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风案中的两个人物 ·吴 过· 五十年代发生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是一幕触目惊心的人间悲剧,共触 及2100人,逮捕92人,隔离62人,停职反省73人。关于这次事件,已 有不少作家撰文著述,作了深刻反思,如李辉先生《文坛悲歌——胡风集团冤案 始末》、万同林先生《殉道者——胡风及其同仁们》、戴光中先生《胡风传》以 及由胡风的女儿晓风主编的《我与胡风——胡风事件三十七人回忆》等,至于零 散见诸报刊的文字,更是不计其数。读着这些文字,像是进入一个恶梦,感觉十 分沉重,常常喘不过气来。那么多人物,那么多枝枝蔓蔓,纠缠在一起,真叫人 不知道该说什么是好。其中,有两个人物尤为引起了我的注意:阿垅和舒芜,他 们像一枚铜币的正反两面,绝然不同又相互关连,促使我将问题向更深的地方去 想。   阿垅:受伤的为什么总是赤诚 被打成“胡风份子”而坐牢的诗人曾卓有一次这么说:“事件发生之后,我 最担心有一个人会挺不过去,那就是阿垅,因为他过于赤诚。” (林希:《十劫须臾录》) “过于”二字,活脱脱刻划出了阿垅率直的本性。 追溯起来,整个事件的开头是拿阿垅开刀的。1950年3月的短短一周内, 中共中央机关接连两次批判了这位并非显赫的理论家,阿垅感到难以名状的困惑 和苦恼。3月21日,阿垅给《人民日报》编者寄去了一封检讨信,很快,信被 发表出来,加了个标题:《阿垅先生的自我批评》,并配发了编者按。检讨信发 表了,事情却没有了结,7月出版的《文艺报》第8期上,刊登陈淼的短论,批 评阿垅的检讨不能令人满意,还认为《人民日报》的编者按“也未能更进一步指 出他的检讨不够正面、不够深刻的地方”。此事发生之后不久,“胡风在上海与 何其芳打笔仗,天津的阿垅,也从一时发懵的窘境中渐渐清醒过来。在朋友们的 劝说下,他更加感到针对批评,他有必要写文章向读者解释他的文艺观点,有必 要以详尽的论述,撩开罩在自己头上的雾纱。” (李辉:《文坛悲歌——胡风集团冤案始末》) 这时候,阿垅开始显现出了他赤诚的一面。据袁水拍在一篇文章中说,阿垅 先是写了两万多字的答辩文章寄给周扬,稿子被周扬退回,并告诉他错在什么地 方。但是可爱的阿垅并不把那位大人物的意见当回事,不仅不改正文章的“错误”, 反而增加了文章的字数,把稿子又寄到报社,要求刊登,并声明不得改动,还要 求《文艺报》也必须刊登,他的理由是,《文艺报》转载了批评他的文章,就必 须以“同等待遇”。袁水拍在批驳阿垅时说:“当然,大家知道,党是并无平等 对待任何意见任何文章的义务,如果是这样,我们的报纸就成为没有党性的资产 阶级自由主义的商店了。”袁水拍说得对,当然,大家知道——从那个年代走过 来的人谁不知道呢,但是可爱的阿垅,他好象是一个生活在天上的人,似乎并不 怎么知道,“袁水拍说,阿垅收到他们的退稿,毫不理睬他们的意见,反而在原 有文章基础上,又增加了字数,在10月份又寄到袁水拍处。袁水拍再寄回,告 诉阿垅,‘如果拿出达到两个半版面的篇幅来刊登他这样的文章,是不符合《人 民日报》的方针的。’仍要阿垅压缩、修改。阿垅在收到退稿的当天,又原封不 动地再寄往《人民日报》,‘还是说非登不可’。” (李辉:《文坛悲歌——胡风集团冤案始末》) 阿垅倔犟得像个孩子,老是要把他的文章往外寄,并且说“非登不可”,用 那个年代流行的一句话说,他简直是把残酷的政治斗争当儿戏。阿垅应该知道他 这样做的“严重后果”,但他仍坚持这样做,完全是出自良知,当时阿垅在给胡 风、路翎的一封信中说:“我的心境也不是不沉重的。但沉重既过,是兴奋与宁 静的时候了。”既知沉重,仍然这样做,不由得让人想起挺着长矛骑匹瘦马的堂 吉诃德,为了铲除人世间的不平,那个身穿古代骑士甲胄的人倔犟地走上了不归 路,他不怕遭受打击和侮辱,被人关进笼子,也从不失去信心,“干了我们这一 行,这种灾难都是免不了的。”堂吉诃德自我解嘲地说。他挨够了打,走尽了背 运,遍尝了人世艰辛,也未能把世界颠倒过来,最后精疲力竭,含恨而死。堂吉 诃德的悲剧,是一切良知尚存并且愿意用尽全身力气同黑暗奋力一搏的人的悲剧, 但是这样的悲剧,在中国,更多遭到的却是耻笑:“瞧这个堂吉诃德!”人们这 么说的时候,堂吉诃德已成了小丑的代名词。多让人寒心啊,理应受到尊敬的, 却遭到了嘲笑,如果说堂吉诃德那些荒诞的抗争是悲剧的话,我不知道面对这幕 悲剧时中国观众发出的嘲笑声,又是一幕什么样的悲剧。阿垅的结局很悲惨。他 以“反动特务”和“骨干分子”的罪名被捕入狱,1967年,他死在狱中。正 如他早期一首诗歌中所写的:“要开作一枝白色的花/因为我要这样宣告,我们 无罪,然后我们凋谢”(阿垅:《白色花》)。因思想而获罪,阿垅不是第一人, 他前头有王实味,那个倒霉的人,因为写了篇杂文丢了脑袋,当然,阿垅也不是 最后人,他只是无数蒙难者中的一个。在一个专制的社会里,任何思想都是犯罪, 任何思都带有颠覆性质,思想是危险的,无论对于社会,还是对于思想者本身, 既然如此,么受伤的不是赤诚又会是什么呢?在一个拒绝思想的时代,受伤的总 是赤诚,这是一个怎么也绕不开的话题。   舒芜:原来一切如此简单   1950年,舒芜在给他的好友路翎的一封信中写道:“试看今之官们,都 是不动笔的,或是十几年前动过笔的,何其可笑!”字里行间,听得见他正直的 心跳。然而此后不久,同样是这个舒芜,却站出来反戈一击,将老师和朋友们推 向泥沼,成了可耻的背叛者。如果仅把“舒芜现象”归结为个人品质,那当然简 单,但是照我看来,问题恐怕比这复杂得多。 