。加上“挪用”、“多吃多占”的，共有四万八千多人
犯错误，占到会干部总数的百分之六十四。〖注１〗

　　群众说“五八年干部变坏了”，他们是随着权力的迅速膨胀而迅速腐败的。
政社合一不是公社化后才开始的，合作社时期就是村社合一。“管天管地管神仙”
的公社成立后，公社头头被称为“万户侯”，拥有封建领主式的权力，除了上司，
谁也不敢说半个不字。合作化以来的干部贪污盗窃、多吃多占、打人骂人现象恶
性发展。

　　粮食集中到食堂，不准社员在家里做饭，使干部拥有一个前所未有的令人恐
惧的权力——社员的吃饭权，实质上无异于对社员的生杀大权。它足以对付任何
形式的挑战，同时也给他们侵吞公物和生活特殊化大开方便之门。在社员生活极
度困难的情况下，一些干部竞相开办干部小灶，向下勒索，侵占公物，与社员生
活形成强烈反差，命运掌握在干部手上的社员敢怒不敢言。广汉县向阳公社党委
书记黄××每下耕作区检查工作，下面必办酒肉招待，“走到哪里吃到哪里”，
下面送肉、鱼、蛋，食堂打牙祭送菜，“他受之无愧”，某耕作区杀猪给他送一
根“猪尾巴”，不过尾巴后面带着“七斤重的坐墩肉”，公社干部小社“天天有
鱼有肉”。上行下效，下面的四个耕作区（相当于管理区）也都搞起干部食堂。

　　群众吃稀的，他们吃干的，群众吃菜，他们吃肉，群众吃一顿肉，他们吃几
天肉。群众呼之为“高灶”。

　　公共食堂炊事员掌握勺把子的权力了得。汤汤水水的大锅稀饭，见了顺眼的
勺子沉底一搂，就吃得扎实一点，见了不顺眼的皮面上一划，清汤寡水几皮菜叶，
谁个得罪得起？半夜三更煮好的吃，往家中输送救济，近水楼台。这样的美差，
往往落到干部亲属或亲信头上。社员食堂如此，“高灶”的油水就更大了。

　　制造升平景象蒙骗上级检查，几乎是普遍现象。二月份县委检查团到这个耕
作区检查食堂生活，来时正在开中饭，干部怕败露实情，命令社员一律停止吃饭，
“有些动作慢的，碗还在嘴边都被抢下，不许再吃”，食堂盛稀饭的桶也被踢翻
几个。然后“支使干部装成社员去接待检查团，参加座谈会，谈好不说孬。”

　　打人是那个时代农村的特色，几乎每个运动都有人难免皮肉之苦。从打地主、
打富农、打反革命、打“老虎”、打右派，到打落后分子、打有右派言论的，打
代表“富裕农民思想”的，打不听话的……从“敌我矛盾”打到“人民内部矛
盾”，从阶级敌人打到思想敌人，干部打群众，群众有机会就打干部。形形色色、
三天两头的群众会、辩论会、斗争会发展到顶峰便是打。打人的花样丰富多彩、
时时更新，捆索子、吊鸭儿袅水、站高板凳、跪瓦碴子、灌辣椒水、泼粪、淹水、
砸石头，烟火熏、冬天下水田冻、喂狗屎……耳光拳脚更是家常便饭。公社化以
来，干部打人的现象愈加普遍和严重，个别地方发展到骇人听闻的程度。万人算
账大会期间，金堂县人和公社大批社员揭露控拆的干部打人情况是一个典型的例
子。

　　一九五八年春天开始，这个地方便成为他们违法乱纪、欺压农民的黑暗世界。

　　他们的首领是公社总支书记李义和，他是提倡打人的。“干部不要打，社员
打两下没来头”，“打人要会打，要打内伤，不要打外伤”。一九五八年三月，
全乡召开一次对地、富、反、坏的“公判大会”，每个被判的人都当场遭到毒打，
大部分人被打伤，个别打成残废，从此拉开大规模打人的序幕。打完这些阶级敌
人，接下来就打一般群众。

　　一九五八年初，农村开展“反浪费、反保守”的“双反运动”。反浪费，是
针对农民说粮食不够吃，认为农民把粮食“浪费”了。反保守，是针对农民对高
产指标和生产上的乱指挥不满，认为是保守思想作祟。各地情况惊人相似，五月，
人和乡许多农户断粮，有的靠吃糠苟延，要求国家供应粮食（这本来是统购时的
承诺）。同时在种大春中，不少农民反对乡上的高产指标和所谓新的耕作技术。
于是乡上掀起大规模“双反”运动，把要求供应粮食的定为“浪费分子”，反对
乡上生产指令的定为“保守分子”，并要求全乡党员团员群众人人按态度划为四
类，规定性质最严重的“四类”分子占人口的百分之一点五，三类占人口的百分
之十。乡长唐××的名言是“强迫命令就是左派，‘辩论’不起来就是右倾”，
他亲自参加八耕区的“排类”斗争会，一个晚上就打了三十三人，被罚跪瓦片、
跪板凳的更多，并在会上传达了总支书记李义和“打两下没来头”的指示。

　　这样，“各生产队马上打开了”。有两个生产队群众不忍动手相打，唐××
就让两队互换打手，终于打了起来。总支委员萧××在一个耕区“掌握会场”时，
见一些生产队干部不动手，骂他们“同情坏人”亲自调人来打。社员刘少明反抗，
劳训队长张××抓起板凳把刘的脑壳打得鲜血长流。农民李昌田、张德海、徐守
荣看到到处都在开会打人，说了“打人怕不对吧”之类的话，立刻被抓起来打了
一顿。社员唐正康缺粮断炊，糠亦吃尽，向队长李××请求开证明买糠，李说他
“闹粮”，立即开会斗争，耳朵被打聋。六十多岁的社员唐朝福口粮困难，在地
上捡了几颗抛撒的包谷，李“一脚踢在唐的小腹上，次日晨即死去。”

　　下面打人大会打过，又把地主、富农、“四类分子”，单干户集中到乡上
“训练”，训练方法是打、骂、跪。总支委员萧××把人“关起门进行毒打，其
中一个社员险些被当场打死，一个女社员被打掉了裤子。”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大跃进开始，人和乡以“打下游”为中心的又一轮打
人运动拉开序幕。

　　先是“评游”，每七天评一次上游、中游、下游，下游的比例定为百分之十
五。“评游”的办法是自报公议，先由合作社评比，张榜公布上、中、下游名单，
然后送乡总支圈定斗争对象，根据总支统一布置，各耕作区召开斗争大会，口号
是“二十天消灭下游”。

　　会上首先由主持会议的干部故意发问：“现在还没有转变的下游怎么办？”
下面的违法乱纪分子就喊叫“拉出来说”，各耕区立即打开了，名曰“打下游”。

　　八月上旬，全乡召开跃进誓师大会，各耕区社员列队前往。上游走前面，中
游走中间，下游扫尾。前面的举红纸写的牌子，画飞机、火箭之类，列上游人员
名单；中间的绿纸牌子，画鸡公车、自行车之类，列中游名单；后面白纸牌子，
画小脚女人、乌龟之类，列下游名单。进入会场，上、中、下游分开席地而座，
乡干部带头高呼“彻底批判中游”，“坚决消灭下游”，“下游”个个勾头缩脑，
心惊胆颤。

　　誓师大会后，全乡办起九所“马列主义学校”，集中被打斗过的人“学习”。
学习内容包括，听干部训话：“中游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绊脚石，下游对社会主义
建设危害最大”，“闹粮的和中、下游都是社会渣子”，坦白交待——“不说，
又打起来喽！”服劳役——“很多人修蓄水池把脚都泡烂了。”妇女生病的最多，
支持不了经常哭。跑是不可能的，学校有治安委员背着枪看守。

　　比“马列主义学校”档次更高的是“劳训队”，队员包括地主、说怪话的
“反革命”，外乡的“流窜犯”，评类评出的“四类分子，吵嘴、打架、小偷小
摸者，给干部提意见的，有的干脆是因为需要采石工具，就绑几个石匠进来”。
更恶劣的是为了霸占别人妻子而把男人送进去的。“劳训”内容是采石头、挨打、
饿饭。除了三个小队长和两个会计未被打吊外，其余四十八人皆未幸免，其中四
人致死。他们除吊打人外，还发明了两种名曰“不用人打”的刑罚。一种是要受
刑的人双手或单手托起一大鹅卵石，手臂伸直，名曰“举重”。一种是将一条板
凳四脚朝天，受刑者双手双脚放在四条凳腿上，手脚伸直，腰背挺起，名曰“地
崩子”。

　　公社成立后，这帮恶棍打得更顺手，打人的口实更充足了。“打得起来”的
干部被称之为“有干劲，有能力”，“打不起来”的叫没干劲、能力弱。公社把
一些场镇居民赶到乡下，将他们的房子“充公”。公社书记李义和蓄意霸占乡政
府隔壁一个寡妇许秀德（中农）的房屋，借口动员场镇居民下村劳动，要许搬走，
许不答应，李便责令乡干部朱××先后对其全家及女婿进行十余次“辩论”毒打，
并没收其购粮证，许的九十多岁的母亲曾两次向李义和下跪，有一次赶场时当着
群众向他跪下磕头求饶，李骂她“反对共产党”，“反对政府”，终将房子霸占。
群众骂李是“活阎王”。

　　据省委检查团统计，人和公社一九五八年以来被吊打者达一百五十五人，被
打致死十五人，打伤残者十六人，“使党的政治威信遭受严重损害”。社员说：
“共产党说不打人，不骂人，现在是不是变了？”有的社员说：“共产党的政策
不要去惹，少说话好些！”群众有五怕：怕开会、怕辩论、怕排队、怕挨打、怕
劳役。〖注２〗

　　事实上，把打人的责任都推到基层干部头上是不公平的。来自上面的强迫命
令，历次文武兼备的政治运动，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乃至群众的思想文化素质，
都是形成乱打人的直接间接原因。一般来说，死人的最大原因是缺粮，但如果同
时存在打人的现象，往往便被归结到打人或干部作风上，难免有夸大其辞的成份。

　　对大多数干部来说，“算账大会”是一场无妄之灾。上面把所有的责任都推
到他们头上，群众自然便把所有的怨气发泄在他们头上。一报还一报，他们也免
不了皮肉之苦。有的是群众积怨太深打的，有的是上面支持这样干。

　　干部打群众、群众打干部，今天一阵风，一批干部倒霉；明天一阵风，一批
干部遭殃，这年头谁的日子都不好过。

　　这年头日子最不好过的是诚实、正直、真心实意按党的一贯教导去做的干部。
四月二十一日，郫县召开万人算账大会，粮食局与县委和红光公社在粮食入库数
上的争端再次爆发。会上，粮食局长叶成章下令将各公社分大队的入库数字张榜
公布，将红光公社谎报二千三百多万斤入库数的事公开向几千名全县各级干部端
了出来。这一手真的把那些有头有脸有后台的戳痛了。

　　张榜的当天晚上，红光公社几十个社队干部在公社第一书记郑功瑶的率领下
冲进县粮食局，大哄大闹：

　　“为啥子我们的入库粮食不给我们算数？”
　　“是不是要否认我们大跃进的成绩？”
　　“粮食局有好多贪污分子？”

　　天哪，这可是两千多万斤粮食呀，县上一个集中的大仓库都装不完，粮食局
纵有天大的胆子，贪污下来往哪里堆呢？粮食局干部摊开账本，一笔笔给他们算，
一张张凭据对，闹事者根本不看不听，一味扯起嗓门乱吼。叶成章看得清楚，他
们哪里有心算账，明明是来示威的。真正的对手是背后的唆使者。

　　郫县的消息灵通得很，这一闹又惊动了省上的领导。省委书记廖志高亲自到
郫县调查，专门找叶成章谈话，叶成章自然如实汇报，廖志高没有表态。廖一走
刘致台就找到叶“气势汹汹”地问：

　　“你给廖书记究竟谈了什么？”

　　“汇报了入库手续问题。”

　　刘勃然大怒：“我不晓得你们是什么思想！不知道你们乱七八糟说了些什么，
也不知道你们给专区说了些什么！”

　　因为乱报入库的事，刘致台不久前在地委又挨了批，心头正窝着火，他知道
是叶告的状，现在又居然背着他不按县委的意思，把事情捅到省里，不得不让他
恼羞成怒。叶成章莫名其妙挨了一顿臭骂，一时反应不过来：“我向上级领导汇
报情况是错误吗？还是我反映的情况不真实？给省委领导汇报情况，什么时候讲
过必须通过县委呢？”

　　象这本书中提到过的新华社记者喻权域、地委干部张慎、以及那个时代许许
多多忠心耿耿的共产党员那样，回到家里，叶成章打开党章，重温党章中关于党
员有义务“向党的领导机关直到党的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同党
内外一切危害党和人民利益的现象进行斗争”的规定，心中充满浩然正气，决心
在任何打击下决不后退半步。

　　不出所料，几天以后，县委书记赵金波、王知琛向叶传达县委意见：粮食入
库账目不清问题，主要由你负责任，取消了“三联单”的入库手续没有向县委汇
报过，是一种无组织无纪律行为，另一方面粮食部门把几千万斤粮食收了不算数，
问题这样严重，还不承认，是一种右倾思想，是失职行为。县委决定给你“停职
待查”处分。

　　使用两联单是县政府文件规定；“几千万斤粮食收了不算数”，到哪里去了
呢？然而一顶“右倾思想”的帽子，就取消了你辩解的余地。第二天，“停职待
查”的决定在大会宣布。

　　局长不问青红皂白丢了乌纱，粮食局的干部并没有屈服。实际上他们没有退
步的余地，谁能担待得起几千万斤粮食的责任啊。算账大会结束，红光公社各乡、
各队财粮人员留下继续对账，到五月九日，逐月、逐日、逐队、逐笔全部核对清
楚，粮食局统计的入库数准确无误，公社多报的几千万斤纯属子虚乌有。但是公
社仍然不认账。

　　不认账的背景，在几天后李井泉给温江专区县委书记的讲话中可见端倪，他
批评说，有的人“否认别人成绩，冷言冷语”。他补充说：“我看有些人对郫县
就是这样，不服气。”并提出验收产量时要使用“三联单据制”。

　　岂止是不服气，郫县放卫星吹牛，粮食征购作假，反而出尽风头，大受李政
委恩宠，地委和其它县愤愤不平者大有人在，有一个叶成章出来硬顶，大家就想
趁此机会把郫县的这条尾巴踩住。七月，地委监察委员会（简称地监委）副书记
李兆业、专署财委主任张晋宝率检查组，彻底检查红光公社粮食入库情况。检查
组一来，就让县长潘太华通知叶成章汇报情况。鉴于上次给廖志高汇报的教训，
叶请示刘致台，刘指示他“不参加汇报”。检查组见叶不到，便直接通知他，县
委才同意汇报。结果冤枉挨了一顿批：“你是不是不想把问题弄清楚？”

　　叶成章说，把问题彻底弄清楚并不难，只是要多化些气力。红光公社征购的
粮食，一部分在粮食局犀浦粮站，一部分在他们“就地入库”的仓库里。把全部
仓库里的粮食重新翻一道秤，是我们报的数，那就是他们的问题；是他们报的数，
就是我们的问题。冤冤不解闹了几个月，看来这是唯一的办法了，检查组说，翻！

　　地委检查组汇同县委、粮食局、红光公社三方代表，浩浩荡荡开赴红光公社，
先翻粮食局犀蒲仓库，两千多万斤粮食全部重新过秤，与账面统计完全一致。然
后查公社的“就地入库”仓库。拿着公社凭空捏造的入库单据，要么根本找不到
仓库，要么是假仓。地委干部龚朝浦和几个检查人员来到一个仓库，从仓门望去，
粮食已经堆到屋顶，敲一敲，也不是空响。他不放心，叫一个农民搭梯子进去看
看，那农民从仓门一望，说是“黑骨隆冬看不清楚”，龚说，你爬进去看看，那
农民一伸腿，只听得一声惊叫，脚板一晃就没了下文。

　　仓库是空的，只用一些谷子贴着仓门堆了一个很陡的斜面。老半天才把那个
滚到仓底，惊魂未定的农民拉出来。

　　下面纷纷坦白，划码单是假的。这下叫公社拿话来说。事实摆在面前，郑功
瑶等公社干部表示“认账”，地委结论：问题已经澄清，粮食局统计无误。“主
要是公社书记郑功瑶、钟光林等弄虚作假，欺骗党组织”，并写出正式书面报告。

　　县长潘太华、县监委书记白关和亲自参与检查翻仓，红光公社干部承认弄虚
作假，一道道防线宣告崩溃，但是县委决心死守最后一道防线，拒不承认地委的
调查结论，和地委检查组大吵大闹。双方都清楚，县委最后一道防线后面站着何
等人物。地委检查组打道回府，对他们来说，事实真相已经一清二楚。

〖注１〗中共温江地委领导小组：《关于全区各县五级干部会议算账情况简报》，
一九五九年五月八日。

〖注２〗省委检查团温江地委分团：《关于金堂县人和人民公社干部严重违法乱
纪的情况报告》，一九五九年五月三日。

◇　　　　　　　　　　　　主席的方法论（节选）

　　一九五八年底曾笳和李井泉直接对抗的那次会议，最终以曾笳作检讨和地委
的投降告终。历来小心谨慎的宋文彬着实吓了一跳，祸是曾笳闯下的，问题可不
是他一个人的。为了给李政委一个交待，地委在落实一九五八年征购，安排一九
五九年生产计划的百忙之中，几次开会由曾笳作检查，宋文彬也作自我检查，重
申曾笳是“阶级立场问题”。无论是真心还是违心，大家心里都明白了李政委的
怪异思路：高指标是宣传，是旗帜，是鼓舞人心的手段，完不完得成是一回事，
吹不吹又是一回事，吹，才能有压力，逼着你打破常规走新路，按省委的高产措
施办，就能尽快实现这个目标。

　　省委给温江专区下达的一九五九年粮食生产任务是：“保证”产量达到一百
四十亿斤，比一九五八年虚报的九十亿斤增加百分之六十，其中万斤田一百四十
万亩，也就是说，一百四十万亩万斤田搞成了的话，用不到五分之一的土地就可
完成全年高产计划了，所以是“留有充分余地的”。同时，为贯彻少种高产多收
的方针，变广种薄收为少种多收，放弃七十万亩山区耕地和平坝地区差地。地委
以此指标为“第二本账”分配各县，各县又把指标翻番，总计上报粮食产量三百
三十亿斤，高产片三百万亩，作为鼓舞干劲的“第一本账”。

