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伪近代化的幻灭 　　　　——从北洋水师致败的素质、兵器因素看洋务运动的历史悲剧 　　　　　　　　　　　　　　　　·李　信· 　　１９９７年初夏，香港回归前夕，我作为旅游者登临山东威海刘公岛，以中 国人特有的复杂心态瞻仰了北洋水师提督衙门。在衙署深处，赫然见一巨炮，身 长丈余，状如虎踞，虽已锈蚀斑驳，但其当年之威仪、怒吼时之气壮山河，尽管 已被无情岁月削减殆尽，仍令今人凛凛有所感。据称，该炮系自“定远”（或“ 镇远”）上卸下的遗物，正为爱国主义教育发挥着余热，许多游客在此驻足良久， 默然以对。当时，我还没从史学角度对近代中国的“近代化”问题发生更深刻的 兴趣，故而并未留意此巨炮和它沉睡海底的同伴们竟是将一出历史悲剧推向高潮 的重要道具。 　　　　　　　　　（一）百年情结：爱国＋科技＝自强 　　１９３２年初，当美国人费正清飘洋过海开始有生以来第一次中国学术之旅 的时候，他的登陆地——上海正处在“１·２８”的硝烟之中，望着从身边驶过 的日本快速舰队，职业敏感使他毫不犹豫的将历史与现实连缀了起来：“１８９ ４年，日本军舰开始进入现代海军时代，保持纵队阵势，围攻停泊在鸭绿江口外 的新建的中国舰队，在那里的中国海军提督原是一个年老的骑兵军官，竟让他的 舰队横排成一线，结果他们只能使用军舰前部的炮塔。现在日本人在这里又一次 舷炮齐射，正在向吴淞炮台实行围攻。”（《费正清对华回忆录》） 　　费氏的上述议论，在一些专门研究甲午战争的学者看来，显然是不够全面和 严谨的，这种略显轻蔑的口吻多少有点儿伤害中国人的自尊心，况且，对于北洋 水师，历来就有许多动人心魄、令人振奋的史学描述，诸如“一支很有战斗力的 近代海军”、“实力不逊于日军”、甲午之战“败于陆军”等等。我觉得，有国 人一直在用惋惜的眼光看待这支短命的舰队（尽管它被敌人打得稀烂，但毕竟是 一支凝结着爱国热情与先进军事技术的近代化海军），这种眼光无论来自前人、 还是今人，都不同程度地折射出中国社会对近代化思想的某种意识，即：中体西 用。技术进步足以带动国家整体富强（爱国＋科技＝自强）。百多年来直至今日， 这种观点不断变换形态、反复出现，从１８６４年李鸿章曰“中国但有开花大炮、 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到７０多年后钱穆说“中国社会之所以赶不上近世文 化之阶段者，其惟一机括，只在科学机械方面之落后”（《国史大纲》），颇有 薪火相传的神韵。当然还不能将它们简单地等同于“科学救国论”或“实业救国 论”，否则就会忽略其深藏于核心的政治内涵。用惋惜的眼光来看，作为洋务运 动最佳产品的北洋水师，其覆灭主要是战术性错误（李鸿章的主和、避战、保船） 或战略性错误（清流党纸上谈兵，误导了朝廷的对日政策，使中国与日本过早“ 摊牌”——萧功秦《危机中的变革》）所致，水师本身则是“中体西用”的结晶， 已达船坚炮利之“化境”，本来是有胜算的，如蒋廷黻著《中国近代史大纲》所 论：“那时我们的海军力比日军海军大，我们的占世界海军第八位，日本占第十 一位……所以从物质上说来，两国海军实相差不远。”悻悻之情溢于言表，问题 在于，这个自命的“世界第八”果真名实相符吗？ 　　　　　　　　　（二）世界第八：神话，还是笑话？ 　　诚如费正清所言，在黄海大战中，指挥官的临场失态使北洋水师一接战便处 于被动，但好象主要责任不全在丁汝昌，而在近年来一直颇受褒扬的刘步蟾。当 阵形凌乱的舰队距敌尚有５３００米之遥时，刘竟在未向丁请示的情况下擅令“ 定远”主炮开火，打响了海战第一炮，被一些史家目为先发制人之举，而美国著 名海军理论家马汉却有相反的评论：“这样远距离的射击，海军舆论能否首肯， 我的回答是否。