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安石嫉妒苏东坡吗?               ·张巨岩·   本文所驳李国文的《乌台诗案》一文载于《随笔》杂志,余秋雨在他的《山 居笔记》中也有相似的论调,故为此文,对《乌台诗案》一文的历史知识,判断 水准及其“君子─小人”史观进行全面批驳。 ○错误的历史知识   元丰七年(1084年〕,苏东坡从谪居地黄州移往汝州,途经江宁(今南 京),去看望了当时正闲居在这里的王安石。这时的王安石已经罢相,住在钟山 谢公墩,整日骑着一头驴子,任意东西,几近于无心者,完全成了一个佛家弟子。 苏东坡见过他后,曾写过四首“次荆公韵”,其三说,“骑驴渺渺入荒坡,想见 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东坡集》卷十四)。意思 是说他也很希望如王安石所劝,在南京定居,和他为邻,但世事忽忽,人道不同, 衷心虽羡,已然迟暮了。不过“从公已觉十年迟”的感叹却正是他对王安石钦敬 的表示。   实际上,“试求三亩宅”并非苏东坡的应酬之辞,这从他离开江宁,到达真 州后给荆公的二牍可以看出。其中说他在蒋山“朝夕闻所未闻,欣慰之极……某 始欲买田金陵,庶几得陪杖履,老于钟山之下。”苏东坡一生坦荡磊落,不是一 个曲迎之人,这样说显然是真心之言。   在蒋山会面时,王苏二人诵诗说佛,相互唱和,“相见甚欢”。在一首和苏 轼的诗中,王安石称赞他“只须诗胆付刘叉”(《读眉山次韵雪诗》〕。另一首 中则赞苏“墨客真能赋,留诗野竹娟。”据《西清诗话》说,王安石还赞苏轼说 “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可见王对苏的文才是十分欣赏的。   王苏二人相互间的才情欣赏的例子,在各自留传的作品中很易找到。历史上 似乎没有什么王安石嫉妒苏东坡的记载,但不久前看到的著名小说家李国文写的 一则随笔《乌台诗案》,却说该案是“一次精心策划的政治陷害,实际上是王安 石对政敌大清洗的一个部分”。说王安石在整治他的“文学劲敌”方面,“完全 是一个小人”。“文人要整文人的话,就混杂了一种可怕的嫉妒心理,那种燃烧 起来的仇恨,连最起码的理智也不顾的”。   这样完全抛开了当时的政治、历史境况而以弗罗以德来推断历史人物心理并 大加挞伐,是没有根据的,也是完全错误的。   首先,李国文的历史知识完全是弄错了,“乌台诗案”是发生在元丰二年( 1079年)的事,而王安石早在三年前即熙宁九年(1076年)即由于丧子 等原因第二次罢相,去了江宁,最后离开了北宋朝廷。“诗案”是三年之后的事 了,其时的宰相已是吕惠卿,怎么能把“诗案”和王安石扯在一起呢?王安石闲 居南京而清洗政敌,神通也太广大了。吕惠卿确系王安石当政时由欧阳修推荐擢 升的,但在王安石当政时,吕已和王政见不同,他又怎么会在王远离政事后秉从 王的“旨意”替王清洗所谓的“文学劲敌”呢?相反,在李定、舒詹欲置苏轼于 死地时,闲居金陵的王安石曾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最后在高太后的 干预下,苏轼才得幸免。假使苏子果如李国文所言系王安石谋划迫害,如今却又 巴巴的跑到江宁去看他,以东坡之才之智,也太糊涂了吧?   其次,如前所说,王苏二人在才情文学上恰恰是互相颇为欣赏的。元佑四年, 王安石在江宁去世,朝廷赦赠太傅,赦文由苏东坡起草,其中说王安石“名高一 时,学贯千古;智足以达其道,辨足以行其言……少学孔孟,晚师翟聃,网罗六 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秕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等等。这些其实都是苏子 的由衷之语。