　　大吹大擂的万斤运动和一意孤行的疯狂密植给生产造成的恶果，在小春作物
生长后期已经冷冰冰地出现。三月下旬，郫县红光公社的油菜地里发生了许多
“奇怪”的现象。有的菜籽“还未开花就干了，无花更无果”，有的“花开后没
有角心”，有的“有角心没有颗粒”，同时出现大面积的油菜黑菌病，“叶子发
黑后生霉，然后全部干掉。”基层干部解释原因时，除强调“天气过冷”外，承
认“窝子太密”比过去密一倍以上，油菜“立起长，不横起长”。

　　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接着，经不起春季一阵和风细雨的“袭击”，正在抽
穗扬花的的大面积高度密植的小麦倒伏在地。《四川日报》羞答答地承认：“各
地高产田的小麦，或多或少有一部分叶色过于浓绿，叶片又大又厚，叶尖下垂；
或者是因为通风透光不良，麦杆基部节间变长，颜色变白。这部分小麦，遇到风
雨，容易倒伏。”可怜的麦子！为争夺阳光和空气竞相拨高“疯长”，杆子象豆
芽似的弱不禁风了。

　　温江地委发出指示，号召全区各级党委“集中三百万劳动人民的智慧，开展
防止小麦倒伏的群众运动”。办法有：每天早晨用竹竿打麦苗上的露水雨水减轻
负荷；将麦苗的脚叶、老叶扯掉，以利通风透光，增强茎杆硬度；用晒席、篾席
等搭成防风屏障，或在麦田上搭防雨棚，雨天盖上，晴天揭开等等。对已经倒伏
的麦子，用手或竹竿扶起来，搭上架子支撑；扶起后用草拴住；“上端成鱼尾形，
下端三角形”……华阳县胜利公社宣称发明了一种“防伏素”。《四川日报》说，
他们苦心研究，根据植物茎杆需要钾、磷元素的原理，把骨粉，磷矿粉和在堆肥
里，经过几天发酵，制成细粉，就成了“防伏素”。先在一亩多地的倒伏麦地里
试验，“原来麦苗完全平躺在地里，施后几天就全部撑起腰来，而且长得更加健
壮。”现在他们已经掀起大造大施小麦防伏素的热潮，已生产出数百万斤防伏素。
其实纯粹打胡乱说。

　　尽管小春作物已亮红灯，仍然不能对高产密植等提出丝毫疑问，大春生产还
要坚定不移地这么干下去。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九日省委发布农业生产八项规定，
严格规定各类作物播种面积、施肥数量、深耕尺度和密植规格，要求各地坚持
“抓思想、抓典型、抓小运动，至始至终都抓紧”，把高产万斤推向高潮。紧接
着，温江地委在郫县红光公社召开全区生产现场会。会议宣称，全区小春作物长
势良好，小麦已经灌浆，一般每亩达到四十万到六十万穗，油菜也长得枝大叶多，
“空前大丰收的景象已经超过了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高产卫星一而再、再而
三被揭穿，小春作物险象毕露的红光公社继续充当跃进旗手，四百多名会议代表
参观听取了他们“大搞万斤指挥田”的经验。会议规定，今年全区的一百多万亩
高产水稻，全部深耕一尺五，每亩施肥二十万斤，密植四到六万窝。

　　一九五八年局部推行的疯狂密植，就这样被强行推广到全区，理解的要执行，
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地处高山丘陵地带的邛崃在宝山公社放荒山上的土地，强迫
社员整村搬迁到山下，组成“大兵团”搞万斤田。大邑青霞公社的玉米地全部实
行“聚土、定向、双行、错窝、密植”，距离用尺子量，方向用“定向器”逐窝
纠正。蒲江县寿安公社去年搞密植试验田吃了大亏，五个乡党委书记研究来研究
去，再搞大面积密植后果不堪设想，认为最多栽八寸见方，但又不敢给县上讲，
就找来检查工作的地委办公室副主任田春向地委通融。宋文彬答复不行，“因为
你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组织，这是党中央规定的，应该执行。”

　　党中央确实有这个规定。四川省委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九日发布的农业生产八
条规定，得到中央肯定，四月二十六日批转各省、市、自治区。指示说：在农业
生产问题上，有些地方存在着松劲现象，在克服浮夸虚报倾向后又出现了一种指
标订得越低越好的倾向。这种倾向也应当注意克服，应像四川省委一样，做出些
必要的规定，把生产运动搞起来。〖注１〗

　　这是对李井泉的巨大鼓舞。自大跃进以来，吹得最热闹的当数河北、河南、
湖北、安徽、广东等省。第二次郑州会议以后，他们中大部分开始急速转舵，有
的还纠正得较为彻底。

　　正当全国大多数地区都在急流勇退的时候，李井泉却高举红旗勇往直前，既
不承认错误，更不谈缺粮。这正是一个显示对总路线、大跃进的一往无前的决心，
势如破竹、不为一时挫折吓倒的凌云壮志的机会。在全国各地一片缺粮的呻吟中，
四川要力挽狂澜，扶危厦于既倒，大批地调出粮食，哪怕饿死人也在所不惜。

　　然而这时却发生了一件他意料之外的事。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写了一封党内通信，谈了关于农业方面六
个问题的意见。这是自一九五八年底纠左以来，他走得最远的一次。

　　关于生产指标，他说，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
不管这些，只管现实的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能增产一百
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
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

　　关于密植问题，他说，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
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有些人竟说越密越好。不对，老农怀疑，中年人也有
怀疑的。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
种死硬命令。

　　关于节约粮食问题。他针对公社化以后一度实行的“放开肚皮吃”说，要按
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
卜、瓜豆、芋头之类。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
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他把自已一度很热心的“少种、高产、多收”否定了。他说，少种、高产、
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
部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农业机械化也不能过
急，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后要在田里实验，确实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
广。

　　关于讲真话问题，是这封信最精采的部分，他告诫人们：

　　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
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各项增产措施，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以讲
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
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
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
可讲。

　　中央四月二十六日刚刚批转了四川省委关于农业生产的八条规定，三天过后
毛泽东就写了这封信，在思维正常的人看来，显然是对“八条规定”中的高指标，
瞎指挥的尖锐批评，李井泉处境相当不妙。然而李井泉居然胸有成竹，公开和毛
泽东唱反调。

　　五月三日，中共中央办公厅把毛泽东的这封信用电话传达到四川省委，李井
泉指示：“发到县委，口头传达到公社，经过酝酿后再传达到生产队中去，不要
转弯太急，防止消极情绪。”在接着召开的地、市委书记会议上，李井泉一再强
调，要“从积极的方面理解”。会议印发的“纪录稿”仍然坚持“八条规定”中
的高指标和密植规格，声称《党内通信》中指出的主观主义，强迫命令当然要反
对，“但是保守主义、尾巴主义也要反对”，全省一九五九年的粮食生产高指标
“不能动摇”。李井泉还说，估计《党内通信》传达到基层后，“会产生放任自
流和消极情绪”，要大家有所防范。

　　李政委大剂量的预防针难以防治心灵的感染，接到《党内通信》的干部们惊
喜万分，主席把话说得太穿了。迅速蔓延的“消极情绪”使省委的高产措施面临
泡汤的威胁，坐立不安的李井泉一不做二不休，下令将发到县委的党内通信收回。

　　文件是收回了，影响却收不回。此时此刻，李井泉最关心的是如何消除《党
内通信》造成的“消极影响”。五月十四日，省委又召开地、市委第一书记紧急
电话会议，传达李井泉关于密植的紧急指示。他说他从重庆回成都时，沿途在胜、
南充、绵阳等地对密植问题作了调查，结果增产了，今年有把握比去年增产得更
多。又说郫县红光公社去年实行二×二×七寸密植，亩产达到一千九百斤，如果
不倒伏，可以达到三千斤。他要求在群众中进行教育，大量提倡二×七寸、三×
六寸、三×七寸的密植，并保证“肯定是无危险的”。他最后说，现在各地对密
植意见不统一，这种“过分担心”的情绪，是不必要的。

　　为了稳住各地区的头头，省委在重庆传达毛泽东党内通信后，又分片组织学
习讨论。在川西北片区学习讨论中，主持会议的廖志高声称主席之所以写这封信，
是因为“北京有人吹冷风，主席有压力”。暗示党内通信中有些话并非毛泽东本
意。宋文彬在会上表示自己是“稳健派”，话一下就传到李井泉那里，正在川北
视察途中的李井泉连打几次电话给宋，斥责宋是在“散布冷空气”，吓得宋找专
员宫韫书商量，如何向李政委作检讨，商量结果是暂时放一放，看局势如何发展。
接着李井泉又打电话告诉宋，说三×七寸密植要坚持搞，他已打电话问了广东的
陶铸，陶铸也说没问题。

　　五月十八日，李井泉一回成都就在金牛坝召集温江专区领导和各县第一书记
开会，露骨地宣称，要自己心里有底，不要“人家一说密植不行，自己心中就没
底了。”“三六寸、三七寸、二七寸没什么怀疑的了，没有什么危险的，罗世发
社去年三×六寸、三×七寸粮食打了两千多斤嘛，有了经验喽，今年大部分地区
可以搞好。”散布了“冷空气”的宋文彬提心吊胆，知道要挨批了。不过李政委
还是给他留了情面；“有的同志做不了好事，也做不了坏事”，他脸对着宋文彬
目光却滑到一边：“对温江的工作几年有这个感觉”。

　　他对体制下放到以管理区为核算单位仍然心痛不已，担心他的强迫命令因此
受挫。

　　“去年公社化初期推广新技术很快，现在体制一解决，按他们的大概就把新
技术都顶回来，有问题了，生产全由农民搞吗？还要无产阶级干啥？”

　　针对毛泽东党内通信中讲真话的问题，他作了不同的解释。他说讲假话有两
种表现，一种是“以多报少”的瞒产私分，一种是“以少报多”的浮夸。接着他
就为后一种假话辩解，他说，浮夸主要是“我们不摸底”，并不是为了荣誉和出
人头地。他把新繁县委书记扯进来：“曹云生你是不是想多报一、二百斤才好当
县委书记喃？我看不是的。”

　　浮夸不是为了个人荣誉，为了什么呢？

　　“主要还是国家要多拿一点，农民想多吃一点的矛盾……我们和农民的争执
点就是粮食、油料少了，争夺粮油的问题，主要的问题是这样。凭良心说，我们
还是想国家多拿一点，你就不想国家多拿一点呢？”

　　可见李井泉并非不知道缺粮。话已经说得很明白，浮夸的目的，是要和农民
争夺粮食，争夺来干啥呢？调给中央，为此“饿死都不要管他”。这就是他解释
的说假话的良苦用心、高风亮节。

　　如此明目张胆同毛泽东的指示唱反调，是李井泉存心想同毛泽东对抗吗？不，
没有任何事实证明他对毛泽东有丝毫不忠。他的反调出于一种自信，他相信他比
别人更理解毛泽东，这样做更符合毛泽东的一贯思想，不会有风险。他同时坚信
用他的办法能创造高产奇迹，全国粮食越紧张，他的腰杆越硬，到时候全国人都
在吃着四川丰收的粮食时，自然会叹服他的雄才大略，高瞻远瞩。他让温江专区
的领导干部们领会这一点：

　　“主席的方法论就是，当他看准了问题的时候，就下决心搞下去，气魄很大，
莫可阻止，无论如何也要搞下去……在可能的条件下，能办到的事一定要争取实
现，到一定时候防止出问题，一防就可以了，束手束脚是什么也搞不成的。”

　　李井泉说对了。

　　一九五八年底到一九五九上半年毛泽东的纠左，往往被估价过高。这种估价
又导致把他在庐山会议的表现看做“翻云覆雨”。事实上他在根本的问题上从未
动摇过，他胸有成竹地相信，大跃进出现的问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
他要纠正的，是比他还左的左，这些问题一经纠正，便会继续大踏步前进。

　　以“一句顶一万句”虔诚，是不可能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有些话，
尽管言之凿凿，其实并不代表他的真实思想。许多人就是因为过于听信了他的某
些话倒霉的。把握毛主席晚年思想，简而言之宁可信其左，不可信其右，就算左
过了头，不过是认识问题；右，则是立场问题。对这种“方法论”他有过清楚的
自我表白。文革初期他在给江青的一封信中，讲了一些对林彪搞个人崇拜不满的
“黑话”，然后他就告诉江青，“今后右派可能会利用我的话得势一时，左派则
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注２〗

　　在这一段纠左期间，毛泽东的“另一些话”是什么呢？

　　大跃进的成绩必须肯定，必须继续进行。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是毫无疑问的，
这是完全肯定了的。如果对这样一个根本的问题发生怀疑，那就是完全错误的，
那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这个前无古人的几亿人民的社会运动，只能从实践中
逐步取得经验，“谁要说一个广大的社会运动能够完全没有缺点，那他就不过是
一个空想家，或者是一个观潮派算账派，或者简直是敌对分子。”他一面要大家
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大讲商品生产，价值法则，一面又要大家读《张鲁
传》，把张鲁政教合一的原始公社和人民公社对比。他一面批评搞浮夸风共产风
穷过渡，又表扬“他们表现了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的极大的积极性”，这种非常
宝贵的积极性“应当坚决加以保护”。

　　看毛泽东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的党内通信，人们往往忽略了最后一段话。
他说“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目的在于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
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
地，不胜光荣之至。”他真心希望的是调动积极性，继续大跃进。李井泉“要从
积极的方面去理解”，正是毛泽东的本意。

　　掌握了毛泽东方法论的李井泉肆无忌惮。毛泽东说根本不要管上面规定的高
指标，只管现实可能性，省委的高指标不变。眼下正在插秧，毛泽东说上面死硬
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命令，李井泉偏要下
死硬命令。一九五九年五月十九日，《四川日报》头版通栏刊出省委批转的郫县
密植经验。批文说，郫县去年普遍推行的三×六寸、三×七寸条栽密植——即所
谓“双龙出海”实践证明完全成功，“证明省委所提倡普遍推行的密植规格肯定
是可行的，并且是没有什么危险的方法。”而郫县经验中没有提到的二×七寸条
栽密植——即所谓“蚂蚁出洞”实际证明“产量更高”。

　　毛泽东的《党内通信》是写给“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
同志们”的。一九五九年五月七日，中央又发出农业的五条紧急指示，其中的一
条明令将毛主席的党内通信，“立即发到生产小队，在群众中普遍地进行传达讨
论执行。”李井泉根本不理睬。

　　连文件都没看到的公社以下干部所理解的，就只有经李政委酝酿炮制的“主
席指标”了。在郫县蹲点的省委书记阎秀峰是这样给公社党委书记们“传达”的：

　　“主席指示，目的是为了增产，更好地走群众路线，包产要适当，栽秧子规
格要经过群众讨论，把群众的更大积极性调动起来。离开了现实不对，也不能只
反映群众落后的一面，不能把能办到的事否定了。拿已经成功的事实来教育群众，
去年已经有的榜样，上万斤，有决心立雄心大志，并不是不可能实现万斤的。”
〖注３〗

　　包产怎样才适当呢？郫县的包产指标是平均亩产三千六百斤，口号是“一切
从高产出发！别人做不到的，我们就要做到！”

　　五月七日中央紧急指示还规定：一、纠正少种高产，放荒土地的做法，凡一
切可以耕种土地全部都要种庄稼。二、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猪下放给生产小队和
私人喂养。三、恢复自留地，自留地不少于占有耕地的百分之五。

　　毛猪若下放给私人喂养，必须分给自留地，否则无法解决饲料问题。对于任
何所有制上的倒退，李井泉都要顽强抵抗的。省委的规定是：毛猪下放到生产队
饲养，划给一定的饲料地，不分自留地。不分自留地，毛猪私人喂养自然无法实
行。实际上恢复自留地和毛猪私养均未执行。

　　五月到六月，纠左达到高潮。五月二十六日，中央在关于夏收分配的指示中，
给公共食堂开了一个大口子，规定：可以办全体社员参加的食堂，也可以办一部
分社员参加的食堂；食堂可以是常年的，也可以是农忙的；可以农忙多办，农闲
少办，灵活执行。食堂范围太大的，可适当缩小。口粮应该分配到户，分配到社
员，以人定量。在公共食堂吃饭的，粮食交给食堂，节约归个人；不在食堂吃饭
的，粮食全部交给个人保管食用。〖注４〗

　　这就等于说，公共食堂可办可不办。中央一松口，全国许多地区食堂一哄而
散。中央指示的关键之处是口粮分配到户，只要实行了这一条，食堂便会土崩瓦
解。没有什么办法比这更能克服当时的粮食危机了，中国农民生命力之顽强举世
无匹，把粮食分到户，自留地分下去，给他们一点掌握自己命运的机会，他们就
会创造生存的奇迹。

　　然而四川省委不给他们这个机会。他们把中央的指示归纳为“以人定量、分
配到户、食堂吃饭、节余自得”四句话。其解释是：食堂要办下去，分配的粮食
由食堂保管，节余部分也由食堂保管，不能把粮食分给个人，实际上除了“食堂
吃饭”以外其它三句都成了空话。他们很清楚，粮食一分给个人，公共食堂这颗
共产主义萌芽就夭折了。地委书记曾笳在向各县传达省委的四句话时，作了不同
的解释，他在电话会议上“歪曲省委的指示”说：粮食一定要分到户，粮食分到
户，也就免了“节约归已”的麻烦，把粮食分到户，除了他吃的自然还是他的。
至于粮食分到户，社员会不会把粮食交到食堂去搭伙，他含糊其辞地说：“反正
我都讲了，我的责任尽了。”他能说什么呢？省委已经明确规定，食堂必须办下
去。