战斗的关键在于最初，最初的射击已经决定胜负的一半，并尽可 能要短兵相接。”事实正是如此，舰队随“定远”发动的第一波攻击，炮弹尽落 于海，无一命中。丁汝昌是外行，刘步蟾却是“明白人”，为何如此孟浪？一位 亲历海战的水师军官解释为“初经战阵心慌意乱耳”（以上分析源自９９年第二 期《近代史研究》苏小东文《北洋海军管带群体与甲午海战》）。与之相比，日 军指挥官虽然也是初临大战，却有章法得多，由坪井少将率领的先头分舰队一直 逼近到３５００米，才在有利阵位上发炮，给北洋舰队的右翼以致命的打击。 　　如果说刘步蟾这次劳而无功的“先发制人”显示出北洋海军高级将领的素质 缺陷的话，那么，其在武器装备上与日舰的差距就更是致命，虽然北洋舰队在“ 定远”、“镇远”两艘装甲战列舰上配备了４门１２英寸的大型火炮，但速射炮 在全舰队却只有三门，且都是小口径的。这一点让美国海军学院编写《世界海军 史》的专家们迷惑不解，因为速射炮是那个时期最有效的海军炮，正是进行马汉 所谓“短兵相接”的最佳利器，日本舰队的主要装备就是这种炮，数量二十倍于 北洋舰队。战斗中，日军的速射炮一再扫过北洋战舰的甲板，杀伤暴露的炮手， 北洋舰队的大型火炮尽管威力巨大，但发炮密度远低于速射炮，最终难有作为， 先发制人、反受制于人。因此西方的军史专家断言“日本人取得胜利主要是因为 掌握了占压倒优势的速射炮”（解放军出版社编译《世界海军史》），时人亦谓 “鸭绿江之战，最足发人深省者，莫如快炮”（林乐知《中东战记》）。 　　北洋水师在敌人面前显得手忙脚乱、捉襟见肘，人与炮均不济事，焉能不败？ 　　　　　　　　　（三）“唯技术论”：一枚苦枳 　　怎样看待世界第八大海军“出人意料”的不堪一击呢？其实，即便在当时， 这也不是出人意料的。刘步蟾、方伯谦都曾向上司力陈尽快添置新式快船快炮的 必要性、紧迫性，显然他们注意到了自己与日本海军的差距正在加大，后世史家 那种认为两军总排水量、平均航速、舰艇和火炮数量不相上下便是旗鼓相当的观 点，已在战场上被速射炮预先否定。再看军人素质，东乡平八郎在近距离观察了 济远舰之后便断定“中国海军可以击灭”，他说该舰威力虽足恃，但细看舰上各 处殊不整洁，甚至主炮上晒着水兵的短裤，主炮是军舰的灵魂，如此亵渎之，可 见全军的纪律与士气（田汉《关于中国海军的几个问题》）。我原不敢苟同因琅 威理于“撤旗事件”后拂袖而去遂导致北洋水师训练、军纪废弛的个人决定论， 但史料表明，此事确乎是整个舰队由全盛而滑坡的转折点，这只能理解为，在舰 队的主导思想中，琅威理是代表西方近代军事思想的一个“符号”，他的被“送 客”，意味着这个“符号”因为压抑了水师诸将传统官僚性格的释放，而被从舰 队的意识形态里抹掉了，这是对旧行伍作风的精神复归，“中体”压倒了“西用 ”。从这个意义上讲，北洋水师之为近代海军，实在只是表面很象而已，这是洋 务派“唯技术论”制造的一件近代化“残次品”，“残次品”在应用时毛病百出 是很自然的。 　　洋务派对西方资本主义先进生产方式，自始至终采取了坚定的甄别、遴选的 审慎态度，他们对“自强”过程中学习、引进的认识，全在一个“用”字上，“ 他们虽然意在使国家实现富强，但却不敢提出文化、制度方面的改革，即变革国 ‘体’，因为他们认为这种‘体’本质上是优越的”（第２２期《国外中国近代 史研究》魏丕信文《洋务运动与防务破产》）。关于“唯技术论”，李鸿章有一 个十分精到的解释：“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 但恰恰是这个“文武制度”使西方的工业技术在中国由南橘而成北枳，“朝野上 下花费这样大的代价而建设起来的国防工业，因为以官办为主，缺乏私人创业的 精神，效率非常低下，故生产出来的武器仍旧敌不过外国坚船利炮的武力”（全 汉升文《甲午战争以前的中国工业化运动》）。