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读黄仁宇 　　　　　　　　　　　　　　　·萧为· 　　读到黄先生的第一部著作，和国内读者一样，是《万历十五年》。明史自上 世纪以来，就是中国历史研究的“显学”，尤其是晚明和明末的历史，还曾在辛 亥革命前后起到了不容忽视的社会作用。但是初读黄著，仍然如沐春风。我曾在 一篇书评里写道：“《万历十五年》所以引起很多人的兴趣，奥秘之一就是作者 用一个年份作为切片，勾勒出事件人物的前因后果，解剖了晚明帝国衰落之由。” 不管你对他的研究结论同意与否，但是他的叙事角度和研究方式，都能予人启迪 和深思。黄先生还片言析疑，在该书中文版序言中特别指出： 　　“今天通用的‘封建’一词，是日本学者在一百多年前从Ｆｅｕｄ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翻译过来的。其实，中国的官僚政治，与欧洲的Ｆｅｕｄ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差别很大，当时译者对中国明清社会的详情并不了解，而欧洲的 Ｆｅｕｄ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只是在近三、四十年来，经多数学者的苦心研究， 才真相大白。本书的英文本论述明代社会，避免了Ｆｅｕｄ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的字样，在中文本中也不再用‘封建’一词来概括明代的经济与政治。” 　　我对流行多年视为“统一规律”的“社会发展五阶段说”持有怀疑，而“五 阶段论”正是当时许多争论，如流行宣传中以“社会主义”（哪怕是“初级阶段”） 对“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的傲视，或探讨“文革”成因时归结为“封建复辟”， 或《河殇》论者以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立论，把现代发展中的弊 端主要归结为传统和历史，等等的逻辑起点。 　　我所以喜欢历史，缘由也是文革。１９７０年前后文革的弊端已经暴露无遗， 但何以会在１９６５年“到处莺歌燕舞”的“太平气象”中，突兀地出现１９６ ６年“要是不革命，就罢他娘的官，就滚他妈的蛋”这样高亢的变革呼声，我们 这些“过来人”当时也说不清楚。我始终以为，个中缘由与其说是传统“封建” 的沉渣泛起，不如说是“与生俱来”。要证明自己，就去读史。《第三帝国的兴 亡》是文革前就读过的灰皮书，类似的还有考茨基、布哈林、托洛茨基、哈耶克 和德热拉斯等人的东西。新标点的二十五史也成了案头床边随时翻看的读物。分 散各地的一帮朋友逢年过节回京，喝着啤酒聊的也是这些。当时自称“社会主义 问题啤酒俱乐部”，从十月革命、西欧社会党国际、瑞典的社会福利主义一直侃 到波尔布特牌号的“社会主义”。讨论到“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也是“题中 应有之义”，但毕竟见闻不广，纸上谈兵，常为“一名之立，旬日踟蹰”。这都 是当年读“九评”落下的毛病。 　　前两年读到黄仁宇的《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忍不住写了篇《资本主义， 这个鬼东西！》。首先感慨“这里说的‘鬼东西’至少包含着三层涵义：从马克 思的名言‘资本来到世间……’以来，不少人相信它是一个魔鬼，这是其一；其 二是说这个家伙鬼头鬼脑，古怪精灵，尽管从上世纪就一再出现‘即将灭亡’的 预言，但它居然又要再‘跨世纪’了，而且一时半会儿还看不出要咽气的迹象； 其三是它似影如魅，形态无常，尽管曾经有数以亿万计的人发誓和它斗争到底， 但它究竟应该是个什么模样，恐怕还没有几个人真正说得清楚。 　　“本书对‘资本主义’的探讨是由语义学开始，也加深了我们的上述感觉。 美籍华人学者黄仁宇引用了一些咬文嚼字的资料，主要来源于法国历史学家布罗 代尔（Ｆｅｒｎａｎｄ　Ｂｒａｕｄｅｌ）在《１５至１８世纪的物质文明、经 济和资本主义》的综述。我们惊讶地发现，资本主义（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一词尽管在１７５３年出现在法国百科全书派的著作中，但直到１９３６年《法 国研究院辞典》的定义仍然使人糊涂：‘资本主义：资本家之整体。’即使１９ ５８年改版中，也只含糊其辞地解释为‘一种经济体制，内中生产的品物属于私 人或私家行店。’从‘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的逻辑起点看，这难免使 人啼笑皆非。敢情资本主义在它的发源地还一塌糊涂着呢！如此粗率的定义对于 曾经视其为仇雠并为之奋斗过的人来说，不啻落入唐·吉诃德面对风车的境遇。 