　　显然是发现部分地方顶住不放，六月十一日，中央发出一个更为彻底的纠左
指示〖注５〗，作出四条规定：

　　一，允许社员自养猪、羊、鸡、鸭等家畜家禽，私有私养的完全归个人所得。

　　二、恢复自留地。不管社员喂不喂猪，在食堂吃饭或在家吃饭，都应分给。
自留地生产的产品由社员自由支配。

　　三、鼓励社员种植零星空地，谁种谁收。

　　四、归还社员屋前屋后林木果树。

　　和毛泽东的党内通信一样，中央的指示直接发到“生产队支部委员会”，并
要求把这四件事“用布告形式向群众公布，并认真实行，取信于民。”

　　四川省委拒不执行。不把文件下发生产队，不张榜公布，不准社员养私猪，
不分自留地。

　　作为省一级的党组织，公然一再拒不执行中央的明确规定，这在当时是罕见
的。四川因此失去了许多减少经济和人民生命损失的机会。

　　一九五九年温江专区大幅度提高小麦种植面积，经历一个冬春精疲力竭的奋
战，搞了大面积的丰产田，直到麦收前，地委对小春大丰收一直是充满信心的。
高度密植的麦子密匝匝、绿油油的景观，也煞是逗人喜爱。地委在策划小春征购
时，手面很大，既考虑增加征购量，又要提高群众吃粮水平，规定每个社员留粮
一百斤，按估产的数字，如此分配下来还绰绰有余。

　　麦收一开始，这座海市蜃楼瞬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大面积的高产田造成的
大面积减产，抵销了扩大种植面积增加的收获，严重的春荒使小春作物成为农民
生存的唯一希望。总的局面是，完成了征购农民就没有吃的，按地委一百斤的标
准留够口粮，征购就没有着落。

　　直到大跃进之前，川西坝子的农民一般情况下都是吃“盖盖粮”，即农民头
年大春分回的谷子，可以吃到第二年大春。他们不习惯吃面食，其手艺拙劣到只
会揪面疙瘩。能够办到的话，他们会尽可能将麦子充征购，以减轻大春征购负担，
多留大米吃。现在“盖盖粮”变成了“节节粮”，即大春分的粮食接不上趟，吃
完上季等下季，季节与季节之间是断粮期。

　　现在他们断粮已非一日，麦子一成熟，“国家要多拿一点，农民想多吃一点”
的矛盾就白热化了。地委财贸部长马炳宗，专署粮食局长商鸿仪等，在温江三圣、
永兴两个公社调查后向地委报告，这两个乡今年搞万斤田，麦子种得太密，大量
倒伏，人均产量只有一百来斤，现在农民一面打麦子一面吃麦子，“打一堆吃一
堆”，吃的是连麸的面糊糊。他们检查了七个食堂，个个如此。农民会不会把大
米藏起来，把麦子吃光以抗拒征购呢？或者见上面干部来了吃麦子装穷呢？不是。

　　检查厨房和沼水缸，连一颗米粒也未见到。问群众每顿吃多少米，因干部在
场，无人敢言……有的干部说，群众认为吃连麸面好，可以节省粮食，但干部不
在场时，群众反映“麦须须卡喉咙”“拿猪食子喂人”……小春的豌豆、葫豆、
洋芋也早已吃完。〖注６〗

　　征购铁板钉钉，每人一百斤的留粮也要“兑现”，报告说，“若以净麦子计
算口粮，则可以说没有余粮征购了”。所以，他们的意见是，“为了激发生产情
绪，征购应当酌减一点。”保证每人一百斤口粮的承诺也要兑现，办法是：

　　一、把小春杂粮算进去；二、把吃了的麦子算进去。

　　杂粮早已吃光，吃了的麦子已变做粪，把二者都算进去，一百斤“留粮”等
于零。

　　对于要维护万斤田声誉，证实密植巨大优越性的郫县，任务就更艰巨了。小
春收割开始，大面积高产田严重减产的噩耗搞得县委焦躁不安。为了证明增产确
凿无疑，在郫县蹲点的省委书记阎秀峰带领县委检查团到崇兴公社落实产量，找
到了一个提高产量的秘诀。他们发现已经打过的油菜杆打得不干净，并且“抛撒
严重”。《四川日报》报道说，“阎秀峰同志亲自打了已经打过的两捆菜杆，第
一捆打出十一两菜子，第二捆打了二十一两，平均每捆一斤。在已筛过的六箩菜
子壳里，又筛出五两菜子。”于是检查团当场和社员算了一笔账：每亩菜子三十
捆，每捆抛撒一斤，就是三十斤，每亩一百箩菜壳计算，又抛撒四斤十两；打场
和晒坝上抛撒，每亩平均又是七斤四两。三笔账加起来，平均每亩抛撒四十斤十
一两。全县十二万零二千亩油菜，每亩以四十斤计算，共抛撒四百零八万斤。
（原文如此，计算错误。作者注）每百斤菜子出油四十斤，四百零八万斤共出油
一百七十一万三千六百斤，以全县三十万人计，每人平均损失五斤十一两多油。

　　这类貌视“科学”的算账方式当时极为流行，——用一个个别的例子，多半
是胡编乱造的例子，推及一般，煞有介事，以此作为指导工作的依据。郫县县委
立即发出“紧急指示”，严令将全部收打过的菜杆、菜壳进行翻打和重筛，未打
二道的不准动用，各级干部必须亲自翻打，作出榜样，开现场会用事实教育群众。
《四川日报》为此发表社论说，多少年来，人们常用“天收一半，地收一半”这
句话来形容收打小春作物的抛撒浪费现象，谁都认为这是一句谚语，是一种夸张。
看了郫县的事实，就应该承认这不是夸张，“丰收果实千真万确地有丢掉一半的
可能。”一亩油菜收打粗糙，就要抛撒菜子四十斤十一两，而去年全省油菜平均
产量只有九十多斤，这不是一半么？这是多么惊人的损失！〖注７〗

　　账就是这么乱算的。实际上某些人更感兴趣的不在于真正做到“颗粒还家”，
而是巨大的“抛撒浪费”数字，不论它们实际上能否“翻打”出来，都是可以堂
而皇之计入产量账的。继发现油菜的巨大抛撒后，郫县又推出万寿公社先锋管区
小麦二次翻打的经验。他们把打过的小麦捆子分到户，按每捆翻打半斤计算，
“多的归社员自收”，据称是对国家、对公社、对社员都有利，“社员反映很
好”。温江地委六月十一日也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普遍翻打一次，通知说，
我区今年小春获得空前大丰收，特别是小春油菜更为突出，无论单产总产都增加
百分之五十左右，但收打不干净。全区再翻打一次，可多收小麦二、三千万斤，
油菜一千多万斤。

　　“翻打”游戏一箭双雕，既可为高产凑一笔数，又可解决农民的口粮问题：
分几捆麦杆给你翻打，就做你的口粮了；分几捆油菜杆给你，你就有油吃了。许
多地方就是这么干的。

　　大面积高产田的惨重失败，使农民对瞎指挥深恶痛绝。金堂县赵渡公社嘉陵
耕区的高产小麦田，每亩下种一百多斤，比往常多七八倍，扬花时为防止倒伏，
全部搭架子支撑，结果全部沤烂，“几乎没有收割的价值”。收割时农民无心清
理田里的一窝乱草，说：“收几万斤的卫星麦子，哪个喊我们种的哪个来收嘛”，
“哪个卖屁股的喊我们搞的密植！”

　　眼睁睁的事实摆在面前，水稻还要搞密植。干部下命令，农民说，麦子减了
产，征购不给我们减，秧子还要按你们规定的栽，可以，你们先给我们下保证，
弄拐了减了产，国家减征购！

　　谁个敢下这个保证？谁个又敢不照上面的话说？最好的办法是瞒上不瞒下，
全耕区搞了一百多亩密植水稻，供上级检查团检查，检查团一走，“社员又下田
去把秧子扯稀了一半。”

　　下面越抵制，上面越是查得厉害。郫县全县干部组成若干检查团，没日没夜
在田间地头奔忙，检查水稻密植规格，没达到标准的“毫不留情，一律补足或重
栽”。还有更厉害的一手——各社队组织“土工作队”互相检查。“他们不仅是
被检查者，而且是检查者；既检查自己的生产，也检查别人的生产，这就激发了
他们的责任感”，实际上激发的是要遭殃大家遭殃的报复心理。据说有的基层干
部受本位主义影响和“面子”束缚，在本队不敢按原则办事，一到别的生产队
“一下子就认真负责起来了”。对不起，你对我们“认真负责”，我们也不饶了
你们。这种办法和金堂县仁和乡的“换着打”有异曲同工之妙。经土工作队互相
残杀，郫县的高度密植很快“全面落实”。

　　死不改悔的强迫命令，有增无减的高征购，顶住不放的“一大二公”，使农
民完全丧失了生产的信心，曾经是“红旗单位”的金堂赵渡公社嘉陵管区现在
“大不相同了”。

　　社里不顺眼的事一天比一天多。干部放弃领导，忙于赶场，睡大觉。社员呢，
无人管理，想搞生产的，东旋西摆够了，半晌午才出工做活路，不乐意的就去河
边捉鱼，挖树格蔸赚现线……有的社员存有“几望”思想：一望早晨起来迟，二
望食堂勤开，三望休息时间多。有人编成这样一首歌谣：“出工号，哒哒响，一
两个钟头上不了战场；收工号，刚一响，脚杆马上离田旁，三窝麦子不扯完，急
急忙忙跑食堂”……

　　食堂也没有什么指望。小春收割后一个多月，温江专区大部分食堂就停伙了。
一些基层干部眼看集体存粮无法维持到秋收，索性将粮食分给社员吊命。一部分
则是难为无米之炊，不得不关门让社员自寻生路。勉强还在办的，多以糠菜充饥。
“糠菜半年粮”的口号再次叫响。上面提口号，下面编歪诗，一九五八年诗歌运
动涌现的人才创作活跃：“一进食堂门，稀饭几大盆，锅里起波浪，警防烫死
人”，“开水一桶，麸子一捧，肚子胀爆，鸡巴拉肿”……

　　高产、多收继续吹，少种的确不敢再干了。不仅要恢复“休闲”的土地，还
要把力所能及的土地也种上庄稼。六月，温江专区根据省委指示，开展“不空一
寸土，见缝就插针，每人百斤粮食”运动，要求利用一切零星荒地，每人增收一
百斤粮食。不见下面有动静，地委又补发一个通知，规定“见缝插针”谁种谁收，
公社各级不得收归公有，亦不能顶分给社员的口粮。这倒是挺诱人的。但是被朝
令夕改、出尔反尔的政策变化弄得情绪低落、满腹疑虑的农民仍然“迟疑观望”。
经一再动员保证，农民们干起来了。当粮食成熟的时候，他们的担心再次不幸成
为现实：庐山会议的结果使各级的承诺再次变为谎言，“见缝插针”的粮食不是
收归公有，就是顶了口粮。

〖注１〗《当代中国的四川(上)》第九四页。

〖注２〗毛泽东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给江青的信。

〖注３〗《省委阎书记在五月二十六日郫县县委召开的各公社党委书记会议上讲
话记录》，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八日。

〖注４〗《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的五条紧急指示》，一九五九年五月七日。

〖注５〗《中共中央关于社员私养家禽、家畜、自留地等四个问题的指示》，一
九五九年六月十一日。

〖注６〗马炳忠、商鸿仪：《下乡研究粮食情况报告》，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八
日。

〖注７〗《四川日报》社论：《这绝不是小事》，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日。

◇　　　　　　　　　　　　　　无力回天

　　李井泉按照“主席的方法论”坚决抵制纠左，一个人在广汉根据中央指示大
搞“倒退”，此人就是温江地委副书记曾笳。

　　曾笳为了地委要给李政委一个交待所作的检讨，实在是极不严肃。妻子宋立
华问他检讨什么，他说“我检讨嘴巴不好”。实际上他嘴巴继续不好，公开发牢
骚说：“红光公社的郑功瑶，倒霉就倒霉在这小女子身上。我们说了几句老实话，
郑功瑶在那里讲了几句假话，结果是我们挨批评，郫县就是不老实。”

　　李政委是不会轻易放过他的。一九五九年初，宋文彬就告诉他，省委的意思，
要你下放劳动，并且是“以普通社员的身分参加劳动”。曾说，好，我就喜欢劳
动。当了几天社员，第二次郑州会议精神下来，宋文彬就把他叫回来，要他下去
抓个纠正共产风的试点，这正合他的口味，选了广汉县北外公社的一个生产队蹲
点。

　　蹲点的三中队就在北门外，一出城就看见一群群的农民在葫豆田里摘——准
确地说是抢葫豆。他楞了，二月间葫豆还没“饱米”啊，现在摘太可惜了嘛。马
上找干部社员开会了解，大家说，现在以管理区为基本核算单位，庄稼收了统一
分配，哪个中队缺吃的，就到有吃的队上去调，现在队队都缺粮，队队都怕自已
吃亏，所以葫豆还没熟都去抢，“你不抢人家要抢，哪个抢到该哪个，反正都是
大家的。”葫豆抢完了，地却没人去犁，其它春耕工作也丢在那里，道理是一样：
大家的活大家做，你不做我也不做，哪个又愿意给“大家”做呢？

　　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不优越性暴露无遗，曾笳就要在这个问题上下手。
先拿最能体现优越性的“吃饭不要钱”开刀。那时候有一幅到处引用的对联说：

　　“自从盘古开天地哪见吃饭不要钱？
　　而今人民掌乾坤从此生产不靠天！”

　　红光公社“富裕农民”范克成也曾在家门口贴了一幅对联：

　　“吃饭不要钱有何趣味，
　　做事要长远无过乐观”。

　　这位预言家的话很快就兑现了。

　　多吃了粮食不说，还吃坏了品德，干活路一群一伙打打闹闹，锄头变成了板
凳拐杖，间或高高举起，自由落下。队上有三户广汉县城人，公社化后下放当农
民，饭一吃就到街上坐茶馆，根本不出工。曾笳一天到城里剪头，见队上一个进
城担粪的小伙子躺在理发摊的长凳上睡觉，他剪完了头，小伙子还躺在那儿。他
问，你一天担几挑？“一挑”。你能够担几挑？“八挑”。为啥只担一挑？“吃
饭不要钱，按月发工资，挑那么多做啥？”

　　曾笳第一着，取消“吃饭不要钱，按月发工资”，社员出工评工记分，按工
分决定吃粮标准和工资标准，不劳动者不得食，不得钱。一下子出工问题就解决
了。

　　第二着，划小基本核算单位。中央规定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原高级社，省委
规定下放到管理区。曾笳蹲点的三中队一百一十一户人家，相当于原高级社。曾
笳按中央的办，把基本核算单位定在中队。结果还是不行，全队一百多户人家，
三五户一个居住点，生产队长派工“哨子吹烂，脚杆跑断”，社员出工象鸭子翻
田坎一窝蜂，生产效率极低。实践证明，不仅省里的规定行不通，中央的规定也
行不通。

　　四月全县万人算账大会上，曾笳向基层干部和社员代表提出一个问题：以原
先的小社（初级社）为核算单位如何？

　　回答他的是大喜过望的一片欢呼：

　　“这样干我们保证把生产搞好！”

　　“累死都情愿！”

　　“早就该这样干了！”

　　曾笳和县委干部研究决定，先以生产落后，缺粮严重的向阳公社搞试点，把
核算单位下放到原初级社。他向宋文彬汇报说，这是群众的要求，宋文彬同意试
一试。

　　以过去的初级社为核算单位，必须把现在的生产队划小，但这样一来，就成
了公社——管理区——生产队——生产小队的四级核算，和中央规定的“三级核
算，队为基础”的原则不符。曾笳提出，把生产队一级取消，把管理区划小，搞
成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三级，实际上就是大跃进收场后不得不实行的
那种体制。

　　第三着，“搞垮”公共食堂。他蹲点的中队，四百多人全在一个食堂吃饭，
住得远的吃一顿饭来回跑十多里，老年人一日两餐走路都困难，遇到雨天更惨。
曾笳和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三个月时间只吃过一次肉，肉端出来，几百只土碗
在地上摆开，几百双电筒似的眼睛盯着饮事员的瓢儿，男人们的喉结在滚动，女
人们紧紧地抓住孩子，生怕他们会扑过去，这碗少了，那碗多了，添过去，匀过
来……曾笳看着表，整整分了两个半小时！

　　过去一家一户的小锅小灶，多半用谷草麦草树枝树叶做燃料，现在几百人的
大锅大灶，非烧柴烧煤不可，川西坝子不出煤，外地运来的太贵买不起，只有砍
树子。树子砍光了砍竹子，竹子砍光拆房子，烧农具，曾笳决定给这个怪物动动
手术。先把全中队一百多户人家划成五个小队，每队二十多户，把土地、耕牛、
农具、包工包产的权力全部下放到小队，食堂也就顺理成章地分成五个。

　　让它存在也是迫不得已，实际上他迫不及待想把这颗“萌芽”掐掉。他到处
高谈阔论：“苏联的集体农庄还是各吃各的嘛。我看到共产主义也不会有公共食
堂”，“还是一家一户吃有计划”。地委拨给县上的救济粮，他决定直接分到户，
理由是：“分到食堂几天就吃光了，分到户还可以多吃几天”，以人定量，分配
到户的中央指示一下来，他不理睬省委的解释，要求全公社将小春粮食分配到户，
食堂名存实亡。

　　第四着，下放毛猪，分自留地。公社化以后，社员毛猪全部入社，不准社员
私人养猪，曾笳见集体养猪场的猪瘦得站都站不起来，心痛地对干部说，公社化
前全区毛猪每月增加十万头，公社化以后每月减少八万头，只有把毛猪下放给社
员才是出路。中央下达毛猪饲养“公私并举”的方针后，他说，要放就放到底，
将集体养猪场解散，毛猪全部下放给私人喂养，并分给养猪户自留地。

　　既然大气候是纠左，对深恶痛绝的万斤田他自然不会放过。他指着县人委试
验田立的万斤田牌子：“吹那么大的牛干什么？自欺欺人嘛，取掉！”毛泽东的
党内通信一到，他更是乐不可支，公社的包产指标已按二千到二千五百斤落实到
每一块田，他下令降到“包产六百，争取一千”。栽秧的时候，省、地的密植命
令如十二道金牌，他对社队干部说，搞两块密的，其它按老办法栽。有人担心县
上追究，他说：“不管他们的，就按我们说的办”。听说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在
新繁大丰公社栽七八寸见方的秧子，他叹道：“田家英真把农民的心意摸到了！”

