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失算和现眼──致“诱导”读者“犯错误”的“编者”傅杰及其同伙 ·萧 为·   偶尔看到围绕余英时《〈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的一组论 辩文章,双方你来我往,经历了数个回合,倒也有趣得紧。我未研究过这个问题, 对于争辩内容,算是“外行看热闹”。但是我却并非傅杰或“评点方舟子”(编 者按:“评点方舟子”为张贴在新语丝“读书论坛”上的一篇匿名文章的署名) 们所讥讽的外行“杂文家”,而是在国内一家超大型的专门研究机构,从事文史 专业研究多年,所以还是能从学术理路上窥出一些“门道”来的。最大的疑惑, 便是傅杰在与方舟子的驳难中,交代了一个关键细节,而整个争论也因此而发:   “方先生是看了由上海远东出版社收入学术集林丛书的《钱穆与中国文化》 而写下他的声讨文字的,所以他注明他‘摘引余文均出自此书’……而他在上文 中所指斥余氏‘偷偷地做了改动’、‘悄悄地做了改动’、‘在引文时作了手脚 误导读者’的地方,恰恰无一不是他断言‘绝不可能’的出版社在编辑余书时更 动的。”   “我协助出版社做了组稿工作。其中余书是以他在台北三民书局出版的《犹 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中的全部文章与《中国文化与现代变迁》 中的部份文章合成的。……在编辑余书时,对《〈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 互校记》一文,我们也感到二者性质不同,未必宜于互校,因此曾经想把这篇抽 掉;但又考虑这样一来倒像我们不敢正视这桩公案,有意讳饰,更坐实了郭沫若 先生‘抄袭’的罪名,不如印出来供学术界比较探讨,反而能够促使人们明辨是 非。为了不让外行轻信余氏的论断,出版社负责人在终审时隐去了郭沫若先生之 名,而代之以‘《十批判书》的作者’,这样既使学术界的专家获得辨析之资, 又试图减免余说在局外人中的扩散。由于余氏在原书中对白寿彝先生并有微词, 遂将白先生的名字和若干语句也一并作了删除。远在美国的方先生自然不暇理会 出版社的这番良苦用心,宜乎他要一口咬定这‘绝不可能’是编辑的加工了。”   天下竟然有陷害读者的出版社和编者,岂不滑天下之大稽?   我自己也买过这套丛书,事关切身,故不能不引起联想:在这套丛书中,还 有哪些本以为“绝不可能”的地方,留下过“协助出版社做了组稿工作”的傅杰 或他其他同事“良苦用心”做过的手脚?这种不能代表作者真实文本的内容,是 否足以构成原作者的诉讼?如果原作者拿了稿费,“拿人手软”,隐忍不发的话, 读者作为被误导的消费者,是否有权提起诉讼,仿照买了冒名假货的成例,要求 出版社赔偿?   傅杰文中一再声明出版此书的目的是“印出来供学术界比较探讨,反而能够 促使人们明辨是非”,“使学术界的专家获得辨析之资”,且出版说明也言“丛 书出版,供学苑比较研究。”这套丛书虽然署名“王元化主编”,并信誓旦旦地 宣称“我们列身出版之业……深感对于学术文化的积累与发展有着一种责任,不 可推卸的责任。正是这种责任感,促成了《学术集林丛书》的出版”(见该丛书 《出版说明》)但是请注意,受其嘉惠的“学术界”“专家”以及“学苑”却不 得轻易相信其文本的真实性,即如余著的真实文本,就必须依据这套书中“附了 《犹记风吹水上鳞》的序文”,而在引用“余文之前,也同样去核对一下台北版 的原书”。这当然没有标示在广告似的“出版说明”上,而是见于事发之后傅杰 的辩驳文章中,作为杀手锏抛出来的。   这就把读者,特别是受到特殊关怀的“学苑”读者陷入两难境地:可以花钱 买,但不能认真看;可以大概翻翻,但是不能引用。如果认真而又要引用的话, 那得再到台湾买本三民书局的原版。本社不但概不负责,而且还有参与做手脚的 知情人,跑出来讥讽挖苦你“未得其实”,“外行”等等等等。这是哪家出版社 的逻辑?吆喝着卖自己的书,却又讥讽顾客不识别家的真货,精明的傅杰,请问 这是哪门子的生意经?   