但可以发现其中只是大赞王安石的文才,而对他的政绩却一笔带过, 这说明二人政见的不同,并不影响他们欣赏对方的文采。苏东坡自始至终是反对 王安石变法的。而王安石则主要是以其变法留名青史的。也就是说,王苏二人在 文学才情上是互慕的,在政见上是对立的,而并非如李国文所说是为了王安石嫉 妒苏东坡的文学的缘故而在政治上迫害他。   第三,“乌台诗案”确是为文字狱,但其根本原因却是当时北宋朝廷中的变 法派与保守派之间的政治斗争,这场斗争一直从变法开始,多次反复,直至北宋 灭亡。苏轼作为反对变法的前锋人物之一,在以吕惠卿为首的变法派主政期间, 他的被打击和排斥的命运是不可避免的。一如元佑更化时期,“正人君子”司马 光(李国文语)等重握权柄后以更刻薄的手段来对付章淳等变法人物一样。今天 客观的来看,苏轼确实在当时多有讥刺新政和变法的牢骚,如《戏子曲》、《寄 刘孝叔》等。“以讽谏为诽谤”的近似,是连他本人也承认的(《东坡奏议集》 卷五《乞君答子》)。在杭州等地作官时,还对一些新法拒不执行。宋人说东坡 “以高才狎侮公卿,率有标目”,也由此句可见一斑。但政见之争最后发展成打 击排斥直至后来的洛蜀党争,和王安石却是没有关系的。   李国文以他的小说《危楼记事》中的阿宝的文革受虐幻想情结,来推断他所 同情的文豪苏东坡在政治上的遭遇,但用以立据的却是《王荆公三难苏学士》式 的民间传说般的“史料”和北宋以降的陋儒们的编造和附会,进而更以语出惊人 的心理分析来论断历史。他引用那个谎话比字数还多的《邵氏闻见录》说,王苏 蒋山会面谈及吕惠卿时,王安石说“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既如此秘密, 邵伯温又从何得知呢?一眼即看出是编造的。正在由小说而两栖治史的李国文更 以“怪力乱神”来证史,说是王安石骑驴独行,恍惚看见一个妇女递交诉状,然 后消失不见,王回家后找状子不到,惊吓而死──这样的东西也能充作史料?即 使如此,以王荆公一生的刚健和晚年的佛学境界,恐怕也不至于给吓死罢。 ○没有水准的判断   李国文说“所谓的王安石、曾布等小人的变法新党,和司马光、苏东坡等人 正人君子斗争的实质,一句话,就是权。要这个权干什么呢?说到底,就是发泄 对于正直善良的仇恨。”对于这种荒唐的“君子─小人”史观按且不表,这样说 首先是对当时的历史的无知。   北宋是中国历史上民族和阶级矛盾异常尖锐的时期,到了赵光义后期,宋朝 廷已在契丹和党项的犄角之压下,每年以无数的帛绢银钱向它们输诚纳供,内则 豪强兼并,民变起伏,使统治集团岌岌可危。按苏洵的说法,是“天下之势,侵 侵乎将入于深渊”,不变维持不下去了。这就是为什么要变法的原因,而非李国 文所说的是因为王安石对司马光和苏轼等“正人君子”嫉妒得发狂而要夺权迫害 他们。   先来看反对变法的司马光和苏东坡等人的政治观是多么的落后。   司马光是自始至终都坚决反对王安石变法的。王荆公变法的一个最重要的经 济理论是“民不加赋而国用饶”,但在和王安石的辩论中,司马光却斥之为“聚 敛”,是“桑弘羊之法”,说:“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 公家……不取于民,将焉取之?”──哪有这样的道理?   当然有这样的道理,不过他不懂罢了,但王安石就懂。王安石的经济理论其 实是先用官僚资本(如青苗法)刺激商品的生产与流通,如果经济的额量扩大, 虽税率不变,国库的总收入仍可以增加,这是现代国家理财者公信的原则。   司马光只知有“零和”而不知有“双嬴”,经济观已然低了荆公一筹。至于 王安石变法中,其学识之精卓,规模之宏远,宅心之仁慈,体大与精思,千古无 二,“司马牛”怎么会懂呢?   到了元佑更化,司马光上台后,不问青红皂白,把所有新法,包括明显利民 的免役法等一个不留统统废除。连一直反对变法的苏轼都看出以司马光为首的一 批人“专欲变熙宁之法,不复较量利害,参用所长”(《东坡奏议集》卷三《辩 试馆职策问答子》)而连呼“司马牛”。