　　一九五九年初春，田家英受毛泽东之托，回四川老家调查农村情况，工作组
中还有毛泽东的另一位秘书逢先知。省里对这位来自毛主席身边的“田主任”既
不敢怠慢，也有所警惕——谁知道他安的什么心眼儿？最初他的目标是郫县，但
二月十七日他到红光公社去调查后，人家就看出他是什么心眼儿了。严格地说，
这算不上调查。公社书记郑功瑶拿个本子，一条一款地汇报，这是她三天两头要
做的事。当郑说到今年贯彻少种高产多收的方针，层层搞万斤田时，田问：“你
们搞少种高产多收，是减少复种指数，还是搞间隙地？”又说：“少种高产多收，
我认为在郫县这样土地肥沃的地方，减少复种指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是对的。
象安岳，丢土地太多了。”

　　安岳是省委树的少种高产多收典型。这一棒，就打到省委头上。当郑读到整
社中富裕农民对公社化不满，开展了辩论时，田问：“辩论如何辩法？斗争没
有？”又是一棒。讲到幼儿园，他问：“死娃娃没有？”讲到建居民点搞“田园
化”，他说：“不要把地占多了”……〖注１〗

　　很快别人就发觉来者不善，他也很快发觉在郫县难以有所作为。省、地、县
的干部随时伺候，走到哪跟到哪，所去的地方都作了精心准备。本来他此行是保
密的，这样一来和公开视察有什么两样？在此之前，他的同事逢先知就是这样无
功而返的。他决心甩掉这队“尾巴”，到新繁县去。

　　新繁与郫县毗邻，各方面条件在仲伯之间，也是省里的重点，也有个和红光
公社不相上下的先进典型——新民公社。大跃进以来，两个县一直较着劲，你追
我赶，大搞竞赛，卫星放得不相上下。另外，田家英的一个舅母就住在新繁的崇
义乡的乡场上。他对新繁县干部罗远述说：“我舅母该不会哄我嘛。”

　　你选择蹲点的崇义乡距成都以北十公里，公社化后改为崇义公社，田家英想
给它改个响亮点的名字：“粮食产量上不去，社员肚皮吃不饱，你崇尚义气有什
么用？我们最重要的事情是夺取粮食大丰收，改个‘大丰’公社好不好？”干部
社员一致同意。

　　他在社员大会上说：从前，李太白上韩荆州书说，“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
一识韩荆州”。什么是万户侯？我看我们公社的党委书记就象万户侯，万多人的
领导嘛，任务是什么？上报国家，下安黎民。拿什么去报国安民？第一就是粮食，
民以食为天嘛。国家的粮食储备多多的，老百姓的肚皮吃得饱的，公社书记的首
要任务就算完成了，就是党的好干部。作到“万家生佛”，就是一个好的“万户
侯”。

　　大丰公社的干部社员不知道他的名字，也不知他从何来，只知道他叫“田主
任”。田主任一口道地的家乡话，见人就笑嘻嘻地打招呼，一有空就这家院坝串
那家院坝，男女老少都摆得起龙门阵。他最喜欢娃娃，经常手头抱一个，背上背
一个，老乡们给他取个外号叫“送子娘娘”。公社的小灶他不去，和社员一起吃
公共食堂。割麦子、栽秧子，出工收工跟社员一起。社里积肥，他拉起架架车去
成都拉大粪，有时一天往返两趟，有一次差点摔到粪坑里去。有天晚上，他跟两
个干部刚装满一车粪，下起瓢泼大雨，只好把车子存放了，到省委招待所投宿。
门卫见这几个裤脚高挽浑身透湿粪臭哄哄的角色，硬是不准进去，幸好招待所长
出门遇见，原是认得的，才得住下。

　　走进老百姓的生活，他的心就一天比一天揪紧了。刚去不久，他就听说农民
到附近的天回镇挤馆子吃饭。他专程去调查，只见几家小小的馆子门前人头涌涌，
几百农民排着长队买饭吃，有的买了饭倒在兜里就走。馆子每天供应有限量，人
多饭少，争先恐后，哄闹不息。看得他眉头紧皱：“玄火（四川方言，问题严重
之意）！”他搭伙的公共食堂更玄火，每天几瓢稀饭，根本见不到油荤。陈大娘
饿着肚子走了老远的路，拿罐罐打了一家人的稀饭，刚出食堂门脚一软，稀饭泼
了一地，她守着那摊稀饭哭得好伤心。田家英劝她：“不要紧，另外打就是了”。
“另外打？咋个会打给你嘛！”他掏出自己的五斤粮票，让陈大娘到食堂秤米，
食堂没米，只好秤了五斤连麸面。

　　大丰公社的老百姓中流传一个故事：田主任双手叉腰，抬头望着“公共食堂
万岁”的标语说：“万岁？我看恐怕是半岁。”

　　“上报国家，下安黎民”的书生意气，激励他想尽一切办法弄清事实真相。
公社号称一九五八年亩产一千多斤，还放出二万四千斤的高产卫星，除去征购，
存粮充裕。田家英到处找老百姓摆龙门阵，弯来绕去总要扯到产量上去，听到的
回答竟如背诵同一篇课文。

　　“你们每亩产多少斤喃？”

　　“卫星田产了二万四千斤。”

　　“真有那么多吗？”

　　“广播头都广播了，那还有假。”

　　“一般的田呢？”

　　“少说也有一两千嘛”

　　“产量那么高，为啥子公共食堂稀饭捞清，还吃连麸面呢？”

　　“丰收不忘节约嘛”。

　　他不死心，努力用行动去缩短“田主任”和黎民百姓的距离。一天，他在场
口遇到混熟了的大队干部林功谦，和他谈了很久，林被他的真诚打动了。

　　“田主任，说老实话，充其量只有六百多斤。”

　　产量加番虚报，除去征购，老百姓到底还有多少口粮。他到一个生产队，问
队长马世才还有多少口粮，马说还有三万斤，田要他打开仓库看。仓库打开，确
也象有三万斤的堆头。田踩上去，松泡泡象海绵，用竹棍一桶，谷子象沙子似地
漏下去，露出了垫在下面的稻草。他开玩笑地说了一句：“这谷子谎壳太多了。”

　　他怎么能责怪这个生产队长？这是他们的“口粮”啊！他们是在强咽泪水作
假，用他们的肚皮作代价去装点别人需要的“丰收”神话啊！

　　假话如此之猖獗，绝大多数人是出于无奈和恐惧。人总得生存，如果现实环
境是讲真话意味着大祸临头，你能怪人们不老实吗？在那个时代，能够做到见人
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在不危及个人生存的情况下尽可能不说假话，真就算好人
了。

　　新繁县委书记曹云生就是这样的好人，这一年他已经五十岁，在全温江专区
县以上领导干部中岁数最大，被称为“曹老头”。曹老头待人谦和，工作踏实，
省里把新繁作为象郫县一类的先进典型抓，他觉得“日子难过”。田家英到新繁，
李井泉事先就给他打了招呼，无外乎要他有所堤防。这一来他的日子就更不好过
了。一边是命运在其股掌之中的李政委，一边是毛主席身边的人；假话不能讲，
真话又不敢说；躲着不见面说不过去，见了面更说不过去。

　　田家英何等聪明之人，曹老头的难言之隐怎能不理解，他见了曹老头从不打
破沙锅问到底。有一次他问：新繁推广双季稻，效果究竟好不好？曹模棱两可地
说，这事省里搞过一次大辩论，有不同意见，现在还很难作结论。田给他背了几
句古文：“橘生于南为橘，生于北，则为枳”，解释说，同样的果树，在淮北和
淮南结出的果子完全是两回事，凡事不能生搬硬套，要因地制宜。有一次两人议
论到密植，田家英又讲了一个故事：古时候，有个驼子，种的果树长得又快又高，
结的果子又早又多又好。有人问他诀窍何在，驼子道，他并无奇技，不过顺应事
物本性，尊重自然规律罢了。而有个官员，从早到晚忙忙碌碌，叫老百姓如何耕
植，如何收割，好象是很关心老百姓，结果反倒给老百姓带来灾难。

　　将近四十年后，年近九十的曹老头回忆起这段往事不胜唏嘘：“田家英太耿
直了，四十多岁就离开了人间……。”

　　毛泽东的《党内通信》下达后，田家英在省委的一次会议上和李井泉发生一
场激烈争执，田争辩说，省委规定的密植标准根本行不通，根据他在崇义乡（即
大丰公社）的调查，去年搞密植造成减产，产量纯属虚报，五月十八日在对温江
专区县委书记的讲话中，李井泉耿耿于怀地谈到此事：

　　“崇义乡去年产量没有那么多？崇义乡为什么要多报一点呢？为什么不愿把
产量账拿出来呢？崇义乡没有瞒产私分是不可能的。”

　　田家英是大丰人不幸岁月中的幸运，他参加省委传达《党内通信》的会议后，
不理睬李井泉“发到县委，口头传达到公社，经过酝酿再传达到生产队”那一套，
叫人马上赶回大丰公社传达：“找几个口齿清楚的女娃娃当广播员，一天播几次，
连播几天，让全公社都听到毛主席的声音。”他自己又在社员大会上亲自念了三
遍，提出：秧子栽稀栽密，不作硬性规定，不强求一致，根据不同情况自行决定。
他安慰省、地领导说，这是“政策性试验”，“即使我失败了，也不过一个公社，
四川有几千个公社，影响不了大局。”结果大丰公社“另搞一套”的消息不胫而
走，试图效法者蠢蠢欲动，有影响大局之势。省委随即通知说，“大丰有田主任，
他在搞试点，应当例外。”

　　用政治恐怖维护高产神话，以便不顾老百姓死活的进行高征购的做法，深深
地伤害了田家英，他必须揭穿这个神话，让中央了解老百姓的苦难。他选中名声
赫赫的新民公社。公社书记罗世发后来回忆说：

　　“那一年热天，突然接到县委通知，田家英要到新民来调查。我一想，烫！
高产卫星是‘水’（四川方言，“虚假”之意。──编者）的，推广双季稻，搞
密植，明明怙倒牯牛下儿。说真的得罪省上，说假的得罪中央，两头脱不倒手，
我就安排了三个生产队长向田家英汇报，我躲开了……”

　　三个生产队长讲了实话，田家英找到罗世发，看他说不说实话。

　　“田家英问我，五八年产量究竟是多少？我说，这个问题说不清楚，干干湿
湿，新亩老亩，虫打鼠耗，还有抛撒浪费，看你咋个算？田有那么多，只能抽查
估产，可能有虚报浮夸，也可能有瞒产私分，莫法说准确。总之，新繁的产量比
郫县差一篾片。”

　　话说得精明圆滑到家了，但田家英看到了精明圆滑后面的东西。一九五九年
六月下旬，田家英离川去参加庐山会议时，他约罗世发再谈一次。谈话是在省委
招待所田家英的房间里进行的。

　　“我按约定的时间和田家英谈得很多。他对我说：‘我为什么来找你？因为
你是著名的劳动模范，是全国人大代表，是有身份的人。你应该代表农民说他们
心头想说的话。你是共产党员，就应该有党性，对党忠诚老实……他掏出笔记本，
讲了在大丰公社调查到的真实情况，讲了说大话假话的危害，还讲了毛主席的
《党内通信》。他说，中央已经着手纠正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这些
错误了，你还有什么顾虑不能反映真实情况呢？他说得那么诚恳，那么尽情尽理，
我还有啥子话说？我就把一九五八年怎样搞真假两本账，上报的产量是假的，一
五一十的给他谈了……”〖注２〗

　　这才是真正的罗世发。田家英立即安排留在大丰的工作组，把罗世发反映的
情况整理上报中央。

　　离开大丰前，愤怒的田家英在公社火神庙坝子上召开几千人的群众大会，高
声宣布：

　　“向党讲了老实话的同志们，请放心！今后如果有人敢打击报复，你们就到
北京来找我，来回车票不要你们掏钱！”

　　田家英斗不过四川省委，不等于四川省委的领导干部都不赞同田家英，他们
只不过无法改变省委就是李政委，李政委就是省委的现实。省委副书记、副省长
阎红彦对虚报浮夸深恶痛绝，曾在省委常委会上说李井泉“打肿脸充胖子”。会
后省委书记阎秀峰告诉他：以后有不同意见，不要在会上讲，“李政委没这个习
惯”。阎红彦问：这是他叫你讲的，还是你个人的意见？阎秀峰说：是我个人的
意见。阎红彦说：是你个人的意见就别讲，“我还没那个习惯呢！”他向自己的
老部下、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明朗叹息：“我们党的事业，坏就坏在这帮败家子手
里。”

　　就在省委号召“二次翻打”，为五九年小春高产凑数时，阎红彦在仁寿县检
查小春产量，亲自参加收打油菜，过秤时发现生产队长作假，这位陕北大汉压住
火气说：“我知道，这是上面要你们搞的，你不能不服从。但你想过没有？油菜
报多了，社员还吃不吃油啊？粮食报多了，社员还吃不吃饭啊？共产党干革命为
了什么？就是为了人民。这样做，是在坑害人民，是在犯罪！”

　　七月份，他再次到仁寿明察暗访，所见所闻令他触目惊心，回来连夜给省里
写信：

    　　省委并大章同志：

    　　我十七日到达仁寿……从六月中旬开始，先后陆续发现缺粮情况严重和
    被迫停伙的食堂有一千九百一十八个，约有十五万人。其中方家区情况最为
    严重……和平管区第四队共八个食堂，从农历四月二十九日到领粮止的三十
    五天中，平均每人只吃粮七斤多（谷子三点七斤，嫩包谷三点八斤），而且
    有十天未吃盐，断粮后社员各自寻食，该队共四十八户社员变卖衣服，蚊帐
    ……。

    　　……六月下旬起该县流行一种水肿病，据县委说，全县发病最高时达五
    万六千二百八十九人……截至二十日止，因水肿病死亡的全县有一百九十七
    人……

    　　……有些干部……硬不承认有问题，明明有人由于断粮而变卖家具被盖，
    往成都跑，有水肿病人，而硬说没有或说这是落后社队的个别现象……〖注
    ３〗

　　阎红彦的信写给李大章，是因为李大章对李井泉的作法同样不满。

　　在省委领导干部中，李大章资格最老，他一九二Ｏ年赴法勤工俭学，曾与周
恩来共事，任青年团旅欧支部秘书长。一九四二年中央太行分局成立，邓小平、
李大章为分局正、副书记。和一班对李政委唯唯诺诺的人比起来，他是最有独立
人格的，然而他也无力回天。在他之上，毕竟还有一手遮天的政治局委员李井泉。
半年多的纠左，并未触及根本，宁左勿右的大气候并未改变。就这样，一个地方
官员，无论有多少人与他意见相左，只要有上面的信任，他就可以一意孤行，为
所欲为。

　　阎红彦只有摆脱了这道阴影，他才能多少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一九五九年
九月，阎红彦调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一到云南就砍公共食堂：“我们共产党人
天天讲从实际出发，现在的做法离实际何止十万八千里！必须解散公共食堂，”
听得下面的干部目瞪口呆。经他拍胸脯保证“一切后果由我承担”，大部分地方
食堂解散了，还有少数工于心计的人下一半、留一半，阎就骂他们“品质恶劣”，
“好象过去资本家，两个儿子一个送到共产党，一个送到国民党。”

　　一九五九年春天开始，富甲天下的川西坝子的农民开始大批流亡。流亡的目
的是为了找一碗饭吃，最好的选择是当工人。整个大跃进期间，既使在农村大批
饿死人的情况下，工厂和基本建设单位的人粮食都有最底限度的保障，而且吃的
是“最高标准”。仅仅这一点，就让农民垂涎三尺。有关加强工农联盟、缩小三
大差别——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差别的伟大历史进步被大
肆渲染，实际上差别是越来越大了。政治上，农民是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土壤，
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经济上，他们的私有财产被剥夺殆尽，除了有劳动的
义务，不知道还有什么“权利”，发家致富的希望彻底断绝不说，作为粮食的生
产者，竟落到食不裹腹的地步。千百年来对土地、家乡眷念的遗传基因似乎发生
突变，他们纷纷出走，大办工业和规模巨大的基本建设给了他们改变处境的机会。
即使找不到这样的机会，为了活命也迫使许多人东奔西跑，浪迹天涯。女人愿意
嫁到任何一个穷乡僻壤——只要有吃的。

　　七月，一次更大规模的流亡席卷川西坝子，成都市的大街小巷、旅馆车站、
餐馆、糖果铺挤满了脸青面黑、神情凄凉的农民，每日少则数万人，多则十数万
人，他们有的提着几个鸡蛋，或一只鸡、鸭，想给城里人换点粮食，有的背着个
小包袱，寻求招雇，更多的人则是两手空空，只想来吃一顿饭或买点可吃的东西
回去，入夜，大批人蜷缩街头露宿。据温江地委和成都市委“动员农民回乡联合
办公室”统计，七月二十日在西城区饭馆吃饭的农民达五万三千四百二十八人次，
“挤购糖果”的七千八百五十人次。少得可怜的馆子其拥挤程度从以下的统计中
可见一斑；七月二十日，香雪海饭店进餐人数三千五百二十八人次，竹林小餐二
千七百零六人次，东华饭馆进餐人数二千一百人次；七月二十一日，香雪海饭店
三千三百三十一人次，竟成园四千六百五十八人次。华阳胜利、桂溪、石羊等乡
“挡获”进城购食品农民，查出饼干一千四百斤，糖果四百斤，面包八百多个，
蔬菜二千斤，煤油二十斤……

　　由于进入成都市的十之八九是温江专区的农民。地委和成都市委专门成立
“动员农民回乡联合办公室”共同采取措施阻止农民进城。地委采取的措施是：
各县各公社严格清点人数，保证“不走一个”，个别确有事需进城的，须经公社
批准并出具介绍信；对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严加管理，一律不得进
城；对夏征未完成、又停伙又放人进城的社队，查清情况严加处理；在靠近成都
的场、镇设立检查站，“制止、挡回”进城农民；有重点地供应粮食给缺粮伙食
团，全地区共解决四百七十五万斤（人均一斤多）。

