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楚山白云──记一位老笔友               ·虎子·   头一回注意到黄仁宇这个人,是在大三那年,读到了《中国时报》【人间】 副刊上的一篇题为“九重城阙烟尘生”的文章。该文谈及安禄山和大唐王朝的这 段恩怨,提到传统上常把安史之乱归咎于对番将过于信任、进用佞臣杨国忠,甚 至连“朝堂上下,不成体统”这种事也算做原因之一。黄仁宇则指出,这种见解, 是“以人事上的片面传闻来解释很多组织上与制度上的大问题”。同时更进一步 指出大唐王室之所以无法有效节制番将,实因唐代边防情况从唐初以来已有极大 变化,番将身为边防长官,必须考量实际状况,因事设政。但中央政府却只从道 德立场出发,不顾实际状况,一意维护行政逻辑,从而产生“国防组织与文官官 僚组织性格上互不相容的形势”。这样的论点,在当时看来是十分新鲜的。   后来又有一系列的文章,基本上以每月一篇的速度在【人间】连载,到了我 大四那年,这批文字连载完毕,《中国时报》也马上出了单行本,就是后来极为 畅销的《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不过我却是在买了这本书后,才发现这不是我 买过的头一本黄氏著作。原来早在大一修中国通史时,教授便指定了一堆参考书 籍,黄的《万历十五年》便是其中一本。我当时玩昏了头,又玩社团又谈恋爱, 中国通史又是共同必修,教授教我们这些理工科学生也不大带劲。因此一学期的 课我翘了起码三分之一,参考书买来连翻都没翻过,就被扔进书堆里,时候一长 也就忘了,直到毕业打包时才发现。我在【人间】上读到黄文时还在大叹恨不得 早见其文,却不知《万历十五年》已在卧榻之侧被冷落两三年了。   与黄教授开始通信交往,则是1995年的事。当时我已从台湾来美两年。 那年恰逢抗战胜利五十周年,我应另一份网路杂志《枫华园》之请,写了一篇文 字,建议应该从比较积极而长远的角度看待对日抗战这段历史,老是在国仇家恨 的范围内打转,对中国人理解百年来所遭逢的变局在历史上的意义不会有太大帮 助。这篇文字,在思维方式上是受到黄教授“历史的长期合理性”极大影响的。 文章刊出后,一位在柏克利大学为黄教授作覆阅工作的学生与我取得了联系,并 替我引介了黄教授,从此我便和黄常有书信往来。   黄教授当时在美国已成名十几年,在台湾及大陆也已成畅销作家,但是对后 生晚辈却一点不摆架子,即使工作繁忙,他对我这个小他快半个世纪的书迷,也 基本做到有信必回。九七年初,我告诉他我已和来自上海的女友订婚,同时开玩 笑地说道我俩的交往过程,因为海峡两岸文化及习俗上的差异,也同近代的中国 一样,经过了三段式的革命。先是双方父母在上层的沟通理解,继而是我们两人 在下层分分合合,最后总算苦尽甘来,可以通过婚姻取得“法制上的联系”了。 黄教授回信时很高兴地说道,取得法制上的联系后,下一步就该是“在数目字上 繁殖”了。他并且感叹道,自己由于半生漂泊,成家得晚,他的儿子培乐比我还 小了两岁。最近妻子格尔得了癌症,心情本不甚好,但是先是我告诉他订婚之事, 后又传来培乐替他添了个孙子,让他在年届八十之前当上了祖父,“至此喜气洋 洋,老怀得慰”,顿时开心不少。   当时随信附上的,还有黄教授的一篇论文。这篇论文便是后来在《新语丝》 连载的《确定新时代的历史观──西学为体,中学为用》一文。黄并慷慨允诺, 将来只要是尚未成书、没有版权问题的讲稿与论文,《新语丝》都可以发表。