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www.xys.org)(xys10.dyndns.org)(groups.yahoo.com/group/xys)◇◇ “老黄土”院士——刘东生讲述的黄土故事 本报特约记者 卢家兴 2000年10月15日大众科技报 刘东生院士是我国黄土高原研究的先驱者，从５０年代起就开始研究 黄土高原，黄土高原近５０年的变化都深印在刘院士的脑海里。熟悉刘 院士的人都知道，黄土高原在感情和事业上影响了刘院士的一生，刘东 生院士也为黄土高原奉献了他的毕生精力。因他的学术权威和科学精神 影响，国内外同行都尊称他为“老黄土”。而今，刘院士已是８２岁的 高龄，精力仍不减当年，依然兴致勃勃地参加了黄土高原可持续农业发 展咨询考察团，深入新、甘、宁、青、晋、陕黄土腹区进行科学考察， 而且每次都是走在队伍的最前面。 今年９月中旬，在刘东生院士考察晋、陕黄土高原的时候，记者抽 空采访了刘东生院士，有幸听刘院士讲述了他与黄土的这段鲜为人知的 故事和对黄土高原的独到体验。 １９５４年，我国开始设计三门峡水库，当时水库设计成一系列的梯级 开发，坝坝相连，造成从龙阳峡、李家峡、刘家峡到青铜峡等黄河上的一系 列水库，由周总理管这件事。我当时就强烈感觉到黄河中游的泥沙会对水库 造成严重影响，那时黄河泥沙流量估计为每年１６亿吨，所以必须要研究黄 河中游黄土地区的水土保持（那时的水土保持是一个全新的名词）。在这样 的情况下，在当时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带领下组织了一个多学科的黄土高原 水土保持考察组。我就是从１９５４年开始了对黄土的研究工作。 研究从山西、陕西开始着手，１９５５年的研究重点放在晋西北地区，１ ９５６年在陕西，１９５７年在甘肃，然后做了总结，整个考察前后用了５ 年时间。我当时对于黄土的研究基本没有什么认识，一开始做的时候觉得这 只是一个很短暂的工作，本想以后再去做别的如工程地质之类的工作。当我 接触了黄土以后，特别是在晋西北考察时，可以说对我的影响和震动是相当 大的。 有一次，我们考察队在山西省离石县工作了几个月，对小流域的治理等项 目开展了工作。然后到新县、五寨、岢岚、偏关等地，那时我们的考察完全 是步行，根本没有现在的这些先进的交通工具。 考察的时候我们就住在村子里，每到一个村子都和当地的老乡关系很好， 当考察结束走的时候村里的乡亲们都夹道相送。记得当时是个秋天，送我们 的有年轻的妇女和年老的老太太们，提着篮子，篮子里放着煮好的鸡蛋、花 生、红枣和其他干果送给每个队员。那时乡亲的生活条件也不好，这个场面 令年轻的我备受感动。 大家都知道这种待遇当时只有送亲人去参军才能享受到，而当时我们还没 有为黄土区的老乡们做什么实质性的工作，但我们能感受到他们给我们的热 爱和鼓励，使我们感觉到要在有限的时间里为人民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这 是非常重要的。 从那以后，每次我来到黄土区，看到红枣和鸡蛋等物品就会想到当时的情 景，更加时刻鞭策着自己，我们当时的队友都有这种感觉。 新黄土与老黄土 另一方面，在我开始研究黄土的时候，对黄土的了解还很少，因为按照地 质习惯，过去我们只知道一个叫马兰黄土（一般拿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地名命 名）。这黄土在北京也有，在陕西、山西也有，后来在地质上也被认可。所 以当时的土壤学家朱现伯先生认为在这马兰黄土下面，还有一层１００～２ ００米厚，过去叫红色土的黄土。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叫《新黄土与老黄 土》，里面的结论是马兰黄土是新的，在马兰黄土下面还有一层老的。如果 我们把黄土高原山西、陕西的黄土确定为新黄土、老黄土，有的地方有１０ ０～２００米厚，那么对黄河泥沙的影响和只有１～２米厚的新黄土对黄河 的水土流失的影响是完全不一样的。 从全世界来看，欧洲人对黄土研究得最多，而研究的那段只是新黄土，美国 人研究的也只是新黄土，没有老黄土这一段。我们中国的黄土研究是从水土 保持开始，我们把黄土定位为１００多米厚的新黄土与老黄土，这对于我们 认识黄河的泥沙与水土保持有一定的关系。到１９５７年以后，我们的考察 工作告一个段落。以后我们就把这几年对黄土的考察进行了总结，写了四本 书，《黄河中游的黄土考察》、《黄河中游的黄土》、《中国的黄土沉积》 和《黄土的物质成份与结构》，之后就把工作转向对黄土的进一步认识中 来。 到１９６１年，国际第四届研究联合会每４年一次的年会在波兰召开，波 兰特别希望中国派代表参加，当时由中国地质部部长主持并制定了３个题 目：一是中国北京人的研究，二是关于中国第四代冰川的研究，三是中国的 黄土。