　　成都市采取的措施是：动员户籍员、饮食糖果业服务员、居民积极分子“全
线出击”，劝说农民返乡；限制饮食糖果业供应时间和数量，饭菜不许出堂；白
吃不给钱者加以“处理”，公安部门加强对旅馆、街头巡逻；农民所带鸡、鸡蛋
等必须进入市场按规定价格出售，用粮食交换鸡、蛋者，买卖双方均予处罚……

　　农民有自发进城的，也有基层干部支持出走的。有的社队给社员出具外出证
明：“兹证明×××等到成都支援各厂运输”，“该人身体条件差，不适应农村
劳动，同意到成都市擦皮鞋”云云。

　　许多被“查获”的农民死活不回去，向清查的人员倾倒苦水。简阳县董家乡
的一个生产队长说：“订生产计划的时候，你订三千斤，我订两千斤，实际只收
了二百多斤，任务完不成不敢说，怕辩论，脱不倒手。青黄不接的时候，叫你清
麦杆子（所谓‘二次翻打’也），清得到好多吃好多。”一个农民说：“我们社
停了一个多月的伙食了，小娃娃扳螃蟹吃，我来吃点饭，买点饭回去给老的、小
的吃”。黄瓦街辖区一个旅馆清出七个农民，走到半路，一个女人躺下硬是不走，
两个干部去动员时，其他的就一哄而散溜之乎也。温江万春公社农民苏万东在人
民商场吃了三角钱的饭拿不出钱，被带到派出所后说：“随便咋个处理，我就是
不回去，回去社长要打我。”崇庆县羊马乡十九岁的女青年曾德芳又哭又闹：
“我来成都找我哥的，你们要我走，我就跳河死！”双流农民吴绍远说：“我们
来成都是不得已，前几次回去吃了两把菜，每人每天只分两斤茄子，”坚决不回
去。

　　数以万计的饥饿的农民涌进城市，想象起来令人恐惧，然而他们却驯良、规
矩得令人感动，在十多天的“联合清理”过程中，没有发生过值得一提的刑事案
件。例如：“联合办公室”二十一号的简报统计，当天全市发生刑事案件十一件，
其中够“立卡”的二件，这二件是：一、“伪军官”王志刚来成都投靠其兄王洪
翔，因王洪翔“不管其生活”，于七月十九日盗窃城隍庙八号张文华下装一条，
又于二十一日在簸箕街盗窃架架车一部和三十斤钢材，到天回镇废品收购站销赃，
被破获。二、邛崃农民杜顺廷，二十日晚在苏坡桥偷去大小鸡各一只，被青羊宫
派出所抓获。且“态度极端蛮横”，说：“公社一个多月不开伙，逼得我去偷，
随便政府咋个处理……。”

　　农民的悲惨处境引起了市民的广泛同情。营门口九十五号妇女郭中先说：
“农民好惨啊！连饭都没有吃的，都是干部捣的鬼，整得来农民饿肚皮。”一个
老太婆看见糖果店不卖糖果给农民，说：“工人和农民分家了，不卖东西给他们
吃了。”浆洗街设有路卡阻挡农民进城，一些市民替农民打抱不平：“城头这些
人这么寡孽（四川方言，“刻薄”之意。──编者），二天他们到乡坝头来，还
是把他们卡起来。”

    　　七月二十一日上午，省长李大章在省委召开的动员农民回乡会议上，强
    调要坚持说服动员，切忌简单生硬作法，把农民当敌人。农民吃饭不应制止，
    除了粮食以外应该允许农民购买、带回。根据大章同志指示精神，对流落街
    头的农民按县籍进行了集中，由市、县共同派员接待和做工作，商业部们供
    应饭菜，使其“饱肚子”回乡。在动员集中时，所有工作人员不准携带武器，
    公安人员不着警服。规定除米、面外农民购买物品一律不得扣留，排队吃饭
    购物的一律不准拉、押和集中，并通知饭馆、糖果店不得向农民惜售。进城
    出售禽、蛋的农民除进行价格管理，不应阻留干涉。〖注４〗

　　得碗饭吃，农民就老老实实跟着县社干部回乡。再过两月，他们就享受不到
这种优厚待遇了。

〖注１〗《田（主任）了解犀浦公社的情况》，一九五九年二月十七日。郫县县
委办公室整理。

〖注２〗刘冠群：《田家英在大丰》，《红岩春秋》杂志一九六六年第六期。

〖注３〗贺安华：《共和国上将之死》，成都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二四Ｏ页

〖注４〗温江地委、成都市委动员农民返乡联合办公室简报，一九五九年七月十
九日至二十三日。

◇　　　　　　　　　　　惭愧万家百姓心（节选）

　　田家英是直接从成都启程从重庆乘船前往参加庐山会议的。六月二十八日，
在从武汉驰往九江的江轮上，他和李井泉又发生了冲突。当时他和周小舟、毛泽
东的英文秘书林克等聚在甲板上，谈起在河南、四川调查的情况，感慨万端地说，
我们党历来提倡说真话，现在都是假话满天飞，越吹越离奇，牛吹得越大越受表
扬，讲真话的老是挨批。正谈得起劲，柯庆施、李井泉等人走过来，柯庆施问，
谈什么这样热闹？田说，现在可是有些地方在饿死人了。李井泉立刻反驳：中国
这么大，哪朝哪代没有人饿死！田没有和他争辩，因为他戳的就是李的痛处。

　　李井泉对田家英的仇恨是可以想象的。这个人曾在省委的会议上公开反对密
植。这个人把毛泽东的党内通信在社员大会上宣读，在广播里播放。这个人不顾
省委的密植命令，在他的鼻子尖下另搞一套。这个人——他马上就会知道，竟对
他多年扶植的先进典型罗世发进行策反，揭他的老底。还有更要命的，这个人随
时可以“上达天听”，而他却莫可奈何。

　　家乡的境况和挨饿的亲身感受，给田家英的印象太深了，在庐山他不止一次
给好些人谈起在家乡蹲点调查的情况，谈到“真假两个罗世发”的问题，罗世发
已经承认高产是上面逼迫下虚报的，他有一个专门的材料。七月十一日晚，毛泽
东找周小舟、周惠、胡乔木、田家英和李锐谈话，田家英详细汇报了他在四川蹲
点的情况。

　　众所周知，庐山会议是以反左开始，以反右告终的。会议的上半阶段，田家
英的心情相当轻松，会上畅所欲言，会后游山赋诗，忘情物外。相反李井泉的日
子倒是不太好过。在李井泉主持的西南组开会时，田家英再次谈到下面受压虚报
产量的问题，虽然受到李的压制“以致讲不下去”，但毕竟使李井泉如坐针毡。
后来李井泉作了检讨，他说他“并不怕讲缺点，只是对把缺点讲得过分有点抵
触。”他承认头脑确有些发热也有官僚主义，钢铁说有把握完成，实际没有办到，
农业产量上报数字过多，农村劳动力动员过多等等。

　　比起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的检讨发言，李井泉简直就
算不上作检讨。吴芝圃说：河南共产风刮得厉害，虚报浮夸也最厉害，特向各省
道歉。王任重心情沉重，说今春湖北五百万人缺粮，吃粮水平比五四年最困难的
时候还低，教训确实沉痛，很难过。四川此时的情况比湖北有过之无不及，李井
泉居然未置一辞。

　　李井泉公然拒不按规定传达毛泽东的党内通信，一再抵制中央纠左的一系列
指示，按道理应该受到惩罚，然而毛泽东则给予出乎预料的宽容和谅解。七月十
一日田家英告了李井泉的状的那次谈话中，毛泽东解释说：李井泉是挑担子的人，
容易有脾气。还主动承担责任说，我提倡过密植，（关于密植）现在是中间偏右
派。

　　七月二十三日，“硬着头皮顶住”的毛泽东终于开始反击，彻底扭转了会议
的方向。至此，在声讨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的喧嚣声中，一九五八年底以来
逐步得到纠正的错误大部分被重新肯定，奄奄一息的大跃进列车再次嘶叫着向黑
暗的深渊狂奔而去。

　　李井泉押下的这一注开始大量进账了。七月二十三的讲话中，毛泽东在讲到
公共食堂问题时，表扬了四川：

　　“还有一个四川、一个云南、一个贵州、一个湖北，还有一个上海（上海有
十一个县），百分之九十以上还在食堂里。试试看，不要搞掉。不是跳舞有四个
阶段吗？‘一边站，试试看，拼命干，死了算。’有没有这四句话？我是个野人，
很不文明。我看试试看。三分之一的人口对五亿农民来说，多少人？一亿五千万，
坚持下去就了不起了，开天辟地了……如果多几个河南、四川、湖北、云南、上
海等等，那么，一半左右是可能的。要多方面取得经验，有些散了，还得恢复。”

　　在虚报浮夸方面，李井泉受到巨大鼓舞。八月一日、八月十一日毛泽东两次
肯定它的好处。

　  “放卫星好，放了许多假卫星，还要放的。大放假卫星，有极大好处，无假
哪里来真？有假卫星，才有真卫星。”

　　“浮夸之风呢？吹一吹极有好处。你不吹，总要吹的。”

　　浮夸是必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不放假卫星，就出不来真卫星；有浮夸，
才会有实事求是。这套相对主义的哲学使毛泽东往往以常人不可理喻的眼光看待
问题，和文化革命的“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一脉
相承。李井泉确实掌握了这个方法论。

　　如此局势下，继续留在大丰的中央工作组处境肯定不妙，而且面临极大的政
治风险。八月六日，逢先知突然接到北京的电话，说田家英有要紧工作，要工作
组立即撤回北京。逢先知全然不知庐山发生的一切，临行前特地拜访了新繁县委
书记曹云生，这一次，曹把心里话全掏出来了。他说：你们做得对（指反对浮夸
和过度密植）。你们如果象地方干部一样，真实情况不向中央讲，国家就危险。
但地方干部象你们这样做，就要挨批判，他们上面还有省委、地委、县委。他再
三叮嘱，这些话是“内部讲的”，不能讲出去。

　　逢先知八月九日赶回北京，不知出了什么事，跟在庐山的田家英通了电话。
田只是说，他在会上同李井泉有争论，而且争论得很激烈，主要是高产密植和产
量浮夸问题，不过多数人都同情他。要你们回来，主要是怕你们处境艰难。事后
他对逢先知说，他确实感到，毛泽东头脑已不那么清醒了，听不得不同意见的情
绪越来越明显，到庐山会议后期他感到已无回天之力了！〖注１〗

　　毛泽东在会上点了田家英的名，说他历来比较偏右，还是放他过了这一关。
然而田家英精神上的打击是致命的。

　　公共食堂前打碎了饭罐伤心痛哭的老太婆，场镇的饭馆前为抢购到一碗米饭
排起的长龙，棍子一戳就露出谷草的“存粮”，令人头晕目眩、脚粑手软的饥饿，
穷凶极恶、荒诞无比的生产命令，惊愧不定，支支吾吾的基层干部……他就置身
于随时可以中止这一切的那个人身边，可他为他们做了什么呢？他曾经拍着胸脯
向那些以为毛主席英明伟大，是下面乱整的善良百姓保证，谁敢打击报复讲真话
的人，就来北京找他……

　　庐山会议后那些忧虑的日子里，他以无颜见家乡父老的心情写下这样一首诗：

　　十年京兆一书生，爱书爱字不爱名。
　　一饭膏梁颇不薄，惭愧万家百姓心。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三日，觉察到毛泽东发动文革意图的田家英在家中自尽，
从精神幻灭走向肉体幻灭，年仅四十四岁。

　　一九五九年的八月到九月，四川省委在成渝两市召开整整一个月的省委扩大
会，传达“庐山会议”精神，会议一开头是所谓的“政治测验”，到会的一千三
百余名市、地、州干部在不了解任何背景的情况下，先阅读彭德怀的意见书，张
闻天的发言和李云仲给毛泽东的信三个文件，读后人人必须表态。李云仲是原为
国家基本建设局副局长，时任东北协作区办公厅综合组组长。他于六月九日给毛
泽东写了一封长达一万多字的信，对大跃进提出尖锐批评，直言党犯了“左倾冒
险主义”的错误，毛泽东在庐山会议后期批发了《李云仲意见书》，写了近三千
字的批示，称李是“一个得不偿失主义者，有些地方简直是‘有失无得’论者”。
当然到会的干部开始是看不到毛泽东的批示的。不过测验答案并非滴水不漏。一
些政治上受到信任的领导干部被打了招呼，于是作了旗帜鲜明的表态，一些警觉
性较强的干部含糊其辞。对三个文件表示支持的只是少数正直而又未得到内部消
息的人。表完态，才放毛泽东讲话录音，传达中央决议。在参加会议的人中间，
“揭发出五十几个或者是右倾分子，或者是有严重右倾思想的人，”从中筛选出
八个“典型”在大会上重点批判。其中批得最凶，并戴上“反党集团”帽子的，
是泸州地委第一书记邓自力、书记崔章、专员陈怀堂。

　　所谓以邓自力为首的邓、崔、陈反党集团，干了些什么反党勾当呢？邓自力
从《党内通信》下达后，在泸州地区解散公共食堂，把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小队，
给社员分自留地，实行生猪私有私养等，解万民于倒悬，被泸州老百姓呼之为
“邓青天”。以地委的名义，在全专区范围内普遍推行这些作法，为全川绝无仅
有。邓自力搞这一套，下有老百姓支持，上有这一时期中央文件指示作依据，所
以他敢和李井泉硬抗，对李井泉的刺激可想而知，只是当时不便下手。如今气候
一变，立即被作为典型抓了出来，在省委扩大会上轮番批斗，会开到一半，有关
泸州地委右倾机主义错误的材料已下发各地、市、县委。

　　大会重点批判的八个人中，李井泉认为最坏的是省委农工部副部长夏戎。
“八个同志比较”，他说：“如果讲品质坏，我看第一个要算夏戎……坏是坏透
顶了。”他补充说：“当然还没有彭德怀那样坏。”夏戎的确有“劣迹”，他带
着检查团下去，社队干部带他们参观高产田，他扯起一把稻子当着众人吼：“这
样的稻子能打几千斤？”仁寿县报告棉花亩产千斤，他挖苦：“连杆子一起秤差
不多。”但这还不是他真正坏透顶的地方。后来省委农工部组织的批斗会上，有
人突然质问：第一次省党代会，你为什么不投李政委的票！

　　夏戎莫名其妙：我投了李政委的票啊。但人们不容辩解，硬说就是他干的。
一九五六年七月四川省第一次党代会，谁第一个不投李政委票的案子，至今还在
侦破。包围圈缩小到夏戎身上，所以他坏透顶。李井泉下令，“可以保留党籍到
农村去锻炼。”

　　从庐山凯旋的李井泉精神焕发，斗志昂扬，讲话的口气摹仿气势磅礴，挥洒
自如的“领袖”风格。九月二十六日下午，他向参加省委扩大会议的干部发表总
结讲话，他们经过一个月的表态、惊骇、转弯、揭发、检讨、批判、被批判，已
如惊弓之鸟。

　　“会议的前一阶段等于练兵，后面这一段是打仗。这次打仗是打得很激烈的，
放了些机关抢、迫击炮、但没有放原子弹……这个会议有成绩，一个是在一千六
百人中间，揭发出五十几个或者是右倾分子，或者是有严重右倾思想的人……这
个很必要……这些高级干部是我们的骨干，我们党的核心，在我们骨干和核心内
部，发现有这么一批右倾分子，人数不多，主席讲百分之一、二、三、四、五，
但是他们影响比较大，所以要加以批判。”

　　会议期间，泸州专区下放的公共食堂，已经勒令全部恢复。火速炮制的最新
材料，声称群众一直反对解散食堂，对恢复食堂欢欣鼓舞，这些颠倒黑白的谎言
很合李井泉的口味。

　　“泸州地区近来情况也好起来了，食堂也恢复了，印那些材料中同志们也看
到了，他们那些人里面有许多积极分子是不赞成解散食堂的，他们不是这样问吗：
‘这是上级的命令，还是要我们自己散伙？如果是上级的命令，那没有话说；如
果是自己散伙的话，我们不干。’可见他们是不赞成的。而且为着反对解散公共
食堂，他们采取‘阳奉阴违，两面派的手法’，表面上报解散食堂，实际上没有
解散，这叫革命的两面派，这有什么不好！这也是虚报浮夸，但是这个虚报浮夸
应该提倡。”

　　说起“虚报浮夸”他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在东拉西扯数落了右倾分子的
种种罪行之后，他又回到这个题目上来，开始阐述高指标的伟大作用，以及对实
事求是的不屑。

　　“越低越好，叫做老实！越高越坏，越虚夸……现在有些人似乎觉得自己订
计划不高不低，最科学了，最马列主义了，但开会讲起来就没多大劲头……以后
我们不能那样公布，同志们敢想敢干想多搞点，是个好事情，他的措施也会积极
起来。”

　　计划订得“不高不低”不是马列主义，怎么订是马列主义呢？他喋喋不休地
放他那张关于高指标有利调动积极性的老唱片。

　　他幸福地回忆起如何在毛主席的教育鼓舞下，树立起这种雄心大志的。

　　毛主席经常鼓舞我们要游泳，要到长江里去游。修三峡水库我怕重庆淹了，
我说：“哎哟！我不赞成把水位提得那样高！”他说：“你不赞成？重庆江里将
来变成一个海，海里将来可以大游泳，你不赞成吗？”这个话一讲就把我讲通了。
有了大海这就有力地告诉我们一个伟大远景，如果将来真变成了大海，整个世界
都要变样，不要说全国，要发多大的电力，总要有个大嘛……

　　讲到这里，他开始激动了。从一九五八年放卫星开始，为了表现这种“雄心
大志”，他可谓顶住了方方面面的压力，现在可以出一口恶气了。

　　“我想辩护几句，万斤亩是我吹起来的，我现在主张拼命搞……今年不搞，
明年还要搞，总要搞起来。我在想，你们不赞成万斤亩？我说两季嘛，再不行三
季嘛，你说做不到……不要悲观失望，他们不信，我们就拼命搞出结果给他们
看……”

　　他脸色发红，抬高了声调：

　　“至于一年到不了，二年；二年到不了，三年；三年到不了，五年；五年到
不了，十年。试试看，十年到不了，我在时，我要作检讨，我死了，我告诉我的
儿子替我检讨。”