需知，西方工业革命是在资产阶 级夺取政权、建立民主政体许久以后的事，封建官僚体制的低效率和腐败，正是 现代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大敌，它消耗和吞噬了洋务运动少得可怜的近代化成果， 这一点在防务上表现得犹为突出，北洋水师最初装备的武器在当时原是领先的， 但随后几年舰队更新装备的进度日渐缓慢，直至战前陷于停顿，这恐怕是包括洋 务派在内的清政府决策层对世界军事理论和技术的快速进步缺乏足够认识的一种 表现，反映在实战上，就是重炮与快炮的巨大差别，定远、镇远“仅发一炮，日 吉野舰已约有四十弹丛集我舰”（罗尔纲《晚清兵志》）。还有人分析，清廷之 所以不断克扣北洋海军的军费，系翁同和挟私怨以所辖户部钳制李鸿章，是耶、 非耶一时难以搞清，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在污浊的封建官场上，国事不敌家事、 公事即是私事，历来都是正常现象。 　　　　　　　　　（四）有限变革：为了守旧的进步 　　一种较为普遍的观点认为：洋务派变革的限度，是客观环境给划定的。这就 使他们颇有几分“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先知相，但我认为，坚守“中体”、将“ 西用”牢牢圈在技术性的范畴内是洋务派心照不宣的集体共识，与顽固派的斗争 只是维护旧制度的方法之争，与维新派和后党的斗争有本质的不同。洋务派无一 不是旧制度的受益者，只要这个制度在，他们就将继续受益，一旦这个制度被置 换掉，封建官僚的惰性将使他们既不愿出让既得利益、也不接受新的社会角色， 这是他们想都不敢想的世界末日，怎能用自己的手把它变为现实呢？可见，洋务 派具备“外新内旧”的保守性是有其充分理由的，它本质上是顽固派的一个变种。 　　虽然李鸿章学着西方的样子发展近代海军，但用处却不一样。在他意识到“ 欲求自强，仍非破除成见，定购铁甲不可”的时候，大洋彼岸的美国海军军事学 院院长马汉正在形成他的制海权理论，这两者的本质不同在于，李鸿章经营海军 是为了防守（郭嵩焘将其概括为“竭中国之力造一铁甲船及各兵船布置海口”“ 操中国之胜算而杜海外之觊觎”），马汉提出海权论则是为了进攻，而后者的思 想大大影响了日本政军两界，西方用海军来争夺世界霸权，而李鸿章只想用它来 给业已千疮百孔的老大帝国看家护院，显得毫无进取之心，自强运动的领袖们骨 子里只是想给没落的王朝覆上一层坚硬的铁甲、以新技术加固旧制度罢了。北洋 水师之所以输在素质和兵器上，是有其深刻的制度背景的，洋务派以坚船利炮为 代表的“夷之长技”捍卫纲常名教的深谋远虑至此无可挽回的破产了，妄图通过 在封建主义之树上嫁接从民主制度中剥离出的实业和技术、从而收获富强的累累 硕果，一如缘木求鱼般徒劳。正如有的学者所分析的：“所谓现代化，首先是要 改变社会本体，即小生产的经济基础、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社会是一个有 机体的结构系统，作为结构的改变转换，有赖于它的诸因素相互作用所造成。… …这个社会结构机体的改变，光引进西方的科技、工艺和兴办实业，是不能成功 的；光经济改革是难以奏效的；必须有政治体制（上层建筑）和观念文化（意识 形态）上的改革并行来相辅相成，现代化才有可能”（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 论》）。 　　从客观上看，洋务派使中国的近代化终于迈出了一小步，这是应该肯定的； 从主观上看，他们作为封建官僚所进行的变革，终极目的不过是一种伪近代化， 这是应该认清的。 （寄自中国大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