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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唤学术场域的逻辑

艾成茗

已故著名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曾批判地接受了阿尔弗雷德·舒茨的多重实在理论，将现
实世界分为不同的场域（field）。所谓场域，也就是一些相对独立的社会领域，它们
各自有一套游戏规则，比如艺术领域的评价和认同规则不同于工厂，后者生产的产品可
以用ISO或者其他标准来衡量，但艺术家的作品则没有这样划一的评价尺度，更多的是
依靠作者的地位、同行的毁誉等来断定。按照布迪厄的定义，我们大抵梳理出政治场
域、经济场域、文化场域这样的分类；文化场域又可以分为学术场域、艺术场域等。正
如华康德指出，布迪厄作为巴黎高师的杰出学生和雷蒙·阿隆之后唯一的法兰西学院社
会学院士，对学术场域的关注几乎持续了终生，并在《学术人》一书中做了详细的分
析。

在布迪厄看来，尽管学术场域也和其他场域一样，都无非是一个供社会资本、经济资本
和文化资本相互转换的权力场，但其逻辑却和其他场域格格不入。当上法国总理和当选
法兰西院士所需要的是两套完全不同的逻辑，政客的权术在取得学术地位方面毫无作用
；成为一个出色的商人固然可以赞助学术活动，但却不能占据学术上的权威地位。也就
是说，学术场域是相对独立的。来自法国南部落后地区的布迪厄当然对学术场域的严格
的准入机制和甚至有些封闭的体系感同身受，一方面他批评说这不利于激励后来者，一
方面他又不得不承认这是保卫法国学术水准的屏障。法国学术界讲究出身、师承等虽有
不良的影响，但名家辈出又证明了这种逻辑的合理性：从萨特、阿尔都塞、斯特劳斯到
布迪厄、德里达、韦尔南、福柯、德勒兹，无不在这样的学术场中如鱼得水。

反观中国学术界，虽然人们可以罗列出若干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指出这是学术场域的
社会实体，但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中国的学术界并不能称之为学术场域，因为它缺乏一
套自己的逻辑。

首先，中国的高等学术机构存在大量非专门从事学术研究的人员；不但政府官员可以到
大学当教授，如前国务院总理朱鎔基在清华大学当院长、前四川副省长李达昌在西南财
经大学当教授等，大学教授也有身兼数社会职务者。读者也许会说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卸
任后也到哥伦比亚大学授课，布什政府中有不少顾问是大学教授，但问题在于，戈尔在
哥大授课不足一学期即告力不从心，总统顾问毕竟终究是少数，况且他们在学校的工作
量也不会得到很大的豁免。中国的大学教授有哪几个不兼任各级政协委员、人大代表？
不在任他们学校的行政职务、社会团体顾问？这些人非但没有多大时间研究学问，更会
将学术之外的游戏规则应用到学术研究中去。

其次，中国的高等学术机构的学术活动受到行政、经济等非学术因素的影响巨大。不但
研究课题的确定、研究基金的申请受到控制，就连学术成果和学术职务的评定也概莫能
外。大学的行政人员有教授职称的为数不少；国内的学术评奖仍实行大锅饭制度，即把
名额分配给各个机构，而不管其是否有足够多的学术成果够资格获奖或者有比名额更多
的有价值的成果。前年湖北社会科学界就闹出不小的风波，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邓晓芒
差点辞去博导的职务。学术评审上外行领导内行的后果之一就是重量不重质，因为负责
评审者无法判断内容的优劣，只有凭数量来一较高低，反正数数而已，小学生都会，何
况我们的大学教授？

那么，学术场域应该有什么样的逻辑呢？其实科学社会学和知识社会学的研究早就为我
们解答了这个问题。科学社会学的创始人默顿曾经给出科学界的逻辑，概要言之，就是
严格的准入门槛、圈内声望共享和独立无偏的学术评审制度。虽然就算在法国、德国和
美国这样学术发达的国家，这些逻辑也只是作为理想型存在，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们在
那些国家比在中国得到更好的捍卫。如果我们期待中国的学术水平赶上世界一流，如果
我们期待中国也出现哈贝马斯、格尔兹这样的思想大家，那么，让我们首先呼唤中国的
学术场域逻辑！

(XYS2003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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