　　除非他死了他儿子继续搞，否则凭什么儿子该替老子作检讨？事实上他的确
发过这样的誓言。大约是脑袋充血的缘故，他张开了想象的肢膀。在谈到米丘林
的生物杂交学说时，他关切地问道：

　　“红旗公社牛与猪交配，不知长起来没有……中国人与外国人生的杂种，听
说也要聪明些……总之，希望同志们以一种伟大的气魄去领导生产的斗争。”

　　这位满脑袋万斤田、杂交、一大二公、“要捞就捞一大把”伟大气魄的全省
最高领导好不容易收回话题，讲起正在从上到下全面展开的反右倾运动。中央规
定，关于彭德怀反党集团的决议，不发到公社，只能口头传达，而李井泉要求，
把提到“彭德怀反党集团”的省委文件下发到公社。他承认，这样做“同中央有
点出入”，但是“我看关系不大，不要紧”。再次表现了他为我所用的气魄。
〖注２〗

　　省上批判大会召开的同时，反右倾运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各级大规模展
开，其方法是省委扩大会的故伎重演。经验丰富或听到风声的含糊其辞王顾左右
而言它，不知底细或正气浩然者见堂堂彭总都那样讲，勇气大增，嘴巴放炮。到
突然开始“反击”，早已证据确凿，悔之晚矣。

　　在大规模的政治运动中采取这种诱供式的方法整人，对人的心灵的伤害和社
会政治环境的毒化都是深远的。不难想象，彭德怀、张闻天、李云仲那些真诚中
肯的批评，会在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心中产生共鸣。对于因此而惨遭不幸，以及
侥幸躲过的人，今后的选择要么钳口不言，要么心口不一地过日子；对于用这种
方法整人或口是心非捞到好处的人，受的是另一种伤害——人格和良心的堕落。

　　为了把暗藏的右倾份子挖出来，主持运动者还千方百计动员大家“鸣放”，
以“引蛇出洞”，把不久前对付“右派”的一套搬到党内来。温江专区各县反右
倾运动的五级干部会议编发的大批简报，记录了这种坑人的手段是如何进行的。
郫县报告，他们将运动分为四个阶段进行，一、大鸣大放，畅所欲言；二、组织
先进队伍，进行大会发言，肯定成绩，树立正面典型；三、大会重点批判，小会
自觉检查，问题严重的右倾分子，根据情节轻重分别给予处分；四、学习省、地
委关于“坚决反对右倾思想，增产节约粮食，胜利渡过灾荒”的指示，安排当前
工作，订入库、生产计划，大抓晚秋作物……

　　鸣放——划类——批判、处分——交征购，全区所有的县都是按这个程序进
行的。新都县关于“鸣放阶段”的一份简报以惊人坦率记载了这一过程。

　　从发展情况来看，开始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顾虑。在读了反面材料后反映说：
“这些话与我知道的农村情况简直符合，打到‘心心’头去了。”有的人在思想
上与反面材料脉脉相通，但不敢说出来，害怕“说出来当右派划不来”、“怕当
典型人物，半天下不了台台”。有的是观火拿脉，互相观望，思想顾虑大……

　　反右以后，基层干部对这一套“引蛇出洞”的手段心有余悸，有些人也确实
学乖了。为了把这些“观火拿脉”家伙的话勾引出来，组织者就又安排一些人作
诱导性发言，并加以表扬鼓励。

　　“针对这些思想顾虑，一方面我们在讨论中树立敢想、敢说、敢暴露的典型，
另一方面是引导大家摆事实摆问题，以人民公社化、大跃进、增产、毛猪下放、
生产措施等问题，结合本区本队情况摆问题摆看法后，鸣放逐步导向深入……”

　　树立“敢暴露”的典型，把平时窃窃私语的话题公开摆出来，谁经受得起这
种“引导”？基层干部心中压抑已久的怒火终于象火山一样喷发了。

　　他们说，人民公社把人民害苦了：

　　——在短短的时间内，互助组变小社，小社变大社，大社变公社，时间太短，
成立小社还学习四十天，公社开会就宣布成立。

　　——又没收自留地，又收鸡，说了发工资又不兑现，分配不给现钱，连买草
鞋的钱都没有，对社员打击太大了，情绪咋个会高嘛！就是县长来都没劲。

　　——公社化后明说吃饭不要钱，实际上还不是我变牛抵来的。

　　——公社化后，车子（鸡公车）没得了，竹子砍光了，毛猪喂死了，肥料也
少了，现在连沤粪的葫豆杆杆都没有了。

　　——说得安逸（四川方言。舒服、良好之意。──编者），每个月发工资，
结果几个月不发；卖狗皮膏药。过去一年妇女挑花每个月都挣七八元，现在一个
全劳力每个月才两元。

　　——公社化以前社员自留地的菜长得好安逸哦，现在草比菜高。

　　——大兵团作战，早晨三四点钟起床，咋个照顾老人娃儿嘛。食堂吃饭几里
路，下雨天拖儿带女也要去，数九寒天老年人硬是伤心。

　　——大兵团作战，几十个人一天挖五分地。往年家一个劳力一天栽秧子两三
亩，现在栽两三分。

　　——大兵团作战，好儿好女不相见，好夫好妻不团园，坝起通铺睡，有娃娃
的妇女请不到假，硬难过得很。（有的）娃娃都掉到茅坑头淹死了。

　　——晚上大兵团夜战，拆社员的房子打火把，下雨顶簸箕、戴斗笠，睡在田
坎边上，一点没有盖，好惨啊。

　　——今年粮食紧张和去年政府叫放开肚皮吃有关，我们不放开吃，还批评我
们保守。

　　——过去社员猪牛死了好伤心，现在死了安逸，好吃肉。

　　——幼儿园搞不起来，管他的哟，垮了算了。

　　——人民公社还万岁啊？

　　他们说，大跃进是损失惨重的“大跃退”：

　　——不叫大跃进，叫大跃退。

　　——大跃进拆老墙，积硝泥，有的根本不拆，点起火烧。火车站当面的大院
子烧了一个晚上，天都红了。

　　——我们上山炼铁，点二十五个炉子，才流四两铁，我算了一下成本，比金
子还投价。

　　——油菜增产了，油少了；猪增加了，肉少了；粮食增产了，饭吃少了。明
年再增产，不晓得吃啥子。

　　——说是发展重工业，机器又没看到，还不是叫我们这些肉牛去整。

　　他们对瞎指挥和浮夸深恶痛绝。

　　——共产党啥子都合适，就是栽秧子稀密不合适。社员不通，干部百分之九
十以上都不通。通了是嘴巴通，思想不通。

　　——过去生产由我们自己搞，现在由上面派来的工作干部搞。你管我栽稀栽
密，把征购完成了事。

　　——谷子栽稀了，打一千斤还说是不接受先进经验；栽得密，打一百斤还是
受表扬。

　　——栽秧子工作干部拿尺子来量，打谷子就不来了。不密植骂得你狂迷狂眼
的，收成不好，又喊你找原因。

　　——密植，我看就象下猪儿一样，下多了就不壮。秧子稀了三窝就是一把，
密了七八窝一把，你看哪个划得来？

　　——每亩叫用三十万斤肥，就是铺一层砖也没那么重，这不是鬼整鬼吗？

　　——拿些田来空起，安排少种多收，连大春都没有种，后来看不对头，又叫
种，季节都错过了。

　　——干部外行变成内行，我们内行变成外行，老农民都种不来庄稼了。

　　——整社查瞒产，摆余粮，哪来的余粮啊，把谷种拿来摆起，显屁眼儿白。

　　——你们说增了产，我们肚皮没有增产，你们捆、打、吊，我们抵、赖、拖。

　　对高征购的抵触反抗情绪，发展到把“政府”和过去地主相提并论。

　　——每亩才五百斤，就征购五百斤，叫我们吃啥子！

　　——去年完成公粮、统购任务，每天晚上都喊到公社开会，说不好就斗争，
像逼地主退押一样。

　　——弄死都弄不够他们，比地主还凶。

　　——过去打下谷子地主跟到屁股追，生怕你不交租子。现在政府喊你赶快拿
去上粮，生怕你吃了。

　　什么也没有饥饿对他们的打击更大了。

　　——吃这么孬（四川方言，读如撇（ｐｉè），糟糕之意。──编者），我
骨头都松了。

　　——现在妇女都生不出奶，小娃儿好惨啊。

　　——我一群小娃儿，一天总共几两米，安心把人饿死。说关心儿童，瘦得像
干猴儿一样，像这个样子就叫毛主席的好儿童啊？

　　——社员饿，我们也饿，咋个带头呢？上粮到火车站几十里路，我试过，推
到半路就饿了，只有吃水。

　　——连劳改队都当不到，劳改队一天还有两顿干饭嘛。

　　——建立公社生活好，吃大月饼——糠枯。

　　——马路上的石头，如果煮得粑（四川方言，软。──编者）都吃了。

　　——过去人跟到猪撵，现在猪跟到人撵。人都没吃的，还有猪吃的啊？

　　——今天食堂的人推米去上公粮，社员都上吊了，开开门舌头一人两寸半，
逗起好长，咋个办啊……

　　在这种情况下，要使人不作今昔对比，不对政策乃至政府产生怀疑是不可能
的。

　　——解放前案桌上肉都卖臭了。为啥解放后没肉吃？

　　——现在不如过去当长年（四川方言，长工。──编者），当长年都吃得饱。
我硬想去帮人。

　　——以前是“要想新衣嫁那天，要想吃饭八月间”现在都不行了。到过年过
节，社员心都焦烂了。

　　——过去帮长年一个月还有两斤烟吃，现在连帮长年都不如。

　　——现在是大家哄（四川方言，意同骗哄，读如ｈｕō。──编者），上级
哄我们，我们哄上头，社员也哄，总之大家互相哄，哄去哄来哄了肚皮。

　　——现在是国富民穷。

　　——究竟是干部作风问题，还是政策问题？〖注３〗

　　……

　　如果不是白纸黑字记录在案，很难相信这些话是出自社队干部之口。原来他
们既不愚蠢也有良心，他们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无时无刻不希望尽快结束这一切。
他们在反复的诱导下，以为上面真的要开言纳谏，拨乱反正，所以把咽在肚子里
的话吐出来，没想到上面是在罗织蛛网，诱其入围。

　　新都县委的简报说，经过两天的鸣放，问题已经“摊开”，紧接着便转入了
澄清事实、提高思想的“辩论”。划分左、中、右三类人员的名单，也暗中排列
出来了。

    　　初步排类的情况是，农村干部（包括下放干部在内）参加五级干部会议
    的六百九十人，其中一类的三十一人，二类二百六十四人，三类七十五人……

    　　三类，即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有公社党委书记四人，管理区党支部书
    记二十三人，生产队干部四十八人。这是县上的大会搞的，回去各公社还要
    搞，就远远不止这个数了。

　　反右倾运动的划类经过规范，共分四类：“决心大、干劲足，完成各项任务
坚决，力争上游”的为一类；思想基本坚定，属于中游的为二类；有严重右倾思
想的为三类；戴右倾机会主义帽子的为四类。

　  类别一定，你的命运也就定了。先是批判斗争，检举揭发，检查交待，然后
撤职查办。在郫县县委扩大会上，二十二个公社党委书记有五人分别划入三、四
类；其中大会批判的有竹瓦公社党委书记姜吉福，红光公社党委副书记刘德明，
兰寿先。

　　在接下来召开的生产队长以上干部会议上，一千零一十二人中，有三百七十
五人在会上作检查交待，占到会人数的百分之三十七。划为三、四类的开初有九
十九人，一些吓坏了的干部赶紧回去把征购完成，才得以幸免，最后划定三、四
类人员五十五人。

　　除了“鸣放”出来的言论要批判，工作中的“右倾”罪行也得一一清算。这
些罪行包括：推翻、压低产量，不完成国家征购；停伙、分粮到户，妄图搞垮共
产主义萌芽的公共食堂；给社员分自留地；将毛猪下放到户，“恢复毛猪私有
制”；把核算单位划小，以及“工作中缺乏朝气，干劲不足”等等。

　　翻开当时已经下发的中央文件，这些所谓罪行全都有根有据。例如，被划为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郫县竹瓦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姜吉福，他干了什么呢？一、分
粮到户，“实际变相解散了食堂”；二、“假借中央政策”，下放毛猪给社员私
养；三、同意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

　　什么叫“假借中央政策呢”？这其中哪一条不是中央明文规定的呢？

　　因为中央现在的政策又变了，所以……

　　年初以来好不容易纠正过来的一点点东西，现在又全部翻了过去。唯有弄虚
作假、谎报征购翻不过来，然而这个罪名却一巴掌推到基层干部头上，幕后支使
者洗涮一净，这又是郫县创造的一个奇迹。

　　征购入库时，手段更为恶劣，弄虚作假，报谎账，造假单据……红光公社犀
浦一大队分支书记刘子成，两年征购都没完成任务，为了想蒙混过关，假报完成
任务的划码单，给国家交泥巴谷子，隐瞒三十三万斤谷子给社员吃……唐元公社
社长宋万立，今年小春入库时，在二管区弄虚作假，报假账，亲自加盖私章，向
公社多报完成了五千多斤……

　　郫县的聪明之处，还在于他们不像其它县（如新都）那样，处心积虑地发动
鸣放。在县委扩大会和随即召开的生产队长以上会议上，均是“开门见山”，直
接开展揭发批判。然而从实际发生的情况看，很难认为是出于保护干部的动机，
更大的可能是因为郫县的问题太多，隐衷太多、短处太多、鸣放出来不好收场，
徒授人以柄，有损先进形象。然而鸣放是上面的安排，不能不搞，否则坏人不充
分暴露，运动不彻底也不好交待。所以运动开展到公社以下，才发动“鸣放”。

　　基层的鸣放也极为小心谨慎。如红光公社最初在三个管区采用三种不同方法
试点。红光管区（即老红光社）是“边放边辩”。一放出来就“辩”回去，剩下
的话当然吐不出来了。犀浦管区是“根据以往言行直接检查辩论”，只算老账，
根本就不让你放。只有幸福管区是“先鸣放后辩论”，仅仅在小范围内这一放，
就不难看出为何如此小心谨慎了。

　　——啥子大跃进喽，据我看只有三点：一、上公粮是大跃进，男女老少一齐
发动，白黑连夜往国家仓库头推。二、打谷子是大跃进，连夜打下来晒都不晒就
拿走了。三、割麦子是大跃进，白天割，晚上打，第二天就拿走，这不是大跃进
么？

　　——啥子人民公社吃饭不要钱，拿我来说，未必一个人三个人都供不起？

　　——高级社就出懒人，公社化就更懒。

　　——把田退给我，你们把啥子都给我没收了，简直把我整垮杆了。

　　——亩产一千多斤，连草都秤不够。铺盖窝里头挤眼睛，自己哄自己。

　　——如今真是怪事情，草长来比谷子深，谎壳用仓装。

　　——啥子三×七寸，栽起倒好看，长起不好看。头数今年欠收，每亩才打七
八斗，以前每亩打一石二、三，往年几窝一把，今年几十窝一把，米都小颗些。

　　——以前吃肉是打牙祭，现在吃饭是打牙祭。

　　——现在的农民是又饿、又痨、又累，上了公粮统购就没有吃的。一天喝点
吹汤饭，饿来两根骨头三根筋，倒在石板上起不来……还不如过去当长年。

　　——往年我喂的猪随随便便都是两百斤，现在喂来光架架，才几十斤就杀了。
猪没有粮食喂，屙的屎都是黑的。

　　……

　　一个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自视察过的，全省乃至全国的闻名的先进单
位，稍稍揭开一角，就露出如此见不得人的丑态；李井泉一手树起的高产密植样
板，落得如此下场，“鸣”起来得了么？

　　反右倾运动如火如荼的时候，正值秋收大忙季节，老百姓在忙收，各级领导
也在忙收——收征购粮。各县都把征购和反右倾“捆起来搞”，谁交不够公粮就
是右倾分子。正在运动的风口浪尖上，谁愿意往枪口上撞呢？所以征购任务比五
八年完成得“既快又好”。

　　在这件事上，郫县干得尤为彻底。去年假报征购数一案，虽然靠了省上的袒
护不了了之，但终归已是不言自明的事实，今年是绝对不能再那样干的。他们要
实实在在把“丰收”的粮食收上来，报答李政委的关怀，给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以
有力的回击，让那些对郫县心怀不满、伺机发难的人口服心服。

　　一边开会，一边组织征购，征购完不成便拿到会上去斗，什么时候完成什么
时候脱手。庐山会议似乎是计算好了似的，传达精神，掀起运动刚好和秋收同步。
“在这样繁忙紧张的秋收秋种季节里，召开这样大的会议是有矛盾的，”郫县的
会议简报说。“但从会议的结果来看，不仅解决了这个矛盾，而且更加促进了当
前的工作，”因为“通过批判和辩论，使到会人员清醒了头脑”。他们的确清醒
地看到，这次运动非同小可，连堂堂国防部长、彭大元帅都打成了反党分子，谁
敢不从？他们先前已经见过“分子”们的下场；贪污分子、阶级异已分子、反革
命分子、右派分子……一旦被扣上这顶帽子，就是阶级敌人、敌我矛盾、一落千
丈、万劫不复。现在，那顶骇人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正捏在别人手上，
而且是有计划有指标地分配下来，一定要扣完为止。现在会上已经提了几个上去，
摘去了乌纱，扣上了“分子”的帽子，你还想上去凑数么？政策已经交待明白，
杀掉的鸡还在淌血蹬腿，何去何从随你选择。

　　人当然要选择活路，大家表示：

    　　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办好食堂……把下放的自留地、毛猪收回来，集
    体耕种和饲养。并表示保证在二十号以前完成国家征购任务。过去压低产量
    的，已检查了错误，报实了产量，从而高产田、高产片又在全县各地出现。

　　出现了，就要兑现。

    　　各公社都一边开会，一边指挥家里征购入库及生产战斗，不少干部白天
    开会，晚上回去亲自率领群众进行战斗……崇兴公社中队长张桂华……通过
    这次会议，大有转变，水稻亩产由原报五百斤报到九百三十斤，每晚回去组
    织入库，亲自率领群众夜战割、打谷子，一晚上就组织入库五万多斤。