１９６１年我参加在波兰召开的国际第四次大会，准备了一个关于黄 土的题目，该题目经过李四光先生的亲自指导。当时李四光先生提出不用外 国人通称的黄土而用中国的拼音，并对我说，既然觉得这新黄土和老黄土对 水土流失地质那么重要，就把剖面相对典型的新黄土以地名命名为马兰黄 土，而老黄土命名为离石黄土。这样我国的黄土就有了自己的名字，并在世 界上具有了一定的影响，对世界地质方面补充了不足之处，对黄土的认识和 成因得到了进一步的认识和论证。该论文是当时我和现在国土资源部的张宗 祜院士一起合作的。这篇文章对当时中国黄土研究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黄土研究从区域化向全球化发展 对黄土研究的中间有一个插曲，就是在当时考察的时侯我们注意到，黄土 是由一层黄土和一层古土壤形成的，当时我们估计一层黄土代表一个干旱时 期的沉积，古土壤代表一个湿润时期的沉积，这样看出一个时期的气候变 化。但这个工作当时做得很不成熟，不敢拿出来发表。这件事在我的脑海里 一直到７０年代，国际上对此方面的研究多了起来。从６０年代到８０年代 达到了黄土研究的鼎盛时期。８０年代我取了一些黄土样品到瑞士进行古地 磁磁化率特性分析，和国内外的大量资料对照，注意到黄土和古土壤所反映 的气候变化基本一致，由此断定研究黄土与古代环境的变化具有全球性的意 义，从而把黄土研究的意义升级到了世界性的研究，把中国的黄土研究提高 到全球性气候变化的问题，而并不仅仅局限于中国的问题了。于是我就提议 在西安成立了一个黄土研究室，从而使得我们对黄土的研究更进了一步。 如果以时间的划分来区别研究的进程，应该说５０～６０年代是初步认识 阶段，６０～７０年代我们还做了黄土高原地方病的调查。７０～８０年代 我国的黄土工作从区域性的地质现象变为一个全球性的地质问题。８０～９ ０年代掌握从黄土的研究得到的信息和全球气候变化的关系，这就是我们对 黄土一步一步认识的深入过程。 创造黄土农业奇迹 １９９８年我和张新时院士一起从新疆开始了黄土高原可持续发展农业资 源考察，从我自己而言，我首先是想看一看黄土区４０多年以来的变化。直 观感觉就是４０多年来黄土高原的变化，我国水土保持和生态的恢复与生态 治理成绩可以说是举世无双的。在全世界来说是一个了不起的大变化。这样 的变化世界各国都没有做到。 当然中国的黄土高原有４０多万平方公里，这么大的黄土高原固然有它的 特点，但是如果我们和世界其他地方相比，比如说欧洲的德国、匈牙利、罗 马尼亚、波兰等地的黄土高原，能种地的就种一点，不能种地的就没人管 了。美国也是如此。对他们来说，黄土等于一个废弃物。 而从中国来说，５０年代我们在黄土高原上考察时只看到少有的几棵老头 树，现在以洛川地区为例，７０年代才听说有苹果树，没有想到到现在短短 的２０年间都变成了苹果产业化基地，并影响到人们生活的改变，植树取得 的成绩是非常显著的。而这种自然环境的恢复不是一年两年，也不是十年八 年所能完成的，这需要很长时间，甚至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取得预期效果。 再造一个黄土绿色奇迹 过去总觉得退耕还林就是把不适合耕种的田退下来，植树造林在认识上显 得很被动。但在这次看了以后，感觉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自然环境生态的改变 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退耕还林本身不是一种被动的生态措施。 由于我们退耕还林草，马上会引起一系列变化：退耕还林草之后，草长起 来了，畜牧业也就起来了，就会发展。畜牧业发展了以后自然对农业就有了 促进，合适的地方可以种植果树之类的经济林，所以退耕还林草以后不仅减 少了水土流失，又使我们的农业结构有了改变，农业从粮食的生产到经济作 物的生产，畜牧业从放牧到饲养。退了耕的农民有一个移民问题，而移民很 自然是从一个从贫困的环境到一个相对富裕的环境。 小流域治理也是这样，在山西、陕西，我们看到小流域由一户来承包，实 际上一户并不是一家人，而是一个农业企业，可以找人来规划山顶上种什 么，山腰种什么，山脚种什么，山沟又种什么，把一个流域作为一个系统的 环境来治理，这个方向意味着将来我们的农业会像工业一样迅猛而有序发 展，这个发展方向是令人兴奋的。这样就把原来对环境问题的消极的认识和 消极的办法变成积极的，由一个彼此不相干的生态事件变成一个系统的生态 循环。 这样的工作继续下去，黄土高原肯定会有一个新的面貌。 如果我们把黄土高原的问题解决了，对西部大开发是非常有利的，而且黄 河的泥沙问题就能得到解决。实际上现在世界最大的问题也是资源环境的保 护问题，对于世界的将来而言，对环境和生态而言，中国的黄土高原做出了 一个很好的榜样。 ◇◇新语丝(www.xys.org)(xys10.dyndns.org)(groups.yahoo.com/group/xys)◇◇