司马光完全是一式秀才争闲气的不依不 饶,把神宗安石君臣谋之十几年辛苦经营的的新法废之一朝,还有“肚里能撑船” 的宰相的理智和风度吗?比之王安石,又低了何止一筹。   此外高安陈汝奇在《陈氏甘露园长书四论》中所论及的司马光对已然长大的 嗣君哲宗实行“越顶”,直接“联君母(宣仁太后)而废先帝行事”,“以人臣 而挟母后之权,弁髦其主”,极失君臣之理;以及他在编写《资治通鉴》时将只 见诸野史的杨贵妃安禄山之事纳之正史而失之客观等都是很有见地的。   再看苏东坡,他以迈世文采而一生坎坷,其政治观却远在王安石之下。他在 政治上基本上是只求“目张”而不知“纲举”的,总是从小处着眼,只适合作一 个地方官。苏轼在反对募役法时说,“自古役人之必用乡户,犹食之必用五谷…… 行地之必用牛马,虽其间或有以它物充代,然终为天下所可常行”。还说“士大 夫捐亲戚弃坟墓,以从官于四方者,宣力之余,亦欲取乐……若厨傅萧然,则似 危邦之陋风,恐非太平之圣观”。对这样的以少数官吏取乐之故,而使多数人民 离析冻馁祈死唯恐不速之言,梁启超直斥之为“是直饮人血以为乐耳!是豺狼之 言也!稍有人心者何忍出诸口?”   在契丹和西夏的压迫之势下,东轼竟在反对变法时说,“夫国家之所以存亡 者,在道德之深浅,而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而不 在乎富与贫……臣愿陛下务崇道德而厚风俗,不愿陛下有功而贪富强。”(《上 神宗皇帝书》),活脱脱一个超级文人。台湾李敖有一段话说得恰切,“苏轼虽 是达者,但他的思想水准只是超级文人式的……没有思想家式的细腻与深入。他 的政治观点,尤其旧派,比王安石差多了,真所谓‘汝惟多学而识之,望道而未 见也’了”。   苏轼刚开始反对变法不遗余力,但后来在元佑更化时期却又反对司马光尽废 新法。因为他在真正和民间疾苦接触后,认识到新法的可行和有效。在《与滕达 道书》中,他也不得不承认,“吾齐新法之初,辄守偏见,至有异同之论。虽此 心耿耿,归于忧国;而所言差谬,少有中理者……回视向之所执,益觉疏矣” (《东坡续集》卷五),是他初无见识的最好自陈,不过这时已然迟了。 ○滥调的“君子─小人史观”   李国文通篇骂王安石为“小人”,这一点和最近忽然又热起来的余秋雨在他 的《山居笔记》中也表示和苏轼惺惺相惜,而大骂那些盗印自己的书的人为小人 的做法别无二致(余秋雨还在一文的结尾另起一段,这么结尾,“小人,是的, 小人”,切齿之状,直让人看了好笑).   今天我们完全可以这么说,中国近千年来的历史坏就坏在有一帮虚伪的和迂 腐的道学家硬要把人划成君子和小人,并想以这样的伦理来“治国平天下”,把 人分为三六九等,而不是人人平等的史实上。这样的“君子─小人”划分为后来 更黑暗的中国专制皇权大张其目,今天中国的民法没有完全展开(最微的一个结 果是余秋雨的书被盗印了,而他求助无门),且以伦理道德观念代替法律的趋向, 道学家们是一个直接的原因。   看看周密言及的宋亡前夕的道学风气,“其徒有假其名以欺世者,真可以嘘 枯吹生;凡治财赋者则目为聚敛……留心政事者则为俗吏。其所读书止四书、近 思录、太极图说……稍有议及其党,必目之为小人”,这些人就是所谓的道学家 的形像。   朱熹把王安石骂为“败国殄民”、“学术不正”(《书两陈谏议遗墨》), 是一个大大的道学家,但不正是他为了和唐与正的矛盾,图谋指控后者与妓为滥, 而把一个无辜的天台营妓严蕊系狱月余,毒酷杖责,想让她诬陷唐吗?但这样一 个弱女子却誓死不诬,而以她那首有名的《卜算子》一词留存信史,让我们知道 了所谓的道学家的真面目。   重臣文彦博是坚决反对变法的,神宗曾和他论免役之利。文说:“祖宗法制 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神宗说:“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 姓何所不便?”