　　这就是鸣放中所说：“连夜打下来晒都不晒就拿走了”那回事。

　　这是名副其实的一次“国家想多拿一点、农民想多吃一点”的大争夺，争夺
的结果是农民被搜刮一尽告终。郫县县委九月十六日的简报说，全县五九年征购
任务一亿九千五百多万斤，九月八日会议开始时仅入库六千多万斤，会议开始后，
日进数由四百多万斤增加到八百多万斤。九月十四日会议结束时，已完成一亿零
五百多万斤。

　　交够，话就好说。这次会议开始划的三、四类人员九十九名，其中大部分为
征购完成不好的。经批判斗争，积极上粮“转变很好的”四十八人，便划到一、
二类去了。〖注４〗

　　反右倾运动层层往下搞，一直搞到老百姓头上。越到下面，斗争越野蛮残酷。

　　县委书记赵金波在合兴说：“凡是没有完成征购、没留粮的地方，都是右倾
机会主义分子，弄去修铁路。”

　　赵金波主持会议（钟光林、郑功瑶、潘兆清都在场），脱衣服、跪倒、站板
凳、跪竹片、砖，衣服都脱了，集中全公社党员和队以上干部参加……

　　红旗管区驻社干部梁××借反右倾为名，用十多根晒席、板子专门搭一高台，
将社员弄来跪竹片，脱衣服受冷，先后斗争过的有十九人之多，群众无不切齿痛
恨，敢怒不敢言。

　　周桂林此时已经被另眼相看了，他一直反映缺粮，完不成征购，令公社和县
上颇为不满。这时，公社又用了“互派工作组”的老办法催粮。

    　　团结、东风干部带十多人到合兴催粮，赵（金波）说：“看你周桂林调
    皮，这些人都是硬扣人的。”食堂的粮都上了，潘（兆清）对三队邱××说：
    “公粮都不完，还要吃饭？”

　　红光管区八队队长钟发田，是位四十多岁的老农，因为对瞎指挥不满，和郑
功瑶顶嘴，当场弄到食堂斗争，划为四类。

　　四类，即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是公社党委书记就可以划的。共产党员、红旗
管区副主任毛炳高的命运更加凄惨。

    　　斗争时，把裤腿挽起站板凳，跪砖头。赵（金波）定罪名：“对上粮抵
    触，右倾思想严重，回去监督改造。”回管区又斗，指头都打断了，六Ｏ年
    二月就疯了，不久死在东林管区……社员说，连根狗都不如，讨不到吃。〖
    注５〗

〖注１〗逢先知：《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六年
版。

〖注２〗《井泉同志在省委第一届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总结》（录音整理），
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六日下午。

〖注３〗中共新都县委：《关于召开五级干部会议鸣放阶段情况简报》，一九五
九年九月十四日－三十日。

〖注４〗《郫县县委扩大会议简报》，一九五九年九月十六日。

〖注５〗温江地委组织部：《合兴联合管区干部第二次座谈会记录》，一九六一
年一月二十二日。

◇　　　　　　　　　　　　让历史去作结论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六日，毛泽东在庐山的别墅里奋笔疾书：庐山出现的这一
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
的生死斗争的继续……

　　建国以来，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与党内许多领导人屡屡发生冲突，
以至发展到“大有炸平庐山”，推翻他的路线、动摇他的权威，威胁他领导地位
的地步。他断然认定，推动历史发展的阶级斗争，已经转移到党内。他要向党内
的资产阶级宣战，并且“其乐无穷”地战斗到了他生命的最后一息。

　　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从此往后的运动，主要就是“革‘革过命的人’的命”
了。在温江专区干部中，谁是资产阶级代言人呢？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八日，温江地委向四川省委送交了关于地委书记曾笳，地
委委员、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申培林，地委委员、地委宣传部长景廷瑞的“右倾机
会主义错误”的报告。

　　曾笳的罪状是：一、反对我国由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的农业集体化运动，
攻击人民公社办早了，散布核算单位宜小不宜大，在广汉北外公社把土地、农具、
耕牛、包产权等下放到生产小组。二、反对大办钢铁，攻击大办钢铁要求急了，
得不偿失。三、攻击五八年农业大跃进是吹起来的，五九年大跃进又失败了。四、
以深恶痛绝的态度漫骂革命的群众运动。五、反对办公共食堂，背着地委把蹲点
生产队的公共食堂划小，把粮食分给个人。六、反对毛猪公养，把蹲点生产队的
毛猪分给社员，并分给社员自留地。七、不尊重地委集体领导、信口开河，发表
违反党的原则的意见。

　　报告说：以上材料证明，曾笳同志是一个没有从根本上改造的一个资产阶级
知识分子，在民主革命时期马马虎虎混过了关，到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最后彻底
消灭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私有制时，就暴露了原形。

　　原形毕露的曾笳此时病倒在床，几个月同农民同吃同住彻底搞垮了他的身体，
脚肿了，多年的肺结核病复发。一次大吐血之后，被送往专区医院住院治疗。病
情稍有好转就挨批斗，作检讨。人人都必须揭发。童养媳出身的妻子宋立华也要
和她地主阶级出身的丈夫划清界限，地委副书记职务撤销，降为副专员。人们熟
悉的那位风风火火，口直心快的地委书记从此销声匿迹。

　　农工部长申培林是老右倾，如今新账老账一起算：一、从一九五Ｏ年以来，
一贯对征购抵触，认为农民生活苦，鼓吹农民利益是国家利益的基础，民富而后
国强是办好社的关键。二、反对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主张依靠富裕农民，走资
本主义道路。三、鼓励发展个体经济，认为打击个体经济、发展集体经济是反动
的平均主义思想。四、反对总路线、否定大跃进，专搞阴暗面的东西。五、反对
党对农业生产的领导，强调因地制宜，取消国家计划。六、在反右倾斗争中态度
恶劣，坚持错误立场，毫无悔改诚意。

　　申培林“否定大跃进”的重大罪行之一，是伙同曾笳在一九五八年底金牛坝
会议期间，调查李政委支持的那块万斤田。有趣的是，批判者谁也不说问题的关
键——到底是真是假，却翻来覆去的追究所谓“专找坏人了解”的“立场问题”。
下面是批判时的一段记录：

　　申：关于去郫县调查一万零六百斤的卫星田产量的问题，去调查是形式，实
际上是去否定。因为乡干部弄假产量，他们还不承认弄假，坚持一万零六百斤。

　　问：去之前你和曾书记研究过没有？

　　申：打电话找过我。

　　问：老曾咋个谈？

　　申：他说，我说没有那么多，刘致台坚持说有那么多，他在省委和刘致台顶
在一起。

　　问：去郫县调查，找受过打击的、落后分子，甚至地主都可以，是不是和老
曾研究过？

　　申：和老曾研究，他说找干部、积极分子调查不行，乡上对他们已经作过布
置，找干部谈不清。

　　问：不对……两次和曾书记谈了什么要交待！

　　硬要他承认与曾笳共谋找受过打击的、落后分子、地主了解情况，他“死不
认账”。〖注１〗

　　他是一个有独立思想，性格倔强的人。早在合作化运动初期，他就抱有不同
见解。身为农工部长的这些年，他一直在矛盾痛苦中渡日，他的整个农业思想都
和现行政策格格不入，却眼睁睁地看着事情飞快地朝他理想相反的方向发展下去。
曾经预见到的问题和灾难几乎都成为现实，丝毫不能给他以先见之明的得意，只
能增加身在其位，无力回天的痛苦。他对宋文彬的对上唯命是从，对下主观武断
颇有意见，于是上面就觉得他桀傲不驯；他对“积极分子”嗤之以鼻，于是下面
又反映他摆臭架子。

　　那年头清醒的人并非就不幸，如果你清醒而又能审时度势、随机应变、能屈
能伸的话，说不定还有好事。怕就怕清醒而又执着，申培林恰恰属于这类。他
“态度顽固，猖狂已极”，在愤怒的声讨和疾言厉色的逼问下，可以长达半天铁
青着脸死不开口。由于态度恶劣，他成为批斗重点，从五九年十月到六Ｏ年三月，
整整斗了他半年！

　　看着批斗他的人一张张青黄浮肿的脸，更坚定了他“顽抗”下去的决心。看
到他的脸一天天“胖”起来，腿抖得越来越厉害，宋文彬问：“你是不是病了？”
意思是劝他到医院去躲躲。他知道宋文彬的意思，他居然这样想：“这是大是大
非问题，再这样搞下去会饿死多少人？”

　　他被停了职，和地专机关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人一起，去罗世发的新民公
社“劳动锻炼”。临走，他给人们扔下一句话：

　　“让历史去作结论。”

　　宋文彬给宣传部长景廷瑞定了三个“右倾论点”：一是说“潮流真可怕”，
二是说经济规律是残酷无情的，三是说反右倾须防左。一开始整理的材料即按此
三点归纳罪状。景廷瑞申辩：“潮流真可怕”是省委宣传部的一个干部讲的，并
非他的发明；“经济规律是残酷无情的”是斯大林的原话；反右必须防左是党的
“七大”文件上写的，毛主席总结的。批斗者无言以对，不得不推翻另列罪状。
上报省委的文件称：

    　　宣传部部长景廷瑞“右倾机会主义观点是一贯性的，在社会主义改造和
    社会主义建设的几个关键时期，他都以右倾机会议观点和党对立”。其罪行
    为：一、一九五二年领导土改、镇反中右倾。三反运动认为斗争过火，“老
    虎”是逼供出来的。二、一九五三年认为粮食统购统销搞左了，到处搜集材
    料，把农民生活描绘得凄惨万状，叫嚣要“亡党亡国”。三、一九五六年肃
    反中为反坏分子开脱，使大批坏人漏网。四、认为浮夸风是党内外没有民主，
    干部、农民不敢讲真话，叫嚣“潮流真可怕”。五、到处叫嚣征购高了农民
    没粮食吃，认为干群关系、工农联盟可能会出大问题。六、认为以管理区为
    核算单位、生猪公养违反了经济规律，竭力主张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七、
    认为目前应当反左而不是反右，对彭德怀的反党纲领表示“完全同意”。

　　景廷瑞是专区地专级干部中唯一“政治测验”不及格的。读了彭德怀的意见
书后，“他迫不及待地赞扬完全正确，并表示完全同意。”也是唯一因“违反省
委批示”，擅自向下传达《党内通信》而受到批判的。其实他还没有像田家英那
样传达到社员，只是动作过快，在省委下令收回之前传达到了下放公社的生产队
一级。

　　景廷瑞实际上一九五四年之后就失去了上面的信任，那一年他因为统购统销
一些地方收过“过头粮”导致肿病和死人大发议论，被狠狠记了一笔。那一年地
委成立常委，按规矩组织、宣传部长都应该进常委的，偏偏他这个宣传部长不是
常委，搞得宣传部的干部都掉了份。

　　他自己也没个当官的派头，最爱跟农民一起干活，夏天老是一件脏兮兮的背
心，一身汗臭。一九五八年上半年他就带着宣传部的大部分干部到大邑安仁乡蹲
点，兼乡党总支第一书记，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他气力大，一百多斤的担子
挑起跑，连农民都佩服，而他要求干部们和他一样干，可把大伙搞苦了，累得晚
上脚都不想洗，用报纸擦擦脚上的泥就睡下了。有人发牢骚：“只要一根扁担，
一双筷子，其它都不要了”。食堂停伙时，他把自己的粮票送给濒临死亡的农民。
有一次他爱人田征来找他，从县上找到公社不见人影，最后在一个草堆边看见他，
正埋头啃一块黑糊糊的饼子。反右倾以后停职，他为“四十多岁就不能为党工作”
而伤心流泪。后来降职降级安排任工交部副部长，靠边站的日子过不下去，干脆
到下面和民工们一起修公路。一次宋文彬乘车路过工地，同车的一个干部发现了
他，说：“那不是景部长吗？”宋文彬停车一看，愣了半天才认出人来。

　　反右倾运动是对合作化以来“右倾思想”的总清算，凡是在这期间有过“错
误思想行为”的干部统统“炒回锅肉”。崇庆县委组织部长魏立民一九五七年到
大划乡调查脚肿病时，说肿病至死的人是饿死的，差点脱不到手，同年兼任大划
公社党委书记，又因反映一九五八年产量不实被调离大划，责成反省。他不服气，
一九五九年大春收割时亲自到几个生产队组织收打，现场过秤。反右倾运动这些
老账都一一翻出来，被定为“严重右倾”。

　　被“炒回锅肉”最有代表性的有两位前县委第一书记：一位是崇庆县委第一
书记张林超，一位是崇宁县委第一书记杨洪魁。

　　张林超，山西芮城县人，前小学教师，一九四三年入党，一九五四年六月任
崇庆县委第一书记。上任尹始，正遇到崇庆肿病流行，人畜死亡严重，他调查的
结论是：粮食统购过多，营养不良所致。五六年合作化高潮和瞎指挥，导致水稻
减产，许多人怕给合作化“抹黑”，不敢反映，他亲自下去调查，证明减产属实，
打报告给地委要求减少征购。同时认为当年粮食产量下降，是因为合作化以前的
估产有水分，实际上证明了那几年统购统销是高估产、高征购，由于在粮食问题
上“一贯动摇妥协”，由第一书记降为管农业的书记。第一书记由性格暴躁语言
粗鲁，只有小学文化的许锐担任。大办钢铁时，全县抽调数万人上山，以后又要
再抽调两万人，他坚决反对，在取得曾笳的支持后，派人分赴各乡把上山的人阻
挡回去。反右倾开始时，许锐提出“处理”百分之三十的干部，张林超在他主管
的怀远地区，提出只处理百分之一点五的干部。

　　保护别人结果是给自己罪加一等，从一九五四年的老账算起，他被多次批判，
又从管农业的书记降为管多种经营的书记。地位已是江河日下，但这一切没有动
摇他的信念。大部分时间骑着自行车在乡下工作，和社员一起劳动，回县上晚了，
就在食堂抓两个冷馒头，一九六Ｏ年他患了营养不良性肝炎，深深的忧虑和自责
使他无心躺下，以至发展到肝硬化，一九六三年底病逝，年仅四十岁。下葬之日，
崇庆县的大批干部群众自发前往送葬，许多人一进灵堂便泣不成声，有人写下未
署名的悼念长诗《我们的县委书记》。老百姓心中的那杆秤是公平的。

　　被认为在一九五六年怂恿新华社记者喻权域写《风调雨顺的崇宁县为什么会
减产》的崇宁县委书记杨洪魁，一九五八年初被停了职。年底郫、崇两县合并后，
一直无所事事。这次被抓出来，列为郫县头号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大肆批斗，那篇
登在新华社内参上引起掀然大波的报道，也翻印出来作为批斗材料，罪名是“上
欺中央，下害人民”宣布撤职，降两级工资，下放劳动改造。

　　县级以下的干部被打成右倾的，从地专机关到各县都有长长的一列名单。郫
县区级及公社党委书记第一书记中三类（严重右倾）、四类（右倾机会主义）分
子的名单中即有：县委宣传部副部长余俊修、农工部副部长、灵圣公社党委第一
书记孙茂安、文教卫生局副局长孙成周、粮食局局长叶成章、邮电局局长韩玉增、
陶瓷厂厂长兼书记党开国、郫县拖拉机站站长宋旭、公安局治安股长高发祥、农
水局副局长陈棋秋、胡孝村、酱园厂厂长王生广、竹瓦公社第一书记江吉福、县
委组织部副部长杨乃栋。〖注２〗

　　叶成章的下场大概不出读者所料。虽然红光公社等假报入库经反复调查事实
确凿，并不能使他幸免。对他的批判完全是一幕丑剧，谁也不好意思开口说他坚
持揭露的不是事实，只好言不由衷、信口雌黄说什么“手续混乱”、“否定大跃
进的成绩”等等。然后，还要把他下放到报假之冠红光公社劳动改造，接受教育。

　　一份温江专区“地专机关反右倾三、四类人员名单”，竟然开列了一百四十
名一般干部和工作人员的名字。其中有地委、专署各部门的干部、地区报社记者、
医生、护士、书店经理、事务长、通迅员、打字员、农技师、电影放映员、补电
影胶片的修片员、收发员、书记员、以及幼儿园老师。宋文彬的妻子，宣传部干
事石彬也在列，因为她回山西老家一趟，回来“散布”家乡尽吃糠菜。

　　一九五八年底化名直言给毛主席、党中央写信的地委下放干部张慎，当然在
劫难逃。实际上“直言”的真实身分早就调查清楚，因为他反映的完全是事实，
当时公开讲这类话的又不止他一个，地委未作处理。信是省委转下来的，并加有
措辞严厉的批语，未处理就是一笔欠账，这次当然得一并还清。温江县反右倾五
级干部会上，张慎是重点批斗对象，一直斗到他语无伦次、神经兮兮。温江县委
急急忙忙炮制了一份“关于一九五八年粮食增产问题对‘直言’给党中央一信的
答复的报告”，上报地委并转省委办公厅和中央办公厅。

    　　化名“直言”给党中央一信，反映温江五八年粮食增产有虚假现象，公
    粮完不成，口粮不够吃……通过两次五级干部会议，肯定五八年大跃进成绩……
    证明了增产是实在的，直言的言论是没有根据的虚报。〖注３〗

　　“右倾”分子形形色色，有的纯粹是照领导意图办事而倒霉的。地委宣传部
教育科副科长梁进学长期在大邑安仁下放。一九五九年五月毛泽东《党内通信》
传达后，他回到地委机关，宋文彬把他叫到家里，语气沉重地对他说：“去年产
量没搞清楚，地专机关下放在安仁有八、九十个干部，无论如何要把产量查清楚，
直接报告地委。”梁见宋语气诚恳，回去后就作了传达。秋收开始前，下放干部
分成三个组，选择好、中、差三个代表性的生产队分头负责，从开镰起，每一块
田逐一过秤划码，确实记载，收割完毕后统计，三个队平均亩产六百九十斤，梁
给地委作了书面报告。谁知国庆节后回地委便大祸临头，头条罪状就是这份“否
定大跃进成果”的钢鞭材料。批判中的强词夺理，荒诞无稽令人啼笑皆非。有人
揭发梁讲过“人民公社若干问题”，质问“人民公社有若干什么问题？”梁只好
解释，中央有个文件，题目就是《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我组织大家
学习过，如此而已。不久前，梁在安仁街上见到一个干部，因为无粮票买饼干十
分痛苦，便送了两斤粮票给他，批判中这个干部“揭发”了此事，也成了罪状，
因为“你若对粮食形势没有看法，怎么会给他粮票？”

