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族文化的走向 ·周泽雄· 关心、议论每年的高考作文,早已是一种民族本能了,它反映出国人对民族 文化走向的天然敏感。虽然区区一道高考作文题,本身并不具备指明民族文化走 向的重任,但是,既然人们执意想寄托这份敏感,既然除高考作文题外又没有更 合适的内容可以满足这一寄托,对它进行一番小题大作的焦点透视,也就没啥奇 怪。不过,如果对可能得出的结论不过分夸大,那也不妨承认,透视一年一度的 高考作文题,的确可以帮助我们玩味出若干有意味的时代文化信息。若有人愿意 扎扎实实地对历年高考作文题进行一番专题研究,我相信也会收获颇丰。 民众(未必是考生)对高考作文题的本能关注,必然会给出题官施加相当大 的身心压力,他们必须不断斟酌往昔,除了希望所命之题能使学生的遣词造句、 谋篇布局能力──即“怎么写”──得到充分体现外,由于高考作文题习惯上受 到来自政治与社会的双重压力,命题官还不得不对“写什么”这一并非同等重要 的内容,火烛小心地予以把握。“怎么写”是技术层面的,“写什么”是政治、 社会层面的,后者常被要求以能反映当代社会的主导价值取向为标准。比如,在 最需要培养青年人勤奋品质的一九八O年(当时称为“八十年代第一春”),高 考作文题是写一篇关于达·芬奇画蛋的读后感,让学生大引“天才是百分之九十 九的勤奋加百分之一的灵感”之类格言,大举陈景润的例子;在当局认为环境问 题有必要提醒国人关注的一九八五年,高考作文题也成了“向报社写一封反映环 境污染问题的信”,等等。 笔墨当随时代,在高考作文题中,这一点表现得尤其充分。让九十年代的考 生来做一九七七年的高考作文题,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其程度相当于让只会写白 话文的当代学子参加一次古代科举考试。一九七七年是恢复高考的第一年,当年 的作文是一篇名叫《心中有话向党说》的命题作文,今年的高考是一篇材料作文, 让学生就“假如记忆可以移植”发表感想。两者间的差距有多大呢?肯定不止二 十年。也许我们只能感叹,过去的二十年,竟有着如此超常的社会阶段性容量, 以至我们的心灵承受了太大的畸情和变幻。以往历史中从不曾有过第二个二十年, 可以与之相提并论。 《心中有话向党说》,这是个什么性质的命题呢?隔着二十年时空沧桑,现 在我可以指出它是一种忠诚诱供,对庸俗政治的高昂兴趣(急切地变着法地想多 听几声歌功颂德的甜言蜜语),已使它无视语文作为一门课程的本身特性了。与 其说它是一篇作文,不如说是一篇当时大多数中国人每隔一年半载就会嗡嗡写上 数百字的“政治小结”。由于每位考生在参考前都曾接受过老师的关照:审题是 第一位的,审题一旦出错,全部白搭。于是,一位志在进入大学课堂的考生,只 要对题目稍稍掠上一眼,立刻就会知道,该题目包含下面三个不容置疑的前提: 一,我对共产党(不可能是别的党)有一肚子话;二,这一肚子话目前正处于不 吐不快的阶段,非得在考场上尽情吐露,心情才可能平静;三,这一肚子话只能 是充满赞美的。接着,他断然决定将凡是与记叙文相关的写作法(时间、地点、 人物、事件诸要素)全部忘却,以便倾全力于议论文体之中。如果他脑子活络的 话,他会考虑变通一下,如将文章改成书信体,以“最最亲爱的党支部”开头。 联系到一九七七年正是“两个凡是”盛行的年代,我们便接着知道,如果遵循 “有什么说什么”的作文观,遵循“不撒谎”的做人要求,则有下列问题之一者, 无法获得高分。一、政治上的迟钝者,比如一位出身于有着浓厚天主教信仰家庭 的考生,他因满脑子都是耶稣基督,对共产党较为隔阂,所以面对试卷会不知所 措。二、华侨子弟或任何对当代中国政治环境不熟悉的人物,如果苏东坡有可能 来参加的话,就把他包括进去。三、对共产党确实有话要说,但只是想提点批评 意见,说说俏皮话,或干脆就是趁机发点牢骚。四、任何一位不想把自己大人物 化的社会小人物,他们人数众多,地位卑贱,很少有机会受到“赞美术”的训练。 五、任何一位不可救药的社会批判家,由于他们将指出或抨击当代社会的不足视 为当然使命,遂本能地抗拒政治赞美体──当然,后一类考生可以忽略不计,因 为在一九七七年的中国,这一类人物要么还没有平反,要么还没有长大。这一命 题最明确的信号是:写作是次要的,觉悟高于一切,高分属于最会唱高调的人。 今天的考生可能会问,“心中有话向党说”,又没规定所说的是什么“话”, 考生不也可以向党提提意见、发发牢骚吗?是呀,单纯从审题上考察,这一写法 是允许的,尽管谁这么做,就将付出与大学校门永别的人生代价。该命题其实是 那首著名民歌的文字版。学生们坐在考场上只会想着放声歌唱,一个劲地把党比 成母亲或太阳,因为冥冥中他意识到,党在侧耳倾听着呢。 归纳起来,七七年的高考作文,文学性是被排除在外的,降格为最原始的文 从字顺。