看看他怎么说的:“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 这就是所谓君子们的肝肺!这一句话终于使我们明白了为什么变法遭到了那么顽 固的抵制而终致失败了!   再来看一下被宋史编入《奸臣转》的“小人”,如李定和章谆等人。连《宋 史·章淳传》自己也不得不提到他“不以官爵私所亲”,说明是一个耿介之人。 被李国文连连骂为小人的李定,也是“与宗族有恩,分财振赡,家无余赀,…… 死之日,诸子皆布衣。”(《宋史·李定传》)。就私德而言,比之宋廷的衮衮 诸公又差多少呢?但他们都以奸臣之名被遗臭千古了,因为他们的历史是由他们 的政敌及政敌的弟子子孙们写就的。   梁启超把王安石比作英国的克伦威尔,说他以“不世出之杰,而蒙天下之垢”, 其德量汪然若千顷之波,其气节岳然若万仞之壁,其学术集九流之粹,其文章起 八代之衰,其所设施之事功,适用于时代之要求而救其弊,其良法美意,往往传 诸今日莫之能废……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对王安石“吠影 吠声以丑诋之,举无以异于元佑绍兴之时。其有誉之者,不过赏其文辞;稍进者, 亦不过嘉其勇于任事,而与其事业之宏远而伟大,莫或之见。而其高尚之人格, 则益如良璞之埋于深矿,永劫莫发其光晶也。”说他“每尝读宋史,未尝不废书 而动也”。为什么呢?“宋史之不足信事也”。   曾国藩说,宋儒宽于责小人而严于责君子。对于《宋史》的颠倒黑白变乱是 非,前人早有揭穿。《四库全书提要》即说过《宋史》“其大旨以表章道学为宗, 余事不甚措意,故舛谬不能殚数。”   《宋史》系元人所作,元人修前朝国史,却大量采用宋人的私书,包括司马 光的《沭水记闻》,邵伯温的《邵氏闻见录》,和《魏道辅东轩笔录》等,以这 样的材料修史会客观吗?司马光会怎么看新法自不待言,邵伯温就完全是一个嘁 嘁嚓嚓,搬弄是非的“君子”,他在《闻见录》中大肆攻击王安石,他所捏造的 王安石主张“弃地五百里与辽”,并冒苏洵之名炮制《辨奸论》的行径早经清人 蔡上翔、今人邓广铭等严格考据而揭穿。至于其他的苏程门生故吏的陈师锡、杨 时等更是造谣不绝。   蔡上翔在他长达二十五卷的《王荆公年谱考略》中对为什么王安石以旷世伟 人而落千古骂名有最好的论述:“荆公之时,国家全盛,熙河之捷,扩地数千里, 开国百年以来所未有者。南渡以后,元佑诸贤之子孙,及苏程之门人故吏,发愤 于当禁之祸,以攻蔡京为未足,乃以败乱之由,推原于荆公,皆妄说也。其实徽 钦之祸,由于蔡京。蔡京之用,由于温公。而龟山之用,又由于蔡京,波澜相推, 全与荆公无涉。”   元佑元年(1086年),六十六岁的王安石与世长辞。此时已作了宰相的 司马光写信给另一宰相吕公着说:“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方今……不 幸谢世,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朝廷宜加厚礼,以振浮薄之风。”司马光是 给皇帝编教科书《资治通鉴》的,应该知道世道更迭,新旧交替的道理,但他却 带头反对新法。不过由此句看,温公于历史,确实是有些超前眼光的。   但王安石比他眼光更超前,他生前在《上韶州张殿丞书》中说:“自三代之 时,国各有史。而当时之史多世其家,往往以身死职,不负其意,盖其所传,皆 可考据。后既无诸侯之史,而近世非尊爵盛位,虽雄奇激烈,道德满衍,不幸不 为朝廷所称,辄不得见于史,而执笔者又杂出一时之贵人。”但他自己,不幸却 正作了那些“杂出一时的执笔者”的牺牲。   《庄子·外物》篇中,说有一只灵龟,它能见梦于宋元君,却不能避渔者余 且之网,智能七十二钻无遗荚,却不免最终被杀。历史之于荆公,不正是这样的 滑稽吗? (寄自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