又有署名“评点方舟子”在新语丝“读书论坛”上贴帖子,以为编者对余文 作的手脚,不过是“简单的学术常识还需要注明吗?”且以历史研究所翟清福、 耿清珩“同样是没注明,怎么人家翟、耿二先生就看出来了,因而没有采用远东 本而采用了海外本”为由,指责方舟子“你怎么就没有看出来呢?莫非翟、耿二 氏是二郎神三只眼?不见得。根子就在于方舟子缺乏学术训练,不能‘心知其意’ 地化乎学术规约,同时又心粗气浮不虚心,不愿意下沉潜的‘笨’工夫。”这里 以未经审验之孤证,借题发挥,引申过甚,未免欺人太甚。道理无他,盖缘远东 版书虽然出版稍早,但流转到北京时日已多,即如我在中国社科院院内书摊上 (社科院书虫经常趁下班时来此淘书)买到的这册《钱穆与中国文化》,已是1 996年4月的第二次印刷版;而学术论文的成稿,一般远远早于刊出日期,此 为“常识”。故不能单以出版发表日期之先后排比因果。我倒该庆幸这两位“很 见功力,只是文笔未免滞钝”的作者没有受远东版的误导,他们打开始就据台北 版立论。远东版的编者们不必以为中国社科院的学者,真的会像二郎神或有孙猴 子的火眼金睛,具有一眼看穿申江手脚的本领。   复验其删改的原因,据说是因为余英时“一向以政治上反共情绪上反华著称, 学术上偏又具有相当的影响。”而涉及者之一的“郭老留在大陆,成为中共特别 是毛泽东的追随者与崇拜者”,所以才出版了“一个经过了编辑删节和加工的 ‘洁本’”。我们不禁要问,余氏的政治态度与他讨论“郭沫若《十批判书》是 否抄袭钱穆《先秦诸子系年》”有何干系?批判郭氏这一观点,就等于批评了马 克思主义史学?就会涉及“不仅关乎学术,而且具有非常敏感的政治意识形态性”? 我们知道的当前指导学术研究的方针是“学术无禁区,宣传有纪律”。如果连 “大陆学界也就不能保持沉默,必须进行正面的回应了”的海外学术文章,全文 尚且不能发表,还得再以台北三民书局的出版物为准,这未免太拿学术界开玩笑 了,何况台北版的图书,也并非内地学者人人所能见到的。话说回来,买了台北 版,远东版的书还要他作甚呢?   这就涉及到两个问题:一是上海远东出版社编辑的职业道德。他们有权删改 文字而不经注明吗?甭提作者,读者更有权利发出这样的疑问,因为他们是消费 者。如果高兴,还可以约几位朋友向消协投诉,购买自称正经八百的“假货”该 如何理赔的问题。证据主要就是傅杰本人的文字供证(原载《百年》杂志1999 年11月号)。自称“评点方舟子”的匿名人士如果愿意替傅坐实的话,欢迎在 公开出版物上发表尊文,以便作为可以呈堂的又一证据。   二是编者对于读者的态度,这更难以理解。读者听信了远东版的“出版说明”, 就等于踩进了信誓旦旦的“陷井”。傅杰自称是该书组稿者(自然也是做手脚的 知情人),竟然用如此轻狂的口吻嘲笑自己的读者,倒是闻所未闻,同时提醒我 们,再不要相信远东版编者的狗屁“说明”了。有一天到上海,我该向王元化先 生当面请教这套丛书的编辑,以及围绕编辑作手脚,又复向读者隐匿实情,进而 发生的谩骂读者的问题的性质。   学风问题在人文学界一向突出,说来表现和原因各有不同,但我以为,凡属 恶劣者,都在讨伐之列。我不愿再说什么“海派”文化,但近些年来沪上这所“ 名校名系”新添一种习气,就是仗势侮人。明明是学术争论的文章,却总是带着 那么一种轻浮浅薄油滑的语气,拿着不是当理说,呶呶不休,倒是令旁观者油然 想到了一句老话:“是可忍,孰不可忍!”   “善于诱导对方犯错误”,本是1967年蒯大富们制定的三大原则之一 (另外两个是“政治斗争无诚实可言”和“要结成死党”),当时他的“政策委 员会主席”现在正在复旦当教授,说来也是我的一位老熟人。不意三十年后,此 话又复见于上海出版界,而被斗争的“对方”,竟然成了出版社理应尊为“衣食 父母”的读者。   傅先生显然是聪明人,以预设之陷井尽情奚落捉弄自己的读者,显然从中获 得了极大的满足。他在炫耀自己优势的居高临下时,蹦得太高,不承想露出了-- 就是鲁迅说孔雀开屏时,旁观者可以看到背后极不雅洁的阴私。这种失算和现眼, 白字常被念作“破ding”,而行文通常写作“破绽”。无怪前人早有“聪明 误”的说法。自找!活该! (寄自中国大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