为了给文章增添一点文彩,排比句(我个人认为它是修辞法中最可恶的 一种,搞政治的比搞文学的对它更感兴趣)也许会在试卷上大面积泛滥。 回头再看一九九九年的高考作文题,如果让七七年的考生(主要是一批三十 大几的老知青)来做的话,他们也许同样会目瞪口呆,不知从何着手。“假如人 的记忆可以移植的话,它将引发你想些什么呢?”不知道,因为那一届考生即使 对政治不是有着超常兴趣,至少也有着超常敏感,他们显然会考虑如何将材料挂 靠到政治表态上去。 与以往高考作文题最本质的区别是,今年的题目,让考生重新回到了文学的 立场。这在具体要求中体现得尤为鲜明:“写作时可以大胆想象。”“想象”就 是文学的立场。它还鼓励不同的“角度和写法”,它要求学生“题目自拟”,在 字数上它只提供下限为“不少于八百字”,上不封顶。结果,这成了一道非常开 放的试题,考生完全可以无拘无束,尽情施展笔墨才华,只要留神别写成诗歌就 行(那是明令禁止的)。考生再不会因为体裁上的不合己意而抱怨运气,无论你 擅长横说竖说的议论,还是迷离惚恍的幻想,都可以一展所长,个别有志于当作 家的考生,甚至还能过过写微型小说的瘾。“怎么写”的权利回到了考生手中, 甚至“写什么”,考生也有了相当的选择权。这道试题另一个值得称道之处在于, 它保证了最优秀学生的利益,如果“最优秀”指的是文理科均衡发展的话。时事 政治的因素,也被不动声色、水到渠成地排除在外了。 有怎样的高考体制,有怎样的命题方式,就会相应派生出怎样的语文教学法。 关于中学语文教学的弊端,识者多有质疑,但第一线的语文老师却不该受到诘难。 因为在严峻的升学压力下,他们根本无暇考虑如何培养学生具备独立思考能力, 如何展开学生飞翔的文学翅膀,不管白猫黑猫,获得高分就是好猫。如果他们令 人诟病乃至不齿的教学方式,居然屡试不爽地有助于学生在高考语文试场上敲响 得胜鼓,他们就不该受到批评。比如,如果语文试卷中永远只会询问某某作家有 哪几部代表作(一种与文学素质关系最远的提问,曹雪芹就没有听说过莎士比 亚),一次也没有要求学生分析莫泊桑为何要这样塑造人物(这是真正属于文学 的“中心思想”),一次也没有鼓励学生指出朱自清散文的不足(余光中先生就 曾令人信服地指出了朱氏散文的种种可笑),一次也没有让学生比较不同比喻的 优劣(比喻,正是鉴定作家才能的方便捷径),学生死记硬背“唐宋八大家”的 名字,就一点错都没有。 可见,虽然今年的高考作文题让人欣慰,但国内语文教学的种种不足,追溯 孽债的话,历年的高考命题难辞其咎。 一种有系统的错误,如果给它二十来年的发育时间,其结果将是可怕的。它 形成一种如同生物链般环环扣扣的教学环节:拙劣的高考作文命题,直接影响了 中学语文教学方式;高中教学又影响到初中(现在升高中时的竞争压力,比考大 学还大),再有条不紊地向下渗透。今天的孩子几乎不读课外读物,不是不想读, 而是根本没时间阅读。我每年为两个外甥女买的书,她们甚至在暑假都无法阅读, 因为暑假,早已被开辟成名目繁多的第二课堂了。该生物链还直接导致了语文教 师的集体退化。他们自己就是这么过来的,当多年的媳妇熬成婆时,他们只能以 相同的方式,向学生施加以泯灭灵性为特征的教学。在该教学系统中,所谓“特 级教师”(最能确保升学率的“好猫”),只能由那些最优秀的灵性屠夫来充当。 由于他们在自己的领域变得“德高望重”起来,各类参考教材都以拉上他们任主 编为荣,以使他们高效低价的教学思想、教育模式,得到更全面的辐射。刚刚踏 入中学教学岗位的青年后进,还需见大头鬼似地向这些屠夫“见贤思齐”一番, 整个中学语文师资队伍,便有可能被抽走了脊髓。如果高层突然意识到问题的严 重性,决意对高考语文的命题方式来一次革命性改变(今年高考作文已微露端 倪),我们有理由怀疑,这些可敬的师长,是否还具备适应能力。而要将这些平 均分为不及格的中学语文教师来一次大换血,也许再有二十年都不够。因为他们 培养的学生,还在源源不断地成长壮大。这些学生的特点是,在以往十多年的语 文课堂上,基本上没有享受过创造的自由和艺术欣赏的快感。 我过去站在大学讲坛上时,也曾试图以芥豆之力,鼓励学生的创造力。只要 有一丁点可能,我绝不布置命题作文,绝不轻易限定体裁和言说方式。为了鼓励 他们的创造性,我一般还会将自己阅卷的游戏规则告诉他们:别指望陈腐老套的 标题会在我这里得高分,别指望假大空的高帽子语言会打动我,就像别以为任何 不够成熟的思想火花会被我打压。虽然如此,在交上来的作文或试卷中,像样的 标题,令人欣喜的表达,仍然百里难挑一二。甚至,我特地举例反对过的若干迂 腐模式,学生们仍会无视,照写不误。 一个关于自由的老生常谈,就此掠过眼前:如果人不具备对自由的驾驭能力, 给他自由,就等于给他增添了一条镣铐。所以,虽然我对今年高考作文题非常赞 赏,但对考生文章质量的普遍提升,完全不抱希望。从高考作文题中瞧出民族文 化的走向是容易的,但它很可能会有二十年的潜伏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