胡风的受冷落,对其追随者舒芜来说是一种强烈的刺激,那意味着他通向未 来的路被堵死了,但是,要他做出另一种选择,也不是件轻松的事。终于,他还 是写出了这个标题:《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中,舒 芜点了路翎的名,赞同《人民日报》对路翎的批评。舒芜将这篇文章寄往《长江 日报》,很快被发表出来,几天后,《人民日报》转载了舒芜的文章,并在编者 按中首次明确提出了以胡风为首的“小集团”的概念。在这之后,舒芜又写出了 《致路翎的公开信》、《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断章取义,罗织罪名, 无限上纲上线,将他原先的老师和朋友们推向了万丈深渊。在一次奉命赴北京途 经武汉时,舒芜对曾卓说:“北京拿胡风没办法,请我去开刀。”据另一名胡风 分子绿原回忆:“有一句他(指舒芜——笔者注)讲过多次的话,给我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真没想到会搞得那么厉害!周扬他们也没想到。’他们没有想到会 把胡风集团搞成‘反革命’,这一点大概是可信的。”(绿原:《胡风和我》) 两点史料说明一个事实,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舒芜心里是清楚的,但是他没想到 会搞得那么厉害,也是实情。关于为什么那样做,舒芜在1967年撰述《回归 五四后序》时写道:“解放后我被当作一个思想政治工作的干部来使用,当作知 识分子改造工作中的‘改造者’来使用,同时又被赋予‘社会政治活动家’的身 分,而不是被摆在‘待改造的文艺界’的地位。这样,我很快就以兴奋的心情学 会了新的思维方式,即以政治标准为一切的最高标准的思维方式。”另一方面, “我毕竟不能忘怀文化思想方面的事情,想出版《生活唯物论》,还将《主观论》 等系列文章编成一集题为《走向今天》,也想出版,并且也不安心长期留在南宁 那样一个边远城市,长期忙于社会政治活动和行政工作,想到京津沪等大城市, 静下来专做研究、写作、教学、编辑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把政策当真理,思 想教条化,人格政治化,开始了“大义灭亲”;另一方面掺杂一己私利,投靠权 势,可以出书,可以调动,可以得到很多实惠……舒芜果然如愿以偿,终于从南 宁调到北京,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原来一切如此简单!正象北岛那首著名的 诗篇中所说:“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仅仅只需要 那么点背叛,心中渴望的一切就都能得到。我原先也是这么想的。在一个社会已 经麻木、已经失了理智的年代,对于一个失去了良知的人来说,你能有什么办法? 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在每个正直者的心里把那些人永远钉上历史的耻辱柱。事实 上人们也正是那么做。舒芜背叛之后,“胡风集团”密友间的通信中甚至不屑于 提他的名字,仅只用“无”作他的代号。胡风案平反后,1997年,舒芜出于 对1955年肢解、篡用私人信件以充“罪证”的本能反感,再一次引用胡风给 他的私信从正面阐发自己的思想观点表示悔悟时,胡风的妻子梅志偕同其子女张 晓谷、张晓山、张晓风则提出了对于侵权者的控告(见《新文学史料》1997 年第三期)。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也就是说,人们对舒芜没有宽容,甚至不给 他忏悔的机会和可能。将背叛者打入十八层地狱,确实有一种复仇的快感。—— 原来一切如此简单:人们只需要等待,等到终于有一天,正义之神战胜了邪恶, 他就可以站出来分享明媚的阳光和清新的空气。不,我还是不能仅仅只这么想。   舒芜是一个有强烈追求自由民主气质的人,1957年,共产党号召人们提 意见,舒芜就曾自告奋勇地提了一条:建议允许办同人刊物、同人出版社。这样 的观点,同他反戈的那个,“胡风集团”的观点有何区别?舒芜被打成右派,这 个“胡风集团残渣余孽”还是没能躲过政治风浪的冲击,踏上了劳动改造的漫长 路途。舒芜的悲剧充满复杂性:一个总是追求自由民主的人,最后却走向自己的 反面,为讨得一点残羹剩饭而投降权势。透视“舒芜现象”,不能不让人深深叹 上一口气。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不是迫于残酷政治斗争的压力,如果这个国家的 学术气氛稍稍自由一些,舒芜很可能不会走出那一步,人们看到的将会是另一个 灵魂充满自由的舒芜。还可以再设想一下,如果没有舒芜的倒戈,胡风集团的命 运又会如何?答案是肯定的:照样逃脱不了覆没的悲惨结局,历史会选择另一个 人或者另一群人代替舒芜的位置,换言之,舒芜的倒戈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必然选 择,他只是作了代表而已。这真是一种更深刻的悲剧,在这样的悲剧面前,每个 还自称为知识分子的人都必须拷问一下自己的灵魂:在某些特定的背景下,你会 不会成为另一个“舒芜”?我想那答案多半又会是肯定的。这才是一件更让人伤 心的事情。 (寄自中国大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