而那些连篇累牍，口诛笔伐的批判和争论，也让人想起古代笑话讲的‘近视眼看 匾’－－对匾上文字振振有辞地争论不休，却听旁观者告诉说，匾压根儿还没有 挂上去呐！” 　　“而这部书里，作者却转以‘生理学家’自居，以区别于对资本主义主要持 批判态度的‘病理学家’。在叙述了威尼斯、荷兰、英国以及美、德、日，和法、 俄、中经过革命形成的形形色色资本主义发生发展过程，分析了马克思、韦伯和 布罗代尔三种研究资本主义的学派后，他提出‘资本主义是一种绵延好几个世纪， 至今尚未中断的全球性庞大组织和运动’，并认为它应当主要包含三个‘技术性 格’，这就是‘１，资本广泛的流通，剩余之资本透过私人贷款方式，彼此往来。 ２，经理人才不顾人身关系的雇用，因而企业扩大超过所有者本人耳目能监视之 程度。３，技术上之支持因素通盘使用，如交通通信、律师事务及保险业务等， 因此各企业活动范围又超过本身力之所及。’‘以上三个条件全靠信用，而信用 必赖法治维持。所以资本主义之成立必受政治体系的约束，行之于国界之外则赖 治外法权。反而言之，资本家的地位亦必在政治体系中占特殊比重。’虽然任何 归纳概括都有失于偏颇之嫌，但是用来说明资本主义的整体发生和成长过程，这 种‘技术性格’的描述也还大体成立。 　　“但是中国读者的阅读情结，一直纠结在中国为何没有自然发展出资本主义， 或者说如何看待中国古代社会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上。黄仁宇特设‘以中国 为本位的考虑’、‘中国未能产生资本主义之原委’和‘中国的长期革命’几题 加以探讨。阐发其独特的视角和观念。他老实不客气地断言‘资本主义不可谓曾 在中国生根，遑论萌芽，更谈不上开花结果了。’与国内学者一直以明末为追寻 ‘资本主义萌芽’目标的看法不同，简言之，他认为中国自北宋王安石变法前后， 实质上已进入‘前资本主义’时代，商业繁荣，技术领先，当时世界无出其右， ‘以农业为组织原则的财富，已在结构和质量上达到了它的最高峰。此后只能在 数量上膨胀，使全国经济成为一个庞大的扁平体’。而王安石变法的设计主旨， 在于使国家财政部分商业化，却格于传统的均富观念和官僚体制不能灵活运转， 因而失败。这也是‘宋朝虽有比较现代化的经济支撑’，却仍然屡败于契丹、女 真、西夏、蒙古的原因。以后理学兴起，明代朱元璋则‘彻底看穿宋朝以经济最 前进部门作为财政税收的基础，整个国家追随不及的毛病，于是大规模改制。他 的制度仍与宋儒的理论符合，是以最落后的经济部门为全国标准，注重均平’， 于是沿袭到近代，造成后世的莫大遗憾。 　　“至于‘为什么中国不能产生资本主义’，黄仁宇则干脆回答‘因为她志不 在此。她不仅不能产生，而且一向无意于产生。’话题至此封死。证据是冯友兰 《中国哲学史》‘谓韩子至淮南王时代为“子学时代”。自董仲舒至康有为，其 间约２０００年，则全为“经学时代”’，大概试图证明中国思想创造性的长期 停滞和萎缩。” 　　笔者未必同意黄仁宇此书若干重要结论。但黄仁宇这部书在很多方面极易引 发同感和联想。试看社会主义从最初的一种理念（正式说法是“空想”）发展为 一种思潮，一个理论体系，一个全球性的运动，然后转化为政权，为国际阵营， 再具象为每个人的日常立场，经历了多么漫长的过程。资本主义又何尝不如是呢？ 只怕变动更曲折，形态更多样。 　　经过二十年的改革开放，今天人们热心“真抓实干”，不再对“一名之立” 大费踟蹰。我们才有闲隙梳理历史，把资本主义这个“鬼东西”的庐山面目看得 更真着一些，无论回首往昔还是瞻望未来，也能理得心安。 　　黄先生已归道山，他的著述却会长久地流传，并成为今人讨论的又一个出发 点。学者至此，可以了无遗憾。 　　还有一节，也值得拈出一说。最早推荐我读《万历十五年》的，是该书中华 书局译本的中文润色者沈玉成先生。沈公是苏州才子，魏晋中人，北大中文系５ ５级毕业，与傅璇琮、程毅中先生同窗同事，只是不幸戴上了“右帽”，８０年 转到中国社科院文学所。他的专长是先秦文学，但是婚姻生活却非常不幸，以致 突发疾病，倒在卧室中，而住在同一寓所的离婚前妻竟浑然不知，第二天才发现。 我曾腹拟挽联，曰：“《秋水》《伊人》，《春秋》《左传》；《世说新语》， 《醒世姻缘》。”语未必工，不过是凑了些他研究的先秦及魏晋典籍为辞，只有 《醒世姻缘》是清代小说。他的书法自成一格，我曾讨过，回答说“有空专门写 一幅”，与启元白先生一样。不料参加人的葬礼时，我正书写花圈题词，汤一介、 乐黛云伉俪要我顺便代劳，接着一位说“启先生实在来不了，就烦您也代写了吧！” 当时心想这真是“赔本买卖”，两位的字没求到，反倒献丑了。 　　早想写点悼念沈公的文字，但终于没有写。以其与《万历十五年》略有渊源， 故附于敬悼黄仁宇先生之文后，以表后学若我者的思念之忱。希望两先生西天相 聚，也能把手清谈，以慰寂寥。 （２０００年１月于京西卧看山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