他 认为《新语丝》以同人杂志方式经营,纯为兴趣、不为赢利,又借网路之便而拥 有日益众多的读者,殊为不易,因此他也十分乐意从旁襄助。     虽然黄教授在信中谦称自己“老派不参加internet”,却充分表示 出自己对这一新兴通讯科技的好奇心。我曾告诉他,两岸政府尚未开谈,两岸的 网虫却早已在网路上先一步交手。黄教授随即寄回一份纽约时报的相关报导,说 他已注意到这一新近发生的现象。黄教授并仔细垂询关于网路的历史沿革甚至及 于一些技术上的细节。我当时有些奇怪,既然对网路如此感到兴味,何不干脆自 己玩一玩?黄教授在回信中则说,他自作品开始畅销后,每日电话、传真不断, 有时甚至深夜也不少歇。对他原本宁静的生活已构成严重干扰。他并说自己年事 已高,必须要把握有限的时光加紧写作,把该讲的话讲完,所以不可能再有时间 上网,替自己增加更多的负担。我那时才意会到,黄以八十高龄而仍笔耕不辍, 其中的辛苦实在是我们这些年轻人难以体会的。我从那时起便尽量减少电话打扰, 有事也多以信件联络。   另一个促使他不断写作的动力,则很可能是他觉得许多话还没有说清楚、讲 明白,或至少做得还不够,尚未能让人充分理解接受。   黄的作品向被认为是以严肃史学为原材料的通俗著作。这是他能普遍被非史 学专业读者接受的主因。但是不论在西方在东方,他的历史同侪中却不乏对他大 喝倒彩的人。在西方,他的史观常被批评为过于保守,他自己的老师之一,哈佛 大学的费正清,更对他重归纳而轻分析的治史法完全不表赞同;在东方,他又因 推崇蒋介石与毛泽东,认为两人在中国历史上有极重要的地位而同时遭致两岸的 非难。由于相信历史上“长期的合理性”,他不认为在中国过早出现中央集权政 府、民主制度发展迟缓是一种偶然现象,又被批评为同情独裁与法西斯。   事实上,黄一直认为自己是个历史的实证主义者,坚信一个在长时间、大范 围内发生、牵涉万千群众的历史现象,必有其积极的意义。在处理如毛蒋这类人 物时,也持相同的看法,主张看他们在历史上所造成的具有长远意义的影响,而 不赞成以一个历史从业人员的眼光,去作属于道德范畴的判断。细心的读者其实 不难发现,他真正深深同情的,并非独裁者的行为,而是独裁者身在洪流之中, 不得不然的无奈。   九八年年初他给我的一封信中,提到他的这种想法,“以我多年经验,孤掌 难鸣”。但是“还要忍耐着保持线路,将当中要旨慢慢传说过去”。这种对自己 历史观的坚持,和渴望被理解的心情,或许才是让他在晚年还能有如许旺盛创作 能量的原因。   那年冬天,我与未婚妻至纽约一游,时间所限,未能抽空去纽普兹,便在旅 社里给黄教授打了个电话,告诉他我人在纽约,但可能没法拜望他。黄直称不要 紧,下雪天开长途车很危险。并说来年春暖之时,或许可以和我这个“小朋友” 见见面,并说这是“迟早的事”。他还很高兴地告诉我,他的《资本主义与二十 一世纪》,现在在北京与香港都成了畅销书。他的语调里带着浓浓的湖南乡音, “书”听来便成了“虚”。   老人的笑声在话筒里,听来清朗而明亮。我当时却不知道,错过此刻,此生 将再也没有机会赴这来春之约,亲见老人一面。   九九年底,收到黄寄来的贺年卡,说他很高兴看到我的结婚照片,同时对《 新语丝》开始在大陆受到注意也表示贺喜之意。我因事耽搁了好一阵子,到了新 年之后才提笔回信。想不到就在一月十五日那天,竟在《中国时报》网路版上看 到了老人已在一月八日去世的消息。数日之后,黄的夫人格尔将我的覆信退回, 并正式告知黄已去世。   我打开我的覆信,签名日期正是一月八日。 〔寄自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