　　专区《都江报》记者李绍亭则是刹车晚了掉进深渊的。一九五九年十月，他
采访新津县的反右倾五级干部会议，发现“在批判右倾思想的过程中，个别干部
有左倾情绪”，如主张把社员“见缝插针”的土地收回，把下放的毛猪统统收回，
把划小的食堂并大，对已经批准以原初级社为核算单位的，重新恢复以管理区为
核算单位。回到报社便写了一篇题为“反右倾要防左”的稿件，自取灭亡，划为
四类。最终被定为三、四类的干部绝大部分被撤职并下放基层劳动改造，承受肉
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如李绍亭先是下放劳改，后又逐出地专机关，下放彭县山
中的一个矿区，他的爱人张玉如和两个孩子在矿区医院艰难度日。

　　温江专区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对县级干部（不包括地、专机关）反右倾排队，
四百一十三名县级干部中三、四类共计七十八人，占百分之十八点九。其中金堂
县三十一名县级干部中，划为三、四类的达十人之多。全区各县反右倾五级干部
扩大会，共到会八千零八十九人，划为三类的八百四十三人，划为四类的二百八
十一人，共计一千一百二十四人，占到会干部的百分之十三点九。继县反右倾大
会后，运动席卷全地区工厂、农村、机关、学校，受打击者数以万计，其中受批
判、处分者八千四百五十八人。〖注４〗

　　十一月十二日，四川省委在《四川省关于省、地、县三级反右倾斗争情况给
中央的报告》中，豪迈地宣称：“这次运动斗争十分激烈，各级领导骨干受到不
同程度批判。人数之多，批判的深透，是解放以来历次运动中所没有的。”

　　毛泽东在四月底的《党内通信》里刚刚讲过“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
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而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
总是吃亏。”余音未尽，讲真话的人就来了个总吃亏。

　　被打下去的不仅仅是一大批忠诚正直的干部，还有理性和正义的呼声，剩下
的是假话的一统天下和肆无忌惮的胡作非为。

　　更大的灾难降临了。

〖注１〗《申培林交待与曾笳同志的一些活动材料》，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四日。

〖注２〗《郫县县级、区级及公社党委书第一书记中三、四类分子名单》，一九
五九年十一月。

〖注３〗《中共温江县委关于一九五八年粮食增产问题对“直言”给党中央一信
的答覆的报告》，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日。

〖注４〗《全区参加各县扩大会情况统计表》，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五日。

◇　　　　　　　　　　　　　沉默的羔羊

　　李井泉在庐山会议上，矢口否认田家英关于“真假两个罗世发”的调查结果，
回到四川便拿罗世发是问：你为什么说有两本账？为什么说减产？罗早有准备，
回答说那只是田家英调查的三个生产队的情况，他既没有说全社，更不是说四川。
李井泉轻描谈写地说，你小子脑袋还灵光，便把他放了。

　　李井泉明白，在这件事情上他的主要对手是田家英，现在对方已经在庐山失
败并且失宠，对罗世发大可表现胜利者的宽容。罗世发和新民公社，是他多年关
心扶植起来的典型，搞罗世发正中田家英下怀，又暴露了自己心虚，他才不会去
干那种亲者痛仇者快，不打自招的蠢事。况且罗还是人大代表，名声在外，有
“通天”的机会呢。

　　罗世发能够轻松过关，得益于他多年的精明处世。这位前禾登乡街头剃头匠
的徒弟，具有非凡的调和上下利益冲突的本领。他从家乡的土地上一步步往上走，
从来没有忘记要把根留住，他始终参加劳动，动口也动手，动员社员拆墙积肥，
他带头将自家的墙掀掉；抗洪抢险，他第一个带头往水里跳。他一手一脚建起一
所中学，亲自担任校长。作为李井泉一手抓的典型，他不得不摆出先进的姿态，
以至弄虚作假，吹牛拍马。但他也会留一手，不把事情做绝，尽可能给家乡父老
留条活路。既要为上面“争光”，又要顾及下面的利益；既处理好同领导的关系，
而且是观点不同的各方面领导的关系，又不被大多数群众唾弃，真是难乎其难，
他居然勉勉强强做到了，这得有多大的本事！

　　给毛泽东提供的新民公社的调查报告题为“光辉的里程——罗世发和新民公
社走过的道路”，记载罗世发从建立互助组到人民公社的历程，说明农村不断扩
大所有制规模是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

　　新民公社是温江专区屈指可数的以公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公社之一，其宣传
意义和庐山会议后“加速过渡”的喧嚷甚为合拍。再次成为热门人物的罗世发却
没有因此而发昏，田家英事件使这位悟性极高的前剃头匠学徒窥到上层斗争的隐
密，当年超额的粮食征购已经宣告不可避免的灾难即将降临。秋收以后，一个神
秘的人物在新民公社的出现，把他脑袋里的弦绷得更紧了。

　　这个人是周恩来的女秘书许明。庐山会议上，彭德怀曾经当面说周恩来“你
们真是人情世故太深了，老奸巨滑。”周恩来没有生气，而是提醒彭德怀注意自
己曾经犯过反冒进的错误，所以“应当谨慎，吸取教训。今年你替了我。其实，
你有鉴于我，还写了总路线基本正确，没写‘冒进’字眼。”〖注１〗

　　田家英在会上反映的真假罗世发的事，引起周恩来的注意，庐山会议后，他
派秘书许明到新民公社调查，许明以四川省妇联干部的身份在新民公社调查三个
半月，找生产队长黄常和一些农民多次长谈，证明田家英的调查完全属实。据田
家英的妻子董边回忆，周恩来把情况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对田家英态度“有所
好转”。〖注２〗

　　一九五九年底，罗世发揣着一颗七上八下的心　出国访问，参加“世界青年
农民联欢会”，周游东南亚及印度诸国。饱览异国风光之余，他不断写信回家询
问情况。在印度，他收到家乡一封回信，告诉他今年春节全社每人吃了五个汤元，
一看见这几个字，他就认定大事不妙：往年生活再困难，社里春节会餐都要凑够
“九碗”，饭菜管够的啊！

　　一九六Ｏ年三月回国，罗世发一到成都李井泉就告诉他，马上到北京参加三
月底召开的二届人大二次会议。罗说他必须回家看看。他坐车到新都，然后步行
经马家到禾登乡。正是川西坝子上春光明媚，景色如画的季节，但他不是诗人，
他发现庄稼孬得不成样子。人更不成样子，要么面黄饥瘦，要么皮泡脸肿，擦肩
而过，一个个神情麻木，东摇西晃，如行尸走肉。在马家乡和一个亲戚相遇，问
起生活，对方告诉他，没吃的了，啥子都没吃了，还不敢说饿，说饿就开会斗争，
背石头……

　　一块巨大的石头越来越沉重地压在心头，他不由自主地加快了脚步，头上冒
出一层虚汗，突然他站住了：路旁躺着一具倒毙的尸体，一看他就明白，那是饿
死的……。

　　北京人大会议期间，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单独接见罗世发，请他吃饭。周
以不经意的口气一再问他农村情况如何，他一个劲地回答好！好！他毕竟第一次
和总理面对面交谈。

　　“一点问题也没有吗？”周很有耐心。

　　他揣摸到总理的意思说：“就是农民病多一点”。什么病？周继续问：“肿
病……”看他那副吞吞吐吐的样子，总理没有再为难他，迈过话题说，这说明你
们生产有问题，你们的产量不是那么高嘛？罗再次把“两本账”的事和盘托出。

　　但是他没敢说，连堂堂的新民公社都在饿死人了。

　　一九五九年，四川地区粮食征购创建国以来的最高纪录。当时公布的粮食产
量为七百亿斤，后来核实为三百一十六亿斤。当年征购量一百五十四亿斤，占实
际收获量的将近一半，比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八年平均征购率高出十八个百分点。
〖注３〗

　　作为“四川粮仓”的温江专区，担负了远远高于全省平均征购率的征购任务。
当年全区粮食实际产量，约合贸易粮二十亿斤，征购任务竟达到十五亿斤，约占
产量的百分之七十五！比一九五八年的十亿斤高出一半。扣除后来返还的一点二
亿斤，仍然占当年实际产量的三分之二以上。

　　十亿斤的贸易粮征购，本来已经是维持农民生存所能达到的极限，所有超出
部分，必然以农民的生命为代价。当然那时候不是这个算法，当时虚报的产量远
在实际产量之上。

　　在人均耕地仅有两亩左右的“肥富”地区，人均征购量达到六百到八百斤，
个别社队甚至更高。华阳一万来人的白家公社，竟征购了大米一千万斤。

　　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抢夺。有的地方，不等稻子完全成熟就组织抢收，不等
晒干风净就往国家仓库里运，各级干部积极分子遍布田间、道路和仓库，分兵把
口，组织监督，为的是不让农民把粮食拿走。在反右倾运动的巨大政治压力下，
征购任务完成得异常迅速。每个基层干部的命运都和完成征购紧紧地捆绑在一起，
为了躲过眼前令人胆寒的灾难，谁也无暇顾及今后的生死存亡。九月中旬，《四
川日报》兴高采烈地宣布，到九月十日止，全省征购粮入库比五八年同期增加百
分之六十一。十月底，温江专区完成了全年粮食征购任务，比以往提前三、四个
月。

　　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完成前所未有的征购任务，其结果是普遍的粮荒比以往任
何一年来得迅猛。尽管表面上仍在强调国家、集体、个人三兼顾，在完成征购的
同时安排好社员生活，留足口粮种子饲料粮等等；层层上报的粮食分配方案也做
得十分漂亮，看上去令人心旷神怡，交足征购之余，还有足够的粮食供社员细嚼
慢咽，实际上纯属应付政治需要。绝大部分地方口粮所剩无几，有的收完粮食便
无粮可吃了。

　　征购如此之顺利，使地委领导大喜过望，事实似乎证明报表上的丰产数字准
确可靠。然而刚刚高兴了几天就被下面的痛苦呻吟扫得兴致全无。十月底到十一
月初，地委组织了一次口粮落实情况的复查。这一查，下面又以为是反右倾，赶
紧闭嘴。地委办公室报告说：“经过这次复查，四粮已真正落实，（“四粮”即
口粮、种子粮、饲料粮、储备粮），原来闹缺粮的管理区也不缺粮了，按生活安
排的标准可安排到明年五月底。”

　　真正落实的不是粮食，而是政治高压。如果一九五八年的假话还有政治虚荣
的话，现在已经为彻头彻尾的政治恐怖所取代。饿，不能说，饿死，更不能说，
最好别看、别听、别想，否则就会惹出大祸。说起来让人难以置信，那时尽管有
成千上万的人饿死，处在一定位置的领导干部是很难亲眼目睹的，他们当时知道
的情况比我们现在知道的要少得多。一方面他们不想去、不敢去看：你为什么要
去看？居心何在？想搜集阴暗面向党进攻吗？一方面下边使出浑身解数不让他们
看：为什么不把老百姓的生活安排好？粮食到哪里去了？你贪污！你破坏！你……
一级一级都在竭尽全力抹杀事实真相，言路闭塞至此，一个不清醒的领导眼里，
只会有面目全非的哈哈镜世界。

　　宋文彬后来说，这时候他才真正开始清醒。他毕竟在这片土地上工作了十年，
十之八九的精力都花在粮食上，折腾来折腾去，每年能收到国家粮库里的粮食也
就是十亿斤左右，今年突然增加五亿，尽管为了完成上头的任务嘴上不承认缺粮，
但心头实在发虚。

　　十一月的一个傍晚，他独自一人来到温江县城附近的永兴乡，一群种小麦收
工的农民正在朝公共食堂走，他默默地尾随上去。走进食堂，蒸笼打开全是红苕。
他问，秋收刚过，为何尽吃红苕呢？人们没有认出他来，但山西口音暴露了他的
身份，那时候，温江专区地面上操北方话的个个是官。农民回答，红苕容易坏，
我们先吃红苕，再吃细粮。

　　用不着多问，他就发觉坏了，稻子打下来还不到两个月，已经粒米不见，要
出大事了。温江专区大大小小的粮库里有的是粮，但那是国家的，只有省上有权
调动，地委能掌握的至多两亿斤，那是供每年青黄不接时调剂的，眼下不得不动
用。他吩咐通知各县，赶快统计汇报缺粮数。

　　想象得到么，没一个县敢报！

　　反右倾运动他们刚上了一回当，那些“考试”不及格的人正在挨斗呢，谁知
道你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想想自己面对省上的尴尬，宋文彬也就理解。这样吧，反正没有不缺粮的，
拿出一点二亿斤，按人头、猪头平摊分下去。象一群打慑了的孩子咽着口水围住
一块大饼，开初谁也不敢下手，现在大人把饼切开，说拿吧，大家便闪电般的把
各自的一块抢到手，狼吞虎咽起来。拨的是指标，各自到就近的仓库如数照领，
方便得很，到一、二月份粮食已经分配下去。新繁的曹云生顾不得什么先进的面
子，动作最快。

　　只有郫县没有去拿地委分的一片饼，他们骄傲地宣称，不需要！颇具不食周
粟之古风。他们觉得地委那帮人没安好心，一年多来尽往郫县脸上抹黑。眼下正
是洗尽污水，重塑形象的关键时刻，这片饼不好吃，吃了就给人家留下话柄，不
打自招地先短了气。为了绷先进的面子，竟然可以置老百姓的性命于不顾。然而
设身处地，你又不能不为这种幼稚的愚蠢叹息，他们还嫩了一点，其实就是吃了，
先进照样可以当的。

　　人不可能不犯错误，但是不能犯致命的错误。为官者的一言一行，都是在书
写一方的历史。历史很无情，它不原谅任何犯致命错误的人。

　　地委拨下的粮食，就算全部能落实到人头——实际上不可能，要维持到翌年
五月小春收割，远远不够，很快便被饥饿的浪潮席卷一光，一场前所未有的大饥
荒降临了。

　　两年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还在介绍科学常识——人为什么
要吃饭？“不吃饭会饿死，人人都会回答，可是，这还不够完全。”“每人每天
究竟要吃多少食物才能得到足够的养料呢？”常识告诉人们，一个壮年男子从事
轻劳动者，每天需要二千四百千卡热能。折合成食物呢？“一般地说，成年人每
天能吃到十四两到一斤的米饭、馒头或窝窝头，吃到半两到一两的脂肪，就差不
多了。而在冬天，由于热能消耗大，需要吃更多的食物来补充多消耗的热能。”

　　眼下正是严冬季节，四川省委给农村安排的粮食标准是每人每天四两细粮
（记住了，这本书里所讲的都是十六进位衡制），外加一斤红苕。红苕按四比一
折细粮，一斤红苕折四两，加起来总共八两，即半斤。脂肪？没有。这个标准大
约是“常识”标准的三分之一，但是省委说这样“就可以吃得饱，就可以吃得好
了。”

　　是否吃得饱吃得好暂且不谈，问题在于，就连这个标准也落实不了。一九六
Ｏ年元旦前，李大章焦虑万分地在省委电话会议上讲群众生活安排问题，怒气冲
冲地说按省委的标准，只有百分之六十的地方落实到了食堂，还有百分之四十没
有安排。而且，所谓“落实”的百分之六十也大有问题。〖注４〗

　　“有的地方把红萝卜、白萝卜以六斤折一斤也当成粮食来计算，这样折算的
结果，每天又只有三、四两粮，二、三两粮……把萝卜都折算进去都只有二、三
两粮，这就成问题，没有细粮了。”

　　他要求即使只吃粗粮，也应把折算的标准统一，细粮的折算，只能包括红苕、
薯类，不要包括萝卜。

　　“红萝卜还顶点事，白萝卜一煮就成了水，吃到肚子头几泡尿就算了……”

　　他警告说，不抓群众生活要出大问题。

　　“现在叙永的暴动，简阳的暴动，叙永的暴动是复原军人，少数人在坏分子
的勾引下把支部书记捆起来了，就说是叫大家去向支部书记要粮食，要吃的去。
现在粮食太少了，就借这个缘故就闹起来了……你要跃进嘛，你又要马儿跑得好，
又要马儿不吃草这东西不行……”

　　在人人钳口结舌的反右倾运动高潮中，敢这样讲实属不易。

　　他提醒人们，不能再犯一九五八年底八届六中全会就开始纠正的那些错误。

　　“一手抓生产，一手抓生活，这个问题在八届六中全会和去年武昌会议就提
出的，一年来的实践，说明不抓生活是不行的……否则就会出问题，八届六中全
会就提出了……。”

　　李井泉大吹大擂的一九五九年四川粮食增产是怎么回事呢？

　　“今年预计粮食产量是七百一十五亿斤，现在又退下来了，实际上是能够保
产。能增多少，现在还有点疑问，所谓增就是增加点粗粮。”

　　对大张旗鼓的新一轮跃进，大修水利、大兵团作战、夜战等等，他颇有微辞。

　　“每天劳动十个小时已经很够了，所谓搞夜战是不好的，再不要搞夜战了……
在水利建设方面，全国有七千多万人，四川有六百二十二万人……而这种大兵团
作战几百人，几千人，几万人的大兴农田水利，吃的饭都是汤汤水水，都是冷的，
送点冷东西去吃，就问题更多……”

　　口粮落实不了，食堂停伙，各地又在大搞反瞒产私分运动。李大章公开宣布：

　　“我不主张搞运动反瞒产私分，这容易出问题……不采取反的办法，而采取
正面教育，说服的办法……”

　　这年年底，四川破天荒第一次向中央要粮。不过还不是由外省调入，而是在
四川外调粮食指标中扣除。中央答应拨十亿斤，李大章在讲话中说，这十亿斤粮
食他“主张一次下放，一次落实到公共食堂”。涪陵地委反瞒产最积极，宣称反
出五亿斤隐瞒的粮食，一面又要求分四千万斤粮食，李大章就让他们自打耳光自
讨苦吃。

　　“那些不缺粮、或缺得少过得去的，就少分配一点，如像涪陵地委这样做，
前前后后拿了四千多万斤粮食，现在你们反出五亿多斤出来，比这四千万斤多得
多，因此是否考虑分配涪陵地委的四千多万斤可以少一点，或者涪陵地委把省委
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